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案 | 谭作人Case 144 | Tan Zuoren
谭作人,1954年5月15日生于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毕业,作家、环保人士,《文化人》杂志主编,环保组织「绿色江河」共同发起人、副秘书长。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后,大批校舍倒塌、官方迟迟不公布学生遇难名单,他自2008年12月起发起公民独立调查,2009年2月发布《5·12学生档案》倡议,呼吁逐校核实遇难学生姓名并调查校舍质量;2009年3月25日,他与合作者发布初步报告,统计学生死亡5,522人、失踪78人(注明不全),并指出相当比例个案的主要死因是建筑质量。报告发布三天后,3月28日,他被成都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住所被搜查,手稿与文件被抄走,关押于温江区看守所。2009年7月17日的起诉书列了四条线:一篇2007年的六四目击日记、2008年以义务献血纪念六四、与王丹的私人电邮、地震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8月12日开庭,法庭拒绝辩方三名证人出庭,赴成都作证的艾未未凌晨在酒店被警察殴打扣留至庭审结束,律师被频繁打断,视频证据不被接受,庭审未当庭宣判;一周前,同一座城市的黄琦刚以国家机密罪受审,后被判刑三年。2010年2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决只认定日记与献血两项,地震与采访从判决中消失;其妻王庆华称判决荒谬、不是正义。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用约十分钟驳回上诉,欧盟随即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中国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服刑监狱名称无公开记录;狱中他获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写作勇气奖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杰出民主人士奖,2013年有公开信联署呼吁释放他。2014年3月27日,他刑满释放,表示手握两千多份证人材料、将以研究者身份把调查做完,并拒绝警方对他未来活动设定的条件。2020年3月,疫情期间他受到警察多次上门探访、微信账号被冻结;此后至2024年及其后动态,无公开记录。Tan Zuoren, born on 15 May 1954 in Chengdu, was a graduate of 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a writer and environmentalist, editor-in-chief of Literati magazine, and a co-founder an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environmental NGO Green Rivers. After the 12 May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 which large numbers of school buildings collapsed while officials withheld any list of the students killed, he launched an independent citizen investigation from December 2008 and in February 2009 issued his '5.12 Student Archive' proposal, calling for the names of dead students to be verified school by school and the quality of school construction to be investigated; on 25 March 2009 he and a partner released a preliminary report tallying 5,522 students dead and 78 missing — expressly incomplete — and finding that in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cases the principal cause of death had been construction quality. Three days after the report, on 28 March, Chengdu police criminally detained him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searched his home and seized his manuscripts and papers, and held him at the Wenjiang District Detention Center. The indictment of 17 July 2009 ran along four lines: a 2007 eyewitness diary of 1989, a 2008 commemoration of June 4 by blood donation, private emails with Wang Dan, and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media after the earthquake. At the trial on 12 August the court refused all three defense witnesses; Ai Weiwei, who had traveled to Chengdu to testify, was beaten and held in his hotel from 3 a.m. until the trial ended; the lawyers were repeatedly cut off, video evidence was refused, and no verdict was announced. A week earlier Huang Qi had been tried in the same city on state-secrets charges and was later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On 9 February 2010 the Chengdu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sentenced Tan to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hree years'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the verdict confirming only the diary and the blood donation while the earthquake and the interviews vanished from it; his wife Wang Qinghua called the verdict ridiculous and not justice. On 9 June 2010 the Sichuan Provincial High People's Court took about ten minutes to reject his appeal; the European Union then demanded his unconditional release, which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firmly opposed. The name of the prison where he served his sentence is a matter of no public record; in prison he received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s Liu Xiaobo Courage to Write Award and the China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s Outstanding Democrat Award, and an open letter in 2013 campaigned for his release. On 27 March 2014 he was released at the end of his full term, saying he hel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witness reports, would finish the investigation as a researcher, and had refused the conditions police tried to impose on his future activities. In March 2020, during the pandemic, he received multiple police visits and his WeChat account was frozen; of his life in 2022–2024 and since, there is no public record.
