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案 | 果洛久美
果洛久美,藏族僧人,甘肅甘南拉卜楞寺僧人、紀錄片工作者,出生年份各源作1969年與1972年兩說(並列存檔)。2006年他與藏族電影人當知項欠共同起意,2007年8月至2008年3月用一臺廉價攝像機在安多藏區採訪一百零八名藏人,素材送出境後在瑞士剪成二十五分鐘紀錄片《不再恐懼》,2008年8月6日在北京秘密放映給外國記者。2008年3月23日(其本人作證口徑;英文維基另作3月28日,並列存檔),他在拉卜楞一帶抗議之後首次被拘,羈押約七個月。據其2016年提交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的書面證詞,他從未被正式逮捕、起訴或審判,兩份拘留證都是獲釋後才補發,寺院與家人從未被告知其下落;第一次羈押中他被連續酷刑五十一至五十二天,日夜被固定在老虎椅上,雙腳腫脹至趾甲全部脫落,並被倒懸、吊掛、毆打至肋骨骨折、膝關節脫位,審訊者索要的始終是一百零八名受訪者與2008年抗議者的名單,他一個名字都沒有供出。2009年4月他再被以涉嫌洩露國家秘密羈押數月並遭毆打。2012年9月他第三次被拘,被誣為自焚抗議的主要煽動者,又被知會將轉送蘭州軍區醫院『體檢』並打『必要的針』,他判斷對方意在滅口,於9月30日夜掙脫鎖鏈逃脫;兩個月後,甘肅省公安廳以涉嫌謀殺對他發出通緝並懸賞二十萬元——該指控在他羈押期間從未被提及。他在高原山林間藏匿二十個月,2014年5月抵達印度達蘭薩拉,2015年1月抵瑞士並獲政治庇護。此後他先後在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審查、英國議會、歐洲議會人權小組委員會、CECC聽證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場邊活動公開作證;最近一次有公開記錄的活動為2024年1月在紐西蘭奧克蘭演講。
一、其人:牧人之子、拉卜楞寺僧人與「果洛久美」這個名字
果洛久美出生在藏東一個游牧家庭,少年時進入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拉卜楞寺出家——這是他本人在2016年CECC書面證詞與歐洲議會證詞中親口給出的自述框架,兩處口徑一致。在拉卜楞寺期間,他做的遠不止誦經:據其證詞,他參與多項社會事務,包括教孩子藏族文化、推廣藏語,並從事社會福利工作。藏人行政中央(CTA)2024年對其紐西蘭之行的報道補充了更早的一段:他的秘密政治活動始於1990年代,當時他散發達賴喇嘛的三月十日宣告;到2004—2005年,他的行動變得更堅定、更主動;藏區當地人形容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真誠的社會工作者(此段為CTA單方報道轉述其自述,本站按轉述等級存檔)。2010年4月玉樹(結古多)地震後,他加入救援隊參與救災——這一點見西藏觀察(Tibet Watch)的專訪介紹與多家機構小傳,與其證詞中「參與玉樹地震救濟」的自述互證。
他的名字需要先作一番檔案清理,因為英文世界裡至少有四個寫法在指同一個人:Golog Jigme(果洛久美,「果洛」是其籍貫部落標識)、Jigme Gyatso(久美嘉措)、Jigme Lobsang(晉美羅藏),以及俗名Lotra(羅扎)。英文維基百科註明,後兩個名字的依據是甘肅省公安廳對他的通緝文書——也就是說,連他的名字版本,都是從追捕他的檔案裡流出來的。出生年份同樣存在分歧:CTA在2012年通緝報道中稱他1969年生於色達(Serthar);自由西藏(Free Tibet)的案例頁稱他生於1972年;2014年5月印度媒體報道他抵達達蘭薩拉時稱他44歲,與1969—1970年口徑大體吻合。本站不擅自取一說為定論:出生年份並列存檔為1969年說與1972年說,出生地以CTA的色達說為單源記載、標註未核;可以確定的是游牧家庭出身與少年入拉卜楞寺這兩點,有其本人證詞支撐。
