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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主義歷史罪證與受害者記錄
China: Archive of Communist Crimes & Victims
ARCHIVE / MEMORY /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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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案 | 危志立

危志立,廣州大學新聞系出身的勞工編輯,大學獻血時讀到一本塵肺宣傳冊,從此把命搭在工人身上:2010年畢業進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2013年與楊鄭君、柯成兵合辦勞工媒體「新生代」,替為深圳打鑽、肺先壞掉的湖南工人寫報道、教法律、陪維權,賬號封了就重開、文章刪了就重發;2019年1月主編楊鄭君先被抓,他明知危險仍不收手,3月20日凌晨兩點在廣州父母家被深圳警方抄家帶走——警察當面對他母親說,你兒子沒買房、沒孩子、沒正經工作,被洗腦了,要帶走再教育——其後五天杳無音訊,妻子鄭楚然跑遍公安機關尋人,3月28日律師會見時他捲髮已被剃光,4月19日又被轉入本只適用於國安重罪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與柯成兵的父親被扣十小時逼籤解聘書一道,三名編輯先後被宣佈「自願解聘」了家屬律師;鄭楚然寫長文、跑一萬公里、每日貼面具照片聲援,自己的賬號卻接連被封;2019年7月聯合國四專家發出緊急呼籲,2020年4月24日,在被關十三個月之後,他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作出判決的法院叫什麼名字、判決書寫了什麼,至今無公開記錄。

時間
約1988至1989年生(2019年3月被抓時多家報道作三十歲;確切出生日期無公開記錄);廣州大學新聞專業,2010年畢業(國際特赦組織口徑);大學期間獻血時讀到一本塵肺病宣傳冊,二十歲上下立志助工,大四加入社會學家潘毅的塵肺工人生存狀況調研團隊;畢業後在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工作,中心被迫關停後轉做勞工媒體編輯;2013年與楊鄭君、柯成兵共同創辦並編輯獨立勞工媒體「新生代」(英文作iLabour,後亦稱Weigonghui);2014年11月起新生代微信公眾號被反覆關停(2014年11月、2017年1月、2018年11月各有記錄);2018年11月,湖南塵肺工人在深圳維權遭警方以辣椒水等驅散,新生代報道後新開的微信號再被封;2019年1月7日,約五十名湖南塵肺工人再赴深圳要求答覆、被攔截遣返;2019年1月8日,主編楊鄭君在廣州被深圳警方帶走,2月6日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2019年3月20日凌晨約兩點,危志立在廣州白雲區父母家中被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警察帶走(保護記者委員會轉述其妻說法作龍華分局,並列存檔),無出示逮捕證,電腦手機被抄走,同日柯成兵在廣州海珠區黃埔村家中被帶走;2019年3月26日,家屬才被電話告知他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關押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2019年3月28日,家屬律師範標文好不容易會見成功——他已被剃去捲髮、換上灰色囚服,自述未遭刑訊逼供、但被辱罵「不孝、被工人利用」;2019年4月19日(國際特赦組織作4月20日獲悉),他與柯成兵被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落不明、律師不得會見;2019年4月22日,三家家屬聯名致信深圳坪山區檢察院;4月23日,國安人員將柯成兵之父在其單位扣留十小時、不給飯,逼其簽下解聘兒子律師的文書;2019年7月19日,四名聯合國人權專家就三人被任意拘押與強迫失蹤發出緊急呼籲(UA CHN 14/2019);2019年8月,警方告知三家家屬:三人已被正式逮捕、關回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且都已「解聘」家屬律師、「自願」另聘新律師;2020年2月,潘毅撰文指出家屬已被告知案件將開庭、卻因疫情擱置,三人如在黑洞之中;2020年3月20日,被抓滿一年,前線衛士組織發文時三人仍在押;2020年4月24日,三人受審並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文件轉述,中方從未向該委員會提交判決書副本,作出判決的法院名稱無公開記錄);此後聯合國強迫失蹤問題工作組2021年5月第124屆會議記錄稱,據來源信息三人「據報已獲自由」——確切獲釋日期無公開記錄;緩刑三年按2020年4月24日判決起算約於2023年4月屆滿(此係本站按刑期算術推算,非任何來源的確認),屆滿與否、獲釋後有無持續監控,均無公開記錄
地點
廣東省廣州市(出生與成長地存疑不寫——只釘可核項:廣州大學就讀地、2019年3月20日在廣州白雲區父母家中被抓地;柯成兵同日在廣州海珠區黃埔村被抓;楊鄭君同年1月8日在廣州被抓);廣東省深圳市(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與新生代報道對象所在地、湖南塵肺工人維權地、關押地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辦案單位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湖南省(塵肺工人的家鄉,他們早年在深圳建築工地打鑽吸入花崗岩粉塵致病,多來自同一個村);香港(2019年3月社會民主連線在中聯辦外抗議聲援三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地點,自始至終無公開記錄
人物
危志立(朋友稱「小偉」,2019年被抓時三十歲,廣州大學新聞專業出身,身高約一米八,長卷發是其標誌——入所後被剃掉;筆名「馬小玲」,新生代編輯,主筆「婦女週報」等欄目,寫女工的月經假、產假、職場性騷擾與家務負擔);其妻鄭楚然(暱稱「大兔」,1989年前後生,2015年「女權五姐妹」之一,因計劃在三八婦女節派發反性騷擾貼紙被北京警方抓捕、關押三十七天後取保獲釋——丈夫被抓後,她是全案最主要的公開聲援者:寫長文、跑看守所、發起跑步一萬公里與每日面具照片聲援);楊鄭君(暱稱「包子」,新生代主編,2019年1月8日先被抓,三十三歲口徑);柯成兵(暱稱「老木」,新生代共同創辦人,專長基層與農村議題,2019年3月20日同日被抓,二十九歲口徑);範標文(危家聘請的律師,2019年3月28日會見成功者);潘毅(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危志立大學時代的偶像與調研帶隊人,2020年2月為三人公開撰文);危志立的父母(母親在港口做行政工作三十年,父親做過工人、出租車司機與精神病院護理員;抓人當天警察當面對其母說的一番「沒買房、沒孩子、沒正經工作」的話,見正文)
機構
新生代/iLabour(2013年由危志立、楊鄭君、柯成兵共同創辦編輯的獨立勞工新聞與倡導平臺,宗旨自述為「促進經濟民主、維護勞動價值、建設公正社會」,除報道外亦為權利受侵害的工人提供諮詢;其微信公眾號2014年起被反覆封停);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危志立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單位,後被迫關停);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本案辦案單位,其局長宋一陽是國際特赦組織緊急行動的呼籲對象;保護記者委員會轉述作龍華分局,並列存檔);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三人刑事拘留與正式逮捕後的關押地);聯合國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意見與表達自由特別報告員、人權維護者處境特別報告員(2019年7月19日聯名緊急呼籲;強迫失蹤工作組2021年又據來源信息將三人案作「已澄清、據報獲自由」處理);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在其案件審理中記錄三人2020年4月24日受審判刑,並一再要求中方提交判決書副本而不得);國際特赦組織(2019年3月27日、4月25日、7月26日三度發佈緊急行動);保護記者委員會、無國界記者、前線衛士組織、人權觀察、中國勞工通訊與維權網、人權捍衛者網絡(CHRD)(均為三人發聲的機構);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將三人列入政治犯數據庫,編號2019-00127至00129)

