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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主義歷史罪證與受害者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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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案 | 常瑋平

陝西人權律師常瑋平參加了2019年廈門聚會,又公開講述自己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遭受的老虎椅酷刑——2020年他再次被抓,2023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刑三年六個月。2024年刑滿後,他被要求遠赴海口居住,執業資格早已不存。

時間跨度
2018年10月執業被停、所在律所被登出起持續受打壓;2019年12月參加廈門聚會後被捲入案件;2020年1月首次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10天,2020年10月22日第二次被帶走後長期與外界隔絕;2022年7月26日秘密開庭,2023年6月8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3年6個月;2024年7月8日至9日前後獲釋,但被要求遷居海口並受出境限制
地點
陝西寶雞(執業與戶籍相關地)、陝西鳳縣(鳳縣人民法院開庭地、鳳縣看守所宣判地)、福建廈門(2019年12月聚會地)、海南海口(獲釋後被要求居住地、其戶籍地)
人物
常瑋平(陝西寶雞人權律師);妻子陳梓鵑(公開為其呼籲,2022年攜子赴美);子一人(隨母親赴美);同案關聯人許志永、丁家喜(廈門聚會參加者,另案處理)
罪名與判決
2021年4月家屬獲知其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相關指控羈押(初期報道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定罪);2023年6月8日陝西省鳳縣人民法院系統宣判有期徒刑3年6個月,罪名為顛覆國家政權罪
定性
因代理人權案件、參加公民社會聚會並公開講述酷刑經歷而遭受的政治迫害;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等機構將其列為因和平工作與表達被任意拘留和起訴的人權律師個案
現狀
2024年7月獲釋後未回到正常執業與家庭團聚生活:律師執業證早已於2020年1月被吊銷,獲釋後被要求在海口居住、受旅行限制,妻子與兒子在美國,家庭分隔兩地;截至目前無其恢復執業、解除旅行限制或與妻兒在國內團聚的公開記錄

其人其事:一個寶雞律師代理的那些案子

常瑋平是陝西寶雞的人權律師。在被帶走之前,他在同行與當事人眼中的形象並不張揚:個子不高,說話條理清楚,代理的案子大多不賺錢,卻件件碰在體制最不願意被人追問的地方。據中國人權捍衛者、國際特赦組織與多家媒體的檔案,他長期代理涉及健康狀況歧視的案件,包括B肝與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受到就業與就學歧視的維權;代理性別與性少數群體的權益案件;代理強拆受害者的行政訴訟;也代理涉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案件。這些案子的共同點是,當事人在日常制度裡找不到說法,只能找律師把問題帶進法庭與行政程序。律師做的事本身是程序性的:寫訴狀、出庭、申請資訊公開、向有關部門申訴。可正因為這些程序把歧視與強拆這類平時被壓在地方層面的事情擺到了檯面上,代理律師本人也就進入了被盯防的名單。

理解他的遭遇,要先理解中國人權律師這個群體在2015年以後的處境。709大抓捕之後,大批維權律師被吊證、被傳喚、被判刑,留下來的律師每接一個敏感案件,都要掂量執業資格與人身自由的代價。常瑋平沒有在709之後收手。他繼續代理上述案件,繼續在社交媒體與公開場合就法治與人權議題發聲,也繼續與全國各地的公民社會行動者保持聯絡。後來給他帶來牢獄之災的兩件事,一件是參加了一次朋友間的聚會,一件是把自己遭受酷刑的經歷講了出來。兩件事放在任何一個自稱法治的制度裡衡量,都很難看出顛覆國家政權的影子;但在本案的辦案邏輯裡,聚會是串聯,講述酷刑是抹黑,兩者疊加,就成了政權罪名。這種定性方式,是本案從頭到尾最需要被記錄下來的東西。