在國際人權網路的記錄裡,他的身份標籤有三個:僧人、紀錄片工作者、人權捍衛者。他被國際西藏網路(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列為「西藏英雄」,被記者無國界組織列入「一百位資訊英雄」名單(西藏觀察專訪介紹)。這些頭銜出現在他逃亡之後,是牆外世界對他的定位;而在牆內的檔案裡,2008年至2012年,他的名字只出現在拘留、訊問與通緝的文書上。本頁要做的,是把這兩套記錄拼回同一個人身上。
二、《不再恐懼》:一百零八個藏人對著一臺廉價攝像機說話
2006年,果洛久美與藏族電影人當知項欠共同萌生了拍一部紀錄片的想法(記者保護委員會CPJ的長篇報道與影片官方資料均作2006年起意)。當知項欠的生平與判刑本站另有專頁(persecution/dhondup-wangchen.html),本頁只記與果洛久美直接相關的部分。他們的計劃很簡單:在北京奧運會之前,走遍藏區,問普通藏人三個問題——你怎麼看達賴喇嘛,你怎麼看中國政府,你怎麼看北京辦奧運。拍攝自2007年8月進行到2008年3月(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CT與「為西藏拍攝」的影片資料口徑),兩人用一臺廉價攝像機,在安多藏區的牧區、寺院與偏遠村落採訪了一百零八名藏人,包括游牧民、老人、僧人與偏遠地區居民;所有受訪者都同意在鏡頭前露面說話。素材總量各源不一:西藏觀察與影片官方站作三十五小時,紐約時報與英文維基作四十小時,本站並列存檔,不合並。
素材拍完後被秘密送出境,交到當知項欠在瑞士的表親嘉央澤仁手中,由「為西藏拍攝」剪輯成二十五分鐘的成片《不再恐懼》(藏文名Jigdrel)。2008年8月6日,影片在北京秘密放映給外國記者,兩天後奧運會開幕。《紐約時報》稱這部片子是對中國政府「不加粉飾的控訴」(unadorned indictment)。影片後來在三十多個國家放映(CPJ口徑)。但放映那一天,兩位拍攝者都已經不在自由世界裡了——素材送出後沒幾天,兩人先後被拘。果洛久美后來在歐洲議會作證時這樣概括這部片子與自己的關係:一句話說完,就是因為這部片子,中國當局逮捕並酷刑對待了他。這句話不是修辭,下面幾節的全部內容,都是這句話的展開。
理解本案,必須抓住一個事實:《不再恐懼》裡沒有任何秘密。它拍的不是軍事設施,不是檔案,不是組織網路,只是一百零八張臉和他們公開說出的話。官方對它的處置方式——秘密羈押、酷刑逼供受訪者名單、六年重刑與全國通緝——恰好從反面標定了這部片子在官方眼中的真實分量:危險的不是影像本身,而是藏人自己開口說話這件事。果洛久美在羈押中被反覆逼問的核心問題,始終只有一個:把所有受訪者的名字說出來。他至死沒有說——2018年他在日內瓦峰會上對全場重申,他沒有供出任何一位勇敢發聲的藏人的身份。這一條,是本案全部酷刑記錄的註腳。
三、2008年3月:拉卜楞抗議、首次被拘與日期分歧
2008年3月,抗議浪潮席捲藏區。果洛久美參加了拉卜楞一帶的和平抗議——這一點由他本人在歐洲議會證詞中親口確認(證詞稱其因拍攝《不再恐懼》以及參加2008年3月拉卜楞和平抗議而被捕、被酷刑)。隨後他被拘。關於首次被拘的精確日期,來源之間存在明確分歧,本站按檔案規範並列存檔:其本人一系的口徑作2008年3月23日——西藏觀察專訪介紹、2022年他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場邊活動作證時的自述(「自2008年3月23日被關押之日起」)均持此說;英文維基百科則稱他與當知項欠於3月28日在青海省同德縣一同被拘(該說法源自前線衛士組織與TCHRD的早期通報)。本站以3月23日為本案排序日期與正文日期,理由是:這是當事人本人在多個正式作證場合一致使用的日期,且3月28日同德被拘的記載很可能與當知項欠本人的被拘日期混同(當知項欠案各源多作3月下旬在同德一帶被拘);3月28日說並列保留,不刪除。
