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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罪证与受害者记录
China: Archive of Communist Crimes &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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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案 | 危志立Case 168 | Wei Zhili

危志立,广州大学新闻系出身的劳工编辑,大学献血时读到一本尘肺宣传册,从此把命搭在工人身上:2010年毕业进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2013年与杨郑君、柯成兵合办劳工媒体「新生代」,替为深圳打钻、肺先坏掉的湖南工人写报道、教法律、陪维权,账号封了就重开、文章删了就重发;2019年1月主编杨郑君先被抓,他明知危险仍不收手,3月20日凌晨两点在广州父母家被深圳警方抄家带走——警察当面对他母亲说,你儿子没买房、没孩子、没正经工作,被洗脑了,要带走再教育——其后五天杳无音讯,妻子郑楚然跑遍公安机关寻人,3月28日律师会见时他卷发已被剃光,4月19日又被转入本只适用于国安重罪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柯成兵的父亲被扣十小时逼签解聘书一道,三名编辑先后被宣布「自愿解聘」了家属律师;郑楚然写长文、跑一万公里、每日贴面具照片声援,自己的账号却接连被封;2019年7月联合国四专家发出紧急呼吁,2020年4月24日,在被关十三个月之后,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作出判决的法院叫什么名字、判决书写了什么,至今无公开记录。Wei Zhili, a Guangzhou University journalism graduate turned labour editor, read a pamphlet about pneumoconiosis while donating blood at university and gave his life to workers from that day: the Hand-in-Hand Workers Centre in Shenzhen after graduating in 2010, then in 2013 co-founding the labour platform iLabour with Yang Zhengjun and Ke Chengbing, writing about, advising and standing with the Hunan migrant workers whose lungs had been ruined drilling Shenzhen's foundations — reposting every deleted article and reopening every closed account. When editor-in-chief Yang was seized in January 2019 he knew the danger and did not stop; at 2 a.m. on 20 March 2019 Shenzhen police took him from his parents' home in Guangzhou, telling his mother to her face that her son had no house, no children and no proper job, had been brainwashed, and was being taken away for re-education. Five days of silence followed while his wife Zheng Churan — herself one of the 2015 Feminist Five — searched bureau after bureau; by his lawyer's meeting on 28 March his curly hair had been shaved off; on 19 April he was moved into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a secret-detention tool the law reserves for state-security cases; and, in the same weeks that Ke Chengbing's father was held ten hours without food to sign away his son's lawyer, all three editors were announced to have 'voluntarily dismissed' the lawyers their families had hired. Zheng wrote their story, ran for him, posted a mask photograph every day, and had her own accounts shut one by one. Four UN experts appealed in July 2019. On 24 April 2020, after thirteen months in custody, he was sentenced to one year and six months' imprisonment, suspended for three years — and the name of the court that sentenced him, and anything his judgment says, has no public record to this day.

时间
约1988至1989年生(2019年3月被抓时多家报道作三十岁;确切出生日期无公开记录);广州大学新闻专业,2010年毕业(国际特赦组织口径);大学期间献血时读到一本尘肺病宣传册,二十岁上下立志助工,大四加入社会学家潘毅的尘肺工人生存状况调研团队;毕业后在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工作,中心被迫关停后转做劳工媒体编辑;2013年与杨郑君、柯成兵共同创办并编辑独立劳工媒体「新生代」(英文作iLabour,后亦称Weigonghui);2014年11月起新生代微信公众号被反复关停(2014年11月、2017年1月、2018年11月各有记录);2018年11月,湖南尘肺工人在深圳维权遭警方以辣椒水等驱散,新生代报道后新开的微信号再被封;2019年1月7日,约五十名湖南尘肺工人再赴深圳要求答复、被拦截遣返;2019年1月8日,主编杨郑君在广州被深圳警方带走,2月6日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9年3月20日凌晨约两点,危志立在广州白云区父母家中被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警察带走(保护记者委员会转述其妻说法作龙华分局,并列存档),无出示逮捕证,电脑手机被抄走,同日柯成兵在广州海珠区黄埔村家中被带走;2019年3月26日,家属才被电话告知他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押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3月28日,家属律师范标文好不容易会见成功——他已被剃去卷发、换上灰色囚服,自述未遭刑讯逼供、但被辱骂「不孝、被工人利用」;2019年4月19日(国际特赦组织作4月20日获悉),他与柯成兵被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落不明、律师不得会见;2019年4月22日,三家家属联名致信深圳坪山区检察院;4月23日,国安人员将柯成兵之父在其单位扣留十小时、不给饭,逼其签下解聘儿子律师的文书;2019年7月19日,四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就三人被任意拘押与强迫失踪发出紧急呼吁(UA CHN 14/2019);2019年8月,警方告知三家家属:三人已被正式逮捕、关回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且都已「解聘」家属律师、「自愿」另聘新律师;2020年2月,潘毅撰文指出家属已被告知案件将开庭、却因疫情搁置,三人如在黑洞之中;2020年3月20日,被抓满一年,前线卫士组织发文时三人仍在押;2020年4月24日,三人受审并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文件转述,中方从未向该委员会提交判决书副本,作出判决的法院名称无公开记录);此后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2021年5月第124届会议记录称,据来源信息三人「据报已获自由」——确切获释日期无公开记录;缓刑三年按2020年4月24日判决起算约于2023年4月届满(此系本站按刑期算术推算,非任何来源的确认),届满与否、获释后有无持续监控,均无公开记录
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出生与成长地存疑不写——只钉可核项:广州大学就读地、2019年3月20日在广州白云区父母家中被抓地;柯成兵同日在广州海珠区黄埔村被抓;杨郑君同年1月8日在广州被抓);广东省深圳市(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与新生代报道对象所在地、湖南尘肺工人维权地、关押地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办案单位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湖南省(尘肺工人的家乡,他们早年在深圳建筑工地打钻吸入花岗岩粉尘致病,多来自同一个村);香港(2019年3月社会民主连线在中联办外抗议声援三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地点,自始至终无公开记录
人物
危志立(朋友称「小伟」,2019年被抓时三十岁,广州大学新闻专业出身,身高约一米八,长卷发是其标志——入所后被剃掉;笔名「马小玲」,新生代编辑,主笔「妇女周报」等栏目,写女工的月经假、产假、职场性骚扰与家务负担);其妻郑楚然(昵称「大兔」,1989年前后生,2015年「女权五姐妹」之一,因计划在三八妇女节派发反性骚扰贴纸被北京警方抓捕、关押三十七天后取保获释——丈夫被抓后,她是全案最主要的公开声援者:写长文、跑看守所、发起跑步一万公里与每日面具照片声援);杨郑君(昵称「包子」,新生代主编,2019年1月8日先被抓,三十三岁口径);柯成兵(昵称「老木」,新生代共同创办人,专长基层与农村议题,2019年3月20日同日被抓,二十九岁口径);范标文(危家聘请的律师,2019年3月28日会见成功者);潘毅(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危志立大学时代的偶像与调研带队人,2020年2月为三人公开撰文);危志立的父母(母亲在港口做行政工作三十年,父亲做过工人、出租车司机与精神病院护理员;抓人当天警察当面对其母说的一番「没买房、没孩子、没正经工作」的话,见正文)
机构
新生代/iLabour(2013年由危志立、杨郑君、柯成兵共同创办编辑的独立劳工新闻与倡导平台,宗旨自述为「促进经济民主、维护劳动价值、建设公正社会」,除报道外亦为权利受侵害的工人提供咨询;其微信公众号2014年起被反复封停);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危志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单位,后被迫关停);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本案办案单位,其局长宋一阳是国际特赦组织紧急行动的呼吁对象;保护记者委员会转述作龙华分局,并列存档);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三人刑事拘留与正式逮捕后的关押地);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意见与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2019年7月19日联名紧急呼吁;强迫失踪工作组2021年又据来源信息将三人案作「已澄清、据报获自由」处理);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在其案件审理中记录三人2020年4月24日受审判刑,并一再要求中方提交判决书副本而不得);国际特赦组织(2019年3月27日、4月25日、7月26日三度发布紧急行动);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前线卫士组织、人权观察、中国劳工通讯与维权网、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均为三人发声的机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将三人列入政治犯数据库,编号2019-00127至00129)

