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運動
背景與經過: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文革進入第十個年頭,官方對悼念層層設限:不許自發設靈堂,不許佩戴黑紗,外地人不許進京弔唁,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間,南京先動了起來:南京大學學生貼出大字報為周恩來鳴不平,“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標語被刷上南來北往的列車車廂,傳遍大半個中國,史稱“南京事件”。3月下旬,北京市民開始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貼詩抄。獻花的多是普通工人、市民、學生和機關幹部,許多是以工廠、學校、單位的名義。4月4日清明節,廣場達到高潮:花圈堆滿紀念碑基座,詩抄貼滿碑座和松牆,據在場者回憶及後來統計,前後到過廣場的群眾約二百萬人次。
導火索:不滿先從報紙上爆出來。1976年3月初,上海《文匯報》在轉載雷鋒日記時刪去周恩來的題詞,又接連刊登影射周恩來的文章。南京大學師生率先貼出大字報質問《文匯報》,並在南京火車站一帶的牆上刷出大標語。標語被刷上列車車廂後,南京的訊息隨著鐵路傳向全國。據後來統計,從3月下旬到4月4日,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達兩千多個,許多花圈的輓聯落款不是單位,而是“一個老工人”“幾個售貨員”這樣的普通署名。
廣場上的十天:從3月下旬到4月4日,紀念碑周圍形成了一個自發維持的世界。送花圈要排隊,有人在紀念碑北面的松林裡設了簡易的登記處,把花圈按單位和個人一一登記;詩抄貼滿了碑座,人們用透明膠帶和糨糊把紙頁固定住,怕風吹走。白天,廣場上有自發的演講和辯論,圍觀者裡三層外三層;入夜,花圈和詩抄無人看管不行,就有人輪班守夜,裹著棉大衣坐在臺階上。來的人什麼身份都有:工廠的老師傅帶著徒弟來,醫院的大夫下了夜班來,中學生把詩抄在小本子上帶回學校傳抄。人們彼此不認識,靠的是一個共識——總理是被冤枉的,這口氣得出。據親歷者回憶,廣場上秩序出奇地好,連一個扒手都沒有抓到過。
十里長街:要理解四月廣場的情緒,先要回到一月。1976年1月11日,周恩來的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靈車經過長安街時,沿途站滿了自發趕來的市民,據當時的報道和後來的回憶,送行者達上百萬人,很多人從清晨等到深夜,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十里長街送總理”。追悼會規格被壓低、鄧小平致悼詞後即在批鄧運動中靠邊站,讓民間的不滿有了具體的指向。到了3月,《文匯報》事件點燃南京,南京的標語上了火車;北京的工人、學生開始私下串聯,議論著清明要去廣場“給總理獻個花圈”。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就是在這一連串的壓抑裡形成的:人們要悼念的既是一個人,也是一種過日子的指望。
清場與衝突:4月4日深夜,中央政治局開會,把廣場活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當夜,花圈、詩抄被卡車全部拉走,廣場被清掃一空。4月5日清晨,來獻花的人發現花圈一夜之間不見了,憤怒的人群聚集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要求接見、要求解釋,與值勤的民兵、警察推搡衝突。混亂中,停在廣場一側的廣播車和幾輛小汽車被點燃。當晚,首都民兵約一萬人、衛戍部隊五個營和三千名公安人員手持木棍衝入廣場清場,不少群眾被打傷,二百多人被抓走。
具體的人:這場運動沒有領袖,站在前面的是普通人。獻花的隊伍裡有整班組的工人,有推著腳踏車來的市民,有把詩抄工工整整抄在練習本上的中學生。有人自發守夜看護花圈,怕被人偷走;有人把詩抄抄下來帶回車間、單位傳看。4月5日被抓走的二百多人,絕大多數是工人和普通市民;工人韓志雄因在廣場上發表演說、帶頭到大會堂東門交涉而被逮捕關押,平反後被稱作“四五英雄”之一。清場之後,清查迅速擴大:抄過詩的、貼過詩的、在單位議論過的,輕則審查交代,重則判刑、勞教。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十六位教師頂著壓力,把冒死儲存下來的詩抄編成《天安門詩抄》,化名“童懷周”,取“同懷周恩來”之意。
訴求原文(有出處):廣場詩歌后被編為《天安門詩抄》(197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其中廣為傳抄的包括李先輝《向總理請示》、白曉朗《悼總理》等。輓聯中最著名的一副寫道:“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字面悼念周恩來,字面之下是對“四人幫”的不滿。另一副輓聯則直白得多:“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這些詩文在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中被定性為“反動詩詞”。(出處:《天安門詩抄》1978年版;《人民日報》1976年4月8日社論)