抓捕的規模,他在2016年日內瓦峰會演講中描述過:六十多名警察、三百多名軍人到場,兩支步槍指著他的頭,槍托砸在身上,他當場倒地、渾身是血,軍車遍佈村莊。此段為當事人自述,本站按自述等級存檔;但「以抓捕一名僧人的陣仗動用成建制武裝力量」這一圖景,與2008年3月藏區整體鎮壓的規模記錄並不矛盾。被拘之後,他被指控的事項,據其CECC證詞,包括:拍攝《不再恐懼》、被指為西藏青年大會成員、拒絕詆譭達賴喇嘛;據2014年達蘭薩拉記者會報道,官方還指控他參加了針對中國政府的「暴力抗議」。訊問的指向非常明確:交出受訪者名單,交出2008年抗議參與者的名字,公開譴責達賴喇嘛。三件事他一件都沒有做。
第一次羈押持續約七個月。關於這七個月的法律性質,各源說法衝突,本站必須如實攤開:英國《泰晤士報》2009年的報道(經英文維基轉述)稱他被「判處七個月」、在臨夏監獄服刑,並稱他於2009年5月2日返回寺院;記者保護委員會則記載,他於2008年10月獲釋時,外界得知他與當知項欠在羈押中都遭受了嚴酷訊問與酷刑,包括電刑。而果洛久美本人在2016年提交CECC的書面證詞中明確宣示:他從未被正式逮捕,三次羈押從未收到載明正式指控的檔案,從未受審,沒有律師,沒有醫療,寺院與家人從未被告知他的下落,兩份拘留證都是在他獲釋之後才補發到他手裡的。當事人的宣誓性證詞與二手報道的「判刑」說法不能兩立:本站以其本人證詞為準,把第一次羈押定性為「未經起訴審判的七個月羈押」,「判處七個月、臨夏監獄服刑」一說標註為與本人證詞衝突的二手說法、並列存檔;「臨夏」這一關押地點除該說法外無其他來源印證,標註未核。至於獲釋(2008年10月,CPJ口徑)與返回拉卜楞寺(2009年5月2日,《泰晤士報》口徑)之間的半年空檔,他去了哪裡、處於何種管控之下,無公開記錄。
四、酷刑記錄:五十一(或五十二)天的老虎椅
本節只依據果洛久美本人在正式場合的作證記錄:2014年5月28日達蘭薩拉記者會、2016年2月與2018年2月兩次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演講、2016年3月16日歐洲議會人權小組委員會證詞、2016年4月14日提交CECC的書面證詞、2022年9月30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場邊作證。多處記錄在細節上互相咬合,個別數字有小幅出入,本站逐項註明。這是他自己的傷情檔案,不是本站的渲染。
2008年第一次羈押是酷刑最烈的一次。按其CECC書面證詞:他被連續酷刑折磨一個月零二十二天,被迫日夜坐在「老虎椅」(亦稱鐵椅)上,雙臂被銬在身前的小金屬桌上,雙腿在座位下彎折、用鐵鐐固定在椅子上,關節劇痛,雙腳腫脹到所有腳趾甲脫落;他被反綁在椅子上倒懸於天花板數小時,手腕與腳踝至今留有傷疤;他被剝奪睡眠,只給極少量食物,飲水被苛扣到極微量,因失血而口渴難忍——他稱口渴之痛是僅次於老虎椅的第二重摺磨。日內瓦峰會演講中他給出的天數是一個月零二十一天,並說自己在鐵椅上被吊過九次;歐洲議會證詞作五十一天。三處口徑相差一天,應為起止計法之差,本站並列存檔為「五十一至五十二天」。達蘭薩拉記者會上他補充了另一組數字:初捕時手腳被銬、被吊掛十小時,此後類似的吊掛共七次,每次持續二至五小時。
毆打與器物傷害同樣有逐項記錄:據CECC證詞與歐洲議會證詞,第一、二次羈押中他遭受嚴重毆打與腳踢,部分肋骨被打斷,膝關節脫位(記者會口徑另包括肩部脫臼、膝蓋受損);施刑者用細小金屬棍擊打他的背部,用電擊器電擊,包括電擊其口部;他被綁在燒熱的火爐上,臉、眼睛與嘴唇被燙傷(自由西藏案例頁的說法是被銬在燃燒火爐的煙囪上);五名官員一組踩踏他的全身。他說,時至2016年作證之時,背痛仍在持續,膝、肋、眼都有舊傷之痛,身體受寒時膝蓋會脫位。2022年作證時他補充:自被關押之日起,先後有十六名不同的監獄人員對他施過刑——這一人數為其2022年單次作證自述,本站按自述存檔。