一、其人:医生出身的编辑、环保人与「大胡子」
谭作人,1954年5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他的出生日期有最硬的一手依据: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原文即载明其出生年月为1954年5月15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分会的案件名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政治犯数据库与多家机构档案与之完全一致。本站需要先纠正一处流传的讹误:学术档案网站「现代中国纪事」(Chronicles of Modern China)的谭作人条目标题把他的出生年写作1959年,但同一条目的正文写的仍是1954年5月15日,标题与正文自相矛盾,本站以起诉书与多源互证的1954年为准,1959年之说不取。
据中文维基百科谭作人条目,他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父亲谭英华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母亲均祎是医生,他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其中父母姓名与家庭排行等细节,维基条目自身标注「来源请求」,即尚无可靠出处支撑,本站标注为未核,只记其医学教育背景这一有多源支持的部分:他学医出身,早年从事医疗相关工作,后来转向写作与编辑。1985年他发起创作电视剧《长江第一漂》,1987年发起组织《让世界充满爱》群星义演歌会——这两项八十年代的文化活动见于中文维基的生平年表,本站未找到机构级来源复核,并列存档备查,不作关键事实使用。
使他成为成都本地知名人物的,是后来的两重身份。其一是文人:2004年他参与创办民间刊物《文化人》杂志,任编委会副主任、主编,本人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会员。其二是环保人:1998年他参与发起创办环保非政府组织「绿色江河」,是注册发起会员,任副秘书长——这一身份被美国国务院的领事电文、CECC分析与国际笔会名单反复确认,是他公共履历中最扎实的一段。朋友冉云飞形容他是「蓄着大胡子的堂吉诃德」,说有些自命聪明的人讥讽他是在与风车作战,而他只是坚持做自己相信的事。这个外号式的概括,后来被许多报道引用,因为它准确预告了本案的走向:一个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律师团队的普通编辑,决定用最笨的办法——一张一张表格、一个一个名字——去查清一件事,然后为这件事坐了五年牢。
二、1989年:目击者,以及那篇让他入罪的日记
理解谭作人案,必须先理解1989年在他生命中的位置,因为最终给他定罪的,名义上正是1989年的文字。据「现代中国纪事」档案与中文维基年表,1989年春夏,他在成都与北京两地声援抗议学生,亲历了六月四日的镇压,事后被四川省政府以通报形式点名(中文维基记为1989年第57期通报,此细节为单源转述,本站标注未核),并一度被迫离开成都、到深圳谋生。1989年对他而言不是书本上的历史,而是亲眼见过、亲身付出过代价的记忆。这一点决定了他此后二十年反复回到这个题目的写作姿态:他不是评论者,他是自认的目击者。
2007年5月27日,他写下《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发表在境外网站「自由圣火」等网站上。这篇日记记述他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一带的见闻与感受。文章发表后不久,流亡美国的1989年学生领袖王丹通过电子邮件与他联系,多次向他发送六四相关宣传材料。2008年6月4日,谭作人与他人在成都天府广场以义务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他还曾向王丹发送电子邮件,建议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举行「全球华人义务献血」活动以作纪念。这些行为——一篇日记、几封私人电邮、一次献血——在当时没有任何公开的处置,两年之后却被逐项打捞出来,拼成本案起诉书与判决书的全部核心。写作这一节时本站只依据起诉书英译、判决书摘录与辩护词存档:三份法律文书对上述事实框架的记载互相吻合,分歧只在法律评价,不在事实有无。
这里还要存档一个常被任务简报与二手转述含混带过的背景问题:谭作人2009年的公民调查,在当时中国的公共讨论中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自愿者自发组织、跨地区协作、用问卷与名录做事实核查,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公共生活中并无多少先例可循,学者徐贲(Bin Xu)在其关于汶川地震与公民参与的专著中即把2008年的志愿者浪潮与名录调查作为公民参与的样本研究。但本站检索范围内,没有找到谭作人本人说过「建国以来如何如何」的原话可供征引,坊间若有此类引语,本站标注未核,不写入正文。本站只记录可核的部分: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及同时代的研究者与报道者如何定位这件事。
三、环保二十年:绿色江河、可可西里与彭州石化
在地震与六四这两个题目之外,谭作人此前二十年的公共活动主线是环保。中文维基年表记载:1999年9月,他前往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参加二十多天的义务劳动,同年参与发起建造「长江源环保纪念碑」;2000年,他在成都街头张贴散发传单,反对天府广场的某项改造方案,其「十点意见」后为市政府接受采纳;2001年,他被成都媒体评为「成都市文明市民」;2002年,他在四川省人大立法咨询会上提出大熊猫保护管理方面的地方立法建议,据称被采纳。这些条目中,绿色江河副秘书长一职有多源互证,其余多为年表单源记载,本站逐项保留但不拔高证据等级:它们共同构成的图景是可信的——一个在体制边缘用建议、传单与实地劳动做事的本地环保人,多次与官方机构打交道且偶有成果——但每一个具体年份与荣誉,本站只按其来源等级存档。
与本案关系更直接的是彭州石化。2008年,他就位于成都彭州的大型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向政府提交《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并在《亚洲周刊》发表《彭州石化危害成都城市安全》一文(2008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院成都总领事馆2009年8月的电文在介绍谭作人时,第一句提到的正是他组织抗议这座造价数十亿美元的石化厂、以及他发表遇难学生数字名单这两件事。谭作人本人在庭审前后的分析中认为,自己被抓的原因之一,是环保行动触动了彭州石化背后的利益群体,另一是地震调查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声誉——这是他本人的归因,经《亚洲周刊》报道转述,本站按「当事人自述归因」存档,不冒充独立查证的结论。但无论归因如何,有一点是多源可核的:在2009年3月之前,谭作人已经是四川警方与宣传系统名单上的人——一个写文章、搞调查、组织献血、反对石化项目的人。地震调查不是他第一次「惹事」,却是第一次有人决定用国家安全罪名来收尾。
此外,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他早年还曾就四川的PX化工项目发布报告,警告其健康、安全与环境隐患,并在地震后参与救灾志愿工作。这些线索拼起来,可以纠正一种流传很广的简化叙事:谭作人不是在2008年5月12日那天下午才突然「觉醒」的过路人;地震发生时,他已经是一个做了十年环保、有杂志、有组织网络、有与政府部门交涉经验的五十四岁编辑。正因如此,他后来的调查才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套有方法、有表格、有分工方案的行动——也正因如此,这套行动在当局眼中才格外危险。
四、2008年5月12日:地震、倒塌的校舍与没有名字的名单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中国官方测定震级为8.0级,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为7.9级,两种口径在报道中长期并存,本站并列注明。官方最终公布的数字是68,712人遇难、17,921人失踪(《人民日报》2009年5月数据,经CECC分析引用);国际媒体多以「近九万人死亡或失踪」的约数报道。地震中大批校舍整体倒塌,而相邻的其他建筑却屹立不倒,这一对比从废墟被挖开的第一周起就刺痛了公众:死在教室里的孩子,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校舍为什么会塌?