他的妻子陳梓鵑後來在公開呼籲中反覆強調一個細節:常瑋平被帶走之前,家裡過的是普通中產家庭的日子,有房貸,有孩子要上學,他本人對家庭的牽掛很重。把這一筆寫進檔案,不是為了煽情,而是為了對照後面的處理方式:一個有固定住所、有妻兒、有律所的執業律師,在沒有任何公開暴力行為記錄的情況下,被以國家安全類案件的秘密偵查方式帶走、關押、與外界隔絕近一年,連家屬都要等半年才等到一張指控性質的通知。程序上的每一步,都與他作為律師曾經為當事人爭取的那些權利正好相反。

常瑋平肖像
常瑋平身穿淺色西裝外套的戶外肖像|拍攝時間、地點不詳|來源:照片由其妻陳梓鵑提供、經對華援助協會2023年6月判刑報道釋出|2023

先奪飯碗:停業、登出律所與吊證(2018—2020年)

對常瑋平的打壓不是從抓人開始的,而是從奪執業資格開始的,順序值得細記。2018年10月,寶雞市司法局對他作出停止執業3個月的處罰。據中國人權捍衛者與自由亞洲電臺的記錄,處罰與他代理的敏感案件有關,他本人與支持者均認為這是以行政處罰方式實施的執業打壓。停業期未滿,更重的一步來了:2018年11月22日,他所在的陝西立剛律師事務所被登出登記。一個律師沒有了所在律所,就無法以律師身份執業,這一步在效果上等於提前終結了他的律師生涯,比停業3個月嚴厲得多。律所登出的行政決定由誰推動、依據何在,當事人與外界始終沒有得到經得起追問的公開說明,本站只能記錄結果與時間,不替任何一方補造理由。

到2020年1月,他的律師執業證被正式吊銷。時間點值得注意:吊證發生在他第一次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前後,行政線與刑事線幾乎同時收緊。先停業,再登出律所,最後吊證,三步走完,一個人權律師在法律上就不再是律師了。此後無論他說什麼、做什麼,當局都可以稱他為無業人員或社會人員,而不再需要回應一個執業律師為何不能會見、不能辦案的質問。這種先剝奪身份、再處理本人的做法,在709之後的人權律師案件中反覆出現,常瑋平案是其中時間線最完整的一例:從2018年10月的停業處罰到2020年1月的吊證,每一步都有公開的行政記錄可查,不依賴任何人的回憶。

執業被終結之後,他沒有沉默。據人權組織記錄,他繼續以公民身份參與公共討論,繼續與同道中人來往。2019年12月,他前往福建廈門,參加了一次公民社會倡導者之間的非正式聚會,與會者包括許志永、丁家喜等人。聚會本身的內容,按參加者與人權組織日後的說法,是朋友聚餐與討論公共議題,沒有組織成立儀式,沒有行動綱領,更沒有暴力計劃。但在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參加這次聚會的多人陸續被各地警方帶走,廈門聚會由此被辦成了一個跨省案件,常瑋平是其中之一。聚會的時間是2019年12月,這也是本站為本案設定的時間線起點;但真正把他推入監獄程序的,是2020年10月的那次帶走,所以本案的排序日期取第二次被帶走的2020年10月22日,兩個時間點在檔案裡同時保留,不互相冒充。

第一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十天與老虎凳(2020年1月)

2020年1月,常瑋平被警方帶走,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方式秘密關押了10天。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的一種強制措施,名義上不是逮捕,實踐中卻常被用於涉國家安全案件:被關押者不在看守所,而在警方指定的賓館或秘密場所,不能會見律師與家屬,外界連人關在哪裡都不知道。據國際特赦組織與中國人權捍衛者依據他獲釋後自述所作的記錄,這10天裡,他被長時間固定在老虎凳上,據他本人說是一天24小時被綁在老虎凳上,反覆接受訊問,右手有兩根手指因此失去知覺。老虎凳是一種把人固定在鐵椅上、長時間保持同一姿勢的刑具式約束,在中國被關押者的酷刑指控中反覆出現,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多年來一直要求中國廢除這類做法。

