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人
背景:清場次日的北京:1989年6月5日,星期一。這場對峙發生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的抗爭已經結束:從4月中旬開始、持續近七週的學生與市民抗議,在6月3日夜裡到6月4日凌晨被軍隊武力清場,槍聲主要落在廣場周邊和進城的幾條大街上,死傷數字至今沒有公認的統計,各方估計從數百人到更高不等。此後軍隊進駐市中心,長安街沿線仍有零星的槍聲和被燒燬的車輛。就是在這樣一個上午,市面上的店鋪大多關門,街上行人稀少,一列坦克從廣場方向沿長安街向東開行。沒有任何人預先知道,接下來幾分鐘裡發生的事情,會成為整個20世紀傳播最廣的畫面之一;而完成這件事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名字。一個普通人在清場次日走上空蕩蕩的長安街,這就是理解坦克人全部意義的起點:他不是在人群中喊口號,身邊沒有人群,只有他一個人和一列鋼鐵。
地點:長安街東段:對峙的地點在長安街東段、天安門廣場的東北一側,北京飯店以西、臨近王府井一帶的路口。長安街是北京東西向的中軸大街,路面極寬,平日車水馬龍;北京飯店就矗在街邊,樓層高、視野開闊,整個抗議期間,大批外國記者住在這家飯店裡,從陽臺和視窗可以俯瞰廣場東側和長安街。1989年6月5日中午12時過後不久,一列五九式坦克沿長安街自西向東行駛,據多位在場攝影記者回憶,隊伍經過之處,身後還拖著清場後留下的殘跡。坦克縱隊的確切數量,不同報道的說法並不一致,最廣為流傳的照片前景裡可以數出四輛,隊伍向後綿延。這個地點細節要緊:對峙不是發生在什麼隱蔽角落,而是發生在首都最開闊的大街上、幾十名記者的眼皮底下,所以它留下了照片,留下了錄影,也留下了多個機位互相印證的記錄。
他走進車道:目擊者和錄影顯示,那名男子原本像是正在穿過長安街,或者正沿著路邊行走。他穿著白襯衫、深色長褲,手裡一手提著一個購物袋,另一隻手裡還拿著外套一類的衣物,看上去和任何一個出門買東西回來的北京市民沒有區別。沒有標語,沒有武器,沒有同伴。當坦克縱隊開近時,他沒有躲開,而是走到大道中央,站到領頭坦克的正前方,停了下來。據在北京飯店樓上目擊的攝影記者斯圖爾特·富蘭克林後來對《紐約時報》回憶,槍聲響過之後,坦克沿路向他們開來,把天安門廣場甩在身後,然後被一名孤身的抗議者擋住。他在畫面裡做的第一件事,是抬起提著購物袋的手,向坦克打手勢。他究竟想說什麼,沒有留下任何可靠記錄;從衣著和購物袋看,這不像一場預先組織的行動,更像一個普通人在那個上午臨時作出的決定——但這個判斷同樣只是推測,本站只記錄影像能夠證明的部分。
坦克試圖繞行:接下來發生的事,錄影記得清清楚楚。領頭坦克停了下來,試圖從他身邊繞過去:坦克向一側轉向,他就橫移幾步,再次站到車頭正前方;坦克再換方向,他再橫移擋住。這樣來回幾次之後,領頭坦克熄了火,後面的坦克也隨之停下,整列縱隊靜止在長安街中央。他自始至終沒有投擲任何東西,沒有衝擊車輛,只是站在那裡,用身體把路堵住。這一段對峙持續了數分鐘。對看錄影的人來說,最難忘的正是這種安靜:一邊是一個提著購物袋的人,一邊是幾十噸重的坦克,雙方僵持,誰也沒有先動手。後來中國官方的說法曾把這一段拿來證明軍隊的剋制,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從同一段錄影裡看到的卻是另一回事——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讓一列坦克停了下來。同一段影像,兩種讀法,這也是這份檔案此後三十多年命運的縮影。