一、先釘住四處更正:同案人、刑期、年份,和一個查不到的法院

危志立這份檔案,開頭先把四件最容易被寫錯、且本站核查中確實見到錯誤版本流傳的事釘死。第一,同案人是誰。與危志立同案的,是新生代主編楊鄭君與共同創辦人柯成兵,三人被海外聲援界合稱為「新生代三編輯」或「iLabour三人」。任何把同案人寫成其他姓名(例如「丁妍」)的版本,本站本次核查在國際特赦組織、聯合國文件、保護記者委員會、人權觀察、前線衛士組織與鄭楚然本人長文中均無一字依據——三人的名字在每一份一手與機構來源裡都一致: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丁妍其人是否另有其案,與本案無關,本站不掛靠。

第二,刑期。本站見到過「2021年判刑三年」的說法,與可核來源對不上。可核的最硬記錄來自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的案件文件:楊鄭君、危志立、柯成兵三人於2020年4月24日受審,以涉嫌尋釁滋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同日同批被判的還有深圳春風勞工服務中心繫統的張治儒等五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不同幅度的緩刑)與佳士案的四名工人——2020年4月24日是深圳當局集中宣判2018至2019年勞工鎮壓整批案件的日子。第三,年份隨之更正:審判與宣判在2020年,不在2021年;所謂「2022年3月獲釋」,與緩刑判決的形態亦對不上——判緩刑的人不在監獄裡服完三年,詳見第十五、十六節。第四,法院。本站遍查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CECC與各人權機構文件,沒有任何一份寫出作出判決的法院名稱;中國政府從未向國際勞工組織提交過判決書副本,該組織文件裡對此用的詞是「深表遺憾」。所以本頁只寫:2020年4月24日受審判刑,法院名稱與判決書全文無公開記錄。誰要是寫出了某區法院的名字,那是猜的。

二、港口邊長大的孩子:書、工人,和一本塵肺宣傳冊

危志立的出身,材料幾乎全部來自他妻子鄭楚然2019年3月被抓後數日寫下的長文《再一次隔著高牆》——那是全案最重要的一手敘述,本頁關於他前半生的部分都以此為據、標其來源。按鄭楚然的記述:他生長於港口邊,祖父是1949年前的港口工人,後來做裝卸工、被評過勞動模範;母親在港口做行政工作三十年,父親做過工人、開過出租車、在精神病院做過護理員。家裡不富裕,但父母在買書上從不吝嗇:他中學時偶然翻到《資本論》,覺得有意思,母親給他買了簡裝本,他讀完又去學校圖書館把磚頭厚的足本從頭讀到尾。少年危志立在港口邊看著老工人把腰累壞、躺在那裡疼得面無表情,也看著工人們彼此像兄弟一樣搭手——鄭楚然說,工人的處境就這樣在他心裡紮了根。

決定他一生的那一下,發生在大學。按鄭楚然的記述,他二十歲上下,有定期獻血的習慣,一次在學校獻血站排隊時,隨手翻了公告欄邊一本職業健康宣傳冊,那一期講的正是塵肺工人的慘況:黑得像蜂窩的肺、抱著哭泣孩子的老人。他說,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彷彿也得了塵肺,幾秒鐘喘不上氣。他在廣州大學讀新聞專業,卻逃了無數的課——室友回憶,別人逃課是去宿舍打遊戲,他逃課是跑去中山大學聽課;他在那裡結識社會學系的師生,大四那年加入社會學家潘毅的調研團隊,走訪數省、調研塵肺工人的生存狀況。回來之後,他的職業決定就下了:幫助工人。此後沒有回過頭。這一節本站按鄭楚然的記述存檔——它是妻子筆下的丈夫,有感情濾鏡,但書名、學校、專業、潘毅團隊這些可核的骨架,與國際特赦組織「2010年大學畢業後投身勞工與女權議題」的簡介口徑互洽。

三、手牽手與新生代:一個勞工編輯的日常工作

按鄭楚然的記述與國際特赦組織的簡介,危志立大學畢業後直接進了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為工人提供法律諮詢、代理與組織支持。手牽手後來被迫關停,他轉去做與本專業對口的事:給勞工媒體當編輯。前線衛士組織與聯合國文件一致記述:2013年,危志立、楊鄭君、柯成兵三人共同創辦並共同編輯獨立線上媒體新生代(iLabour,後亦稱Weigonghui),自述宗旨是「促進經濟民主、維護勞動價值、建設公正社會」;平臺除了報道勞工新聞,還為權利被侵害的工人開諮詢通道,教他們法律、幫他們遞投訴。

