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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罪证与受害者记录
China: Archive of Communist Crimes & Victims
ARCHIVE / MEMORY /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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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1954— )

梁振英,1954年8月12日生于香港,父母均为山东人,测量师出身:1985年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1988年任秘书长,1999—2011年任行政会议召集人,2012年3月25日以689票当选第四任行政长官,任期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他任内最具决定性的文件行为是2014年7月1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政改报告,促成同年8月31日「八三一决定」——2017年特首可普选,但候选人须经参照选举委员会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只提名二至三人、且须获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决定引爆雨伞运动:2014年9月28日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占领扩散至金钟、旺角、铜锣湾,历时79天至12月15日清除。本页按证据分层:施放催泪弹是警方前线指挥的操作决定,无公开证据证明梁振英亲自下令;但他拒绝辞职、拒绝撤回决定、公开指称有「外部势力」参与而从未举证、在外媒访问中以月入低于1800美元者过半为由反对公众提名,并在事后公开为催泪弹决定背书——政治责任属于他本人。他任内另有两大档案事件:UGL协议下2012—2013年收取约5000万港元而未向行政会议申报,廉署调查约四年后,律政司于2018年12月12日以证据不足决定不检控,惟未先征求独立法律意见一事遭大律师公会批评;铜锣湾书店五人于2015年10至12月相继在内地被羁押、李波在香港境内无离境记录下失踪,梁振英2016年1月4日称内地人员在港执法不可接受,其政府数月间未能交代李波如何离境——本页记为任内管治责任,不写无证据的策划指控。国民教育科争议本页精确归属:课程由曾荫权政府2010年提出、2011年咨询,梁振英的责任在2012年7月就任后的坚持推行与9月8日搁置决定。2016年12月9日他宣布不连任,2017年3月13日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连任至今。卸任后他于2019年创办803基金悬赏征集反修例线索,2020年公开点名被控教师并兴讼要求公开教师资料、同年5月公开要求汇丰表态支持国安法。制裁状态经逐名核对: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制裁的11名中港官员(林郑月娥等)不包括梁振英,截至核验他不在任何公开制裁名单上。

梁振英以香港特首身份在2013年施政报告记者会上
梁振英以香港特首身份在2013年施政报告记者会上。|2013年1月16日,香港|来源:Iris Tong,经 Wikimedia Commons|许可证:Public Domain · 文件页 ↗
姓名
梁振英(Leung Chun-ying,通称 CY Leung,1954年8月12日生),香港政治人物、特许测量师,祖籍山东威海,出生于香港薄扶林玛丽医院
出生与教育
1954年8月12日生于香港,父母梁忠恩、江秀芝均为山东籍;早年在警队宿舍长大,父亲为警务人员;后入读香港理工学院(今香港理工大学)测量相关课程,再赴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今西英格兰大学)修读估价与产业管理,毕业后从事测量专业
履历要点
1985年加入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1988年任秘书长;1993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1999—2011年任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2012年3月25日以689票当选第四任行政长官,同年7月1日就任,任期至2017年6月30日;2017年3月13日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行政长官任内兼任,至同年6月卸任特首),此后连任该职至今;2017年获授大紫荆勋章
标志性责任事件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以行政长官身份主持特区政府应对:2014年7月1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政改报告,促成同年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运动期间拒绝辞职、拒绝撤回决定、公开指称有「外部势力」参与、公开为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泪弹的专业判断背书,并主持以法院禁制令加警方清场结束79天占领的路线。本页按「决定/公开表态/任内关联」三层区分其责任,不把下级的操作决定直接写成其个人下令
制裁与问责
国际制裁:无。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依第13936号行政命令制裁11名中港官员(林郑月娥、邓炳强、卢伟聪、李家超、郑若骅、曾国卫、夏宝龙、张晓明、骆惠宁、郑雁雄、陈国基),梁振英不在名单内;截至本页核验,未见美国、英国、欧盟等公开制裁名单收录梁振英。问责记录:UGL五千万港元款项争议经廉政公署调查约四年,律政司2018年12月12日以证据不足决定不检控;其本人从未就雨伞运动、铜锣湾书店事件等受到刑事检控或立法会弹劾成功记录
现况
在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常驻香港与北京之间公开活动;2019年创办「803基金」悬赏征集反修例运动相关罪行线索,2020年公开点名被控教师并就公开教师资料兴讼;2020年5月公开要求汇丰银行表态支持香港国安法。近年仍频繁就香港事务公开发言,属现任国家级领导层序列中的香港人物
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晚期影像(美国之音摄)
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晚期影像(美国之音摄)|2017年,香港|来源:VOA,经 Wikimedia Commons|许可证:Public domain · 文件页 ↗