他從未獲得任何醫療救治(CECC證詞)。本站必須指出證據結構:上述酷刑細節的一手來源是受害者本人的多次一致作證,中國官方從未就其個案指控作出過公開回應(路透社就聯合國場合對他的追蹤報道時曾向國務院新聞辦求證,未獲回覆);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2015年11月審查中國履約情況時,他親臨日內瓦向委員會講述了上述經歷,委員會就老虎椅等問題向中國代表團提出了尖銳質詢——這是他的證詞進入聯合國正式審查程式的記錄。
酷刑的指向,在他的所有講述裡從未變過:不是為了查清某個犯罪事實,而是為了兩個名單和一句話——受訪者名單、抗議者名單、以及一句公開詆譭達賴喇嘛的話。審訊者要的東西全部指向他身外的人與他心裡的立場。這也是他後來在歐洲議會開場白裡先報身份的原因:他說他是非暴力的自由鬥士、人權捍衛者、電影人——先把自己是誰說清楚,再說他們對他做了什麼。
五、2009年4月:第二次被拘——「洩露國家秘密」
獲釋回到寺院,並不意味著自由。據西藏觀察專訪介紹,獲釋後他處於持續監控、不斷騷擾與反覆拘留之中,整整六年。2009年4月,他第二次被拘:據其CECC證詞,此次的說法是涉嫌洩露國家秘密,羈押數月,遭受嚴重毆打,但未如2008年那樣被殘酷上刑。他在2018年日內瓦峰會演講中給出了更精確的日期:第二次被捕在2009年4月10日。自由西藏案例頁對第二次被拘的指控表述略有不同,作「被指與外界分享2008年西藏抗議的資訊」——與「洩露國家秘密」指向同一件事,即向境外傳遞資訊,本站並列存檔。另需註明:記者保護委員會2009年3月18日曾釋出他被安全人員再次拘捕的訊息,時間比其自述的4月早約三週,可能為訊息傳出與實際羈押之間的時滯,也可能是另一次短期拘留,本站並列保留,不擅自彌合。第二次羈押的具體地點、承辦單位與獲釋日期,無公開記錄。
兩次羈押之間與之後的日子裡,他仍在做社會工作:2010年4月玉樹地震,他加入救援隊——一個剛剛被以「洩露國家秘密」關過數月的人,轉身去災區抬擔架,這組對照本身就是理解他的鑰匙:官方檔案裡的「危險分子」,在藏區民眾的口碑裡是地震時會出現的人。這種雙重身份一直持續到2012年:當局眼中需要第三次下手的物件,恰恰因為他在民眾中的聲望而不可能被悄悄處理——後來的全國通緝與二十萬懸賞,反而證明了這一點。
六、2012年9月:第三次被拘、死局與9月30日之夜的逃脫
2012年9月,果洛久美第三次被拘。日期鏈條各源如下:藏人行政中央當年的報道稱,他自9月20日起失蹤——當時他正從拉卜楞寺前往甘南州府合作(Tsoe)——外界再無其訊息;其CECC證詞與日內瓦演講均作2012年9月被拘。英文維基與Phayul通訊則稱他於2012年11月5日被甘肅省公安廳在從蘭州抵達合作時逮捕——此說與「9月失蹤、9月30日逃脫」的鏈條無法兩立,本站以其本人證詞與CTA的失蹤報道為準,11月5日說並列存檔為分歧項(11月下旬正是通緝令釋出期,該日期疑為通緝訊息的誤植)。這一次的指控,據其證詞,是被誣為藏區接連發生的自焚抗議的「主要煽動者」,外加其他無根據的指控(自由西藏作「被指煽動藏人自焚抗議」)。
真正讓他決定逃的,是羈押中聽到的處置方案。據其CECC證詞:安全人員告訴他,將把他轉送蘭州軍區醫院(證詞原文作Lanzhou City Military Hospital)做體檢,看他有沒有疾病,若查出問題就給他打「必要的針」。他抗議轉送,對方堅持。他由此判斷:對方的計劃是在醫院裡用藥物注射殺死他。這一判斷是當事人基於處境的推斷,本站按其證詞原文存檔,不冒充已查實的官方檔案;但必須記下的是,一個被關押者寧可冒死出逃也不肯被送去「體檢」,這個選擇本身就是對羈押場所最有力的證詞。2014年達蘭薩拉記者會上,他把逃脫之夜講得很細:9月30日(據其敘述順序為2012年9月30日)他晚八點睡下,兩名看守一人因急事提前離開,另一人午夜睡去;其他看守在打麻將;他向達賴喇嘛祈禱後掙脫鎖鏈,走到大門時發現門開著,隨即跑了出去。細節的生動程度無法獨立複核,本站按當事人自述存檔;可以複核的是結果——從那一夜起,中國官方再也沒有抓到他。