他的編輯日常,鄭楚然寫得最具體。他寫文章愛用香港電影截圖講工人的生活;新生代同仁用馬克思主義框架分析勞資關係,筆名都冠以「馬」姓,他的常用筆名叫「馬小玲」——取自港劇《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的女主角,鄭楚然特意說明:他不是那種喊口號揮旗子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個工人愛讀的寫作者。他主筆的「婦女週報」欄目,談女工的月經假、職場性騷擾、產假、家庭暴力與家務負擔——一個勞工編輯同時寫女權議題,這在他妻子眼裡毫不奇怪:他們倆一個是勞工活動者、一個是女權活動者,互相把對方拉進了自己的戰場。他也常出門見工人,工友們在社交媒體上說起他,總說他衣服太舊、想湊錢給他買新的;有年長女工塞給他水果零食,讓他帶回家分給家裡人。把這一節寫細,是為了在看後面的指控時心裡有數:這個案子裡被定罪的「行為」,就是這些——寫文章、開諮詢、陪工人遞狀子、到現場去。

四、封號史:2014年起,這個平臺的賬號就活不長

新生代與審查的拉鋸,聯合國2019年7月19日的緊急呼籲裡有一份現成的年表,本站照錄並標其來源:2014年11月,新生代的微信公眾號應政府要求被微信關停——這是多次封停的第一次,此後賬號幾度重開又被關;2016年4月,平臺微信號轉發黑龍江煤礦工人抗議的文章後,柯成兵被警察訊問;2017年1月,平臺發表廣州工人罷工的文章後,微信號再次被關;2018年11月,新生代新開的微信號發佈了湖南工人在深圳抗議遭警方以辣椒氣體驅散的消息,隨即又被關停。封號之外還有刪帖:鄭楚然記述,他把工人維權的文章一篇篇反覆重發,刪了就再發,「把每一個字都當作從工人血裡榨出來的」。

這一節單獨立出來,是因為它構成了理解2019年抓捕的一把鑰匙:當局對付新生代,先用的是平臺工具——封號、刪帖、訊問編輯,一樣一樣來,用了四年多。到2018年底,湖南塵肺工人那條線已經不是「報道」能了結的了:工人們在實地抗爭,編輯們在實地陪著。工具箱裡剩下的最後一件,就是抓人。

五、塵肺工人:為深圳打鑽的人,肺先壞了

三名編輯最後幾年工作的重心,是湖南籍塵肺工人。事情的輪廓,各來源一致:這批工人多來自湖南同一個村,壯年時來深圳做建築打鑽工;深圳地下多是風化花崗岩,質地硬,打鑽揚起的細粉塵鑽進肺裡。防護設備極差——鄭楚然寫,有人每天下班把口罩洗一洗,第二天戴著同一只口罩下井。肺就這樣一點點毀掉:起初被當成肺結核治,後來才確診是這種「不知道的病」。塵肺不可逆,病人咳出黑痰、呼吸時胸口劇痛,只能等著,一面看著家裡的老人孩子。他們為深圳蓋起了高樓,然後站在自己蓋起的樓群裡討補償——卡住他們的是兩道關:有醫生拒絕出具診斷證明,用人單位拒絕確認勞動關係。沒有診斷、沒有勞動關係,就沒有工傷認定,就沒有錢。

新生代三人做的事,按人權觀察的概括,是三樣:幫塵肺病人提高公眾關注,給他們講相關法律,陪他們一起抗爭。鄭楚然記述的一個細節本站留檔:危志立很少哭,但他講起一個工人家庭時哭了——那位工人因塵肺去世,臨終疼得喘不上氣;他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死於同一種病;如今只剩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和同樣得了塵肺、日漸衰弱的最小的兒子。他沒在祖父葬禮上哭,沒在妻子2015年被抓時哭,沒在打籃球摔斷手臂時哭——只在那裡哭過。2018年11月,湖南塵肺工人赴深圳維權,遭警方暴力對待、被以辣椒氣體驅散(聯合國文件作辣椒氣體,鄭楚然與其他報道作辣椒水,措辭並列存檔),連家屬乃至孕婦都被推搡。他明知風險——勞工活動者正一個個被抓——還是那句話,據鄭楚然記述,他對她說:「我必須幫他們,無論如何。」

六、大背景:佳士之後,深圳勞工圈的整片收網

危志立案不是孤案,它是2018年夏開始的一整片收網裡的一格。時間線擺開:2018年7月,深圳佳士科技工人試圖依法組建工會,被抓數十人,聲援的學生與活動者此後陸續被帶走、被失蹤、被拍認罪視頻——人權觀察2019年4月的文章裡說,與佳士案相關聯的工人與學生活動者當時仍有四十多人在押。2019年1月20日,深圳警方再抓五名勞工NGO人士:深圳春風勞工爭議服務中心主任張治儒與前員工簡輝、宋佳慧,勞工活動者吳貴軍、何遠程,五人後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正式逮捕,關押在寶安區看守所——他們與佳士並無直接牽連。中國勞工通訊的發言人當時對媒體點評:當局是在對「廣泛支持工人正當抗爭的公民社會行動者」做協同式的收緊。本站把這一格擺在這裡,是要說明新生代三人的被抓順序:先是佳士的工人和學生,再是老牌NGO的負責人,最後輪到做媒體的編輯。每一步都比上一步離「抗爭現場」更遠一步——輪到編輯時,被抓的已經不是罷工者,是記錄罷工的人。

