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工人與市民
做了什麼:1989年春天的抗議浪潮裡,工人進場比學生晚,分量卻不輕。5月19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正式宣告成立,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個自稱獨立於官方工會的工人組織。發起者是韓東方等幾名普通工人:韓東方25歲,是北京鐵路分局的電力機車檢修電工。工自聯在廣場西側設廣播站,每天播報訊息、宣讀評論,工人出身的呂京花嗓音洪亮,成為廣播站最出名的聲音。工自聯還組織工人糾察隊維持廣場秩序、保護靜坐的學生。
從悼念到戒嚴(時間線):1989年4月15日,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高校學生開始悼念,很快提出新聞自由、官員財產公開等要求。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把運動定性為“動亂”,引發十萬學生上街抗議,社論被迫軟化。5月13日,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數十萬市民聲援。工人正是在這幾天成批進場的:工廠的工人糾察隊給學生送水、送食物、維持秩序,並開始醞釀自己的組織。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到廣場勸學生撤離,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當晚,李鵬宣佈部分地區戒嚴。工自聯的成立宣言,正是在戒嚴令下達的同一天貼出來的——工人們說,學生為反腐敗絕食,工人不能站在旁邊看。
工人與學生:1989年的運動裡,工人和學生的關係經歷過變化。4月底學生遊行時,工人多在路邊圍觀、鼓掌、塞錢塞水。轉折點在5月13日學生絕食之後:廣場上通宵陪坐的人群裡,工廠工人的比例明顯上升,有工人打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橫幅,既是聲援,也是提醒——憲法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現在工人要說話。工人們帶來的不只是人,還有組織經驗:糾察、後勤、廣播、談判,都是工廠裡現成的本事。學生領袖起初對工人獨立組織有戒心,怕“被抓把柄”,但到5月下旬,工自聯的廣播站已經成了廣場的資訊中心之一。6月3日晚,最先在西長安街一帶與軍隊對峙、並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正是這批工人和圍觀的市民。
戒嚴與堵截:5月19日深夜,當局宣佈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此後幾天,北京市民成規模地走上街頭:主要路口被推來的公共汽車、垃圾箱、路障堵住,更多人乾脆站到馬路中間,用身體擋軍車。主婦們提著水壺給士兵送水,反覆勸說:“你們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開槍。”進城部隊在豐臺、六里橋一帶被圍堵數日,進退不得。5月底,廣場上的學生陸續撤離,最後堅持留守的,恰恰多是工人和市民。6月3日傍晚,便衣軍人在西單一帶運送槍支被市民發現、圍堵的訊息傳開,長安街沿線氣氛驟然緊張。當晚,戒嚴部隊從各方向向天安門推進,在木樨地、西單、復興門一帶向阻攔的市民開槍。根據後來難屬團體逐一核對的名單和醫院記錄,死者中絕大多數是普通工人、職員和市民,不少人是在自家樓下、在送傷員去醫院的路上中彈的。
開槍之夜:戒嚴部隊推進的路線上,死傷最集中的是木樨地、西長安街一線。槍聲響起後,沿線的居民把傷員往附近醫院抬:三輪車、平板車、腳踏車上都躺著人,醫院走廊裡很快躺滿了傷者。有市民在部隊再次開槍時把中彈的陌生人拖進樓道。軍隊推進到廣場後於凌晨清場,廣場上的學生和平撤出,通往廣場的路上則留下了大片血跡。軍隊撤出市中心後,市民在木樨地等地擺起死者照片和血衣,無聲地展示了幾天。