這一節的口徑必須寫明:老虎凳與手指失知覺的細節,來自常瑋平本人在2020年10月釋出的影片自述,以及人權組織對該自述的記錄與轉述,本站無法派人進入當年的關押場所獨立核實。但有三點是可以核實的背景:第一,他確實在2020年1月被秘密關押10天后獲釋,這一點多家機構與媒體的記錄一致;第二,他獲釋後沒有被起訴、沒有被判刑,說明那一次關押沒有產生任何經得起法庭檢驗的犯罪證據;第三,他把酷刑經歷公開講出來之後不到一週,就再次被帶走並從此失去自由近四年,這個時間順序本身有完整的公開記錄。10天獲釋之後,他被置於嚴密監控之下,生活在隨時可能再被帶走的狀態裡。一個剛被秘密關押過的人,明知再開口的代價,仍然選擇把經歷講出來,這個選擇是理解他2020年10月那段影片的鑰匙。

常瑋平父母在公安局前舉牌
常瑋平父母在寶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門前掛牌抗議:一塊寫「反酷刑、救我兒」,一塊寫「依法與兒共同生活」|2020年其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陝西寶雞|來源:照片經「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常瑋平檔案頁公開發布|2020

把酷刑講出來:2020年10月的影片與六天後的帶走

2020年10月16日,常瑋平在影片平臺優兔上釋出了一段自拍影片,講述自己2020年1月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受酷刑的經過,包括被綁在老虎凳上、被反覆訊問、右手兩指失去知覺等細節。影片不長,語氣平靜,沒有控訴式的喊叫,更像一份證人證言:時間、地點、方式、身體後果,一項一項說清楚。據法新社與自由亞洲電臺的報道,這段影片是後來辦案與輿論關注的直接觸發點之一。一個人權律師,用自己受過的刑來為酷刑問題作證,在中國的公共空間裡幾乎沒有先例敢這樣做,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後果。

後果來得很快。2020年10月22日,也就是影片釋出6天之後,常瑋平再次被警方帶走,再次被置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一次不是10天。他從公眾視野中徹底消失:不能打電話,不能寫信,律師不能會見,家屬不知道他關在哪裡、身體如何、是否還活著。這種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持續了將近一年。據中國人權捍衛者與國際特赦組織的持續記錄,家屬與律師在這段時間裡反覆向辦案機關詢問,均得不到實質答覆。直到2021年4月,家屬才被正式告知,他已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類罪名羈押,初期的說法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後來的定罪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從2020年10月22日被帶走到2021年4月家屬接到通知,中間隔了將近半年;一個公民被國家秘密關押半年,家屬才知道他涉嫌什麼罪名,這半年在檔案裡不能被一筆帶過,它本身就是本案的組成部分。

還要記錄一個容易混淆的時間細節:他2020年1月第一次被關押,與廈門聚會案的其他參加者被帶走的時間大致相連;而2020年10月的第二次被帶走,觸發點在時間上緊貼他釋出酷刑影片。辦案機關從未公開說明第二次帶走與影片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本站不替辦案機關作因果斷言;但兩個日期只差6天,這一事實有公開記錄,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一個制度如果對講出酷刑的人的處理,比對實施酷刑的指控的處理更快、更重,它傳遞的資訊是什麼,不需要本站多加解釋。

寶雞市公安局逮捕通知書
寶雞市公安局逮捕通知書(寶公(高)捕通字〔2021〕001號),載明常瑋平於2021年4月7日被執行逮捕、羈押於鳳縣看守所|2021年4月,陝西寶雞|來源:文書照片經「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常瑋平檔案頁公開發布|2021

第二次酷刑指控與第一次律師會見(2021年9月14日)