七、2019年1月8日:主編先被帶走

三人裡先倒下的是主編楊鄭君。按聯合國緊急呼籲所載信息:2019年1月7日,一批他一直在協助的湖南塵肺工人來到深圳,要求當地政府就他們的投訴給出答覆——前線衛士組織的版本作約五十人,工人在出發與抵達環節被警方攔截、強行遣返。次日,1月8日,深圳市公安局與廣州市公安局一個住宅區分局(聯合國文件英文轉寫作Yuzhu Residential District branch)的警察來到楊鄭君在廣州的住處,把他和同屋三人一併帶走:沒有出示逮捕證,沒有告知理由,房間被搜,電腦、手機等電子設備被抄走;約十名警察中,只有一人應他要求出示了證件。同屋三人在二十四小時內獲釋,據報被問的都是他們與楊鄭君的關係、以及楊為塵肺工人奔走的事。楊鄭君被關進深圳市第二看守所,直到2月6日被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罪名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尋釁滋事,屬「擾亂公共秩序」一類;而刑訴法第七十五條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本只適用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或特別重大賄賂的嫌疑人。他的家人與律師沒有收到這項變更的正式通知,從那天起,他關在哪裡,無人知道。

主編消失之後,剩下的兩個人沒有停。柯成兵與危志立繼續報道、繼續陪湖南工人——這是鄭楚然長文與前線衛士組織共同記下的事實。她寫,她幾次想開口勸丈夫收手,話到嘴邊說不出來,因為工人實在太苦;而他也怕,他說過他們互相打氣的那句老話:「雙腳嚇得發抖,但怎麼能不做呢?」2019年1月到3月這段日子,是本案裡最沉的一段:他們清楚地知道楊鄭君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還是把文章發了下去。

八、2019年3月20日凌晨兩點:父母家裡的那場抓捕

2019年3月20日凌晨約兩點,危志立在廣州白雲區父母家中被帶走。按聯合國文件:執行的是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的警察,沒有出示逮捕證;警察對他父母說,帶他走是去「教育」他,因為他「被洗腦了」,還說他通過活動「擾亂了公共安全」「反對共產黨」;他的電腦與手機被抄走。國際特赦組織第一份緊急行動記述了更多現場細節:警察搜查他的房間並訊問約一小時後才把人帶走,對他父親說抓他的理由是「擾亂社會秩序」,稱將刑事拘留、過幾日會寄正式通知。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版本有一處出入:據鄭楚然在臉書的記述,抓人的是深圳市公安局龍華分局的警察——辦案單位坪山與龍華兩說並列存檔,本站以聯合國與國際特赦文件共同指向的坪山分局為主口徑(國際特赦的呼籲對象即坪山分局局長宋一陽),龍華說標明來源、不刪。還有一句話是警察當面對他母親說的,鄭楚然一字不差記了下來:你兒子讀了個好大學,卻沒買房、沒孩子、沒個正經工作,我們要把他帶走再教育。同一天,柯成兵在廣州海珠區黃埔村的家中被坪山分局警察帶走,同樣沒有出示逮捕證,押往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他的家人直到4月3日——整整兩週後——才收到正式的拘留通知,而刑訴法第八十三條要求的是二十四小時內通知。

抓捕的用詞值得單獨釘住:對父母,它叫「教育」與「洗腦」;對法律文書,它叫「尋釁滋事」。警察在客廳裡說的那套話——沒房、沒孩子、沒正經工作——不是法律語言,是另一種審判:先判定你的人生不合格,再把幫助工人解釋成被洗腦。鄭楚然在長文裡回敬了這一條:他們被主流社會看作沒有正經工作的人,卻是工人眼裡最善良的人;在一個不買房、不生孩子都像罪過的社會里,幫助別人反倒成了尋釁滋事。

九、失蹤的五天與3月26日那通電話:鄭楚然是怎麼找人的

人被帶走後,整整五天,父母與妻子沒有得到任何消息,也沒有任何正式通知。鄭楚然的長文把這五天寫成了流水賬,本站照錄其骨架:她跑了三個公安局、兩個派出所,一路哭;她上訪;她打12389公安督察熱線、打110報警稱丈夫失蹤、打12345市政服務熱線投訴;她的微博帖子被轉發六千多次。她安慰公婆和自己的父母;她咳血、失眠、餓卻吃不下、腹瀉,睡十分鐘就驚醒看手機有沒有消息。用她的話說:你最愛的人失蹤了,手握權力的人拒絕告訴你他在哪裡,這跟把一本愛情小說從中間撕掉有什麼區別?

2019年3月26日,她正打算挨個去問深圳每一家看守所,警察來電:危志立被深圳坪山公安以涉嫌尋釁滋事關押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警察說拘留通知已經寄出,不知道為什麼她沒收到。她寫道,她從來沒有因為接到一通拘留通知電話而這麼高興過——至少這說明他是被正式關押,而不是就這樣失蹤、任人處置。她立即請了律師,律師申請會見,警方說這是敏感案件、預約後四十八小時才能見。3月28日,律師範標文終於見到了他——用律師自己的話說,是「幸運」,差一點就見不到:辦案單位阻撓會見的花樣很多,比如把提審排在會見時間、或者乾脆不讓預約。會見帶回的消息:他標誌性的捲髮已被剃掉,換上灰色囚服,狀態尚好;他確認新生代三名編輯——楊鄭君、危志立、柯成兵——都關在同一家看守所,原因都是幫助塵肺工人。他告訴律師,自己沒有遭到為逼供而實施的酷刑,但警察不停辱罵他,說他對父母不孝、被工人利用了。另據香港自由新聞(HKFP)經範標文律師轉述的一條:警察曾強迫危志立返回廣州住所搜查,並聲稱在他家搜出幾部他偷來的手機——鄭楚然斥之為謊言,是「用來羞辱他的愚蠢藉口」。此條為單一媒體經律師轉述口徑,本站標明等級存檔。