一、山东籍警队家庭出身与测量师之路(1954—1985)

梁振英1954年8月12日出生于香港薄扶林玛丽医院。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父亲梁忠恩早年到香港当警察,一家住在警察宿舍。这一出身细节之所以值得记入档案,是因为它同时解释了他的两面:他是在英属香港的基层秩序体系里长大的本地人,普通话与山东家庭背景又使他比许多香港精英更早进入北京的统战与咨询网络。公开传记对他在宿舍长大的童年着墨不多,本页只记可核的节点:他在香港完成中学教育后,入读香港理工学院的测量相关课程,其后赴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修读估价与产业管理,学成回港后加入测量行戴德梁行的前身机构,逐步成为该行在亚太区的负责人之一。测量师是香港地产年代的核心专业:土地拍卖、估价、发展顾问都经他们的手。梁振英日后的政治资本,一半来自这份专业履历,另一半来自他很早就被吸纳进主权移交的筹备机器。

需要先立一条本页的方法规矩。梁振英不是靠镇压起家的军警官员,也不是意识形态官员;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型的亲北京政治人物。因此评价他的责任,不能套用「下令开枪」式的叙事,而必须逐项看:在哪些文件上有他的签名,在哪些记者会上他说了什么话,在哪些事件里他只是任期覆盖而没有公开的个人决定。本页通篇执行这一区分:凡有文件或公开录像、录音可核的,写成「决定」或「表态」;凡只有时间重合的,写成「任内发生」并明示证据限度。这一区分不是为他开脱,而是档案的基本纪律——把关联写成下令,和把下令写成关联,都是失实。

二、基本法秘书长与行政会议召集人(1985—2011)

1985年,梁振英加入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1988年,他出任该委员会秘书长,年仅三十四岁。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是起草香港小宪法期间收集意见的机构,秘书长一职要同时对香港社会与北京起草机关负责。这段经历使他成为极少数在八十年代就进入北京治港核心圈子的香港专业人士。1997年主权移交前后,他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1999年,他获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任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行政会议是协助行政长官决策的机构,召集人即非官守议员之首,是特首之下最具分量的咨询职位。梁振英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二年,直到2011年辞职参选行政长官为止。其间他还自1993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份北京职务在他参选时既是资历,也是争议:批评者指他与中央关系过密,支持者则称这正是他能落实「一国两制」的保证。

这十二年里,香港经历了2003年二十三条立法风波与五十万人游行、董建华2005年辞职、曾荫权接任、2010年政改方案通过等大事。梁振英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是这些决策的集体参与者;但公开记录中,他个人在这段时期的标志性公开立场并不多,档案价值主要在于履历的连续性:到2011年参选时,他是香港建制派中极少数同时握有专业声望、行政会议资历与北京信任的人。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2012年那场选举的结构——那不是一场向公众开放的竞逐,而是在一个一千二百人选举委员会内部、北京的取向起决定作用的竞争,而梁振英最终被证明是北京愿意接受、唐英年又因丑闻失势后浮上水面的人选。

三、689票当选与「狼英」之名(2011—2012)