官方的应对经历了一个清晰的转弯。震后最初,报道相对开放,高层官员承诺严惩与劣质工程有关者;但当遇难学生家长持续要求调查、要求说法时,回应变成了压制:据CECC汇编的同期报道,防暴警察驱散家长抗议,有地方以金钱换取家长沉默,有家长被以劳动教养相威胁,家长被监控、被禁止举行悼念,一批家长要求道歉与赔偿的诉讼不被法院受理,赴京上访的家长被拦截。与此同时,媒体管制收紧,质疑校舍质量的报道受压。最关键的数字被拖延了整整一年:直到2009年5月,官方才首次公布学生遇难数字——5,335名学生死亡或失踪——而且只有总数,没有姓名,没有学校,没有班级。美联社在报道这一公布时记下了艺术家艾未未的失望:官方没有给出任何名字,也没有说明他们死在哪里、哪所学校、哪个班级。
四川省建设部门负责人在当时及此后长期坚持的口径是:据其调查取样,没有发现校舍倒塌主要归因于工程质量的案例。就在官方结论说「不是质量问题」的同时,民间流传的另一个词是「豆腐渣工程」——用豆腐渣比喻一捏就碎的劣质建筑。英文维基百科称谭作人「提出」了这一说法;但本站核查发现,早在2008年5月15日,即震后三天,加拿大《环球邮报》已记载灾区民众普遍以此俗称指称劣质建筑,可见该词并非谭作人首创。本站的存档口径是:「豆腐渣」作为民间俗称在震前震后均有流传,谭作人是把这个词与校舍倒塌问题系统绑定、并以调查去坐实它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首创」之说标注未核。这一字之差看似小事,却是档案工作的本分:把一个流传的词安到一个人头上当作功绩,与把一项调查安到一个人头上当作罪名,是同一种不严谨。
家长们要的东西其实非常具体:一个名字名单,一次质量鉴定,一句谁负责。十一月过去,官方既没有给出确切的学生遇难人数,也没有公布校舍倒塌原因的完整调查——这是德国维基与多家报道共同确认的背景。在这个空白里,谭作人决定自己来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却由他写成了方案。
五、「5·12学生档案」:公民调查的方案与方法
谭作人的调查开始于2008年12月(美联社口径),2009年2月成形为公开方案:他起草了题为《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通过网络发布,呼吁志愿者前往四川灾区,逐校核实遇难学生名单,研究遇难学生家长的处境,并对校舍建筑质量做独立调查。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下称CMP)保存并英译了这套调查的原始文件,档案价值极高:它包括一份致家长的《教育系统5·12地震死亡师生情况调查问卷》、一张《5·12学生死亡情况数据表》,以及由「5·12公民独立调查学生档案」名义发出的联络邮件。问卷开宗明义写道,这项调查以客观、公正为原则,通过公民独立调查弄清各地区、各学校师生死亡的真实情况与主要原因,了解遇难学生家长的诉求与处境,为公共政策提供理性依据,并帮助追究造成与加重损害的责任。谭作人在倡议文字中发问:我们到底在5月12日失去了多少孩子?官方的说法不可信,民间的说法缺乏事实支撑——为了尊重生命,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接近真相的「家长版本」?
这套方法的本质,是把「遇难者」从总数还原成人。官方给的是5,335这个数字(且是在一年后才给);谭作人要的是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的真实数据(中文维基对其倡议书的概括),是姓名、学校、班级、死亡情形逐项登记。艾未未后来在北京发起的公民调查与此一脉相承:志愿者自2008年12月15日起实地核查、逐名登记,目标是在地震一周年之前编出一份有名字的学生遇难名单——艾未未团队最终核得的名录数字在不同年份的纪念作品中作5,196人、5,197人,本站并列存档,不擅自统一。两条调查线先后接力,说明谭作人的方案不是孤例冲动,而是2008至2009年间中国公民社会一次真实存在过的、成规模的事实核查努力。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当时的报道说得直白:谭作人的项目2009年2月启动,他在网上发出呼吁,召集起一支自组织志愿者队伍;而他,是政府阻止这类调查的行动中第一个倒下的人。
官方对这类调查的定性,从一开始就不是「多此一举」。据CECC汇编,谭作人早在2008年5月27日震后不久就对《南华早报》表示,政府与公众必须共同找出这么多学校倒塌的原因,并敦促地方政府检查其他校舍的劣质工程问题;地方政府与教育、建设官员迟迟不做全面调查,正是促使他2009年2月发出倡议的直接原因。换言之,他的公民调查从第一天起就是公开的、署名的、以问卷与数据表为工具的行动,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后来给他定罪的程序,却需要先把他关进看守所,再从他三年前的旧文章与私人电邮里去找罪名——调查本身太干净,干净到无法入罪,这恰恰是理解本案钥匙所在,后文详述。
六、2009年3月25日:初步报告与数字之争
2009年3月,谭作人与合作者发布了公民调查的初步报告。世界禁止酷刑组织(OMCT)与国际人权联盟(FIDH)的联合紧急通报把日期钉得很准:报告于2009年3月25日在线发布,题为公民独立调查报告,呈报其对校舍大面积倒塌原因的调查发现;他同时发布了编制遇难学生名单、协助家长讨公道的倡议。三天之后,他被拘留。报告的结论并不极端:用CMP转述艾晓明公开信所引报告草稿的话说,报告明确指出,地震本身是建筑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校舍倒塌与学生大量死亡的首要原因;但在相当比例的具体个案中,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建筑质量——在其统计的64栋完全或大面积倒塌的校舍中,53.05%的遇难学生死于未按抗震要求建造的问题建筑,27.17%死于未获妥善加固的老旧建筑。须说明,这组百分比数字出自艾晓明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信对报告草稿的引用,属二手转述,本站按转述等级存档;但报告「地震为主因、质量问题在个案中为主因」的双层结论,与辩护律师浦志强后来在庭审中「他的调查客观、科学」的概括一致。
报告给出的学生遇难初步统计是5,522人死亡、另有78人失踪,且明确注明统计不全(CECC引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2009年5月报道)。与几个并行数字对照存档:美联社等报道引谭作人估计至少5,600名学生遇难;艾未未团队逐名核查的名录约5,196至5,197人;官方2009年5月公布的数字是5,335人。这四个数字口径不同——有的是估算,有的是不完全统计,有的是逐名名录,有的是官方总数——本站不做合并,只把口径写清。一个值得存档的事实是:谭作人的不完全统计(5,522人)与官方一年后公布的总数(5,335人)相差不到百分之四,一个被指控「捏造」的民间调查,数字落在官方数字的咫尺之内。真正让官方难堪的从来不是总数,而是名单背后的那一张张表格:哪所学校、哪栋楼、死了多少人、楼是什么时候建的、验收是谁签的字。