十、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尋釁滋事的案子,用了國安案件的關法

2019年4月19日,危志立與柯成兵被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國際特赦組織4月25日的緊急行動作:警方通知危的父母,自4月19日起他已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其關於危的行動標題日期作4月20日轉入,兩說差一日,並列存檔)。從這一天起,他們關在哪裡,無人知道;律師不得會見,家人不得聯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法律問題,聯合國四名專家在2019年7月19日的緊急呼籲裡說得毫不含糊:按刑訴法,這一措施只應適用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或特別重大賄賂的嫌疑人;而三人的罪名尋釁滋事,是刑法裡「擾亂公共秩序」一類的普通罪名。把國安案件的秘密關押工具,用在一個尋釁滋事案子上,效果就是專家們在信裡用的那個詞——強迫失蹤。前線衛士組織後來補充了一個程序細節:三人是在最初的三十七天刑事拘留期滿之後被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三十七天是刑拘的最長期限,期限一到、人還不想放,就換一個名目繼續關,且關進沒有地址的地方。

鄭楚然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恐懼,HKFP的報道里有原話:這種關法裡,人可以從街上消失長達六個月,被單獨關在司法系統之外運轉的定製監獄裡;「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安全。我們聽說過很多人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受酷刑。」她的擔心不是憑空的修辭——同一時期佳士案與其他勞工案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待遇已有大量公開指控。本站對危志立本人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待遇,只掌握他自己在轉入之前對律師說的那一句:未遭刑訊逼供、但被辱罵。轉入之後那幾個月裡發生了什麼,無公開記錄,本站不猜、不補。

十一、「被解聘」的律師們:這個案子怎樣系統性地切斷辯護

本案最值得逐日釘住的,是辯護權被切斷的全過程,因為它的每一步都有文件日期。2019年4月22日,三家家屬聯名致信深圳市坪山區人民檢察院,說明三人的行為不構成尋釁滋事、要求放人,並表達對三人在押期間安危與酷刑風險的擔憂。次日,4月23日,國家安全人員到柯成兵父親的工作單位,把老人扣留十小時、不給飯,直到他簽下一份解聘兒子律師的協議;4月23日至24日,柯的律師就不得會見與老人被扣兩事向坪山區檢察院投訴,檢察院回覆稱:據坪山分局提供的信息,柯的家人已解聘律師——對分局違法行為的投訴,檢察院隻字未答。4月25日,楊鄭君的律師向坪山分局申請取保候審,次日申請會見,警方說手裡沒有楊的案卷、讓去市局;到了市局,又被告知負責案件的「專案組」無法直接聯繫、不給負責人姓名、申請要走信訪辦公室遞。5月14日,危志立家屬聘請的兩名律師之一向坪山分局申請會見,被拒——當局稱危已書面聲明解聘了另一名律師、且不承認其他任何人作其辯護人。5月20日,楊的律師再次申請取保與會見,被告知楊早在2月已書面聲明只接受自己委託的律師;律師要求看那份聲明,答覆是:要先預約。

到2019年8月,警方正式通知三家家屬:三人已被正式逮捕、關回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同時通知的還有一件事——三人都已「解聘」家屬聘請的律師,並且都已「自願」另行聘請了新律師。把時間線連起來看,「自願」二字是怎樣煉成的,一目瞭然:先把人關進與世隔絕的指定居所,再扣住一位父親十個小時逼籤,再用一張家人永遠看不到的「書面聲明」擋住所有會見,最後宣佈解聘完成。本站的存檔口徑是:三人「解聘」律師的說法全部出自辦案機關單方告知,無任何一份聲明原件向家屬或公眾出示過;聯合國專家與前線衛士組織均將此列為本案的核心程序指控之一。一個人被秘密關押數月之後「自願」換掉家人請的律師——這句話的可信度,讀者自有判斷。

十二、鄭楚然的聲援戰:長文、明信片、一萬公里與每日面具

丈夫被關的這些年裡,鄭楚然打的是一場公開聲援戰,而她本人正是2015年「女權五姐妹」之一——2015年三八婦女節前夕,她與魏廷廷、王曼、武嶸嶸、李婷婷因計劃派發反公交性騷擾貼紙被抓,五人關押三十七天後在國際聲援聲浪中取保獲釋。她太知道「被忘記」意味著什麼了。她對HKFP說的那句話給整場聲援定了題:「我想讓人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人,真心關心工人和他們的權利。我不想讓人們忘記他。」

她的打法一件件都有公開記錄。第一件是那篇長文:被抓後數日,她寫下她與危志立六年的故事——從他在工業區彎腰撿起她隨手扔的菸頭講起——明知會被刪,仍寫,說要盡最大努力讓世界知道危志立的故事。第二件是明信片:人權觀察2019年4月1日的文章以她寄給丈夫的明信片開篇,上面寫著「全世界都在等你回來」,和香港Beyond樂隊《光輝歲月》裡那句「風雨中抱緊自由」——那首歌早已是港式抗爭的聖歌。第三件是跑步:她發起跑步一萬公里為丈夫呼籲的行動,在推特上每日更新進度。第四件是面具:她約定每天在推特貼出一張聲援者戴著三名被關者面孔面具的照片,直到他們獲釋——她說,這能抵一抵與丈夫分離的痛。第五件是她自己的身體與生活付出的賬:HKFP記述,她在丈夫被抓後的幾個月裡食慾全無、患上慢性喉炎,夜裡哭著想他的健康——他胃不好,她盼他別病倒。她為他咳過血,見第九節。

聲援的代價也逐項落在她身上,且都有記錄。用了五年多的微信賬號被突然下線,新註冊的幾秒後就被禁止公開發帖與群發;她用來講丈夫故事的微博賬號被封;她微信錢包裡的七千五百元一度被平臺方扣下,她投訴並在公眾號上公開此事後才獲退款,而那個公眾號隨後也被刪除;國際特赦組織在緊急行動裡專門記下一筆:鄭楚然僅僅因為公開談論丈夫的拘押,就持續遭到騷擾。她自己的比喻是:他們把他帶走,還不許我哭出聲;他們割掉我的聲帶,不許我當眾為他掉一滴眼淚。本站把這一節與上一節並排存檔,是因為它們是同一套機器的兩個出口:對在押者,切斷律師;對在外的妻子,切斷賬號。