一、先钉住四处更正:同案人、刑期、年份,和一个查不到的法院

危志立这份档案,开头先把四件最容易被写错、且本站核查中确实见到错误版本流传的事钉死。第一,同案人是谁。与危志立同案的,是新生代主编杨郑君与共同创办人柯成兵,三人被海外声援界合称为「新生代三编辑」或「iLabour三人」。任何把同案人写成其他姓名(例如「丁妍」)的版本,本站本次核查在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文件、保护记者委员会、人权观察、前线卫士组织与郑楚然本人长文中均无一字依据——三人的名字在每一份一手与机构来源里都一致:杨郑君、柯成兵、危志立。丁妍其人是否另有其案,与本案无关,本站不挂靠。

第二,刑期。本站见到过「2021年判刑三年」的说法,与可核来源对不上。可核的最硬记录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的案件文件:杨郑君、危志立、柯成兵三人于2020年4月24日受审,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同日同批被判的还有深圳春风劳工服务中心系统的张治儒等五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不同幅度的缓刑)与佳士案的四名工人——2020年4月24日是深圳当局集中宣判2018至2019年劳工镇压整批案件的日子。第三,年份随之更正:审判与宣判在2020年,不在2021年;所谓「2022年3月获释」,与缓刑判决的形态亦对不上——判缓刑的人不在监狱里服完三年,详见第十五、十六节。第四,法院。本站遍查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CECC与各人权机构文件,没有任何一份写出作出判决的法院名称;中国政府从未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交过判决书副本,该组织文件里对此用的词是「深表遗憾」。所以本页只写:2020年4月24日受审判刑,法院名称与判决书全文无公开记录。谁要是写出了某区法院的名字,那是猜的。

二、港口边长大的孩子:书、工人,和一本尘肺宣传册

危志立的出身,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他妻子郑楚然2019年3月被抓后数日写下的长文《再一次隔着高墙》——那是全案最重要的一手叙述,本页关于他前半生的部分都以此为据、标其来源。按郑楚然的记述:他生长于港口边,祖父是1949年前的港口工人,后来做装卸工、被评过劳动模范;母亲在港口做行政工作三十年,父亲做过工人、开过出租车、在精神病院做过护理员。家里不富裕,但父母在买书上从不吝啬:他中学时偶然翻到《资本论》,觉得有意思,母亲给他买了简装本,他读完又去学校图书馆把砖头厚的足本从头读到尾。少年危志立在港口边看着老工人把腰累坏、躺在那里疼得面无表情,也看着工人们彼此像兄弟一样搭手——郑楚然说,工人的处境就这样在他心里扎了根。