报告还批评了两个具体问题:官员没有兑现全面调查劣质工程在校舍倒塌中所起作用的承诺;地方官员无法回应家长们的诉求。就在报告发布前后,官方的调查结论于2009年3月公布,口径是震级强度而非工程质量导致了校舍倒塌。民间报告与官方结论在同一个月迎面相撞。3月25日报告上线,3月28日人被带走。在案卷的意义上,这两个日期的间隔就是本案的全部案情。
七、2009年3月28日:拘留、抄家与温江看守所
拘留的经过,国际特赦组织2009年4月2日的通报记载最细:3月28日上午,当地警察要求谭作人到派出所「谈话」;当天下午约3点,一组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所,抄走他的部分手稿、其他文件与影碟,并打电话告诉他的妻子,说有东西要送给她;当晚,家人收到成都市公安局发出的通知,称谭作人已被刑事拘留;警方拒绝了其妻探视的要求。他被关押在成都市温江区看守所。国际特赦同时警告,他面临酷刑与虐待的风险。在拘留之前,他已被警方反复盘问;据国际特赦转述当地来源,还有身份不明者两次盗走他的电脑,并刺伤他的狗——这类骚扰的实施者身份无公开查证,本站按国际特赦的转述等级存档,不指认具体行为人。关于抄家的时长与规模,艾晓明在公开文字中写道,她听说警察在其家中从上午翻到傍晚、拿走了该拿的东西;此说属转述见闻,与国际特赦「下午约3点搜查」的记载在时点上不完全吻合,本站并列存档,以国际特赦当时的通报为主要依据。
日期上有一处必须并列注明的分歧:绝大多数机构来源——国际特赦、人权观察、CECC、起诉书原文——均作2009年3月28日刑事拘留,起诉书明载「2009年3月28日被依法刑事拘留」;但中文维基百科的案件信息表把拘捕日期写作3月27日,作家傅国涌2009年4月3日转贴的旧文中也提到,据谭作人妻子转述,他是「上周五」(3月27日)被带走的。本站以3月28日为本案排序日期与正文日期(一手法律文书与机构通报互证),3月27日之说并列保留,可能源于被带走与正式拘留文书落款之间的口径差,本站不擅自弥合。另有一处羁押地点的传抄讹误值得登记:美国国务院成都总领事馆电文转述美国之音报道时,把他的关押地点写作「都江堰看守所」,其律师姓名也被误作「胡志强」;而起诉书注脚、国际特赦与PEN名单一致作温江区看守所,律师为浦志强。本站以温江为准,都江堰之说定为转述讹误存档备查。
从3月28日被拘留到7月17日起诉,中间的批捕日期各源略有出入:起诉书英译本记载他于2009年4月24日被批准逮捕(译文表述为因涉嫌该罪被逮捕),人权观察则记载警方于2009年4月28日正式提出颠覆指控。本站并列存档为「2009年4月下旬被批准逮捕(4月24日与4月28日两说)」,不取单说为定论。可以确定的是程序的大轮廓:拘留、批捕、羁押于温江看守所、7月起诉、8月开庭——他在开庭之前已经被关了四个半月,而起诉书里指控他的行为,最晚的一项发生在2008年,最早的一项在2007年。一份针对旧文字的起诉,为什么必须在2009年3月25日报告发布三天后才动手,起诉书自己没有回答,也永远不会回答。
八、起诉书:四项指控,地震写进又删出
2009年7月17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成检刑诉〔2009〕183号起诉书将谭作人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人为陈世体、助理检察员王一洪。这份起诉书的全文英译由中国数字时代与Probe International保存,是研究本案最重要的一手文件。据CECC对起诉书的归纳,指控共四条线:一、2007年在网上发表日记,歪曲党对1989年抗议活动的处理,对共产党构成诽谤;二、2008年6月接受境外「敌对」电台希望之声的电话采访,并于同年以义务献血方式纪念六四;三、与身在美国的1989年学生领袖王丹联系,商议举行全球华人献血活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四、地震后接受国际媒体采访,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起诉书的总括表述称,谭作人「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散布损害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形象的言论,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应依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追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书注脚载明:被告人现羁押于温江区看守所。
请注意这四条线的构成:一篇两年前的日记、一次献血、一组私人电邮、一些媒体采访。其中没有任何暴力言论,没有任何组织行为,没有任何资金往来。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援引了《关于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只有意图煽动即刻暴力、或可能煽动此类暴力的表达,才可作为国家安全威胁加以惩罚;辩方指出,谭作人的全部文字没有一处煽动暴力,其动机不仅和平,而且意在维护而非危害国家安全。辩护词的结尾更进一步,从法理上拆解罪名本身:人民民主专政意味着多数人通过民主方式掌握国家政权,谭作人的全部写作表明他是一个热爱人民、拥护民主、反对专制的人,是人民民主的先行者与守护者,把他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自相矛盾。辩护词最后引用成都武侯祠的对联劝谕办案者,并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请求宣告无罪。这些辩护词由夏霖、浦志强两位律师于2009年8月12日庭审提交,全文存档于中国数字时代,本站据此转述,不逐字照录。
更值得存档的是「地震」在这份案卷中的进出轨迹。最初的起诉包含第四条线,即采访中批评地震善后;人权观察在开庭前的声明中指出,对谭作人的指控与其编制遇难儿童名单直接相关。但如后文所述,2010年2月的一审判决最终只确认了日记与献血两项,对境外采访一项不予确认。浦志强在宣判后说得明白:法院很「聪明」,把地震从判决里摘了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提它。他还公开说过另一句被广泛转述的判断:成都法院回避川震、只谈六四,是在用六四问题遮蔽地方腐败(此语见《亚洲周刊》转述,本站按报道转述存档)。案卷的这一进一出,恰好画出了本案的真实形状:抓人的理由不能写进判决,能写进判决的理由不需要在2009年抓人。
九、2009年8月12日:三小时庭审、被拒的证人与凌晨三点的艾未未
2009年8月1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谭作人案。庭审持续约三小时,谭作人不认罪,法庭未当庭宣判。据CECC汇编的中国日报、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与人权组织中国(HRIC)报道,这场庭审的程序记录包括:法庭拒绝了辩方传唤三名证人的请求,三名证人是地质学家范晓、四川大学教授艾南山与艺术家艾未未,拒绝理由据中文维基转述为「没有关联性」;辩方播放视频证据的请求未获接受;浦志强、夏霖两位律师在庭上被法官频繁打断。记者被禁止进入法庭。约五百名支持者在法院外聚集,被约一百名警察阻拦,警方称入场需要通行证,而法院工作人员此前告诉他们不需要通行证(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口径,人数为该组织估计,本站按来源存档);试图旁听的遇难学生家长被拘留;据多家报道,法庭内实际获准在座的亲属与友人,只有谭作人的妻子、女儿与一位朋友。