十三、工人們的迴響與香港的聲援:出發站臺上的攔截

聲援不只來自妻子。三人幫助過的湖南塵肺工人聽說危志立被抓,哭了——這是鄭楚然長文裡的原話——他們隨即要去深圳討個說法,被警方攔截、沒能到達目的地。人權觀察的版本給出了人數與地點:一百多名湖南塵肺病人決定赴深圳聲援,在出發的火車站就被警方攔下。HKFP另記:約一百名塵肺工人聯署請願,要求釋放危志立與另兩名被關編輯。一群肺已經壞掉、呼吸都疼的人,試圖坐火車去為幫他們寫文章的人討說法,在站臺上被攔回去——本案所有聲援記錄裡,本站認為這一條最重。

牆外還有香港。2019年3月,香港政黨社會民主連線到中聯辦外抗議,要求立即釋放楊鄭君、危志立、柯成兵,並停止打壓網絡媒體。國際聲援的消息據HKFP記述來自美國、法國等地。本站如實標註這一節的限度:這些聲援沒有改變三人的處境一天——他們照樣被轉入指定居所、照樣被「解聘」律師、照樣在一年後等來一場家人無從旁聽的審判。聲援的意義不在即時效果,在記錄本身:如果沒有鄭楚然的長文、工人的請願與這些機構的逐日文件,危志立這個名字連同他那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的判決,都不會留下任何公開痕跡——事實上,直到今天,他的判決書仍然沒有痕跡,見第十五節。

十四、國際反應全錄:從記者組織到聯合國四專家

國際反應按時間釘住。2019年3月21日,保護記者委員會發文要求立即釋放危志立,並指出柯成兵同日失蹤、疑在警方手中,楊鄭君已被關押兩個月;3月27日,國際特赦組織發佈第一份緊急行動(UA 37/19),呼籲寫信給坪山分局局長宋一陽;3月28日,無國界記者呼籲釋放三名調查工人處境的記者;4月1日,人權觀察發表《中國勞工活動者「風雨中抱緊自由」》,把三人案放在佳士案後全國勞工鎮壓的脈絡裡;4月25日,國際特赦組織第二份緊急行動,專記危志立被轉入秘密關押;7月19日,聯合國任意拘押問題工作組、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意見與表達自由特別報告員、人權維護者處境特別報告員四方聯名向中國政府發出緊急呼籲(UA CHN 14/2019),就三人被任意拘押、強迫失蹤與被控罪表達嚴重關切,並逐項質問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與律師會見的阻撓;7月25日,中國人權捍衛者網絡(CHRD)發表聲明要求釋放被關勞工維權人士,其中專節記述新生代三人;7月26日,國際特赦組織第三份緊急行動,把危、柯二人列為「秘密關押中的勞工活動者」;8月8日,保護記者委員會致信深圳當局,要求釋放三名編輯並終止全部法律程序。中國官方對這一整串呼籲的公開回應,本站本次核查未見——深圳與廣州警方在抓捕之初對法新社與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問詢均「未立即回應」,此後亦無公開答覆記錄,標無公開記錄。

十五、漫長的候審:疫情、黑洞,與2020年4月24日的那場審判

2019年8月正式逮捕之後,案件進入了沒有聲音的階段:沒有開庭公告,沒有起訴書公開,沒有家屬旁聽的消息。2020年2月26日,潘毅在香港發表文章,專為三名編輯的處境發聲——她寫道,2018年下半年以來勞工維權者接連被抓,有的被關押八九個月後獲釋,但新生代三名編輯的命運仍未可知;公安從偵查一開始就嚴重侵犯隱私;法律明定被捕者有權自選律師,當局卻一再要求他們辭退家屬聘請的律師、改用指定律師;家屬已被告知案件即將開庭,卻因疫情被擱置,三人無正當理由地繼續被關著,看守所裡發生什麼無人知曉,「如同黑洞」。潘毅是危志立大學時代加入其調研團隊的老師,這篇文章是師生關係在七年之後的一次迴響。2020年3月20日,被抓滿一年,前線衛士組織發文紀念:柯成兵與危志立被關已滿一年,楊鄭君被隔絕關押已逾十四個月,三人仍關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尋釁滋事罪最高可判十年。

然後是2020年4月24日。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的案件文件記述:楊鄭君、危志立、柯成兵三人於該日受審,以涉嫌尋釁滋事(文件英文作provocative offences)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同一天,深圳春風系統的張治儒、簡輝、宋佳慧、吳貴軍、何遠程五人亦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不同幅度的緩刑——一整批2018至2019年勞工案子,在同一天以同一種方式收尾:定罪、緩刑、放人、不公開判決書。本站對審判本身所能釘住的只有這一行機構記錄:開庭是否公開、家屬是否獲通知到場、三人是否認罪、法庭上有沒有律師、律師是誰——全部無公開記錄。國際勞工組織一再要求中國政府「立即提交」包括三人案在內的全部相關司法文書副本,文件裡寫明:委員會「深表遺憾」地注意到,中國政府沒有提供。起訴的時間與起訴機關,本站亦未在公開來源中查得,標無公開記錄,不以常理推定填充。

十六、獲釋:沒有日期的那一頁

判緩刑意味著刑不必實際執行:三人自2019年初起已被連續關押十三個月至十五個半月(危志立自2019年3月20日算起,至2020年4月24日為十三個月零四天),宣判之後理應獲釋回家、在三年緩刑期內接受社區矯正。但是——確切的獲釋日期、獲釋地點、有沒有迎接、他回家後第一句話說了什麼,本站本次核查在所有來源中均未查得,一律標無公開記錄。本站能釘住的最近一個「已獲自由」的機構節點,是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2021年5月第124屆會議的報告:工作組據來源提供的信息,將柯成兵、危志立、楊鄭君三人的案件作澄清處理,記錄三人「據報已獲自由」(reportedly at liberty)。一份強迫失蹤案件的「澄清」,在聯合國程序裡的意思,是失蹤狀態已經結束、人已有著落——這是三人重獲自由在國際文書裡的唯一正式落點,時間在2021年5月之前,方式不詳。