爬上坦克:僵持之中,他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他爬上了領頭坦克的前部,站到炮塔旁邊,探身向艙口裡張望,看上去是在同里面計程車兵說話。錄影裡能看見艙口有人回應,他停留了片刻,然後爬下坦克。等坦克重新發動、準備繼續前進時,他又一次跳回車頭前方,重新把路堵上,對峙再起。關於他到底說了什麼,流傳最廣的兩句話——一句是質問士兵為何而來、說自己的城市因為他們陷入混亂,另一句是讓他們回去、不要再殺人——都出自後來的雜誌特寫和網路轉述,沒有任何錄音,沒有任何在場者能夠證實,本站按未核處理,只記錄其流傳,不採信其內容。可以確認的只有動作本身:他說了話,說了片刻,然後走下坦克,回到原來的位置。這些動作說明,他站到坦克前面,不是要用身體去撞一臺機器,而是要當面質問坐在機器裡面的人。
被帶離畫面:對峙結束的方式,和開始一樣突然。錄影顯示,一名騎腳踏車的人先靠近他,隨後兩名穿藍色衣著的男子上前,一左一右拉住他的胳膊,把他帶向路邊的人群,坦克縱隊隨即重新開動,畫面結束。他被帶離之後去了哪裡,影像沒有給出答案。帶走他的人是誰,目擊記者之間從一開始就有分歧:為《新聞週刊》拍照的查理·科爾認為那是公安人員,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則認為那是擔心他安危的旁觀市民。兩種說法都有當事記者的署名,互相矛盾,本站並列記錄,不作裁斷。這個分歧不是小節:它決定了這個人此後的命運是從路邊人群中消失,還是從那一刻起落入國家機器之手。三十多年過去,這個問題和他的姓名、下落一樣,仍然沒有答案;可以確認的只有,那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任何公開影像裡。
攝影師們(一):威德納與那捲膠片:這場對峙能夠傳遍世界,首先要歸功於北京飯店樓上的幾臺相機。其中流傳最廣的版本出自美聯社攝影記者傑夫·威德納。他當天奉命在北京飯店值守,位置在六樓一個能俯瞰長安街的房間,帶著傷病——幾天前的混亂中他的頭部被石塊擊傷,當時還發著高燒。據威德納事後多次自述和相關生平記述,他靠美國學生柯克·馬岑的幫助才通過安保進入飯店,拍攝中膠片用完了,是馬岑在飯店大堂找到一名澳大利亞背包客約翰·弗利特克羅夫特,借來一卷膠片,威德納正是用這卷膠片,在四百毫米長焦鏡頭後面按下了快門。他起初甚至因為這個人走進畫面、擋住了坦克縱隊的構圖而惱火,隨即意識到自己正在拍的是什麼。拍完之後,膠片由馬岑騎著借來的腳踏車送往美聯社辦公室。照片第二天登上世界各國報紙的頭版,威德納憑這組報道入圍一九九○年普利策獎決賽名單。
攝影師們(二):其他機位:威德納不是唯一按下快門的人。同一個中午,同一段長安街,至少還有四名攝影記者拍下了幾乎相同的畫面:《新聞週刊》的查理·科爾與馬格南圖片社的斯圖爾特·富蘭克林同在北京飯店的陽臺上,科爾的版本構圖更緊,富蘭克林的版本取景更寬,畫面裡還帶著一輛被燒燬的公共汽車殘骸;路透社攝影記者曾漢林在另一個位置拍下了自己的版本;美聯社的特里爾·瓊斯則在地面上拍攝,他的畫面裡,那名男子正提著購物袋走近坦克縱隊。此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等電視臺的攝像機拍下了完整的動態過程,今天人們能看到對峙全程的錄影,正是來自這些電視機位。多機位的意義在於互相印證:五個專業攝影師、不同圖片社、不同角度,記錄的是同一個人、同一次橫移阻擋、同一次爬上坦克,任何一家的畫面都無法被單獨指為偽造。這也是為什麼,關於事件本身的事實部分,從來不存在真正的爭議;有爭議的,只是這個人是誰、後來去了哪裡。
膠片如何離開中國:照片要變成新聞,還必須活著離開北京。當時外國記者已經成為搜查物件,底片隨時可能被沒收銷燬。查理·科爾事後講述,他拍完不久就把那捲底片裝進防水袋,藏進房間衛生間的水箱裡;公安人員隨後破門搜查,翻遍房間,科爾事先把另一卷拍有傷員的膠片裝回相機充數,搜查者拿走那些膠片後離去,水箱裡的那一卷得以保全,後來被送交《新聞週刊》發表。斯圖爾特·富蘭克林的出路完全不同:據前線俱樂部等機構對其經歷的記述,他的底片被裝進一包茶葉裡,托一名法國學生帶出中國,直接送到馬格南圖片社的巴黎辦公室。威德納的膠片則由人騎車送往美聯社辦公室。細節各不相同,實質是同一件事:在一個正在封鎖訊息的城市裡,幾卷底片靠水箱、茶葉包和腳踏車躲過了搜查。等到第二天早晨,這些畫面已經印在全世界的報紙頭版上,再想收回,為時已晚。唯獨在中國境內,它們從未合法出現過。