2011年11月,梁振英宣布参选行政长官,对手是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与民主派的何俊仁。选战期间,唐英年接连爆出僭建丑闻,民望下滑;梁振英则以基层与房屋议题争取市民好感,在多次民意调查中领先唐英年,但他的民望始终未能过半,且怀疑他亲共过深的声音从未消失。2012年3月25日,选举委员会投票,梁振英得689票,超过半数门槛的601票,当选第四任行政长官;唐英年得285票,何俊仁得76票。689这个数字从此成为他的代号:反对者称他为「689」,意指他的权力来源是一个小圈子而非香港市民;他本人则多次强调选举依基本法进行、合法合规。2012年7月1日,梁振英宣誓就任,时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监誓。就在就职前夕,关于他僭建的报道已经出现,他公开道歉并拆卸僭建物——新政府的第一周,就在诚信争议中开始。

「狼英」是另一个流传极广的称呼,源自评论人以狼的性格形容其强硬与进取,本页只作称呼史记录,不作人格定论。可以定论的是施政风格的公开记录:他任内多次以强硬措辞回应示威与传媒提问,政府与立法会、与学界、与传媒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他的民望在多家大学的滚动调查中长期处于历任特首低位,就职初期的支持率净值尚可,其后一路下滑,到雨伞运动之后更难以回升。具体民调数字各机构口径不一,本页不采用单次民调作定论,只记趋势——这一趋势由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等多家机构的长期序列共同支持,属于多源一致的事实。

梁振英在公开场合发言(美国之音摄)
梁振英在公开场合发言(美国之音摄)|2017年,香港|来源:VOA,经 Wikimedia Commons|许可证:Public domain · 文件页 ↗

四、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争议:精确的归属(2010—2012)

梁振英任内的第一场大型群众运动,是2012年夏天的反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运动。这一节必须把归属写精确,因为通俗叙述常把这门课程算作梁振英的发明——那是不准确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前身是2001年课程改革中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把国民教育独立成科的决定,见于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2010年10月13日的施政报告,政府在2011年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咨询,并计划2012年在小学、2013年在中学推行。也就是说,课程的提出与咨询都在曾荫权任内完成,梁振英2012年7月1日才就任。但课程指南在2012年4月至6月间定稿公布,推行时点落在梁振英任期的第一个学期,反对运动的高峰也完全发生在他的任内:学民思潮等学生组织崛起,2012年7月底万多人游行,9月初大批市民与学生在政府总部外集会、绝食,包围政总的人数一度以十万计。

梁振英政府的应对有公开记录可核。运动初期,政府坚持按计划在小学试行,并设三年「开展期」;随着占领政府总部外的抗议升级,梁振英于2012年9月8日宣布取消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期限、把是否开科的决定权交回学校,即事实上搁置强制推行。这一让步使运动降温,学民思潮撤离政总。档案上应当这样记:这门被批评为洗脑教育的课程,决策源头在曾荫权政府,梁振英的个人责任在于就任后两个月的坚持推行,以及在十万人包围政总后作出搁置决定。把源头算在他头上是张冠李戴;把他写成与此事无关,则抹去了2012年7月至9月这段他作为决策者的记录。本页两者都不取。

五、政改咨询、七月十五日报告与八三一决定(2013—2014)

梁振英任内最具决定性的文件行为,是2014年7月15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的政改报告。这份报告的全称是关于香港是否需要修改2017年行政长官与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报告,它是启动政改「五步曲」的第一步。报告的结论是主流意见认为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实行普选、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须参照选举委员会等——报告文本本身措辞谨慎,但它的程序功能无可替代:没有特首的这份报告,人大常委会就不会在那个时点作出决定。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即通称的「八三一决定」: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普选,但候选人须由一个参照选举委员会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只提名二至三人,且每名候选人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同时强调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

过半数提名这一门槛,是整场危机的引爆点。此前选举委员会的提名门槛是八分之一委员,即一百五十人即可入闸;八三一框架把门槛抬高到过半数,意味着任何不获北京信任的候选人都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普选因此被民主派与众多法律学者批评为先筛选、后投票。梁振英对八三一决定的态度有大量公开表态可核:他欢迎决定,称其为香港民主的重要一步,并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反复强调,任何政改方案必须以基本法与人大常委会决定为基础,不存在撤回决定的可能。这里的责任分层必须清楚:八三一决定的作出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梁振英;但提交报告启动程序的人是他,为决定辩护、并以决定为不可动摇前提来处理其后一切抗争的人,也是他。档案记录决策链时,这两环缺一不可。