工自聯的日常:工自聯沒有會費、沒有辦公室,總部設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觀禮臺下,成員自稱“工人運動講演中心”。它做的事情很具體:廣播站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報告軍隊調動訊息,宣讀各地聲援電報;糾察隊在廣場各路口值勤,盤查可疑人員,護送運送食品和藥品的車輛;工人捐款箱就擺在廣播站旁邊,市民把鈔票塞進去,有退休工人把一個月的退休金全捐了。工自聯還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遞交過對話要求,要求承認其合法地位。北京市總工會始終拒絕承認它,官方報紙稱其為“非法組織”。到6月初,工自聯登記在冊的成員有數千人,實際參與者更多。
訴求原文(有出處):工自聯主張工人獨立組建工會的權利,要求與政府對話、反腐敗、新聞自由。相關傳單和廣播內容見Han Minzhu編《Cries for Democracy》(Princeton UP, 1990)及Walder & Gong(1993)。未找到單一完整宣言文本。
具體的人:清場之後,通緝令上的韓東方主動投案,希望以自己換取其他工友的安全。他未經審判被關押22個月,獄中感染肺結核,切除了一葉肺,1991年4月以保外就醫獲釋。1993年他赴美治病後返回時被拒絕入境,被迫留在香港,1994年在香港創辦“中國勞工通訊”,此後長期記錄中國工人的罷工和維權。呂京花被通緝後輾轉逃亡到美國,此後再沒能回國,靠打工和工會工作謀生。工自聯的普通成員,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開除公職,有的幾十年不能提這段經歷,連子女都不知道父母在1989年做過什麼。
有名有姓的死者:死者不是數字。天安門母親群體三十多年來核對出的名單裡,有19歲的中學生王楠:6月3日深夜,他在南長街南口一帶頭部中彈,母親張先玲此後成了難屬群體最早的發起人之一。有在郵局上班的職員、在商店站櫃檯的售貨員、在工廠上夜班的工人,有推著腳踏車給學生送西瓜的小販。很多人中彈的地點離家只有幾百米。家屬們被要求“顧全大局”,迅速火化遺體,不許聲張,單位領導輪番做工作。幾十年裡,張先玲們把兒子的照片、血衣、彈頭儲存下來,一遍遍向來訪者講述那天晚上的路線——在哪個路口聽見槍聲,在哪家醫院找到的人。
事後處理:鎮壓後的審判明顯向普通人傾斜出最重的一端:學生領袖多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判三到七年,而被指控燒軍車、襲擊士兵的工人和市民,不少被判死刑。上海6月6日發生圍觀者焚燒受阻列車事件後,工人徐國明、卞漢武、嚴雪榮被以相關罪名判處死刑,6月22日執行,從出事到槍決只有十六天。在北京,第一批死刑、死緩和無期判決同樣多落在工人和無業市民頭上,還有大批人被判十年以上重刑。據當時外電報道,北京一地被捕者約兩萬,確切數字至今無從核實。6月8日,工自聯被宣佈為非法組織。死難者總數各方說法懸殊:中國官方稱約二三百人(包括士兵),大赦國際估計近千人,後來解密的外交檔案中還有更高的數字。相關事件頁:六四事件
審判的速度:鎮壓後的司法處理以快著稱。6月中旬起,北京、上海等地的法院連續開庭,多起案件從抓捕到判決只有幾天。6月下旬,北京處決了第一批被判死刑的“暴徒”,大赦國際對其中多起案件有逐案記錄。中國紅十字會一度向外界給出北京死亡約2600人的數字,隨即又收回。此後三十多年,當局從未公佈死者名單,也禁止公開悼念;與之相對的,是難屬群體一年一年自己統計出來的名字。
國際反應與香港:鎮壓之後,美國、歐盟相繼宣佈對華武器禁運和制裁,部分措施延續至今。流亡學生和工人領袖在海外組建組織,韓東方之前,工自聯的廣播員呂京花到美國後加入工會運動,多次在國際勞工場合講述1989。離北京一千多公里的香港,把這場記憶接了過去:1990年起,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每年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悼念晚會,年年數萬至十餘萬人參加,堅持了三十年,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公開的大規模六四紀念。2020年,晚會以疫情為由被禁止;2021年,支聯會解散,其負責人被捕。此後每年的6月4日,維園被封鎖,香港街頭只剩巡邏的警察——公開悼念在中國全境成為歷史,只在臺北、倫敦、紐約等地的集會上繼續。