庭审当天最广为人知的一幕发生在凌晨。艾未未一行十余人于8月11日抵达成都,准备出庭作证,入住酒店。8月12日凌晨约3点,警察进入他们一行人的房间。艾未未说,他与同行的十名志愿者被警察弄醒、带离或扣留;他质问对方时,被一名警察击中右脸颊,留下肿胀的伤痕;对方甚至说出「需要的话可以打死你」的话(此语为艾未未对美联社等媒体的自述,本站按当事人自述存档)。一行人被约二十名警察看守,直到庭审结束约一小时后才陆续获释,其中七人先行获释,另有五人一度下落与羁押理由不明;中文维基的细节记载称,同行的张劲松、徐烨、臧一、刘艳萍被警方带走询问,其余人被扣留至庭审结束,艾未未工作室事后将全程影像剪成纪录片《老妈蹄花》。艾未未后来还表示,这次成都之行中他在被殴后出现脑部损伤症状并曾入院治疗——他在2021年回顾时称那次伤害「差点要了我的命」,此属其多年后自述,本站按自述等级存档。浦志强对办案方式的评价被金融时报与维基引述保存下来,大意是:当局先拿到你的证人名单,再去骚扰、关押你的证人,这是中国法院的耻辱,但这就是司法现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
同一天被粗暴对待的还有记者。香港now新闻台的两名记者在酒店房间被警察以搜查毒品为由扣留七小时,其行李与房间被搜查,电视台播出了相关画面;香港记者协会等团体随后发表声明谴责。庭内庭外拼起来看,这场庭审的「公开审理」只剩下一个名义:证人进不来,记者进不来,家长进不来,支持者进不来,律师说不完话,证据播不了。能进来的,只有判决所需要的那几个人。庭审结束后,谭作人被继续羁押,案件一拖就是近半年,直到2010年2月9日宣判——从庭审到宣判的这段迟延,国际特赦指出法院未向律师作任何解释,违反刑事诉讼程序。
十、并行的一周:黄琦案
谭作人受审前整整一周,2009年8月5日,成都的另一位地震活动人士黄琦在武侯区人民法院闭门受审,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黄琦是天网人权中心创办人,2008年6月10日他在餐馆晚饭时被便衣警察带走,此前他刚去过灾区,写了遇难学生家长要求调查与赔偿的文章,发表在天网网站上。据HRIC的记录,黄琦案庭审中,四名警察绑架了天网志愿者蒲飞,以阻止其为黄琦作证——与谭作人案如出一辙的手法:证人先于法庭消失。黄琦本人患有多种疾病,包括腹部肿瘤、乙肝与心脏问题,当局拒绝治疗,也拒绝他探望病重的父亲(HRIC与美联社口径)。2009年11月23日,武侯区法院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认定其罪证是在家中查获的两份市级文件。国际特赦在宣判当日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黄琦,指出他被拘留正是因为他帮助五名遇难小学生的家庭——他当时正试图协助家长对地方当局提起诉讼。
本站把黄琦案并列存档,不是为了凑篇幅,而是因为两案合看才能看清2009年夏天的成都发生了什么:同一座城市,相隔一周,两个因为地震调查与家长维权被抓的人先后受审;一个被控国家机密,一个被控颠覆国家;两案的辩方证人都被提前带走,两案的庭审都拒绝公众与记者。罪名不同,剧本相同。黄琦此前已在2000年至2005年因同样的煽动颠覆罪名服刑五年——天网网站上关于民主、六四、法轮功的文章是那次的罪证。2016年,黄琦因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再次被捕,2019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那已是另一个案件,本站只在此注明其后续,以见这类打压的连续性:对某些人而言,坐牢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种被反复施加的常态。谭作人与黄琦,一个编辑,一个网站创办人,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替死去的孩子问了一句为什么。
十一、2010年2月9日:五年判决,与判决书里消失的地震
2010年2月9日上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以(2009)成刑初字第273号刑事判决书,法院认定谭作人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这是该罪名在当时的最高档刑期(路透社与多家报道均记为五年上限)。宣判过程不到十分钟(法新社口径)。据独立中文笔会刊物保存的判决书摘录,法院认定的事实收窄为两项:他撰写并在境外媒体发表《广场日记》,以及他以义务献血方式宣扬所谓「六四精神」;其余指控不予确认,辩护方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起诉书中那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严重诋毁党和政府形象言论」的指控,在判决中被轻轻放下——辩方曾指出,控方作为证据的二十二篇采访稿全部取自谭作人私人电脑,并非媒体采访原件,且没有具体指出哪篇文章、哪句话构成煽动。美国学术界2022年出版的言论罪案件汇编在转述判决时仍把采访一项列入法院认定,与浦志强在宣判当日对媒体的说明存在口径差,本站以律师当日说明与判决书摘录为准,并列注明分歧。
宣判日的法庭外,重复了庭审日的图景。据中文维基转述美国之音等报道,宣判当天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与女儿被拒绝进入法院旁听;多名香港记者采访受到警方粗暴对待:官方香港电台记者的手机被公安取走、内容删除后才归还,一家电视台的摄影师在与公安推撞时手部擦伤,还有记者被带到法院的一个房间、等宣判后才获准离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当日表示已向内地有关当局反映香港新闻界的关注,港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介入联系后,记者于上午约11时获释。同一天,香港有市民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外,抗议作家被判刑。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走出法院时对记者说,这个判决荒谬,这不是正义(英国广播公司口径,英文作「荒谬」「这不是正义」)。在后来欧盟声明引发的报道中,她的话被再次引用:从一开始她的看法就没有变过,他被判有罪的每一天都是错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法,都是正确的。