决定他一生的那一下,发生在大学。按郑楚然的记述,他二十岁上下,有定期献血的习惯,一次在学校献血站排队时,随手翻了公告栏边一本职业健康宣传册,那一期讲的正是尘肺工人的惨况:黑得像蜂窝的肺、抱着哭泣孩子的老人。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得了尘肺,几秒钟喘不上气。他在广州大学读新闻专业,却逃了无数的课——室友回忆,别人逃课是去宿舍打游戏,他逃课是跑去中山大学听课;他在那里结识社会学系的师生,大四那年加入社会学家潘毅的调研团队,走访数省、调研尘肺工人的生存状况。回来之后,他的职业决定就下了:帮助工人。此后没有回过头。这一节本站按郑楚然的记述存档——它是妻子笔下的丈夫,有感情滤镜,但书名、学校、专业、潘毅团队这些可核的骨架,与国际特赦组织「2010年大学毕业后投身劳工与女权议题」的简介口径互洽。

三、手牵手与新生代:一个劳工编辑的日常工作

按郑楚然的记述与国际特赦组织的简介,危志立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与组织支持。手牵手后来被迫关停,他转去做与本专业对口的事:给劳工媒体当编辑。前线卫士组织与联合国文件一致记述:2013年,危志立、杨郑君、柯成兵三人共同创办并共同编辑独立线上媒体新生代(iLabour,后亦称Weigonghui),自述宗旨是「促进经济民主、维护劳动价值、建设公正社会」;平台除了报道劳工新闻,还为权利被侵害的工人开咨询通道,教他们法律、帮他们递投诉。

他的编辑日常,郑楚然写得最具体。他写文章爱用香港电影截图讲工人的生活;新生代同仁用马克思主义框架分析劳资关系,笔名都冠以「马」姓,他的常用笔名叫「马小玲」——取自港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女主角,郑楚然特意说明:他不是那种喊口号挥旗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工人爱读的写作者。他主笔的「妇女周报」栏目,谈女工的月经假、职场性骚扰、产假、家庭暴力与家务负担——一个劳工编辑同时写女权议题,这在他妻子眼里毫不奇怪:他们俩一个是劳工活动者、一个是女权活动者,互相把对方拉进了自己的战场。他也常出门见工人,工友们在社交媒体上说起他,总说他衣服太旧、想凑钱给他买新的;有年长女工塞给他水果零食,让他带回家分给家里人。把这一节写细,是为了在看后面的指控时心里有数:这个案子里被定罪的「行为」,就是这些——写文章、开咨询、陪工人递状子、到现场去。

四、封号史:2014年起,这个平台的账号就活不长

新生代与审查的拉锯,联合国2019年7月19日的紧急呼吁里有一份现成的年表,本站照录并标其来源:2014年11月,新生代的微信公众号应政府要求被微信关停——这是多次封停的第一次,此后账号几度重开又被关;2016年4月,平台微信号转发黑龙江煤矿工人抗议的文章后,柯成兵被警察讯问;2017年1月,平台发表广州工人罢工的文章后,微信号再次被关;2018年11月,新生代新开的微信号发布了湖南工人在深圳抗议遭警方以辣椒气体驱散的消息,随即又被关停。封号之外还有删帖:郑楚然记述,他把工人维权的文章一篇篇反复重发,删了就再发,「把每一个字都当作从工人血里榨出来的」。

这一节单独立出来,是因为它构成了理解2019年抓捕的一把钥匙:当局对付新生代,先用的是平台工具——封号、删帖、讯问编辑,一样一样来,用了四年多。到2018年底,湖南尘肺工人那条线已经不是「报道」能了结的了:工人们在实地抗争,编辑们在实地陪着。工具箱里剩下的最后一件,就是抓人。

五、尘肺工人:为深圳打钻的人,肺先坏了

三名编辑最后几年工作的重心,是湖南籍尘肺工人。事情的轮廓,各来源一致:这批工人多来自湖南同一个村,壮年时来深圳做建筑打钻工;深圳地下多是风化花岗岩,质地硬,打钻扬起的细粉尘钻进肺里。防护设备极差——郑楚然写,有人每天下班把口罩洗一洗,第二天戴着同一只口罩下井。肺就这样一点点毁掉:起初被当成肺结核治,后来才确诊是这种「不知道的病」。尘肺不可逆,病人咳出黑痰、呼吸时胸口剧痛,只能等着,一面看着家里的老人孩子。他们为深圳盖起了高楼,然后站在自己盖起的楼群里讨补偿——卡住他们的是两道关:有医生拒绝出具诊断证明,用人单位拒绝确认劳动关系。没有诊断、没有劳动关系,就没有工伤认定,就没有钱。

新生代三人做的事,按人权观察的概括,是三样:帮尘肺病人提高公众关注,给他们讲相关法律,陪他们一起抗争。郑楚然记述的一个细节本站留档:危志立很少哭,但他讲起一个工人家庭时哭了——那位工人因尘肺去世,临终疼得喘不上气;他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死于同一种病;如今只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同样得了尘肺、日渐衰弱的最小的儿子。他没在祖父葬礼上哭,没在妻子2015年被抓时哭,没在打篮球摔断手臂时哭——只在那里哭过。2018年11月,湖南尘肺工人赴深圳维权,遭警方暴力对待、被以辣椒气体驱散(联合国文件作辣椒气体,郑楚然与其他报道作辣椒水,措辞并列存档),连家属乃至孕妇都被推搡。他明知风险——劳工活动者正一个个被抓——还是那句话,据郑楚然记述,他对她说:「我必须帮他们,无论如何。」