七、通緝:憑空出現的謀殺罪與二十萬懸賞
逃脫約兩個月後,他在藏匿中得知:政府以涉嫌謀殺對他發出通緝。藏人行政中央2012年11月的報道把文書釘得很實:甘肅省公安廳於11月28日簽發通緝文書,以涉嫌謀殺為由懸賞人民幣二十萬元徵集線索,並稱他可能面臨死刑。「為西藏拍攝」於2012年11月30日發表宣告,對這份以其名字細節為依據的通緝文書提出抗辯——英文維基關於他別名(晉美羅藏、羅扎)的註腳,來源正是這份通緝文書與該組織的抗辯宣告。他本人多次公開指出:羈押期間官方從未以謀殺訊問過他,這一指控是在他逃脫之後才出現的;他從未殺人,也從未有殺人的意圖。他在記者會上說,初聞謀殺指控時,他曾想過到甘肅或四川的一處警察局自焚,以抗議這一虛假指控——最終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活著逃出去作證。這一段本站照實存檔,因為它標定了通緝的真實功能:謀殺罪名與二十萬賞格,不是為了偵破命案,而是為了讓整個藏區的每一雙眼睛都成為追捕他的工具,把藏匿成本抬到無人敢收留他的程度。
儘管如此,仍然有人冒著風險幫他。此後一年零八個月(二十個月),他藏匿於高原的山嶺、河流與森林之間(達蘭薩拉記者會與多家機構口徑一致)。這段藏匿的具體路線、幫助者身份,無公開記錄——按常理,幫助者至今仍在境內,其身份本就不應出現在任何公開檔案裡,本站只記其CECC證詞中的一句致謝:他的安全逃脫是許多人共同冒險的集體努力。本站檔案規範在此讓位於人身安全:無公開記錄,且不應被追索。
八、2014年5月:達蘭薩拉——二十個月藏匿的終點
2014年5月,果洛久美秘密越境,抵達印度北部達蘭薩拉——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無數流亡藏人的落點。記者無國界組織當時發表宣告,對他失蹤近兩年後平安現身表示極大寬慰,並指出外界自2012年9月他被任意逮捕後一直沒有他的訊息。5月28日,他在達蘭薩拉舉行記者會,由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TCHRD)與「為西藏拍攝」共同安排,向媒體講述了三次羈押、酷刑傷情(肋骨骨折、肩部脫臼、膝蓋受損、脊背與肋部持續疼痛、受寒時膝蓋脫位)與逃脫全過程,並公開呼籲釋放仍在獄中的當知項欠及其他藏族政治犯。僅僅八天之後,2014年6月5日,當知項欠六年刑滿獲釋——兩位拍攝者,一位剛逃出國境,一位剛走出監獄,在同一年重獲自由,但一個在印度,一個仍在藏區,此後的人生軌跡徹底分開(當知項欠後來於2017年聖誕節逃抵美國與家人團聚,見其專頁)。
達蘭薩拉記者會是他從「被通緝者」轉為「作證者」的轉折點。此前六年,關於他的全部公開資訊都來自別人:人權組織的呼籲、通緝文書、失蹤報道。從這一天起,他開始自己講述,並且在此後十年裡把同一套事實講進了聯合國、歐洲議會、英國議會與美國國會的正式記錄。本站注意到一個細節:西藏觀察的專訪介紹說,他平日並不愛談自己的苦難,總是擔心朋友的安危,圓臉常帶笑意,見面的人很難想像這個樂觀的人曾被酷刑折磨到瀕死。作證對他而言是職責,不是宣洩——這一點解釋了他後來所有證詞的共同風格:先報姓名與身份,逐項列出刑具、天數與傷情,不作一句多餘的控訴。
九、瑞士庇護與作證之路:從老虎椅講到聯合國
2015年1月,果洛久美抵達瑞士;同年,瑞士當局給予他政治庇護(其CECC證詞與歐洲議會報道口徑一致)。流亡沒有讓他沉默,反而給了他一張遍佈多邊機構的日程表,本站按時間逐項存檔如下。2015年6月前後,他在洛桑國際奧委會活動地點外參加示威,向奧委會陳述自己是中共壓迫西藏的見證人;同年7月,他致信國際奧委會成員,請求拒絕北京申辦2022年冬奧會(自由西藏案例頁口徑)。2015年11月,他出席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在日內瓦對中國的履約審查,親向委員會講述受刑經歷;中國代表在會上稱老虎椅是為保護被羈押者安全而設,又稱中國沒有政治犯——他後來在CECC證詞中逐條駁斥了這兩種說法,並記下委員會向中國代表團提出尖銳質詢的場面。