難屬蘇冰嫻:難屬群體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蘇冰嫻。她的兒子吳向東是北京木材廠的工人,1989年6月在西長安街一帶中彈身亡,年僅二十多歲。蘇冰嫻晚年把尋訪難屬、記錄死亡經過當作自己的工作,寫下大量文字。她在一篇文章裡記過一個細節:兒子出事那晚,她在醫院的停屍間外站了一夜,天亮時工作人員問她是不是家屬,她說不出話,只點頭。這樣的記錄,難屬群體裡有幾百份。天安門母親群體每年發表的《祭奠》文章,多由丁子霖、張先玲、蘇冰嫻等人執筆或口述,內容三十年不變:公佈名單,追究責任,討還公道。她們說,人老了,記性差了,所以要趁還記得,把名字一個一個寫下來。
刑期分佈:六四之後的判刑,有一個被多家人權組織指出的規律:身份越普通,刑期越重。學生領袖如王丹,先後兩次判刑合計十一年(1991年四年、1996年十一年,後保外就醫赴美)——已是學生中最重者之一;而普通工人和市民中,判十年以上者成批出現,死刑和死緩更幾乎全部落在這一群體。據人權組織當年不完全的統計,1989年6月至年底,全國以六四相關罪名判處死刑並執行的至少有數十人,多數是工人、無業者和所謂“暴徒”。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等法院的判決書從未系統公開,這些人的姓名大多隻存在於難屬和獄友的記憶裡。本站的“中共迫害紀實”欄目收錄了其中有據可查的一部分,並持續補充。
留下的東西:六四工人和市民留下的最執著的東西,是“天安門母親”群體。人民大學教師丁子霖17歲的兒子蔣捷連6月3日晚在復興門一帶中彈身亡,只是一名普通中學生。丁子霖和丈夫蔣培坤聯合一百多位難屬,三十多年逐一尋訪、記錄死者的姓名、年齡、職業和中彈地點,要求公佈遇難者名單、追究責任、安慰家屬。她們多已白髮蒼蒼,至今仍在監控之下,每年六月初被上門“關照”。韓東方的中國勞工通訊在香港運作了三十年。1989年之後,獨立工會四個字,成了中國工人運動繞不開的起點。
關於死亡數字:六四的死亡人數,是所有數字裡爭議最大的。中國政府1989年6月底公佈的數字是約300人,其中包括約200名“暴徒”和23名學生,其餘為士兵——這一口徑此後略有變化。戒嚴部隊發言人當時的說法是近300人。大赦國際根據目擊者和醫院訊息估計約1000人。2017年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檔案披露,一名中國訊息人士曾向英國駐華大使稱死亡人數約一萬人,該數字無法獨立核實,僅作為外交檔案中的一種說法存在。天安門母親群體已核實並公佈姓名的死者為二百多人,她們明確說這只是實際數字的一部分。本站的呈現方式是:並列各方口徑,註明出處和時間;對有名有姓的死者,逐一記錄,不用任何單一總數替代他們的名字。
醫院之夜: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清晨,北京西部的醫院經歷了建院以來最忙亂的一夜。復興醫院、北京兒童醫院、宣武醫院、鐵路醫院的急診門口,腳踏車、三輪車、平板車一趟趟送來傷員;醫護人員回憶,走廊和大廳很快躺滿了人,血漿告急,醫生護士把白大褂袖子挽到胳膊肘。天亮之後,新的壓力接踵而至:有關部門要求醫院登記傷員和死者資訊,家屬來尋人時,有的被告知“查無此人”,有的在停屍間裡一個一個辨認。此後許多年,北京西部的居民家裡,六月是不擺喜事的月份。醫生護士們當年的搶救記錄和回憶,是今天還原那一夜傷亡分佈的重要材料——他們救下的人裡,有後來坐了牢的,也有從此下落不明的。
檔案來源:本條目依據的公開材料包括:Han Minzhu編《Cries for Democracy》(1990)、Walder與Gong關於工自聯的研究(1993)、天安門母親群體歷年公佈的遇難者名單與祭文、大赦國際1989至1990年的系列報告、2017年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駐華外交電文,以及韓東方、呂京花等人後來的自述。中國官方關於1989年的檔案從未開放,戒嚴部隊的行動記錄、醫院的搶救記錄、法院的判決書,至今都不是研究者可以查閱的材料。本站的寫法是把可查證的寫實、把有爭議的並列、把查不到的標明查不到——對一場被系統性抹除的事件,註明空白與寫下事實同樣重要。