六、雨伞运动爆发与九月二十八日的催泪弹(2014年9月)

2014年9月22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与学民思潮发起大专罢课,抗议八三一决定;9月26日晚,学生重夺政府总部东翼前地的「公民广场」,黄之锋等学生领袖被捕。9月28日凌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宣布提前启动占领行动,大批市民涌向金钟。9月28日傍晚,警方在金钟一带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根据多家传媒与学术研究的共同记载,当日警方共发射八十七枚催泪弹,并使用胡椒喷雾。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以雨伞抵挡胡椒喷雾的画面传遍全球,「雨伞运动」由此得名。催泪弹不但没有驱散人群,反而激起更大规模的市民上街,占领区从金钟扩散到旺角与铜锣湾,人数在高峰期以十万计。

关于9月28日这一天,本页必须作全页最重要的一次分层。现有公开证据——包括梁振英本人其后的公开说法——一致指向:施放催泪弹是警方前线指挥官基于现场判断作出的操作决定。梁振英2014年10月12日在电视访问中被问及催泪弹是否合乎比例时,公开回答说他相信当日指挥官是按警方的专业判断与训练作出决定,并认为警方使用了适当的武力。换言之,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梁振英亲自下令施放催泪弹;任何把「梁振英下令放催泪弹」写成事实的文本,都超出了证据。但同样清楚的是政治责任的另一面:作为行政长官与政府首长,他在事后没有批评、没有调查这一决定的合比例性,而是公开为其背书;他领导的政府在当晚曾一度考虑更严厉的应对,其后因人群规模与国际注视而收敛的说法见于多家传媒的回顾报道,本页按传媒报道级存档、不作定论。可以定论的是:操作决定属于警方,政治背书属于梁振英——这两句话必须同时成立。

视频证据

以下为梁振英任内雨伞运动的现场影像。

VICE News《Hong Kong Rising》:雨伞运动现场|2014年|英文原声,带法、日、西等字幕轨(无中文字幕)

▶ 在YouTube上观看

七、拒绝辞职、「外部势力」与穷人论:运动期间的公开表态(2014年10—11月)

雨伞运动的核心诉求有二:撤回八三一决定,以及梁振英辞职。梁振英对这两项诉求的回应全部有公开记录。其一,辞职问题:2014年10月12日,他在电视访问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理由是辞职无助于解决问题,并称占领运动已经失控。其二,决定问题:他反复申明人大常委会撤回决定「没有可能」,示威者争取真普选的机会「近乎零」一类说法亦见于其10月中旬的公开表态。其三,归因问题:2014年10月19日,他在电视节目中称占领运动有「外部势力」参与,指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与组织介入,但拒绝指明是哪些国家、哪些组织,也始终没有提出证据。这一说法与北京官方的口径完全一致,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当时即公开否认介入。本页的记录方式是:他的原话照录,证据状态照实标注——截至本页核验,他从未就「外部势力」一说公开举证。

其四,是引发最广泛批评的「穷人论」。2014年10月20日,梁振英接受《纽约时报》等外地传媒访问,解释为何不能接受由公众直接提名候选人时说,如果提名纯粹变成数字游戏,就会变成向月入低于一千八百美元——即香港收入中位数以下、约占人口一半——的人倾斜的政治与政策。这番话的原意是为提名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辩护,称广泛代表性不是数字代表性;但它被广泛理解为:普选不可接受的原因之一,是穷人会因此在政治上占主导。《纽约时报》、美联社等国际传媒广泛报道,香港舆论哗然。本页照录其论证结构,不替他修饰,也不夸大:他说的是一个关于制度设计的论点,而这个论点在公开场合亲口说出「过半数低收入者主导政治」是需要避免的结果——仅此一点,已足以解释它为何成为其政治生涯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之一。10月21日,特区政府与学联举行唯一一次正式对话,由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率团,梁振英没有出席;对话中政府提出向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讨论提名委员会组成等,学生认为并无实质让步,对话无果而终。此后政府再未与学生组织正式对话。