與外界隔絕近一年之後,2021年9月14日,常瑋平第一次獲准會見律師。這次會見的內容經律師與家屬轉述、人權組織記錄後傳到外界,資訊量很大,也最令人不安。據中國人權捍衛者與國際特赦組織的記錄,他在會見中講述了第二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遭遇:再次被固定在老虎凳上長達6天,接受全天候輪番訊問,被剝奪睡眠,身體出現便血。他2020年1月講述的酷刑,在2020年10月之後又原樣經歷了一遍,而且時間更長。右手手指的舊傷加上新的折磨,他的身體狀況成為家屬與國際社會此後持續追問的焦點。以上細節同樣屬於本人經律師轉述的自述口徑,本站逐處標註,不冒充獨立證實;但需要指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相關程序中,中國人權捍衛者等組織已把常瑋平案的酷刑指控整理成正式提交材料,酷刑指控由此進入了聯合國文書系統,而不是隻停留在媒體報道層面。

會見律師本是刑事訴訟中最基本的權利,在本案中卻拖到被帶走近一年之後才第一次實現,而且會見本身受到嚴格限制,此後律師的介入空間也始終有限。對比他作為律師時為當事人爭取會見權的經歷,這種反差不需要渲染:他曾經幫別人爭的權利,輪到自己時,一項一項都沒有。2021年4月家屬得知指控、9月律師第一次會見,這兩個遲到的節點拼在一起,構成了本案偵查階段的完整圖景:先秘密關押,再告知罪名,最後才允許律師出現,而此時訊問與酷刑指控所描述的過程都已經結束了。律師能做的,只剩下把當事人的講述帶出來,以及在法庭上為一個已經秘密進行了一年多的案件辯護。

妻子的呼籲與出走:陳梓鵑的公開營救(2020—2022年)

常瑋平第二次被帶走之後,他的妻子陳梓鵑成了這個案子對外發聲的人。她不是活動家出身,最初只是一個聯絡不上丈夫的妻子。據自由亞洲電臺與人權組織的記錄,她在丈夫失蹤後四處打聽、聘請律師、向辦案機關遞交申請,在長期得不到答覆後,開始公開發聲:接受媒體採訪、發表公開信、向國際社會講述丈夫兩次遭受酷刑的指控與家屬被完全矇在鼓裡的處境。她講述的重點始終很具體:丈夫關在哪裡不知道,身體怎麼樣不知道,律師見不到,孩子問爸爸去哪了答不上來。這些講述經法新社等國際媒體報道後,常瑋平案成為2021年至2022年間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律師處境時反覆引用的個案之一。

公開呼籲的代價很快落到她自己身上。據人權組織記錄,她本人也受到警方約談與施壓,被要求不要再對外發聲。在持續的壓力與對孩子安全的擔憂之下,2022年,陳梓鵑帶著兒子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從此這個家庭的地理格局固定下來:丈夫在陝西的看守所與監獄系統裡,妻子與兒子在大洋彼岸,中間隔著一場不許家屬旁聽的審判。陳梓鵑赴美后繼續為丈夫發聲,直到2023年宣判與2024年獲釋。她的出走在檔案裡要寫明性質:這不是移民選擇,而是一個家庭在戶主被秘密關押、發聲者被施壓之後,被迫作出的自保安排;此後她即使想回國照顧獲釋的丈夫,也要面對同樣的壓力環境,家庭團聚至今沒有實現。

陳梓鵑赴庭審途中被防疫人員圍堵
從陳梓鵑車內拍到的圍堵現場:身穿防護服的人員與反光背心警員守在鳳縣高速出口一帶,阻止她前往法院旁聽丈夫庭審|2022年7月25日,陝西鳳縣|來源:影片截圖經對華援助協會2022年7月報道釋出|2022
陳梓鵑手捧鮮花被堵在鳳縣收費站
陳梓鵑手捧鮮花被堵在鳳縣高速出口的檢查棚下,身後有警員與警車;畫面字幕為她當日錄影中的話「今天是你的受難日」|2022年7月26日庭審日,陝西鳳縣|來源:影片截圖經「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常瑋平檔案頁公開發布|2022