各地的回聲:北京不是孤例。南京事件之後,鄭州、杭州、西安、太原、成都等地都出現悼念周恩來的集會和大字報,規模不等,內容相似:悼念總理,影射“四人幫”,要求為蒙冤者說話。西安群眾在鐘樓一帶貼出大標語,杭州有人在西湖邊設靈棚。這些地方活動大多被當地壓了下去,組織者被追查。有學者後來指出,四五運動是文革十年中唯一一次在全國多個城市同時出現的、自發的群眾性政治表達——它在北京達到頂點,是因為花圈找到了紀念碑這個全國性的象徵。
清查:清場之後是清查。中央發出檔案,要求追查“反革命分子的後臺”和天安門詩抄的來源。各單位成立清查組,人人過關:4月初去過廣場的要登記,在廣場上抄過詩的要交代,保留詩抄的要上交。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等單位受到重點整肅,儲存詩稿的人被反覆審查。被追查者輕則寫檢查、受處分,重則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判刑、送勞改農場。清查持續了兩年多,直到1978年平反才陸續停止。這也是為什麼《天安門詩抄》日後出版時要用化名——編者們在1978年底仍不確信,清查的帳會不會再翻出來算。
事後處理:4月7日,鄧小平被指為事件的“總後臺”,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臺後,為四五運動平反的呼聲不斷。1978年11月,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被捕人員平反、恢復名譽,被關押者陸續獲釋。相關事件頁:四五運動(1976)
平反的經過:平反不是一天完成的。1977年鄧小平恢復職務後,要求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呼聲在黨內和社會上不斷升高,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的胡耀邦把為四五運動受害者平反列為清理冤假錯案的重點之一。1978年11月,正在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者聯名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天安門事件是“完全的革命行動”,因事件被捕、受審查的人一律平反、恢復名譽。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這一結論。此後兩年,全國各地因四五運動被判刑、勞教、處分的人陸續得到平反和補償,被沒收的詩稿、筆記本有的發還,有的在清查中已經銷燬。
詩選與作者:《天安門詩抄》收錄的作品中,流傳最廣的句子出自一首署名作品:“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短短二十個字,把悼念寫成了宣戰,在1976年的廣場上被抄了無數遍,作者的真實身份後來有不同說法。李先輝的《向總理請示》以設問寫成,問“四化”的前途何在;另一位作者白曉朗在詩中直接質問當權者。這些作者幾乎全是普通人:工人、營業員、解放軍戰士、中學教師。他們寫詩的工具是圓珠筆和練習本,發表的版面是紀念碑的石壁。詩抄編輯成書時,大部分作者仍用化名,真名與原稿的對應關係,一部分永遠無法確認了——這也是這份檔案天然的缺口。
清查中的個案:清查落到個人頭上,是些什麼滋味,可以從後來的平反材料裡看到。有人因為在廣場上抄了三首詩,被單位隔離審查八個月,寫了幾十份檢查;有人把詩抄藏在糧票盒子裡,清查時被搜出,以“儲存反動詩詞”記大過、降工資;有解放軍戰士因為在悼念詩上籤了真名,被勒令退伍回鄉。這些處罰大多不上法庭,沒有判決書,只有一份份塞進檔案袋的處分決定,當事人此後多年的提職、入黨、分房都受影響。1978年平反時,這類處分被成批撤銷,不少人第一次看到自己檔案裡關於四五的記錄,氣得當場落淚。平反檔案能撤銷處分,撤不掉的是兩年多的提心吊膽。
留下的東西:四五運動留下的最具體的東西,是那本《天安門詩抄》:普通人寫的詩第一次結集出版,成為文革後一代人的政治啟蒙讀物。更深的影響在示範本身——沒有組織、沒有領袖的市民,可以在廣場上用花圈和詩公開表達政治態度。1978年的平反直接為隨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鬆綁鋪路;十三年後,1989年春天,又一代年輕人走進同一個廣場,獻上的仍然是花圈。
紀念:《天安門詩抄》1978年1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後風行全國,接連重印,成為當年最暢銷的書之一。此後每逢清明,都有人到紀念碑前獻花;這場運動在官方話語中被定格為“四五運動”,寫進了中學歷史教材——但教材裡只剩下結論,當年在廣場上守夜護花圈、抄詩、挨棍子的普通人的名字,大多沒有留下。