梁振英发表首份施政报告后见记者
梁振英发表首份施政报告后见记者|2013年,香港|来源:Iris Tong,经 Wikimedia Commons|许可证:Public domain · 文件页 ↗

八、旺角冲突、曾健超被殴与清场路线(2014年10月—12月)

占领持续期间,旺角占领区多次发生冲突:10月3日起,有反占领人士冲击旺角与铜锣湾占领区,拆毁帐篷与路障,与示威者殴斗,警方执法尺度受到质疑;梁振英与政府谴责暴力,并呼吁占领者撤离。本页对「有组织黑社会成员参与冲击」这一在多家传媒与人权组织报告中出现的说法,按报道级存档:多家传媒拍到并报道了疑似有背景人士参与冲击,但梁振英本人或其政府指使冲击的说法,没有公开证据,本页不采。10月15日凌晨,警方在龙和道清场,公民党成员、社工曾健超被七名警员带到添马公园一个暗角拳打脚踢,无线电视拍下全程。七名警员其后被停职、检控,2017年2月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各判监两年(其后上诉有改判与减刑)——此案发生在梁振英任内、由其政府的警队所为,而司法追究在香港法院独立完成,这两个事实要分开记:警员的个人刑责有判决可核,梁振英对个别警员行为的个人责任则无证据,本页不作连坐式归因;但作为政府首长,他任内对警队在运动期间的整体执法同样以支持为主调。

运动的终结方式,是梁振英政府最具个人印记的决策之一:不以政治谈判解决,不以大规模武力清场收尾,而是借助民事禁制令。10月下旬起,出租车、小巴与巴士业团体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占领旺角与金钟部分路段;法庭颁下禁制令后,执达吏执行、警方协助。11月25日至26日,旺角占领区被清除,期间有冲突与拘捕;12月11日,金钟占领区在警方协助执达吏执行禁制令下和平清除,七十九天的占领至此基本结束;12月15日,最后的铜锣湾占领区被清除。整个运动自9月26日计起历时七十九天。选择禁制令路线,使清场获得了法院命令的外观与程序正当性,也使拒绝离开者面对的不只是警方,还有藐视法庭的罪名。这一路线由政府与亲政府业界团体的诉讼配合完成——入禀者名义上是业界团体,政府公开支持以禁制令解决问题。梁振英在运动结束后的公开立场始终如一:占领是违法行为,政府处理有理有节。本页的评价留给事实本身:七十九天里没有出现天安门式的致命武力,这是事实;同样是事实的是,运动的全部政治诉求无一实现,而其骨干成员在其后数年间陆续面对检控——2017至2019年间,「占中九子」等案件先后审结,多名运动发起人与参与者被判监禁。本页只记时序与归属,不把后来的检控直接归因于梁振英个人,因为检控决定在制度上属于律政司,而他2017年6月已经卸任;但运动参与者被系统性追究的政治气候,正是始于他任内对运动「违法」的定性。

九、UGL五千万:协议、曝光与不检控决定(2011—2018)

雨伞运动正酣之际,另一条线爆出。2014年10月8日,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悉尼晨锋报》《时代报》)披露:梁振英在2011年与澳大利亚工程公司UGL签署协议,UGL在收购他曾任董事的戴德梁行(DTZ)时,同意在2012与2013年分两期向他支付合共四百万英镑,约五千万港元,条件包括他支持收购、协助保留管理团队、不加入竞争对手等。关键的时间重叠是:这两期款项的支付期落在他出任行政长官之后,而他从未向行政会议申报这笔款项。梁振英同日回应,称款项源于他离开戴德梁行的安排、不涉及未来服务,并称按现行申报制度无须申报。反对派则指其涉嫌利益冲突与瞒报,部分议员提出弹劾与举报。廉政公署其后立案调查,一查约四年;调查期间,2016年7月廉署执行处首长李宝兰的署任安排被终止、她随即辞职,外界质疑与UGL案有关,廉署与政府否认关联——本页按「时序可核、因果未证」存档。立法会亦在2016年11月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其后爆出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被揭曾私下按梁振英方修改调查范围文件,引发干预调查的质疑,周浩鼎辞去委员会职务。