六、大背景:佳士之后,深圳劳工圈的整片收网

危志立案不是孤案,它是2018年夏开始的一整片收网里的一格。时间线摆开:2018年7月,深圳佳士科技工人试图依法组建工会,被抓数十人,声援的学生与活动者此后陆续被带走、被失踪、被拍认罪视频——人权观察2019年4月的文章里说,与佳士案相关联的工人与学生活动者当时仍有四十多人在押。2019年1月20日,深圳警方再抓五名劳工NGO人士:深圳春风劳工争议服务中心主任张治儒与前员工简辉、宋佳慧,劳工活动者吴贵军、何远程,五人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宝安区看守所——他们与佳士并无直接牵连。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当时对媒体点评:当局是在对「广泛支持工人正当抗争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做协同式的收紧。本站把这一格摆在这里,是要说明新生代三人的被抓顺序:先是佳士的工人和学生,再是老牌NGO的负责人,最后轮到做媒体的编辑。每一步都比上一步离「抗争现场」更远一步——轮到编辑时,被抓的已经不是罢工者,是记录罢工的人。

七、2019年1月8日:主编先被带走

三人里先倒下的是主编杨郑君。按联合国紧急呼吁所载信息:2019年1月7日,一批他一直在协助的湖南尘肺工人来到深圳,要求当地政府就他们的投诉给出答复——前线卫士组织的版本作约五十人,工人在出发与抵达环节被警方拦截、强行遣返。次日,1月8日,深圳市公安局与广州市公安局一个住宅区分局(联合国文件英文转写作Yuzhu Residential District branch)的警察来到杨郑君在广州的住处,把他和同屋三人一并带走:没有出示逮捕证,没有告知理由,房间被搜,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被抄走;约十名警察中,只有一人应他要求出示了证件。同屋三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获释,据报被问的都是他们与杨郑君的关系、以及杨为尘肺工人奔走的事。杨郑君被关进深圳市第二看守所,直到2月6日被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罪名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属「扰乱公共秩序」一类;而刑诉法第七十五条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只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特别重大贿赂的嫌疑人。他的家人与律师没有收到这项变更的正式通知,从那天起,他关在哪里,无人知道。

主编消失之后,剩下的两个人没有停。柯成兵与危志立继续报道、继续陪湖南工人——这是郑楚然长文与前线卫士组织共同记下的事实。她写,她几次想开口劝丈夫收手,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因为工人实在太苦;而他也怕,他说过他们互相打气的那句老话:「双脚吓得发抖,但怎么能不做呢?」2019年1月到3月这段日子,是本案里最沉的一段:他们清楚地知道杨郑君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还是把文章发了下去。

八、2019年3月20日凌晨两点:父母家里的那场抓捕

2019年3月20日凌晨约两点,危志立在广州白云区父母家中被带走。按联合国文件:执行的是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警察,没有出示逮捕证;警察对他父母说,带他走是去「教育」他,因为他「被洗脑了」,还说他通过活动「扰乱了公共安全」「反对共产党」;他的电脑与手机被抄走。国际特赦组织第一份紧急行动记述了更多现场细节:警察搜查他的房间并讯问约一小时后才把人带走,对他父亲说抓他的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称将刑事拘留、过几日会寄正式通知。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版本有一处出入:据郑楚然在脸书的记述,抓人的是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的警察——办案单位坪山与龙华两说并列存档,本站以联合国与国际特赦文件共同指向的坪山分局为主口径(国际特赦的呼吁对象即坪山分局局长宋一阳),龙华说标明来源、不删。还有一句话是警察当面对他母亲说的,郑楚然一字不差记了下来:你儿子读了个好大学,却没买房、没孩子、没个正经工作,我们要把他带走再教育。同一天,柯成兵在广州海珠区黄埔村的家中被坪山分局警察带走,同样没有出示逮捕证,押往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他的家人直到4月3日——整整两周后——才收到正式的拘留通知,而刑诉法第八十三条要求的是二十四小时内通知。

抓捕的用词值得单独钉住:对父母,它叫「教育」与「洗脑」;对法律文书,它叫「寻衅滋事」。警察在客厅里说的那套话——没房、没孩子、没正经工作——不是法律语言,是另一种审判:先判定你的人生不合格,再把帮助工人解释成被洗脑。郑楚然在长文里回敬了这一条:他们被主流社会看作没有正经工作的人,却是工人眼里最善良的人;在一个不买房、不生孩子都像罪过的社会里,帮助别人反倒成了寻衅滋事。

九、失踪的五天与3月26日那通电话:郑楚然是怎么找人的

人被带走后,整整五天,父母与妻子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郑楚然的长文把这五天写成了流水账,本站照录其骨架:她跑了三个公安局、两个派出所,一路哭;她上访;她打12389公安督察热线、打110报警称丈夫失踪、打12345市政服务热线投诉;她的微博帖子被转发六千多次。她安慰公婆和自己的父母;她咳血、失眠、饿却吃不下、腹泻,睡十分钟就惊醒看手机有没有消息。用她的话说:你最爱的人失踪了,手握权力的人拒绝告诉你他在哪里,这跟把一本爱情小说从中间撕掉有什么区别?

2019年3月26日,她正打算挨个去问深圳每一家看守所,警察来电:危志立被深圳坪山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关押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警察说拘留通知已经寄出,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收到。她写道,她从来没有因为接到一通拘留通知电话而这么高兴过——至少这说明他是被正式关押,而不是就这样失踪、任人处置。她立即请了律师,律师申请会见,警方说这是敏感案件、预约后四十八小时才能见。3月28日,律师范标文终于见到了他——用律师自己的话说,是「幸运」,差一点就见不到:办案单位阻挠会见的花样很多,比如把提审排在会见时间、或者干脆不让预约。会见带回的消息:他标志性的卷发已被剃掉,换上灰色囚服,状态尚好;他确认新生代三名编辑——杨郑君、危志立、柯成兵——都关在同一家看守所,原因都是帮助尘肺工人。他告诉律师,自己没有遭到为逼供而实施的酷刑,但警察不停辱骂他,说他对父母不孝、被工人利用了。另据香港自由新闻(HKFP)经范标文律师转述的一条:警察曾强迫危志立返回广州住所搜查,并声称在他家搜出几部他偷来的手机——郑楚然斥之为谎言,是「用来羞辱他的愚蠢借口」。此条为单一媒体经律师转述口径,本站标明等级存档。