這一節還要正面處理那個流傳的錯誤版本:「2021年判刑三年、2022年3月獲釋」。本站的核查結論是:該版本與國際勞工組織記錄的2020年4月24日判處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完全衝突,且在聯合國、CECC、國際特赦組織等任何機構來源中均無支持;2022年3月這個時間點,恰是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審議本案並發表報告的月份(其第397號報告經2022年3月理事會會議批准)——錯誤版本很可能源於對機構文件日期的誤讀。本站以國際勞工組織的記錄為準,錯誤版本在此登記、予以更正,不入正文時間線。

十七、緩刑三年屆滿之後:公開記錄到此為止

按判決起算,三年的緩刑考驗期約於2023年4月屆滿(2020年4月24日加三年;緩刑考驗期的確切起算點以判決書為準,而判決書無公開記錄,故此日期為本站算術推算、非來源確認)。緩刑期間,按中國法律他須接受社區矯正:定期報告、離開居住地須批准、不得重犯——這些是緩刑的法定內容,本站只作制度說明,不聲稱掌握他個人被監管的具體細節;他個人在緩刑期內被如何監管、期滿後有無持續的維穩監控、能否自由旅行與工作,均無公開記錄。獲釋之後,他沒有再出現在任何公開報道里:沒有新的文章,沒有受訪,沒有再被抓的消息,也沒有他恢復編輯工作的記錄。鄭楚然在2020年之後的公開活動記錄,本站本次核查亦未見與丈夫近況相關的新內容。一對曾經把生活攤在陽光下寫的夫妻,從此在公開記錄裡一起沉默了下來——這沉默本身是什麼原因,本站不猜:可能是緩刑的代價,可能是疲憊,可能只是想過日子。檔案的規矩是把沉默記為沉默。

十八、並列存檔:各來源之間的分歧與未核事項

其一,同案人:三人名單在全部來源中一致為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丁妍同案」說無任何來源支持,見第一節。其二,刑期與年份:國際勞工組織文件作2020年4月24日判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2021年判三年」說無來源支持,見第一節與第十六節。其三,辦案單位:聯合國與國際特赦文件作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保護記者委員會轉述鄭楚然臉書記述作龍華分局,並列。其四,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日期:聯合國文件作2019年4月19日轉入;國際特赦組織行動標題作4月20日(其正文作警方通知家屬自4月19日起執行),差一日,並列。其五,危志立被抓地點細節:聯合國文件作廣州白雲區父母家;國際特赦組織第一份緊急行動的信件模板作「深圳家中」、凌晨兩點、搜查約一小時——地點以白雲區父母家為各來源共識口徑,國際特赦模板的「深圳」字樣疑為模板之誤,登記備考。其六,大學畢業年份:國際特赦組織多份文件作2010年畢業;其一份美國分會網頁作2001年——以其年齡(2019年三十歲)與鄭楚然記述(大學時二十歲上下)衡量,2001年顯為筆誤,本站取2010年。其七,楊鄭君姓名的排印:前線衛士組織文件的抬頭處曾將「楊鄭君」三字以分開的異序形式排印,其正文與各來源均作楊鄭君,本站以楊鄭君為準。其八,塵肺工人2019年1月赴深圳的人數:前線衛士組織作約五十人;聯合國文件只作「一批」,並列。其九,2018年11月驅散工人所用之物:聯合國文件作辣椒氣體(pepper gas),鄭楚然記述與其他報道作辣椒水/噴霧,措辭並列。其十,危志立的確切出生日期、兩人的結婚登記日期、起訴日期與起訴機關、審判法院名稱、判決書全文、確切獲釋日期、緩刑屆滿確認、獲釋後工作與生活近況,均無公開記錄,本站不填。

十九、完整時間線

約1988至1989年,生(僅有2019年「三十歲」口徑,確切日期無公開記錄);中學時讀《資本論》簡裝本再讀足本;約二十歲,大學獻血時讀到塵肺宣傳冊,立志助工;廣州大學新聞專業就讀期間常去中山大學旁聽,大四加入潘毅的塵肺工人調研團隊;2010年,大學畢業,進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工作;2013年,與楊鄭君、柯成兵共同創辦編輯新生代(iLabour),同年與鄭楚然相識相戀;手牽手中心後被迫關停,他全職做勞工媒體編輯,常用筆名「馬小玲」;2014年11月,新生代微信公眾號首度被封;2015年,鄭楚然作為「女權五姐妹」之一被抓三十七天,他在外等候;2016年4月,柯成兵因平臺轉發黑龍江礦工抗議文章被警察訊問;2017年1月,新生代微信號因廣州罷工報道再被封;2018年7月起,佳士案引發全國勞工鎮壓;2018年11月,湖南塵肺工人在深圳維權遭辣椒氣體驅散,新生代報道後新微信號再被封,危志立明知風險仍堅持協助工人;2019年1月7日,約五十名湖南塵肺工人再赴深圳被攔截遣返;2019年1月8日,楊鄭君在廣州被抓,2月6日轉指定居所監視居住;2019年1月20日,張治儒等五名勞工NGO人士被抓;2019年3月20日凌晨約兩點,危志立在廣州白雲區父母家被深圳坪山分局警察帶走,同日柯成兵在廣州海珠區被抓;其後五天家屬無任何消息,鄭楚然跑遍公安機關並打遍熱線尋人;2019年3月26日,家屬被電話告知他關押於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涉嫌尋釁滋事;2019年3月28日,範標文律師會見成功,他已剃髮、著囚服,自述未遭刑訊、但被辱罵;2019年4月19日,他與柯成兵被轉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落不明;2019年4月22日,三家家屬聯名致信坪山區檢察院;4月23日,柯成兵之父被國安扣留十小時逼籤解聘律師文書;2019年5月14日,危家律師會見被拒,理由是他已「書面解聘」律師;2019年7月19日,聯合國四專家發出緊急呼籲;2019年7月至8月,國際特赦組織第三份緊急行動與保護記者委員會致信相繼發出;2019年8月,警方告知家屬三人已被正式逮捕、關回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且均已「解聘」家屬律師;2020年2月26日,潘毅撰文指案件因疫情擱置、三人如在黑洞;2020年3月20日,被抓滿一年,三人仍在押;2020年4月24日,三人受審,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國際勞工組織文件記錄,法院名稱與判決書無公開記錄);2021年5月,聯合國強迫失蹤工作組記錄三人「據報已獲自由」;約2023年4月,三年緩刑考驗期按判決起算屆滿(本站算術推算,無來源確認);此後至今,無公開記錄。