2016年是他作證最密集的一年。1月27日,他在英國議會發表公開演講(西藏協會安排),講述老虎椅等酷刑,並指出中國聲稱老虎椅已經廢除並不屬實。2月,他在第八屆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發表演講。3月16日,他在布魯塞爾向歐洲議會人權小組委員會作證,開場即自報身份——游牧家庭出身、非暴力自由鬥士、人權捍衛者、電影人——並陳述三次入獄、五十一天酷刑、背部被細金屬棍擊打、腳踢與口部電擊的細節;同行程中他還會見了歐盟理事會人權工作組與亞洲大洋洲工作組主席、歐洲對外行動署官員,並與國際特赦、人權觀察、國際人權聯盟作了詳細會談。同在2016年3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期間,發生了一件被路透社後來寫入調查報道的事:一名中國高階外交官在聯合國日內瓦大樓的咖啡廳內用手機對他拍照,違反聯合國場所的拍攝禁令;他當時調侃說,對方也許是衝著那二十萬懸賞來的(此事為路透社調查報道內容,本站按報道等級存檔)。4月14日,他向美國國會CECC「中國普遍使用酷刑」聽證會提交書面證詞——本頁多處引用的那份檔案——並在證詞末尾提出具體請求:敦促中國邀請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回訪、繼續向中方提出當知項欠案、要求釋放所有因和平表達被關押的藏人。2018年2月,他再赴日內瓦峰會(第十屆),重申沒有供出任何一名受訪者,並提及當知項欠已於數月前逃出藏區。
2022年9月30日,他在第五十一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期間的場邊活動「中國的人權:藏人與維吾爾倖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上作證,與維吾爾集中營倖存者古麗巴哈爾·海提瓦吉等人同場,陳述自2008年3月23日起被十六名監獄人員施刑的經歷(藏人行政中央報道)。把一位藏族僧人與維吾爾倖存者安排在同一場作證,在2022年的語境裡有明確的象徵意義:兩種民族迫害的倖存者在同一個講臺上,指向同一套羈押與酷刑機器。2024年1月,他訪問紐西蘭,奧克蘭藏人社群於1月10日接機、12日設宴並舉辦公開講座——這是有公開記錄的他最近一次活動。此後至本頁核驗日(2026年11月11日),其新的公開動態無公開記錄;他在瑞士的居所、日常與健康細節,無公開記錄,本站不作追索。
十、家人與寺院:被切斷告知的六年
本案的家屬影響,有據可查的只有一條,卻足夠沉重:據其CECC證詞,三次羈押期間,他的寺院與家人從未被告知他的下落,他自始至終被與外界隔絕關押(incommunicado)。換言之,2008年3月的七個月、2009年的數月、2012年9月的失蹤與隨後二十個月的通緝,對拉卜楞寺與他在藏東的家人而言,是三次「人間蒸發」:第一次,人們只能通過後來外界的報道拼湊他遭受了什麼;第三次,人們先是等到他失蹤的訊息,再等到一張以謀殺罪名通緝他的文書。除此之外,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具體情況,家人是否因他的案件受到株連、搜查或盤問,公開渠道無記錄可查,本站標註無公開記錄,不作推測性描寫。同樣無公開記錄的還有:拉卜楞寺在他三次被拘與通緝期間受到的壓力、寺院管理層對他的態度、他是否被開除僧籍。這兩處空白本身值得存檔——一個僧人被國家機器反覆抓捕、通緝,而他所屬的寺院共同體在這件事上的遭遇完全不進入公開記錄,恰恰說明藏區資訊封鎖的密度:連「寺院為他做過什麼、受過什麼」都無從查起。