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寻衅滋事的案子,用了国安案件的关法

2019年4月19日,危志立与柯成兵被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国际特赦组织4月25日的紧急行动作:警方通知危的父母,自4月19日起他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关于危的行动标题日期作4月20日转入,两说差一日,并列存档)。从这一天起,他们关在哪里,无人知道;律师不得会见,家人不得联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问题,联合国四名专家在2019年7月19日的紧急呼吁里说得毫不含糊:按刑诉法,这一措施只应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特别重大贿赂的嫌疑人;而三人的罪名寻衅滋事,是刑法里「扰乱公共秩序」一类的普通罪名。把国安案件的秘密关押工具,用在一个寻衅滋事案子上,效果就是专家们在信里用的那个词——强迫失踪。前线卫士组织后来补充了一个程序细节:三人是在最初的三十七天刑事拘留期满之后被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三十七天是刑拘的最长期限,期限一到、人还不想放,就换一个名目继续关,且关进没有地址的地方。

郑楚然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恐惧,HKFP的报道里有原话:这种关法里,人可以从街上消失长达六个月,被单独关在司法系统之外运转的定制监狱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安全。我们听说过很多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她的担心不是凭空的修辞——同一时期佳士案与其他劳工案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待遇已有大量公开指控。本站对危志立本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待遇,只掌握他自己在转入之前对律师说的那一句:未遭刑讯逼供、但被辱骂。转入之后那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无公开记录,本站不猜、不补。

十一、「被解聘」的律师们:这个案子怎样系统性地切断辩护

本案最值得逐日钉住的,是辩护权被切断的全过程,因为它的每一步都有文件日期。2019年4月22日,三家家属联名致信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检察院,说明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要求放人,并表达对三人在押期间安危与酷刑风险的担忧。次日,4月23日,国家安全人员到柯成兵父亲的工作单位,把老人扣留十小时、不给饭,直到他签下一份解聘儿子律师的协议;4月23日至24日,柯的律师就不得会见与老人被扣两事向坪山区检察院投诉,检察院回复称:据坪山分局提供的信息,柯的家人已解聘律师——对分局违法行为的投诉,检察院只字未答。4月25日,杨郑君的律师向坪山分局申请取保候审,次日申请会见,警方说手里没有杨的案卷、让去市局;到了市局,又被告知负责案件的「专案组」无法直接联系、不给负责人姓名、申请要走信访办公室递。5月14日,危志立家属聘请的两名律师之一向坪山分局申请会见,被拒——当局称危已书面声明解聘了另一名律师、且不承认其他任何人作其辩护人。5月20日,杨的律师再次申请取保与会见,被告知杨早在2月已书面声明只接受自己委托的律师;律师要求看那份声明,答复是:要先预约。

到2019年8月,警方正式通知三家家属:三人已被正式逮捕、关回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同时通知的还有一件事——三人都已「解聘」家属聘请的律师,并且都已「自愿」另行聘请了新律师。把时间线连起来看,「自愿」二字是怎样炼成的,一目了然:先把人关进与世隔绝的指定居所,再扣住一位父亲十个小时逼签,再用一张家人永远看不到的「书面声明」挡住所有会见,最后宣布解聘完成。本站的存档口径是:三人「解聘」律师的说法全部出自办案机关单方告知,无任何一份声明原件向家属或公众出示过;联合国专家与前线卫士组织均将此列为本案的核心程序指控之一。一个人被秘密关押数月之后「自愿」换掉家人请的律师——这句话的可信度,读者自有判断。

十二、郑楚然的声援战:长文、明信片、一万公里与每日面具

丈夫被关的这些年里,郑楚然打的是一场公开声援战,而她本人正是2015年「女权五姐妹」之一——2015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她与魏廷廷、王曼、武嵘嵘、李婷婷因计划派发反公交性骚扰贴纸被抓,五人关押三十七天后在国际声援声浪中取保获释。她太知道「被忘记」意味着什么了。她对HKFP说的那句话给整场声援定了题:「我想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真心关心工人和他们的权利。我不想让人们忘记他。」

她的打法一件件都有公开记录。第一件是那篇长文:被抓后数日,她写下她与危志立六年的故事——从他在工业区弯腰捡起她随手扔的烟头讲起——明知会被删,仍写,说要尽最大努力让世界知道危志立的故事。第二件是明信片:人权观察2019年4月1日的文章以她寄给丈夫的明信片开篇,上面写着「全世界都在等你回来」,和香港Beyond乐队《光辉岁月》里那句「风雨中抱紧自由」——那首歌早已是港式抗争的圣歌。第三件是跑步:她发起跑步一万公里为丈夫呼吁的行动,在推特上每日更新进度。第四件是面具:她约定每天在推特贴出一张声援者戴着三名被关者面孔面具的照片,直到他们获释——她说,这能抵一抵与丈夫分离的痛。第五件是她自己的身体与生活付出的账:HKFP记述,她在丈夫被抓后的几个月里食欲全无、患上慢性喉炎,夜里哭着想他的健康——他胃不好,她盼他别病倒。她为他咳过血,见第九节。