二十、最新狀態:獲釋多年,近況無公開記錄

截至本站本次核查,危志立的最後可核狀態是:2020年4月24日被判緩刑後獲釋回家(確切獲釋日無公開記錄),2021年5月前已被聯合國強迫失蹤工作組記錄為「據報已獲自由」,三年緩刑期按算術約於2023年4月屆滿。此後沒有任何關於他被持續監控、被限制出境、被再度傳喚或再度被抓的可靠公開報道,也沒有他恢復公開活動的記錄。本站據此判定:本案不符合「正在發生」的收錄條件——他不是仍在押者,其緩刑在可推算的期限內已經屆滿,且不存在有來源支持的持續限制狀態;把他列為「仍在受迫害中」,反而會重複本站在第一節更正過的那類錯誤。本案作為已結的迫害檔案保存:定罪記錄終身跟隨(尋釁滋事的刑事判決在中國意味著案底、政審與無數隱形門檻),判決書至今不公開,當年切斷他辯護權的整套做法從未被任何機關糾正或致歉——這些是檔案要記的賬,不是「正在發生」欄要掛的狀態。

二十一、核查與來源

本站本次核查實際查閱的來源如下。第一等,一手與準一手記錄:鄭楚然長文《再一次隔著高牆》(2019年3月下旬作,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4月21日刊出,本站經中國勞工鎮壓關注組轉載頁與《Made in China Journal》2019年第一期全文查閱)——他前半生、被抓當夜、尋人五天與3月28日會見的細節主幹出於此;聯合國四位特別程序機制2019年7月19日緊急呼籲(UA CHN 14/2019,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開PDF全文)——抓捕地點與方式、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日期與法律問題、律師被切斷的逐日記錄主幹出於此。第二等,機構記錄: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案件文件(NORMLEX公開文本,含2022年3月審議記錄)——2020年4月24日受審、判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中方未提交判決書三項關鍵事實出於此,其性質為委員會對申訴方材料的轉述與對中方的追問,本站已按此等級標註;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第124屆會議報告(2021年)——三人「據報已獲自由」的澄清記錄出於此;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2020年與2021年年度報告及其政治犯數據庫編號(2019-00127至00129)。第三等,人權機構與專業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緊急行動三份(2019年3月27日、4月25日、7月26日,全文查閱);前線衛士組織2020年3月18日一週年聲明(全文);中國人權捍衛者網絡2019年7月25日聲明(經轉載頁全文);保護記者委員會2019年3月21日與8月8日兩文(全文);無國界記者2019年3月呼籲(經ecoi.net存檔);人權觀察2019年4月1日文章(全文)。第四等,獨立媒體長篇報道:香港自由新聞2019年5月5日《我不想讓人們忘記他》(經轉載頁全文)——鄭楚然聲援戰、賬號被封、微信錢包七千五百元被扣、工人聯署與律師轉述的「偷來的手機」一條出於此;法新社2019年3月21日報道(經多家轉載查閱);《Made in China Journal》2019年第一期勞工鎮壓綜述;潘毅2020年2月26日文章(經positions politics轉載頁查閱)。第五等,僅作背景:自由之家《中國媒體簡報》對本案的歷次短訊。圖片來源核查見元數據:本次核查未在維基共享資源定位到他的合規照片,詳見元數據說明。

二十二、本站點評

危志立這個案子,最值得釘住的是定罪的「行為清單」。把所有來源擺在一起,他被判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的全部事由是:編輯一個勞工媒體,寫塵肺工人的故事,教工人法律,陪工人遞投訴、參加抗爭,在賬號被封之後把刪掉的文章再發一遍。沒有暴力,沒有財產,沒有一個具體的「受害人」——尋釁滋事罪在這個案子裡裝下的,是一整套公民社會最日常的工作。警察在他父母家客廳裡說的那句話,其實比起訴書誠實:沒買房、沒孩子、沒正經工作——要帶走「再教育」。法律文書需要一個罪名,客廳裡的話不需要:一個三十歲的好大學畢業生,不肯過標準人生、偏要替塵肺工人寫字,在他們看來本身就是秩序的故障。

再看這個案子的程序,它幾乎是一份「怎樣讓辯護消失」的標準作業樣本:先在凌晨從父母家把人帶走、五天不給通知;三十七天刑拘期滿,換上本只適用於國安重罪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人間蒸發;把一位父親扣十個小時逼籤解聘書;用一張誰也看不到的「書面聲明」擋住所有律師;最後宣佈三人全都「自願」換了律師。等到開庭那天,法庭上坐著誰的律師、家屬知不知道,公開記錄裡一個字都沒有。而判決的方式同樣說明問題:關了十三個月,判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刑期與已關時間大體相抵,宣判即放人,既完成了定罪,又避免了「無罪釋放」四個字,更不必公開判決書。國際勞工組織要了多年的判決書副本,到今天沒有下文。本站點評留一句:危志立案的檔案價值,恰恰在於它的「小」——小罪名、小刑期、沒有酷刑的驚人指控、沒有國際頭條;正是在這種小案子裡,一套系統怎樣處理一個寫字的編輯和一群肺壞了的工人,才看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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