十一、分歧與未核事項並列存檔
依照本站檔案規範,本案各來源之間的分歧逐項並列如下。(一)首次被拘日期:其本人作證口徑與西藏觀察作2008年3月23日;英文維基百科(據前線衛士與TCHRD早期通報)作3月28日在青海同德與當知項欠一同被拘。本站以3月23日為排序與正文日期,3月28日說並列保留,疑與當知項欠被拘日期混同。(二)第一次羈押的法律性質:《泰晤士報》經英文維基轉述稱「判處七個月、臨夏監獄服刑」;其本人CECC證詞稱從未被正式逮捕、起訴或審判,拘留證係獲釋後補發。本站以本人證詞定性,泰晤士報說法標註衝突並列存檔;「臨夏」關押地點無第二來源,標註未核。(三)獲釋與返寺時間:CPJ作2008年10月獲釋;《泰晤士報》作2009年5月2日返回拉卜楞寺;中間半年行蹤與管控狀態無公開記錄。(四)酷刑持續天數:CECC證詞作一個月零二十二天,日內瓦演講作一個月零二十一天,歐洲議會報道作五十一天,並列存檔為五十一至五十二天。(五)採訪素材總量:西藏觀察與影片官方資料作三十五小時,紐約時報與英文維基作四十小時,並列存檔。(六)第二次被拘日期:其證詞作2009年4月,2018年演講作4月10日;CPJ於2009年3月18日已釋出其再被拘訊息,相差約三週,並列保留。(七)第三次被拘日期:其證詞與CTA失蹤報道的鏈條為2012年9月被拘、9月20日後失蹤、9月30日夜逃脫;英文維基與Phayul作2012年11月5日在合作被甘肅省公安廳逮捕,與逃脫鏈條衝突,本站以前者為準,後者並列存檔。(八)出生年份:CTA作1969年(生於色達),自由西藏作1972年,2014年印度媒體稱其44歲;本站不取單說,出生地色達說為單源、標註未核。(九)1990年代散發達賴喇嘛宣告一節:僅見CTA2024年報道轉述其自述,標註為轉述等級。(十)三次羈押的具體關押地點(除未核的臨夏說)、承辦審訊人員姓名、第二次羈押獲釋日期、藏匿路線與幫助者身份、家人與寺院所受壓力:均無公開記錄,其中藏匿與幫助者一項出於人身安全不應追索。
十二、核查與來源
本條目的核心事實經以下獨立來源交叉核查:一手當事檔案——果洛久美2016年4月14日向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中國普遍使用酷刑」聽證會提交的書面證詞全文(出生與出家背景、拍攝經過、三次羈押的時間與指控、從未正式逮捕起訴審判、拘留證獲釋後補發、與外界隔絕關押、無律師無醫療、一個月零二十二天老虎椅酷刑全記錄、趾甲脫落與倒懸傷疤、肋骨骨折與膝關節脫位、2012年醫院注射之虞與逃脫、謀殺通緝與賞格、2015年1月抵瑞士獲庇護、2015年11月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審查出席記錄);其本人公開作證記錄——2014年5月28日達蘭薩拉記者會(藏人行政中央與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口徑:吊掛十小時與七次吊掛、傷情、9月30日逃脫經過、二十萬懸賞、二十個月藏匿)、2016年3月16日歐洲議會人權小組委員會證詞(藏人行政中央報道:五十一天酷刑、金屬棍與口部電擊、歐盟機構會見行程)、2016年與2018年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演講全文(抓捕陣仗、一個月零二十一天鐵椅與九次吊掛、2009年4月10日第二次被捕日期、未供出任何受訪者);機構記錄——西藏觀察專訪介紹(2008年3月23日初捕、三十五小時素材與一百零八名受訪者、玉樹救災、記者無國界資訊英雄與國際西藏網路稱號)、自由西藏案例頁(1972年出生說、火爐煙囪與鐵椅酷刑、2009年與2012年指控口徑、2015年遷瑞士、洛桑示威與致奧委會信)、國際聲援西藏運動關於《不再恐懼》歐洲議會放映的資料(三十五小時素材口徑)、記者保護委員會關於當知項欠與影片的長篇報道(2006年起意、2008年10月獲釋時得知電刑等酷刑、影片