他是誰:檔案裡的空白:關於這個人的身份,檔案裡能寫的可靠內容出奇地少。我們不知道他的姓名、年齡、職業、籍貫,不知道他那天為什麼出現在長安街,不知道購物袋裡裝的是什麼,也不知道他是學生、工人,還是機關職員。我們同樣不知道領頭坦克的駕駛員和車長是誰——在那個中午作出了不起決定的人,其實有兩個,一個站在車前,一個坐在車裡,後者同樣無名。他的外貌資訊僅限於影像本身:白襯衫、深色長褲、短髮、手提購物袋。多家人權組織和新聞機構三十多年來反覆向中國官方詢問此人的身份與下落,從未得到過任何實質答覆。本站的立場與這些機構相同:身份不明,就按身份不明記錄。任何把某個姓名安到他頭上的說法,都必須先出示可核查的證據;出示不了的,無論流傳多廣,都只能列入下一段的未核清單。這份檔案最核心的事實,恰恰是一個空白:全世界都認識他的背影,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王維林說法:來源與未核狀態:流傳最廣的一個姓名是王維林。這一說法的來源是英國小報《星期日快報》在事後不久的一篇報道,該報稱他是一名十九歲的學生,還稱他後來被以政治流氓罪一類的罪名指控。但這篇報道從未得到任何獨立來源的證實。此後,據香港人權資訊中心轉述的中共內部檔案說法,當局同樣找不到這個人:檔案引述一名黨內人員的話說,他們查遍了記錄,在死者與在押者名單中都找不到他,他的名字還是從記者那裡得來的。人權觀察等機構對該報道的調查也指出其來源可疑;為該報撰稿的記者當時並不在中國。研究六四的學者魯賓·門羅曾專門聯絡該記者核對訊息來源,結論是該說法不可靠。另據大英百科全書的坦克人條目,那名記者多年後承認這個名字是他編造的。本站據此將王維林列為未核且已被多方質疑的說法:它在網際網路上仍被大量引用,但引用次數不能替代證據,這個姓名不能寫成事實。
其他身份與下落說法:王維林之外,三十多年裡還出現過一長串彼此矛盾的說法,本站逐條歸屬、逐條標註。其一,加拿大作家威廉·貝爾在小說體作品《紫禁城》中稱此人名為王愛民、已在被捕後死亡,此說出自文學作品,無獨立證據,未核。其二,二○一七年香港《蘋果日報》報道了另一個姓名張偉民,依據是一名自稱曾與他同監者的單方講述,無第二來源,未核。其三,學者卜正民在著作中寫到此人被判十年監禁,該說法未見判決文書或其他佐證,未核。其四,一九九九年,前尼克松政府官員布魯斯·赫申索恩在總統俱樂部的一次演講中稱,此人在十四天後被處決,此說無任何檔案支援,未核。其五,記者黃明珍在回憶錄《紅中國的藍調》中寫道,她從與官方媒體的接觸判斷,當局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誰,並相信他還活著、藏在中國大陸某處,這是作者的判斷,不是證據。其六,韓國聯合通訊社曾報道他逃往臺灣、在故宮博物院任職考古,此說從未得到故宮或任何機構的確認,未核。六種說法,六種結局,彼此不能同時成立,這正是本站把它們全部留在未核欄目的原因。
官方僅有的回應:中國官方對坦克人的正式說法,三十多年裡只有零星幾處。一九九○年五月,美國廣播公司《二十分》欄目主持人芭芭拉·沃爾特斯採訪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拿出坦克人的照片,當面問此人下落。據大英百科全書等來源的轉述,江澤民回答說,他無法確認這位年輕人是否被捕,但他相信此人從未被殺死。這是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唯一一次就坦克人公開表態,此後官方再未提供過任何資訊。更早時候,中國官方媒體曾短暫使用過坦克人的影像:據大英百科全書條目記載,一檔電視節目把他稱作孤身的無賴一類的人物,並借對峙畫面宣稱解放軍在面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時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剋制。除此之外,官方的應對就是沉默:不報道、不解釋、不紀念,教科書和官方敘事裡沒有坦克人,也沒有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後在北京發生的事情。一個在全世界被印了上億次的人,在本國的官方記錄裡,等於不存在。