结局发生在梁振英卸任之后。2018年12月12日,律政司宣布,经考虑廉署调查结果与证据,认为证据不足以合理预期达至定罪,决定不检控梁振英。律政司没有按其处理前特首曾荫权等敏感案件的惯例,先征求独立外间法律意见,这一程序选择招致香港大律师公会2018年12月21日发声明批评,指其偏离惯例、影响公众问责。不检控是法律决定,不是无罪判决,也不是廉署或律政司对款项恰当性的背书——本页三句话分开写清:协议与收款,证据确凿、多源一致;未申报,事实清楚、争议只在制度是否要求申报;不检控,决定真实存在,其程序正当性至今仍有法律界的公开批评在案。梁振英一方则一直坚持款项合法合规,并曾就报道采取法律行动。任何把UGL案写成「已定罪贪腐」或写成「完全清白落幕」的文本,都不符合这三层事实。

十、铜锣湾书店事件:其任内最严重的主权执法危机(2015—2016)

2015年10月至12月,铜锣湾书店五名经营者与员工相继失踪:吕波、张志平在深圳失联,桂民海在泰国失踪,林荣基10月24日在深圳过关后失踪,股东李波12月30日在香港境内失踪——而香港入境事务处并无李波的离境记录。铜锣湾书店以出版在内地被禁的政治书籍闻名。2016年2月,广东省公安部门证实五人均在内地被羁押。李波在香港境内消失、且无离境记录一事,被广泛认为是内地人员跨境执法的最严重嫌疑个案,英国外交大臣夏文达在2016年初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称李波事件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本页对跨境执法的定性措辞保持克制:李波本人其后在内地受访时称是自愿返回内地协助调查,其妻其后销案;但无离境记录这一客观事实与他的说法之间的张力,至今没有官方解释。本页并列存档,不作单一定论。

梁振英在这件事上的个人记录,有据可查的是他的公开表态与政府的应对。2016年1月4日,他在记者会上称,若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执法,将是不可接受、违反基本法,并呼吁任何人、特别是李波本人提供失踪的资料——最后这句呼吁被舆论广泛讥评,因为它要求一名失踪者自己报告自己的下落。2016年6月16日,林荣基返港后召开记者会,详述自己在内地被羁押八个月、被迫认罪的经过,震动全港;数日后,梁振英宣布去函中央反映港人关注,并称将检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通报机制。分层结论如下:五人被内地当局羁押,是多源证实的事实;羁押行动由内地机关执行,没有公开证据显示梁振英参与策划或知情;他作为行政长官的责任记录在于事发后数月间,特区政府未能向市民交代李波如何离境、未能保障一名在香港境内消失的居民的下落透明,而其本人的公开回应被普遍评为迟缓与无力。这是「任内管治责任」层级的记录,与「策划绑架」层级的指控有本质区别,本页只写前者,后者在无证据时不写。

梁振英在香港出席法律界活动并致辞。
梁振英在香港出席法律界活动并致辞。|2011年,美国纽约|来源:Yuyu,经 Wikimedia Commons|许可证:CC BY-SA 3.0 · 文件页 ↗

十一、任期后段、不寻求连任与政协副主席(2015—2017)

雨伞运动之后,梁振英的任期在持续对立中走完。2015年6月,立法会以二十八票反对、八票赞成的悬殊结果否决了按八三一框架制定的政改方案——建制派议员集体离场导致赞成票崩盘,是香港政坛罕见的场面,梁振英力推两年的政改就此终结。2016年2月农历新年期间,旺角发生骚乱,梁振英政府迅速将其定性为「暴乱」,数十名参与者其后被以暴动罪检控、判刑。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本土派与自决派多名年轻候选人当选,其后梁振英政府提出选举呈请与司法复核,褫夺梁颂恒、游蕙祯等六名民主派与本土派议员的资格——人大常委会在2016年11月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梁振英公开欢迎释法。这一连串事件的共同点是:每一次对立,他都站在建制与中央的一侧,且从不掩饰。本页不逐项展开这些事件的细节,只确认其政府立场的连续性,因为档案的主线是人,不是逐年编史。