放映三十餘國)及其2009年3月再拘訊息、記者無國界組織2014年5月宣告(失蹤近兩年後現身達蘭薩拉)、英國西藏協會2016年1月英國議會演講公告(老虎椅作證主題)、藏人行政中央2012年11月通緝報道(9月20日失蹤、11月28日甘肅省公安廳通緝文書、二十萬懸賞、1969年生於色達)與2022年9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場邊作證報道(十六名施刑人員、2008年3月23日起點)及2024年1月紐西蘭之行報道(1990年代活動、奧克蘭講座);媒體報道——路透社關於中國在聯合國場合脅迫異見者的調查報道(2016年3月中國外交官在日內瓦聯合國大樓內拍照一節)、《紐約時報》對影片的評價、印度媒體2014年5月達蘭薩拉報道(44歲口徑)。證據分級:拍攝、初捕年份、三次羈押、酷刑大項、逃脫、通緝文書與賞格、抵達達蘭薩拉、瑞士庇護、2015—2022年作證行程,均有兩源以上互證或一手證詞支援,定為已核;酷刑細節以受害者本人多次一致作證為據、官方從未公開回應,已在正文標明證據結構;日期與定性分歧見上一節並列存檔;單源事項已逐項標註等級;關押地點細節、家人與寺院遭遇定為無公開記錄。單篇來源引用不超過五十詞,本文為綜合改寫,未照抄任何單一報道。本頁與本站當知項欠專頁(persecution/dhondup-wangchen.html)互為參照:影片的製作、判刑與出獄後逃亡細節以該頁為主,本頁不重複其生平。
十三、本站點評
本站對本案的點評嚴格限於本案事實。第一,先看清官方六年裡對這個人做過什麼的完整清單:未經起訴、未經審判的三次羈押,五十一至五十二天日夜不間斷的老虎椅,打斷的肋骨,脫落的趾甲,燙傷的臉,事後補發的拘留證,以及一張在他逃脫之後才憑空出現的謀殺通緝令。這份清單裡沒有一個環節經得起「依法辦案」四個字:羈押不需要罪名,釋放不需要手續,通緝不需要命案——需要什麼,就臨時造什麼。第二,酷刑的賬要算清楚它買的是什麼。審訊者要的從來不是供認他自己的「罪行」,而是名單:一百零八名受訪者的名單、2008年抗議者的名單。這些人唯一的「罪」,是對著攝像機說了真心話。果洛久美在五十一至五十二天的老虎椅上、七次吊掛裡,一個名字都沒有交出去。這意味著官方動用整套酷刑機器,最終一無所獲——而這一無所獲,救下的是一百多個普通藏人的平安。檔案寫作很少有機會記錄這種算術:一個人用自己的身體,替一百多個人擋下了一整臺機器。第三,「蘭州軍區醫院體檢」那一節,是本案最寒的一筆。按他的證詞,殺局甚至不需要再編一個罪名,只需要一次轉送、一支「必要的針」。他逃了,於是機器換上另一張面孔:謀殺通緝、二十萬懸賞、可能死刑。同一臺機器,前一刻用病房作刑場,後一刻用法外懸賞作圍獵,中間沒有一秒鐘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依據。第四,請注意他流亡後的用法。他沒有把證詞寫成控訴書,而是寫成清單:椅子的結構、固定的部位、天數、傷情、哪一年哪一月在哪個機構講過。他把同一套事實講進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審查、講進歐洲議會與美國國會的記錄,讓中國代表那句「老虎椅是為了保護被羈押者」與他的趾甲脫落記錄並排存檔。這種作證方式本身就是對付謊言的辦法:不喊口號,只留尺寸。第五,回到那部二十五分鐘的片子。一百零八個藏人對著一臺廉價攝像機說話,官方的回答是:拍攝者之一判刑六年,另一位被酷刑、被通緝、被迫在高原上藏匿二十個月,最終流亡異鄉。一個政權對「普通人開口說話」的恐懼程度,可以用它為此動用的資源來計量——按這個計量法,《不再恐懼》是中共治藏史上最誠實的一次自我供述,而供述者不是藏人,是辦案的人。本站存檔此案,把他的四個名字、那張鐵椅的尺寸、那份事後補發的拘留證與那張憑空出現的通緝令,一併留在記錄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