国际反应在宣判当日即成规模。国际特赦呼吁立即释放谭作人,其亚太部副主任表示,他的逮捕、不公正审判与有罪判决,是中国当局运用模糊而宽泛的法律压制、惩罚异见的又一令人不安的例证;国际特赦同时指出,相信他被拘的真正原因是其计划发布校舍倒塌的独立调查报告。美国政府通过驻华使馆表态,对判决感到「失望」(dismayed),并呼吁释放谭作人及其他被押异见者;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当天在法院现场,另有美方官员对媒体称,此类定罪出于政治动机。国务院2010年度人权报告把此案写入正文,明确记载其2月9日被判五年、剥权三年,审判不公开,6月9日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人权观察把此案与刘晓波、黄琦等案并列,作为2009至2010年间一系列不公正审判的样本。这些反应没有改变判决的一天,但它们构成了一件事:这个案子从第一天起就在国际记录之中,后来国内的报道全部消失时,记录还在。
十二、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十分钟
谭作人提出上诉。二审的法律文书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川刑终字第346号刑事裁定书——这一案号由维基文库保存的裁定书原文确立。程序细节由多源拼合:2010年4月20日,浦志强、夏霖提交要求二审公开开庭的第二次申请与辩护词;辩方在二审中提出一组锋利的争点,包括请求开庭查明《广场日记》所涉六四事件的真伪,并申请通知陈希同、李鹏、袁木、张工四人出庭作证,法院审查后以「与犯罪事实无关联性」为由决定不予通知;辩方还提出,日记所描述的是1989年的政府,该届政府已经换届,日记从未涉及现政府,何来颠覆,法院在裁定书中回应称,该罪的行为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故该意见不能成立;对辩方关于六四定性在官方话语中本身几经变化的论点,裁定书未作回应。6月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浦志强,裁定已经作出,将于6月9日宣布。
2010年6月9日,二审结果宣布: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整个过程约十分钟(国际特赦口径);人权组织中国的记录作约十二分钟,本站并列存档。国际特赦记载,谭作人的妻子获准参加宣布,他的长女在法院外等候时被两名警察带走,被视为对现场支持者的威吓。中文维基转述的一名自称被单位要求参加旁听的政法系统工作人员的说法称,旁听席只给家属留了两个座位,其余都是被要求到场的工作人员,审判长宣读裁定书后匆匆结束,期间没有理会辩方任何要求——此细节为单源转述,本站标注未核,但「十分钟宣布、辩方无从发言」的程序轮廓与国际特赦、HRIC的记录一致。另有一处法院名称的分歧必须存档:国际特赦的新闻稿标题与英文维基百科把维持原判的法院写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而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欧盟声明、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与裁定书案号一致指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既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法只能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本站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准,成都市中院之说定为部分报道的误记,并列保留。
二审之后是外交摩擦。6月11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谭作人,称对他的判决「完全违背言论自由权利,不符合国际公平标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随即回应,称谭作人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处理此案,欧盟的声明干涉中国司法内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与强烈不满。人权观察在随后给欧盟的政策建议中,把释放刘晓波、谭作人、黄琦并列为应当向北京提出的要求。一个成都编辑的案子,走到了欧盟外交声明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隔空交锋的位置——这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有多大发行量,而是因为案卷本身太经不起看:人人都看得懂,抓他的是调查,判他的是日记。
十三、服刑五年:没有公开名字的监狱、狱中的奖与2013年的公开信
二审之后,谭作人转入监狱服刑。服刑监狱的名称与地点,公开报道中没有给出。本站检索了国际特赦、人权观察、CECC、国际笔会案件名单、记者无国界与新闻自由组织的年度在押名单、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与自由亚洲电台的相关报道:能确认的只有他审前羁押于温江区看守所(国际笔会名单在2010年仍以温江看守所为其关押地点,那是审前阶段的记录),2010年6月二审之后他被送往何处服刑,无任何机构来源记载。本站据实标注:服刑监狱,无公开记录。记者保护委员会(CPJ)2010年度在押记者普查把他列为自由撰稿人,在押日期作2009年3月28日,并正确记载其上诉于2010年6月9日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即便以记录严谨著称的CPJ,也没有、或无法给出监狱名称。这本身是一个档案事实:一个被全球媒体报道过的案件,当事人被判刑后送进哪一所监狱服刑五年,家属之外的公众无从得知。
狱中的他并非无人记得。2012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给谭作人与艾晓明、朱承志三人,2013年9月对外公布(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9月30日报道)。2013年11月15日「在押作家日」,独立中文笔会把当年的「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谭作人与越南作家阮春义,表彰他们长期冒着入狱威胁坚持写作;他同时是该会的荣誉会员。国际笔会2010年东京大会决议把释放谭作人列入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名单。这些奖项与名单改变不了刑期,但它们是墙外世界留给墙内人的回执:你的名字没有被忘记,你做的事有人替你记着。
另一份回执是2013年的公开信。地震五周年前夕,一封呼吁释放谭作人的公开信在中文互联网流传,联署者包括维权律师郭飞雄、郑恩宠、以及身在美国的资深民主人士徐文立等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经ecoi.net档案保存)。公开信称,他的五年刑期是煽动颠覆的冤判,他与黄琦都是因为试图调查2008年地震中校舍倒塌问题而获罪。公开信没有提前打开监狱的门——他服满了五年,一天不少,没有减刑、假释的任何公开记录。但公开信留下了一个时间戳:2013年5月,当官方忙着把地震叙事收尾为感恩与重生时,还有人在公开说,这个为死去的孩子查名单的人还在牢里。