記憶的地下儲存:鎮壓之後,關於六四的書寫轉入地下和海外。1989年下半年起,描寫廣場和槍聲的詩歌開始在私下傳抄,被研究者稱為“六四詩抄”——與1976年的天安門詩抄隔代呼應,同樣是圓珠筆、練習本和信任網路。親歷者的證詞集在海外陸續出版:學生、工人、市民、醫護人員、士兵,各自講述自己那一夜的位置。1990年代,丁子霖等人把難屬的口述整理成書在海外刊行。進入網際網路時代,這些文本被掃描、存檔、映象,刪帖與存檔的拉鋸持續至今。本站的六四相關條目註明了一條原則:凡是隻能在海外檔案裡讀到的,本站註明出處與存檔地;凡是至今無法核實的,本站寧可留白——對一場以遺忘為官方政策的事件,檔案工作的第一步是承認哪些部分已經被奪走了。
每年的廣場:1989年之後,天安門廣場在每年6月3日、4日都會進入一種特殊狀態:開放如常,安檢加密,紀念碑周圍和廣場邊緣總有比平時多得多的便衣與巡邏人員;帶著鮮花和黑紗的人會被盤查,舉起相機對著紀念碑停留過久的人會被勸離。這種狀態持續了三十多年,成為一種不需要宣佈的制度。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全球數十個城市舉行紀念活動,僅臺北的晚會就有數千人參加,被認為是海外紀念規模最大的一年之一。同年6月4日的北京,廣場上下著小雨,遊客照常排隊安檢——在官方的鏡頭裡,那一天和任何一天沒有區別。區別只存在於一些人的日曆上:難屬們在這一天被“旅遊”,活動人士在這一天被“喝茶”,而這座廣場本身,在這一天被自己的歷史圍住。
處決的公示:1989年6月下旬的處決,是帶著公示性質進行的。官方媒體公佈了部分被處決者的姓名、罪名和照片,報道的口徑是“罪大惡極的暴徒”。大赦國際當年發出的緊急行動記錄顯示,僅6月21日至22日,北京就處決了至少八名被判死刑的人,上海在處決徐國明等三名工人後,6月下旬又執行了數人。這些案件從抓捕到執行,普遍只有兩三週:沒有公開的上訴過程,沒有家屬告別的記錄,有家屬是在電臺廣播裡聽到親人已經被處決的訊息。處決的公開性本身就是刑罰的一部分——它要懲罰的不只是死者,還包括每一個在電視機前認出那張臉的人:鄰居、同事、工友,以及此後三十年不敢再提這個名字的家人。
抗命的軍長:戒嚴部隊裡也有拒絕執行的人。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長徐勤先接到率部進京執行戒嚴的命令後,稱病拒絕帶兵入城,並要求上級出具書面命令;據後來流出的談話記錄,他對來傳達命令的人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此後他被撤職審查,1990年被軍事法庭以抗命罪(一說違抗命令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在秦城監獄服刑。他的案子長期不對外公開,庭審錄影和談話記錄多年後才陸續流出,成為研究1989年軍隊執行環節的關鍵檔案。一名集團軍軍長拒絕帶兵,尚且被關進監獄;當晚在長安街上用身體擋軍車的工人和市民,面對的是同一臺命令機器,他們的拒絕沒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後果。
飛虎隊:戒嚴令下,北京市民還自發組織起一支摩托車隊,穿梭於各路口之間傳遞軍隊調動的訊息,運送食物、藥品和堵路物資,被市民稱作飛虎隊。成員多是摩托車愛好者和普通職工,沒有登記,沒有制服,靠暗號和熟臉相認。6月3日夜裡,這支車隊又成了轉運傷員的主力之一:後座上綁著擔架和門板,把傷者從西長安街一帶送往附近醫院。鎮壓之後,部分成員被追查,但這支隊伍從未有過名單——它存在於許多親歷者的回憶裡,細節互有出入,存在本身卻無人否認。本站在記錄時只取多源一致的部分:1989年春天的北京,普通人自發的資訊與後勤網路,曾經跑得比官方的廣播更快。
徐勤先的晚年:刑滿出獄之後,徐勤先被開除黨籍和軍籍,在河北石家莊低排程過餘生,謝絕了絕大多數採訪。多年以後,他的庭審錄影片段流出,他在晚年訪談中再次表示,對當年的拒絕不後悔。2021年初,他在石家莊病逝,終年八十六歲。一名集團軍軍長,用拒絕執行命令的方式,在一份寫滿服從的執行名單上留下了唯一的異議——而他的名字能被今天的人知道,靠的不是官方的記錄,是檔案的洩漏。
影片證據
以下為1989年六四之夜的記者原始影像。
BBC六四實拍:軍隊向示威者開火|1989年|英文原聲,無任何字幕軌(無中文字幕)
六四之夜:記者原始膠片(4K修復)|1989年|英文原聲,無任何字幕軌(無中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