声援的代价也逐项落在她身上,且都有记录。用了五年多的微信账号被突然下线,新注册的几秒后就被禁止公开发帖与群发;她用来讲丈夫故事的微博账号被封;她微信钱包里的七千五百元一度被平台方扣下,她投诉并在公众号上公开此事后才获退款,而那个公众号随后也被删除;国际特赦组织在紧急行动里专门记下一笔:郑楚然仅仅因为公开谈论丈夫的拘押,就持续遭到骚扰。她自己的比喻是:他们把他带走,还不许我哭出声;他们割掉我的声带,不许我当众为他掉一滴眼泪。本站把这一节与上一节并排存档,是因为它们是同一套机器的两个出口:对在押者,切断律师;对在外的妻子,切断账号。

十三、工人们的回响与香港的声援:出发站台上的拦截

声援不只来自妻子。三人帮助过的湖南尘肺工人听说危志立被抓,哭了——这是郑楚然长文里的原话——他们随即要去深圳讨个说法,被警方拦截、没能到达目的地。人权观察的版本给出了人数与地点:一百多名湖南尘肺病人决定赴深圳声援,在出发的火车站就被警方拦下。HKFP另记:约一百名尘肺工人联署请愿,要求释放危志立与另两名被关编辑。一群肺已经坏掉、呼吸都疼的人,试图坐火车去为帮他们写文章的人讨说法,在站台上被拦回去——本案所有声援记录里,本站认为这一条最重。

墙外还有香港。2019年3月,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到中联办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杨郑君、危志立、柯成兵,并停止打压网络媒体。国际声援的消息据HKFP记述来自美国、法国等地。本站如实标注这一节的限度:这些声援没有改变三人的处境一天——他们照样被转入指定居所、照样被「解聘」律师、照样在一年后等来一场家人无从旁听的审判。声援的意义不在即时效果,在记录本身:如果没有郑楚然的长文、工人的请愿与这些机构的逐日文件,危志立这个名字连同他那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的判决,都不会留下任何公开痕迹——事实上,直到今天,他的判决书仍然没有痕迹,见第十五节。

十四、国际反应全录:从记者组织到联合国四专家

国际反应按时间钉住。2019年3月21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文要求立即释放危志立,并指出柯成兵同日失踪、疑在警方手中,杨郑君已被关押两个月;3月27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第一份紧急行动(UA 37/19),呼吁写信给坪山分局局长宋一阳;3月28日,无国界记者呼吁释放三名调查工人处境的记者;4月1日,人权观察发表《中国劳工活动者「风雨中抱紧自由」》,把三人案放在佳士案后全国劳工镇压的脉络里;4月25日,国际特赦组织第二份紧急行动,专记危志立被转入秘密关押;7月19日,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意见与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四方联名向中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UA CHN 14/2019),就三人被任意拘押、强迫失踪与被控罪表达严重关切,并逐项质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与律师会见的阻挠;7月25日,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发表声明要求释放被关劳工维权人士,其中专节记述新生代三人;7月26日,国际特赦组织第三份紧急行动,把危、柯二人列为「秘密关押中的劳工活动者」;8月8日,保护记者委员会致信深圳当局,要求释放三名编辑并终止全部法律程序。中国官方对这一整串呼吁的公开回应,本站本次核查未见——深圳与广州警方在抓捕之初对法新社与保护记者委员会的问询均「未立即回应」,此后亦无公开答复记录,标无公开记录。

十五、漫长的候审:疫情、黑洞,与2020年4月24日的那场审判

2019年8月正式逮捕之后,案件进入了没有声音的阶段:没有开庭公告,没有起诉书公开,没有家属旁听的消息。2020年2月26日,潘毅在香港发表文章,专为三名编辑的处境发声——她写道,2018年下半年以来劳工维权者接连被抓,有的被关押八九个月后获释,但新生代三名编辑的命运仍未可知;公安从侦查一开始就严重侵犯隐私;法律明定被捕者有权自选律师,当局却一再要求他们辞退家属聘请的律师、改用指定律师;家属已被告知案件即将开庭,却因疫情被搁置,三人无正当理由地继续被关着,看守所里发生什么无人知晓,「如同黑洞」。潘毅是危志立大学时代加入其调研团队的老师,这篇文章是师生关系在七年之后的一次回响。2020年3月20日,被抓满一年,前线卫士组织发文纪念:柯成兵与危志立被关已满一年,杨郑君被隔绝关押已逾十四个月,三人仍关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寻衅滋事罪最高可判十年。

然后是2020年4月24日。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的案件文件记述:杨郑君、危志立、柯成兵三人于该日受审,以涉嫌寻衅滋事(文件英文作provocative offences)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同一天,深圳春风系统的张治儒、简辉、宋佳慧、吴贵军、何远程五人亦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不同幅度的缓刑——一整批2018至2019年劳工案子,在同一天以同一种方式收尾:定罪、缓刑、放人、不公开判决书。本站对审判本身所能钉住的只有这一行机构记录:开庭是否公开、家属是否获通知到场、三人是否认罪、法庭上有没有律师、律师是谁——全部无公开记录。国际劳工组织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提交」包括三人案在内的全部相关司法文书副本,文件里写明:委员会「深表遗憾」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没有提供。起诉的时间与起诉机关,本站亦未在公开来源中查得,标无公开记录,不以常理推定填充。

十六、获释:没有日期的那一页

判缓刑意味着刑不必实际执行:三人自2019年初起已被连续关押十三个月至十五个半月(危志立自2019年3月20日算起,至2020年4月24日为十三个月零四天),宣判之后理应获释回家、在三年缓刑期内接受社区矫正。但是——确切的获释日期、获释地点、有没有迎接、他回家后第一句话说了什么,本站本次核查在所有来源中均未查得,一律标无公开记录。本站能钉住的最近一个「已获自由」的机构节点,是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2021年5月第124届会议的报告:工作组据来源提供的信息,将柯成兵、危志立、杨郑君三人的案件作澄清处理,记录三人「据报已获自由」(reportedly at liberty)。一份强迫失踪案件的「澄清」,在联合国程序里的意思,是失踪状态已经结束、人已有着落——这是三人重获自由在国际文书里的唯一正式落点,时间在2021年5月之前,方式不详。