審查與記憶之戰(一):境內的空白:坦克人照片在中國境內被全面封殺。網路上,坦克人三個字及照片本身長期屬於過濾物件,相關討論、轉貼和紀念文字會在每年六月初被成批刪除;書報和電視裡,這張照片從未公開刊登過。封殺的效果有具體的調查記錄。記者路易莎·林在《失憶人民共和國》一書中記錄了她二○一三年在北京四所大學校園裡做的一次非正式調查:她向一百名大學生出示坦克人照片,只有十五人能說出照片的來歷,其餘人猜測照片攝於韓國、科索沃等地,有學生甚至反問六四是什麼意思。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學者林培瑞曾概括過這種狀態:這場鎮壓的故事被排除在教科書、媒體和一切公共語境之外。需要說明的是,遺忘並不均勻:親歷過一九八九年的那一代人大多記得,只是公開場合不能談論;真正被隔斷的,是此後出生、在過濾後的資訊環境里長大的一代人。封殺針對的從來不只是照片,而是照片能夠喚起的整段記憶。
審查與記憶之戰(二):二○二一年的必應事件:記憶之戰也曾短暫越過國境。二○二一年六月四日,六四三十二週年當天,美國、法國、瑞士等多國的使用者發現,在微軟必應搜尋引擎裡搜尋坦克人,圖片和影片結果全部消失,只剩文字結果,頁面提示查無此詞。由於必應為其他多家搜尋服務提供資料,使用其索引的搜尋引擎同日也搜不到這張照片。據美聯社等媒體報道,微軟在記者詢問後發表宣告,稱此事源於一次意外的人為錯誤,公司正在處理;數小時後,圖片結果恢復。微軟沒有解釋錯誤的具體成因。事件引發了廣泛質疑:一套為中國市場而設的審查名單,為何會作用到美國和歐洲使用者的搜尋結果上,微軟沒有給出進一步說明。本站記錄這一事件的意義在於,它留下了一份可查的對照實驗:當過濾機制偶然在牆外顯形時,人們才直觀地看到,牆內的使用者每天面對的,正是這種搜不到、查無此詞的空白——只不過對他們來說,那不是一次錯誤,而是常態。
審查與記憶之戰(三):香港的書架:香港曾是境內唯一能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這條邊界在二○二○年《國安法》實施後迅速移動,其中一個可量化的側面是圖書館的書架。據《南華早報》二○二三年五月的調查報道,在政府審計部門要求各機構著力清除明顯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數週之後,香港公共圖書館已將絕大多數有關六四的書籍和紀錄片下架,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回應稱,涉嫌違反《國安法》或其他法律的書籍會被立即下架複檢。公開數字提供了前後對照:二○○九年官方公佈的清單顯示,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關於六四的一百四十九種圖書;而據《南華早報》其後一次檢索,這一百四十九種圖書已無一能在公共圖書館的網上目錄中查到,康文署的回應是圖書館會複檢並撤走館藏以確保符合香港法律。《香港自由新聞》二○二一年的一次逐種核查則記錄了中間狀態:一百四十九種中已有二十九種消失。本站記錄這些數字,是因為坦克人的照片正是這些書裡最常被收錄的影像之一:一本書從書架上消失時,消失的也包括站在坦克前的那個人。