秘密審判與宣判:鳳縣法院的閉門庭與看守所裡的判決(2022—2023年)

2022年7月26日,常瑋平案在陝西省鳳縣人民法院秘密開庭。鳳縣是寶雞市下轄的一個山區縣,把一個備受國際關注的人權律師案件放在縣級法院秘密審理,本身就是一種安排。據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與法新社的記錄,庭審不公開進行,家屬被阻止到庭旁聽,陳梓鵑與家人無法進入法庭,外界在開庭前後都得不到庭審內容與證據情況的公開資訊。起訴書全文、庭審筆錄、判決書全文,至今均無公開記錄。外界所知的指控輪廓,只能來自家屬與律師在不同階段的零星轉述:他參加廈門聚會、與許志永丁家喜等人交往、發表有關法治與人權的言論、以及講述酷刑經歷的影片,都被納入了顛覆國家政權的指控框架。把聚會、言論與講述酷刑拼成顛覆罪,是本案定罪邏輯的核心,本站如實記錄這一輪廓,同時註明它來自轉述而非公開的司法文書。

開庭之後又拖了近一年才宣判。2023年6月8日,判決在鳳縣看守所宣佈:常瑋平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據法新社2023年6月的報道與國際特赦組織同日發表的宣告,宣判地點不在法庭而在看守所,家屬仍然未能到場見證。從2020年10月22日被帶走算起,到2023年6月宣判,他已經在押兩年七個多月,3年6個月的刑期意味著宣判後還要再服刑近一年。國際特赦組織在宣判當日的宣告中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常瑋平,指出他僅僅因為和平的人權工作與講述酷刑經歷就被定罪。中國官方對國際社會的批評沒有公開的實體回應,案件的司法文書同樣沒有公開。一個律師的顛覆案,從偵查到宣判,公眾能看到的只有結果數字:3年6個月。過程全部關在門裡。

獲釋不是回家:海口、旅行禁令與回不去的執業(2024年)

2024年7月8日至9日前後,常瑋平刑滿獲釋。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道,獲釋日期正值709大抓捕九週年,這一巧合被許多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的人注意到。但獲釋不等於回家,更不等於恢復正常生活。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他被要求前往海南海口居住,理由是他的戶籍在海口,而他的家庭在海口既沒有住房,也沒有親屬,妻子與兒子已經在美國,寶雞才是他執業與生活多年的地方。一個人刑滿出獄,被指定到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居住,同時受到旅行限制,不能自由出境與妻兒團聚;律師執業證早在2020年1月已被吊銷,出獄後也沒有恢復執業的可能。刑期結束了,懲罰換了一種形式繼續:居住地的指定、旅行禁令、執業資格的永久剝奪,三樣加在一起,使獲釋更像是從看守所轉入了另一種管控。

本站對獲釋後狀況的記錄必須剋制: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他獲釋後在海口居住並受旅行限制;除此之外,他獲釋後的健康狀況、謀生情況、與妻兒的聯絡方式與團聚進展,截至目前均無系統的公開記錄,本站不作推測,按無公開記錄處理。他的右手在酷刑指控中失去知覺的兩根手指是否恢復,第二次關押中出現的便血等症狀是否得到治療,也無公開記錄。一個曾經以法律為職業的人,出獄後靠什麼生活、在哪裡看病,本該是最基本的民生資訊,在本案中卻全部空白,這空白本身值得記入檔案。他的刑期在紙面上是3年6個月,但從2018年停業算起,他失去職業已經八年;從2020年10月被帶走算起,他與妻兒分隔已經多年,而且分隔在他獲釋之後仍在繼續。