这一节还要正面处理那个流传的错误版本:「2021年判刑三年、2022年3月获释」。本站的核查结论是:该版本与国际劳工组织记录的2020年4月24日判处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完全冲突,且在联合国、CECC、国际特赦组织等任何机构来源中均无支持;2022年3月这个时间点,恰是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审议本案并发表报告的月份(其第397号报告经2022年3月理事会会议批准)——错误版本很可能源于对机构文件日期的误读。本站以国际劳工组织的记录为准,错误版本在此登记、予以更正,不入正文时间线。

十七、缓刑三年届满之后:公开记录到此为止

按判决起算,三年的缓刑考验期约于2023年4月届满(2020年4月24日加三年;缓刑考验期的确切起算点以判决书为准,而判决书无公开记录,故此日期为本站算术推算、非来源确认)。缓刑期间,按中国法律他须接受社区矫正:定期报告、离开居住地须批准、不得重犯——这些是缓刑的法定内容,本站只作制度说明,不声称掌握他个人被监管的具体细节;他个人在缓刑期内被如何监管、期满后有无持续的维稳监控、能否自由旅行与工作,均无公开记录。获释之后,他没有再出现在任何公开报道里:没有新的文章,没有受访,没有再被抓的消息,也没有他恢复编辑工作的记录。郑楚然在2020年之后的公开活动记录,本站本次核查亦未见与丈夫近况相关的新内容。一对曾经把生活摊在阳光下写的夫妻,从此在公开记录里一起沉默了下来——这沉默本身是什么原因,本站不猜:可能是缓刑的代价,可能是疲惫,可能只是想过日子。档案的规矩是把沉默记为沉默。

十八、并列存档:各来源之间的分歧与未核事项

其一,同案人:三人名单在全部来源中一致为杨郑君、柯成兵、危志立;「丁妍同案」说无任何来源支持,见第一节。其二,刑期与年份:国际劳工组织文件作2020年4月24日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2021年判三年」说无来源支持,见第一节与第十六节。其三,办案单位:联合国与国际特赦文件作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保护记者委员会转述郑楚然脸书记述作龙华分局,并列。其四,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日期:联合国文件作2019年4月19日转入;国际特赦组织行动标题作4月20日(其正文作警方通知家属自4月19日起执行),差一日,并列。其五,危志立被抓地点细节:联合国文件作广州白云区父母家;国际特赦组织第一份紧急行动的信件模板作「深圳家中」、凌晨两点、搜查约一小时——地点以白云区父母家为各来源共识口径,国际特赦模板的「深圳」字样疑为模板之误,登记备考。其六,大学毕业年份:国际特赦组织多份文件作2010年毕业;其一份美国分会网页作2001年——以其年龄(2019年三十岁)与郑楚然记述(大学时二十岁上下)衡量,2001年显为笔误,本站取2010年。其七,杨郑君姓名的排印:前线卫士组织文件的抬头处曾将「杨郑君」三字以分开的异序形式排印,其正文与各来源均作杨郑君,本站以杨郑君为准。其八,尘肺工人2019年1月赴深圳的人数:前线卫士组织作约五十人;联合国文件只作「一批」,并列。其九,2018年11月驱散工人所用之物:联合国文件作辣椒气体(pepper gas),郑楚然记述与其他报道作辣椒水/喷雾,措辞并列。其十,危志立的确切出生日期、两人的结婚登记日期、起诉日期与起诉机关、审判法院名称、判决书全文、确切获释日期、缓刑届满确认、获释后工作与生活近况,均无公开记录,本站不填。

十九、完整时间线

约1988至1989年,生(仅有2019年「三十岁」口径,确切日期无公开记录);中学时读《资本论》简装本再读足本;约二十岁,大学献血时读到尘肺宣传册,立志助工;广州大学新闻专业就读期间常去中山大学旁听,大四加入潘毅的尘肺工人调研团队;2010年,大学毕业,进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工作;2013年,与杨郑君、柯成兵共同创办编辑新生代(iLabour),同年与郑楚然相识相恋;手牵手中心后被迫关停,他全职做劳工媒体编辑,常用笔名「马小玲」;2014年11月,新生代微信公众号首度被封;2015年,郑楚然作为「女权五姐妹」之一被抓三十七天,他在外等候;2016年4月,柯成兵因平台转发黑龙江矿工抗议文章被警察讯问;2017年1月,新生代微信号因广州罢工报道再被封;2018年7月起,佳士案引发全国劳工镇压;2018年11月,湖南尘肺工人在深圳维权遭辣椒气体驱散,新生代报道后新微信号再被封,危志立明知风险仍坚持协助工人;2019年1月7日,约五十名湖南尘肺工人再赴深圳被拦截遣返;2019年1月8日,杨郑君在广州被抓,2月6日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9年1月20日,张治儒等五名劳工NGO人士被抓;2019年3月20日凌晨约两点,危志立在广州白云区父母家被深圳坪山分局警察带走,同日柯成兵在广州海珠区被抓;其后五天家属无任何消息,郑楚然跑遍公安机关并打遍热线寻人;2019年3月26日,家属被电话告知他关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涉嫌寻衅滋事;2019年3月28日,范标文律师会见成功,他已剃发、着囚服,自述未遭刑讯、但被辱骂;2019年4月19日,他与柯成兵被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落不明;2019年4月22日,三家家属联名致信坪山区检察院;4月23日,柯成兵之父被国安扣留十小时逼签解聘律师文书;2019年5月14日,危家律师会见被拒,理由是他已「书面解聘」律师;2019年7月19日,联合国四专家发出紧急呼吁;2019年7月至8月,国际特赦组织第三份紧急行动与保护记者委员会致信相继发出;2019年8月,警方告知家属三人已被正式逮捕、关回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且均已「解聘」家属律师;2020年2月26日,潘毅撰文指案件因疫情搁置、三人如在黑洞;2020年3月20日,被抓满一年,三人仍在押;2020年4月24日,三人受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国际劳工组织文件记录,法院名称与判决书无公开记录);2021年5月,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记录三人「据报已获自由」;约2023年4月,三年缓刑考验期按判决起算届满(本站算术推算,无来源确认);此后至今,无公开记录。