國際地位:一張照片的履歷:在世界其他地方,這張照片的履歷幾乎從未中斷。一九九八年四月,美國《時代》週刊把無名的反抗者列入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名單,與他並列的都是有姓名、有生平的人物,唯獨他只有一張照片和一個稱號。二○○三年,《生活》雜誌的《改變世界的一百張照片》收錄了坦克對峙的照片。二○一六年十一月,《時代》週刊評選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一百張照片,威德納的版本入選。二○○六年,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前線》欄目播出了一部專門追查坦克人事件始末的紀錄片,片中走訪攝影者、記者和研究者,結論與本檔案相同:事件本身證據充分,此人下落毫無頭緒。富蘭克林的版本據前線俱樂部記述曾獲一九八九年世界新聞攝影獎。這些榮譽疊加起來,指向一個並不常見的結果:一張新聞照片沒有被時間沖淡,反而隨著當事國家的沉默逐年加重分量,因為它記錄的不只是一個人擋坦克,還有一個政權此後三十多年不許人提起這件事的全部努力。
最新可核實狀態:截至本站最後一次核查,能夠核實的最新狀態仍然只有一句話:沒有任何新資訊。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被帶離長安街之後,此人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出現過,沒有家屬公開尋人,沒有判決書,沒有官方通報,沒有可信的目擊記錄。每年六月初,海外多座城市的紀念活動上都會舉起他的照片,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已於二○二○年起被禁止,相關紀念轉入私人場合;照片在中國境內的封殺狀態未見鬆動。關於他生死與下落的一切新說法,只要出現,本站的核查標準不變:兩個以上獨立來源、可查證的原始材料、官方或家屬層面的確認,三者缺一,即按未核記錄。缺項的部分,本站按檔案慣例寫明:他的姓名,無公開記錄;他的下落,無公開記錄;他的生死,無公開記錄。這三行空白,就是這份檔案截至目前的最終狀態,也是它必須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
檔案來源:本條目的事實部分依據以下具體來源寫成:維基百科坦克人條目彙集的各方記述與出處;大英百科全書坦克人條目關於事件經過、王維林報道及江澤民受訪的記述;美聯社關於二○二一年必應事件及坦克人檔案照片的報道;前線俱樂部關於斯圖爾特·富蘭克林拍攝經歷與底片出境的記述;記者路易莎·林《失憶人民共和國》及其關於北京高校調查的自述;《南華早報》與《香港自由新聞》關於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六四書籍的調查報道;《時代》週刊一九九八年二十世紀百人特輯與二○一六年最具影響力照片評選的公開記錄;美國公共廣播公司《前線》欄目二○○六年紀錄片。凡涉及此人姓名、生死與下落的說法,本站均在正文中逐條註明來源與未核狀態,不以任何單一說法的流傳程度代替核實。檔案的寫作者只對一件事負責:讓讀者分得清,哪些是五個機位共同拍下的事實,哪些是三十多年來無人能夠證明的傳聞。
核實說明:最後集中說明本站對未核說法的處理。本條目標為未核的說法共七類:一是王維林這一姓名及其十九歲學生、被控政治流氓罪的細節,源頭為《星期日快報》單篇報道,且已被人權組織質疑、被原記者事後否認;二是王愛民這一姓名及死亡說,出自文學作品;三是張偉民這一姓名,源於二○一七年《蘋果日報》轉述的單方同監者講述;四是判刑十年說,見卜正民著作,無文書佐證;五是十四天後被處決說,源於赫申索恩一九九九年的一次演講;六是逃往臺灣、在故宮任職說,源於韓國聯合通訊社報道,無機構確認;七是他在坦克前喊出的話,源於雜誌特寫與網路轉述,無錄音與證人證實。黃明珍關於他可能仍然在世的文字,屬作者判斷,本站同樣不作為事實採用。以上說法本站只記錄其存在與出處,不採信其內容;任何一項日後若出現可查證的新證據,本站將據此修訂本條目並註明修訂依據。
影片證據
以下為坦克人原始影像與PBS《前線》紀錄片。
坦克人原始影像:1989年6月5日,長安街上隻身阻擋坦克縱隊|1989年|英文原聲(美聯社解說),僅自動英文字幕(無中文字幕)
PBS《前線》紀錄片《坦克人》(完整版)|2006年|英文原聲,帶英文字幕軌(無中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