十四、出狱之后:两千多份证词、「只做研究者」与2020年的微信冻结
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刑满释放,时年五十九岁。法新社经《卫报》的报道在当日确认了释放消息;艾未未对法新社说,他是以「一种缓刑状态」出来的,「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谭作人随后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的采访,这段采访是理解他出狱后状态的核心一手材料:他说,自己3月27日释放时与当局达成了一个安排——当局希望避免公众庆祝他的归来,作为交换,允许他先去照料年迈多病的亲属,然后再回到妻子身边;他于采访前不久回到成都家中。他同时明确表示,他拒绝接受警方试图对他未来活动施加的任何条件。出狱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调查做完:他说,他已经汇集了两千多份来自证人的报告与投稿。他给自己划定的角色是纯粹的研究者:不申诉,不就校舍腐败提起法律控告,而是通过政府渠道继续工作,向有关部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他会继续行使言论与表达自由的权利,但维权活动只限于地震学生遇难者这一件事。
这段采访必须完整存档,因为它同时记录了两个方向相反的事实。一面是妥协的形状:低调出狱,不搞庆祝,先尽孝,再谈其他;只做研究,不做控告。另一面是妥协的边界:拒绝接受条件,调查继续,两千多份材料还在手里,言论自由的权利一句没有让。把这两面拼起来,才是2014年那个五十九岁的人的真实处境:五年牢坐完,出来时父母辈的亲属在病中,妻子等了五年,女儿长大了五岁;他说要继续查,但他也知道,查的方式、说话的分寸,都已经不是2009年2月的样子了。剥夺政治权利的三年附加刑自出狱起算,按判决推算至2017年3月届满——这一时间点为本站依据判决的推算,非独立报道事件,特此注明。
此后关于他的公开记录迅速稀薄。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海外媒体与学术回顾中仍有人提及他:SupChina关于「不被允许的纪念」的报道谈到谭作人等活动人士的持续工作,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回顾把他与艾未未并列为试图保存地震问责记忆的人——但这些都是回顾性提及,不提供他2018年的具体行踪或言论,本站不把它们写成他的「近况」。2020年3月,自由之家《中国媒体简报》在关于疫情时期压制的综述中留下了迄今最后一则具体记录,引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的汇总称:四川的网络活动人士、前政治犯谭作人,在疫情期间受到警察多次上门探访,其微信社交账号被冻结。时间、行为主体与处置方式俱全,这是2020年之后唯一一则达到本站证据标准的、关于他本人处境的新记录。此后,2022年、2023年、2024年,本站检索国际特赦、人权观察、国际笔会、自由亚洲电台、南华早报与维基条目更新,均未找到关于谭作人新的公开报道。本站如实标注:2022年至2024年动态,无公开记录。任务简报中提到的「2019年其作品在香港售卖」一说,本站检索中英文来源均未找到任何记载,标注未核,不写入事实。截至本页最后核验日(2026年11月10日),能确认的只有:他2014年刑满出狱,2020年仍在成都警方的视线之内,此后公开世界再没有他的消息。一个曾经用两千多份证词追问真相的人,自己的下落成了无公开记录——这句话本身,就是本案最准确的结尾之一。
十五、记录的身后名:纪录片、学术与那份没有完成的名单
谭作人案在文化与学术层面留下的痕迹,比许多同类案件要厚。影像方面至少有四部纪录片与本案直接相关:艾晓明团队的《我们的娃娃》(2009年)记录地震后家长与校舍问题,她后来的《国家公敌》一片专门记录谭作人宣判前后的日子,包括对律师、朋友与家人的采访,现由「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保存并提供观看;艾未未工作室的《老妈蹄花》(Disturbing the Peace,2009年)记录其团队赴成都作证被阻、被殴、被扣的全过程;中文维基另列有《公民调查》与续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两部关于其地震调查的纪录片。这些影像的意义在于:当中国的法庭拒绝让证人说话时,摄像机在法庭外把「证人为什么没能说话」本身拍了下来,成了另一种庭审记录。
学术方面,剑桥大学《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2018年刊登专文研究谭作人,分析他那篇写于2008年8月的《龙门山,请为北川的孩子作证》如何试图讲述一个不同版本的地震故事,并提出一种人与自然平衡、尊重少数、负责任治理的社会愿景;研究者指出,他并不要求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而是解释这个体制如何可以变得更好——这恰与辩护词「人民民主守护者」的定性遥相呼应。美国学者2022年出版的中国言论罪案件文书汇编把谭作人案判决全文英译收录,作为以纪念六四入罪的标本案件。徐贲关于地震与公民参与的专著则把名录调查放进2008年公民社会的整体图景中研究。这些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把谭作人当作一个认真的行动者与写作者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符号。
最后必须回到那份名单本身。谭作人被抓后,艾未未团队把逐名核查做了下去,后来的纪念作品《念》与《念念》让全球志愿者在三十九天里接力念完五千多个遇难学生的名字。官方的总数几经公布,始终只有数字;民间名录的意义从来不在数字大小,而在于每一个名字后面站着一个具体的孩子、一间具体的教室、一栋具体的楼。谭作人2014年出狱时说他手里有两千多份证人材料、要把调查做完;这项工作最终是否完成、以何种形式保存,公开渠道无记录可查,本站标注无公开记录。档案工作的诚实包括这一条:我们不知道的事,就写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另一件事:2009年2月,有一个人认真地认为,死去的孩子应该有名字,倒塌的校舍应该有说法,家长应该有一个比官方数字更接近真相的版本——并且为这个「应该」,付出了五年自由。本站收录此案,就是替这个「应该」留一份不会被删除的副本。
十六、分歧与未核事项并列存档