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宣布因家庭理由不寻求连任,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位不连任的行政长官。他称要照顾家庭,不希望家人因选举承受压力。2017年3月,他先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17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闭幕会上,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他仍是行政长官,要到2017年6月30日才卸任。在任行政长官兼任国家级政协副主席,引发「一国两制」下角色混淆的批评;建制一方则称这是中央对其工作的肯定。2017年7月1日,他把行政长官职位交给林郑月娥,同日获授大紫荆勋章。卸任特首后出任政协副主席,与首任特首董建华的轨迹相同:这是北京对卸任治港者的标准安排,其象征意义大于实权,但它确认了梁振英在中央评价体系中的位置——他不是被问责下台的人,而是被嘉奖升迁的人。这一点对理解他卸任后的言行至关重要。

十二、卸任后的追击者:803基金、点名教师与国安法表态(2019— )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时,梁振英已经卸任两年,但他没有退场,而是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成为建制阵营最活跃的发声者之一。2019年,他创办「803基金」(803 Funds Limited),以悬赏方式征集与反修例运动相关罪行的线索,包括悬赏征集破坏国歌法相关设施、损毁国旗等案件的信息,并设网站与热线接收举报。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2023年关于HKLeaks起底网站的研究报告,在梳理针对示威者的网络骚扰生态时,把「一名前行政长官经营的悬赏行动」列为该生态获得的公开支持网络的一部分——本页引用时须精确:公民实验室说的是悬赏行动与起底生态同属一个互相支援的网络环境,并没有指控803基金经营起底网站,两者不可混写。803基金其后把目标转向教育界:2020年10月,梁振英公开释出十八名在2019至2020年抗议中被控的教师与补习教师的资料,包括部分人的姓名与任教学校,并透过803基金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教育局公开被裁定专业失当教师的身份。教育局以私隐等理由拒绝,诉讼其后在高等法院审理。要求公开被控教师个人资料这一做法,被教师团体与人权评论批评为制造寒蝉效应与公审;梁振英一方则称是为了家长的知情权与保护公众。

2020年5月,全国人大决定为香港订立国家安全法前后,梁振英公开要求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表态支持国安法,并批评汇丰未作表态;汇丰其后表态支持。这一插曲的档案意义在于:一位已卸任、无行政职务的前特首,仅凭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与公开喊话,就被认为足以影响一家全球银行的公开立场——这既是他个人影响力的证明,也是香港言论环境在2020年急剧收紧的一个注脚。近年他仍频繁透过社交媒体评论香港事务,包括批评法官判刑、评论传媒与教育议题等,其发言的即时性与尖锐程度在历任卸任特首中罕见。本页对他卸任后发言的取样原则是只记有机构后果或广泛报道的事件,日常评论不逐条收录;截至本页核验,他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23年连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居于国家领导人序列,在香港与内地均有公开活动,没有退休或淡出的迹象。

十三、制裁状态核实:他不在任何公开名单上(2020— )

这一节回答一个常被误传的问题:梁振英有没有被美国制裁?答案是没有,且必须写清对照组。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美国总统于7月14日签署第13936号行政命令;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十一名中港官员,指他们损害香港自治、限制港人的表达与集会自由。十一人名单为: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骆惠宁、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香港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这份名单以国安法的执行者与时任官员为对象,梁振英当时已卸任特首三年,不在其中。其后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就香港问题作出的其他公开制裁或点名措施中,截至本页核验,亦未见梁振英被列入具法律效力的制裁名单。