常瑋平與父親常拴明合影
常瑋平(左)與父親常拴明在餐桌旁合影|拍攝時間、地點不詳|來源:照片經「中國政治犯關注」(CPPC)常瑋平檔案頁公開發布|年份不詳

家屬影響:一個家庭被拆成三地

本案的家屬線有三個人。常瑋平本人,從執業律師到在押人員再到被指定居住的獲釋者;妻子陳梓鵑,從四處打聽丈夫下落的妻子,到公開呼籲者,再到帶著孩子遠走美國的流亡者;兒子,在父親被帶走時還年幼,在母親的講述裡反覆出現的問題是爸爸什麼時候回家。這個家庭在2018年之前住在陝西,過著律師家庭的普通日子;2018年停業之後收入先斷,2020年人被帶走之後家斷,2022年妻子出走之後,這個家在地理上被拆成陝西與海南與美國三處。父親關押地、母親流亡地、獲釋後指定居住地,沒有一處重合。

家屬承受的還有資訊上的折磨。2020年10月到2021年4月近半年時間裡,陳梓鵑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2021年9月律師會見帶出的酷刑與便血訊息,是她近一年裡得到的關於丈夫身體狀況的全部實質資訊;2022年7月開庭,她進不去法庭;2023年6月宣判,她不在場。每一個關鍵節點,家屬都被擋在門外,然後通過人權組織與媒體的轉述拼湊出丈夫的處境。這種把家屬排除在程序之外的處理方式,在涉國家安全案件中已成慣例,但慣例不等於合理,檔案的職責是把每一次排除都記下來。陳梓鵑2022年攜子赴美之後,國內再無直系親屬能為常瑋平探視與送錢送物,他在押期間的處境通報也隨之減少,這一點在2022年之後的公開記錄明顯變薄上可以直接看出來。

國際反應:從聯合國酷刑程序到國際特赦宣告

國際社會對本案的反應集中在三條線上。第一條是聯合國人權機制。中國人權捍衛者等組織把常瑋平遭受酷刑的指控整理成材料,提交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相關程序與特別報告員系統,要求對老虎凳、剝奪睡眠與全天候訊問等指控進行追問。聯合國機制對個案的處理通常以向中國政府發函、要求說明的形式進行,中方對這類函件的慣常回應是案件依法處理、反對干涉內政。本站此次核查未查到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就常瑋平個人釋出的正式意見書編號,現有記錄以組織提交材料與特別程序關注為主,這一點如實寫明,不誇大為聯合國已經作出裁決。第二條線是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在2023年6月宣判當日發表宣告,要求立即釋放並譴責以顛覆罪名懲罰和平工作與酷刑講述;中國人權捍衛者自2020年起持續更新其個案檔案,把兩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兩次酷刑指控、律師會見與家屬通知的時間點逐項固定下來,本頁的時間線核對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份檔案。第三條線是國際媒體。法新社報道了2020年10月影片、2023年6月宣判等關鍵節點,自由亞洲電臺持續跟蹤家屬呼籲與2024年獲釋後遷居海口的安排,使本案在中文世界之外也保持了能見度。

這些反應的實際效果必須如實評估:沒有一次發聲改變了本案的程序。影片釋出後人被帶走,國際關注最高的時候審判照樣閉門,宣判照樣在看守所宣佈,刑期一天沒有少。但反應的另一重作用是留痕:正因為有這些逐點的記錄,本案的時間線今天才能完整拼出,哪一天被帶走、哪一天家屬才接到通知、哪一天律師才第一次見到人,每一個日期都有至少兩個來源可以對照。如果沒有國際記錄,這個案子在公開世界裡可能只剩下一行法院通報。檔案與發聲的意義,首先是讓消失的人不曾消失。