依照本站档案规范,本案各来源之间的分歧逐项并列如下。(一)拘留日期:起诉书与国际特赦、人权观察、CECC均作2009年3月28日;中文维基案件表与傅国涌转述的家属说法作3月27日。本站以3月28日为排序与正文日期。(二)批捕日期:起诉书英译作2009年4月24日,人权观察作4月28日正式提出指控,并列存档为4月下旬。(三)二审法院:裁定书案号、CHRD、欧盟与美国国务院报告作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国际特赦新闻稿标题与英文维基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本站以四川高院为准,后者定为误记并列保留。(四)二审时长:国际特赦作约十分钟,HRIC作约十二分钟,并列存档。(五)宣判宣读时长:法新社作不到十分钟,与二审时长分属两次程序,不相混。(六)学生遇难数字:谭作人初步报告统计5,522人死亡、78人失踪(注明不全);美联社引其估计至少5,600人;艾未未团队名录约5,196至5,197人;官方5,335人。四者口径不同,不合并。(七)64栋校舍百分比(53.05%与27.17%):出自艾晓明公开信对报告草稿的转引,属二手转述。(八)「豆腐渣」首创说:英文维基称谭作人提出该说法,但2008年5月外媒已记此俗称为灾区流行语,首创未核,本站只记其系统使用。(九)判决是否确认境外采访一项:浦志强宣判当日称法院未确认、已摘去地震内容,判决书摘录支持此说;2022年学术汇编的译者摘要仍将采访列入认定,并列存档,本站以判决书摘录与律师当日说明为准。(十)羁押地点传抄:美国国务院电文转述作都江堰看守所、律师「胡志强」,与起诉书、国际特赦、PEN一致的温江看守所、浦志强不符,定为转述讹误。(十一)家庭细节:父母姓名、兄弟姐妹排行与2001年「文明市民」等年表条目多为中文维基单源且部分自标来源请求,标注未核。(十二)出生年讹误:「现代中国纪事」条目标题作1959年,与其正文及起诉书的1954年矛盾,不取。(十三)震级:中方8.0级与美国地质调查局7.9级并存。(十四)2019年香港售书说:简报所提,全部已查来源无记载,未核。(十五)服刑监狱、上诉之外的申诉结果、出狱后调查工作的完成情况:均无公开记录。
十七、核查与来源
本条目的核心事实经以下独立来源交叉核查:一手法律文书——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成检刑诉〔2009〕183号起诉书全文英译(中国数字时代、Probe International保存:出生日期、四项指控、温江羁押注脚)、一审辩护词全文(中国数字时代保存:约翰内斯堡原则、无罪请求)、判决书摘录(独立中文笔会《自由笔》2010年春季号保存:认定收窄为日记与献血两项、刑期与剥权)、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川刑终字第346号裁定书案号与二审争点(维基文库与中文维基案件档案);机构记录——国际特赦组织2009年4月拘留通报(派出所谈话、抄家、温江看守所、电脑被盗与狗被刺伤)、2009年8月开庭前呼吁、2010年2月宣判声明、2010年6月二审声明(十分钟、长女被带走、判决只涉六四纪念);人权观察2009年8月4日声明(与黄琦案并列、批捕日期、审判应取消)及其2011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评估报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对两案庭审的专题分析(证人被拒、视频证据被拒、家长被拘、记者被扣、初步报告5,522人统计、官方总数与家长受压背景)与其政治犯数据库;OMCT/FIDH紧急通报(3月25日报告发布与三日后被拘的时间线);国际笔会与独立中文笔会案件名单及2013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公告;记者保护委员会2010年度在押普查;自由之家2020年3月《中国媒体简报》(2020年警察上门与微信冻结);美国国务院成都总领事馆2009年8月电文(经维基解密公开,彭州石化与名单调查背景,都江堰与律师姓名讹误已按本文标注处理)与国务院2010年度人权报告(二审法院为四川高院);媒体报道——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经《卫报》与多家报纸的庭审、宣判与释放报道(艾未未凌晨被扣细节、五年为最高刑、王庆华宣判日言论、美国使馆表态),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杰出民主人士奖与公开信报道、2014年出狱专访(二千多份材料、拒绝条件、只做研究者),英国广播公司宣判报道,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保存的5·12学生档案原始文件英译与艾晓明公开信(64栋校舍百分比转引),以及《现代亚洲研究》2018年学术专文与2022年言论罪案件汇编。证据分级:拘留、起诉、庭审、宣判、二审、释放等关键节点均有两源以上互证或一手文书支持,定为已核;单源与转述事项已在正文逐项标注等级;服刑监狱与2022年后动态定为无公开记录。单篇来源引用不超过五十词,本文为综合改写,未照抄任何单一报道。
十八、本站点评
本站对本案的点评严格限于本案事实。第一,这个案子最刺眼的结构,是抓捕理由与定罪理由的错位:人是3月25日报告发布后第三天被抓的,判决书里却没有报告,没有校舍,没有一个死去学生的名字——只有两年前的一篇日记和一次献血。办案者自己都不敢把真正的理由写进判决,因为写进去就等于承认:调查校舍倒塌可以入罪。于是六四成了遮羞布,正如浦志强所说,用旧账遮蔽地方腐败。第二,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同一个目的服务:证人名单先被拿走,证人凌晨被从酒店带走,视频证据不许播,律师的话被反复打断,家长被挡在门外,记者被以查毒为名扣在酒店,二审十分钟宣读完毕。当一个法庭需要如此多的人消失,才能完成一次「公开审理」,它审的就不是案件,而是观众。第三,请记住定罪材料的全部重量:一篇目击日记,几封私人电邮,一次为灾区伤员的献血。这些行为里没有一句话煽动暴力,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个追随者被组织起来。用这样的材料判处该罪名的最高刑五年,量刑本身就是供词:他们怕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记住了什么,并且不肯忘。第四,这个案子真正的原告席上坐着的是五千多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父母们要名单、要鉴定、要说法,得到的却是驱散、收买、监控与劳教威胁;替他们做名单的人被判五年,而对校舍质量负有责任的人,官方结论是「没有发现」一例因质量倒塌。问责的箭头在这个案子里是反的:查问题的人坐牢,造问题的人无事。第五,出狱之后的记录同样说明问题:一个刑满释放、附加刑也已执行完毕的人,2020年还会因为疫情时期的言论管控被警察多次上门、被冻结微信;再往后,连「他还好吗」都成了无公开记录。五年的牢没有结清这笔账,因为这笔账从来不是他欠的。本站存档此案,把他的名字、他妻子的名字、那间没有公开名字的监狱、那份没能写完的名单,一并留在记录里——孩子们的名字要有人记,替孩子记名字的人的名字,也要有人记。
视频证据Video Evidence
《老妈蹄花》(艾未未工作室)|2009|普通话原声,英文字幕"Disturbing the Peace" (Ai Weiwei Studio) | 2009 | Mandarin audio, English subti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