为什么这一条值得专节存档?因为在中文舆论场里,「梁振英被美国制裁」与「梁振英是唯一没被制裁的前特首」两种说法都流传过,前者是误传,后者则暗含未经证实的推论。本页的立场只建立在名单本身:被制裁与否是一个可以逐字核对的事实问题,核对结果如上。至于他没有被制裁的原因——是因为卸任已久、因为美方的名单以现任执行者为限,还是其他考量——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说明,本页标注为无公开记录,不作推测。同样要避免反向推论:不在制裁名单上,不等于其任内记录未受国际批评;美国国务院与国会的多份香港人权报告、英国外交部的香港半年报告,都曾点名批评其任内的雨伞运动处理与铜锣湾书店事件。制裁是法律工具,批评是外交记录,两者在本页分开存放。

十四、核查与来源

本页事实经多源交叉核对,主要来源如下:梁振英生平与职务序列——英文维基百科梁振英词条及《政治家年鉴》同伴卷(施普林格)所载生平条目,两源对其出生日期(1954年8月12日)、山东籍贯、特首任期(2012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689票当选、2017年3月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节点记载一致,本页另以新华社2017年3月13日关于其当选政协副主席的报道复核。雨伞运动——英文维基百科2014年香港抗议与雨伞运动词条(运动日期2014年9月26日—12月15日、占领区分布与清场日期)、学术研究对九月二十八日八十七枚催泪弹与七十九天占领的记载(何明修等研究、圣母大学等学术出版物)、香港政府新闻网2014年10月12日梁振英「不会辞职」与为催泪弹决定背书的官方记录、人权观察2014年10月5日致梁振英公开信。公开表态——美联社经多家美国公共电台转载的2014年10月19至21日报道(「外部势力」说与《纽约时报》访问中的收入论述)、《纽约时报》2014年10月21日报道。国民教育——英文维基百科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争议词条(曾荫权2010年施政报告提出、2011年咨询、2012年9月8日梁振英宣布搁置强制推行的时间线)。八三一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转载新华社文本:梁振英2014年7月15日提交报告、提名须过半数、二至三名候选人)与美国国会研究处2014年9月5日简报。UGL案——牛津人权中心评论与全球反腐博客所载律政司2018年12月12日不检控决定、香港大律师公会2018年12月21日声明、英文维基百科梁振英与UGL协议词条(四百万英镑约五千万港元、2011年协议、2014年10月8日费尔法克斯披露、廉署调查四年与李宝兰事件时序)。铜锣湾书店——英文维基百科相关词条所载五人失踪时序、梁振英2016年1月4日记者会原话、香港政府新闻网2016年6月20日梁振英去函中央与检讨通报机制的官方记录。曾健超案——英文维基百科词条与法新社2017年2月17日七警判监两年的报道。卸任后活动——英文维基百科梁振英词条政协与803基金、2020年10月公开教师资料与司法复核各条,多伦多公民实验室2023年HKLeaks报告对悬赏行动的定位,律所与财经报道对803基金诉讼的记载。制裁——美国财政部2020年8月7日新闻稿及温斯顿等律所的客户通报所列十一人完整名单,逐名核对确认梁振英不在其内。

本页对简报原始材料的两处订正与一处澄清:一、梁振英是出生于香港(薄扶林玛丽医院),祖籍山东,而非生于山东;「1954、山东」应读作生年与籍贯两个字段。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由曾荫权政府提出与咨询,梁振英的责任时段是2012年7月就任后的坚持推行与9月搁置,本页已按此时序分写,未把课程发明权归于他。三、关于制裁的澄清:坊间偶有「梁振英被美国制裁」之说,经逐名核对2020年8月7日十一人名单,确认他不在名单内,本页据实更正。未获足够公开证据支持、本页未写成事实的事项包括:梁振英亲自下令施放催泪弹(现有证据指向警方操作决定,本页只记其政治背书)、梁振英或其政府指使反占领冲击(无公开证据)、梁振英参与铜锣湾书店五人羁押行动(无公开证据)、「外部势力」参与雨伞运动的具体所指(梁本人从未公开举证)。凡此均已在正文相应位置标明证据层级。本页将随新档案与新名单的公开持续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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