核實說明

本頁依據中國人權捍衛者個案檔案、國際特赦組織宣告、法新社報道、自由亞洲電臺報道與多家人權組織記錄交叉核對寫成。證據分級如下:執業處罰與律所登出的時間(2018年10月停業3個月、2018年11月22日律所登出、2020年1月吊證)、廈門聚會的時間(2019年12月)、兩次被帶走的時間(2020年1月首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10天、2020年10月22日第二次被帶走)、釋出酷刑影片的時間(2020年10月16日)、家屬獲知指控的時間(2021年4月)、首次律師會見的時間(2021年9月14日)、開庭時間與地點(2022年7月26日鳳縣人民法院秘密開庭)、宣判時間地點與刑期(2023年6月8日鳳縣看守所宣佈、顛覆國家政權罪3年6個月)與獲釋及遷居海口的安排(2024年7月、自由亞洲電臺報道),均有兩家以上機構或媒體記錄,列為已交叉核實。酷刑細節(兩次老虎凳、剝奪睡眠、全天候訊問、右手兩指失去知覺、便血)來自常瑋平本人的影片自述與經律師轉述的講述,人權組織據此記錄並提交聯合國相關程序,本站已在正文逐處標註為本人自述口徑,不冒充獨立核實。指控的初期表述(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與最終定罪罪名(顛覆國家政權罪)之間的變化,按家屬通知與宣判記錄並列呈現。起訴書、庭審筆錄與判決書全文均無公開記錄;獲釋後在海口的具體生活、健康恢復與旅行限制的解除情況,均無公開記錄。本站引用各來源均作轉述概括,單篇直接引用遠低於本站上限。

本站點評

本站點評只扣本案事實。這個案子最值得釘住的,是處理一個律師所用的順序:先停業,再登出他的律所,再吊銷他的執業證,等他在法律上不再是律師了,再把他秘密關押。每一步單獨看都像行政管理,拼起來看是一套完整的剝奪程序。等到2020年10月他把自己坐老虎凳的經歷講出來,回應他的不是對酷刑指控的調查,而是六天之後的再次帶走、近一年的與世隔絕和第二次老虎凳的指控。一個制度對待酷刑的方式,最能說明它的成色:被指控實施酷刑的人無一人被公開調查,講述酷刑的人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了三年半。這中間的是非,不需要修辭。

再看定罪的材料構成:一場朋友聚會、一些法治言論、一段講述自己受刑的影片。這三樣東西,沒有一樣涉及暴力,沒有一樣涉及組織推翻政權的實際行動,卻被裝進了顛覆國家政權這個刑法中最重的罪名之一。秘密開庭、家屬不得旁聽、判決在看守所裡宣佈、文書全文不公開,當一個案子需要如此徹底地躲開公眾視線,它躲開的恐怕不是什麼國家機密,而是公眾對證據的檢驗。刑滿之後他仍未獲得真正的自由:執業證沒有了,居住地被指定到舉目無親的海口,妻兒在美國而他出不去。三年半的刑期寫在判決裡,判決之外的懲罰沒有期限。本站把這條從停業到遷居的完整鏈條記下來,是因為常瑋平不是孤例:他是709之後中國人權律師群體處境的一個標準樣本,奪證、秘密關押、酷刑指控無人查、重罪輕證據、刑滿再管控,這一套流程在他身上件件齊全。記住這個樣本,才能看懂後來每一個類似的案子。

來源

  1. 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常瑋平個案檔案(執業處罰與律所登出、兩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律師會見、家屬通知與酷刑指控記錄),及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相關程序提交的個案材料說明。
  2.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2023年6月8日宣判當日宣告(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譴責以顛覆罪名懲罰和平人權工作與酷刑講述),及其此前對常瑋平被任意拘留的緊急關注記錄。
  3. 法新社(AFP):2020年10月常瑋平釋出酷刑影片及其後被帶走的報道;2023年6月鳳縣看守所宣判3年6個月的報道。
  4. 自由亞洲電臺(RFA):陳梓鵑公開呼籲與2022年攜子赴美系列報道;2024年7月常瑋平獲釋、被要求遷居海口並受旅行限制的報道。
  5. 人權觀察等國際人權組織對中國人權律師處境與廈門聚會案(許志永、丁家喜等關聯人)的背景記錄,用於聚會性質與同案脈絡的交叉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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