二十、最新状态:获释多年,近况无公开记录

截至本站本次核查,危志立的最后可核状态是:2020年4月24日被判缓刑后获释回家(确切获释日无公开记录),2021年5月前已被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记录为「据报已获自由」,三年缓刑期按算术约于2023年4月届满。此后没有任何关于他被持续监控、被限制出境、被再度传唤或再度被抓的可靠公开报道,也没有他恢复公开活动的记录。本站据此判定:本案不符合「正在发生」的收录条件——他不是仍在押者,其缓刑在可推算的期限内已经届满,且不存在有来源支持的持续限制状态;把他列为「仍在受迫害中」,反而会重复本站在第一节更正过的那类错误。本案作为已结的迫害档案保存:定罪记录终身跟随(寻衅滋事的刑事判决在中国意味着案底、政审与无数隐形门槛),判决书至今不公开,当年切断他辩护权的整套做法从未被任何机关纠正或致歉——这些是档案要记的账,不是「正在发生」栏要挂的状态。

二十一、核查与来源

本站本次核查实际查阅的来源如下。第一等,一手与准一手记录:郑楚然长文《再一次隔着高墙》(2019年3月下旬作,香港自由新闻2019年4月21日刊出,本站经中国劳工镇压关注组转载页与《Made in China Journal》2019年第一期全文查阅)——他前半生、被抓当夜、寻人五天与3月28日会见的细节主干出于此;联合国四位特别程序机制2019年7月19日紧急呼吁(UA CHN 14/2019,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开PDF全文)——抓捕地点与方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日期与法律问题、律师被切断的逐日记录主干出于此。第二等,机构记录: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案件文件(NORMLEX公开文本,含2022年3月审议记录)——2020年4月24日受审、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中方未提交判决书三项关键事实出于此,其性质为委员会对申诉方材料的转述与对中方的追问,本站已按此等级标注;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第124届会议报告(2021年)——三人「据报已获自由」的澄清记录出于此;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20年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政治犯数据库编号(2019-00127至00129)。第三等,人权机构与专业组织:国际特赦组织紧急行动三份(2019年3月27日、4月25日、7月26日,全文查阅);前线卫士组织2020年3月18日一周年声明(全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19年7月25日声明(经转载页全文);保护记者委员会2019年3月21日与8月8日两文(全文);无国界记者2019年3月呼吁(经ecoi.net存档);人权观察2019年4月1日文章(全文)。第四等,独立媒体长篇报道:香港自由新闻2019年5月5日《我不想让人们忘记他》(经转载页全文)——郑楚然声援战、账号被封、微信钱包七千五百元被扣、工人联署与律师转述的「偷来的手机」一条出于此;法新社2019年3月21日报道(经多家转载查阅);《Made in China Journal》2019年第一期劳工镇压综述;潘毅2020年2月26日文章(经positions politics转载页查阅)。第五等,仅作背景:自由之家《中国媒体简报》对本案的历次短讯。图片来源核查见元数据:本次核查未在维基共享资源定位到他的合规照片,详见元数据说明。

二十二、本站点评

危志立这个案子,最值得钉住的是定罪的「行为清单」。把所有来源摆在一起,他被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的全部事由是:编辑一个劳工媒体,写尘肺工人的故事,教工人法律,陪工人递投诉、参加抗争,在账号被封之后把删掉的文章再发一遍。没有暴力,没有财产,没有一个具体的「受害人」——寻衅滋事罪在这个案子里装下的,是一整套公民社会最日常的工作。警察在他父母家客厅里说的那句话,其实比起诉书诚实:没买房、没孩子、没正经工作——要带走「再教育」。法律文书需要一个罪名,客厅里的话不需要:一个三十岁的好大学毕业生,不肯过标准人生、偏要替尘肺工人写字,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秩序的故障。

再看这个案子的程序,它几乎是一份「怎样让辩护消失」的标准作业样本:先在凌晨从父母家把人带走、五天不给通知;三十七天刑拘期满,换上本只适用于国安重罪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间蒸发;把一位父亲扣十个小时逼签解聘书;用一张谁也看不到的「书面声明」挡住所有律师;最后宣布三人全都「自愿」换了律师。等到开庭那天,法庭上坐着谁的律师、家属知不知道,公开记录里一个字都没有。而判决的方式同样说明问题:关了十三个月,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刑期与已关时间大体相抵,宣判即放人,既完成了定罪,又避免了「无罪释放」四个字,更不必公开判决书。国际劳工组织要了多年的判决书副本,到今天没有下文。本站点评留一句:危志立案的档案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小」——小罪名、小刑期、没有酷刑的惊人指控、没有国际头条;正是在这种小案子里,一套系统怎样处理一个写字的编辑和一群肺坏了的工人,才看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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