數字與檔案:四五運動的傷亡和受迫害數字,至今沒有完整的官方檔案可查。4月5日當晚被捕人數,公開說法在二百至四百之間;清場中的受傷人數無從統計,但公開記錄中未見當晚死亡的報告。清查兩年間全國受株連者的總數,官方從未公佈,只能從各地平反工作的規模推斷為數以萬計。本站這一條目的敘述,主要依據1978年出版的《天安門詩抄》、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的反面自述、1978年平反報道,以及此後數十年親歷者的回憶文章。互相矛盾的細節,本站取多數來源一致的說法,存疑處註明。
決策鏈:四五運動的處置命令鏈條,多年後由當事人的回憶逐漸拼齊。4月4日白天,廣場人數達到頂點時,北京市已向中央報告;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會議由華國鋒主持,形成兩點意見:定性為少數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連夜清除花圈和標語。會議情況經毛遠新向病重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表示同意。4月5日清場後,政治局於4月7日再作兩個決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兩個決議都經毛澤東批准,並在當晚的廣播和次日的報紙上公佈。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把運動定性為“鄧小平颳起的右傾翻案風”的產物。這條從會議、批示到社論的鏈條,說明鎮壓不是臨時失控,而是逐級批准的決定——這一點,是本站把四五運動同時列為迫害檔案的依據。
研究現狀:關於四五運動,公開出版物以回憶錄和詩抄研究為主,官方檔案基本不開放。親歷者的回憶散見於1980年代初的報刊和後來的網路存檔,細節互相出入之處不少,本站採信時以多源互證為準。運動中的許多關鍵檔案——4月4日政治局會議的記錄、清場的命令鏈——至今沒有公開文本,敘述只能依據當事人的事後回憶重構。這一點本站如實標註:四五運動是本站“抗爭記錄”中最早的條目,也是檔案缺口最大的條目之一;它的不完整,本身就是那個時代資訊管制的遺蹟。
花圈的去向與八十年代的回聲:4月4日夜裡被清走的花圈和詩稿,據當時的傳聞和後來的回憶,被卡車運往八寶山一帶焚燬——這個說法沒有公開檔案佐證,本站按傳聞記錄,但它符合親歷者對那個夜晚的共同記憶:一夜之間,廣場乾淨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物質的東西燒得掉,抄在小本子上的詩燒不掉。1978年平反前後,《天安門詩抄》的手抄本在工廠、學校裡再次流傳,正式出版後成為傷痕文學之外另一條記憶線。1980年代,每逢清明仍有老人到紀念碑前獻花。1989年4月,北大學生進廣場悼念胡耀邦時,不少人重讀了當年的詩抄——十三年的時間裡,兩個廣場的記憶就這樣接上了頭:老一輩人說,那年我們也是這樣開始的。
“四五”的名字:這場運動以日期命名,是後來者的叫法——1976年的人只說“天安門的事”。1979年之後,“四五運動”的稱謂在報刊上固定下來,與“五四”遙相呼應,有意無意間把它放進了中國現代抗爭的譜系:五四、四五、八九,隔著年份,地點都在長安街一帶。韓志雄是少數以真名留下系統證詞的親歷者,平反後多次接受採訪,從廣場上的花圈講到清場時的棍棒,晚年仍在為四五運動的細節接受研究者訪談。2016年,四五運動四十週年,香港和海外有親歷者與研究者舉辦紀念座談,把當年的詩抄投影在牆上逐首朗讀。一場運動的紀念史至此形成對照:在它發生的城市,它寫在教材裡,只有結論,沒有名字;在它之外的城市,人們對著投影,念出名字。
詩抄的版本:《天安門詩抄》1978年初版收錄詩歌、輓聯數百首(篇),此後再版多次,選目互有增刪:有的版本刪去過於激烈的篇目,有的增補了新發現的佚詩。版本之間的差異後來成為研究者的題目——刪改的痕跡,恰好記錄了不同年代對這場運動的接受程度。詩抄的選譯本在海外出版過多種,英譯選本讓“天安門詩歌”進入世界文學的選集。對本站而言,引用廣場詩文時以1978年初版為準,再版增刪之處如有涉及,在個案頁中另行註明。
平反之夜:據多位親歷者的回憶,1978年11月平反訊息公佈後,北京市民再次自發來到天安門廣場,有人獻上新的花圈,有人在紀念碑前默哀、合影,更多的人只是站著,像要把1976年4月沒站完的時間站回來。平反帶來的不只是名譽:被開除公職的恢復工作,被判刑的撤銷原判、補發工資,被沒收的詩稿和筆記本,有的發還,有的在清查中已銷燬,只能由單位開具證明作罷。1979年4月,四五運動三週年時,北京的報刊集中刊發回憶文章,廣場上又一次出現詩抄——這一次,貼詩的人不必再擔心半夜被清走。一場運動的平反完成得到什麼程度,看的不是檔案,而是人們敢不敢回到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
清場之夜的廣播:4月5日傍晚,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通過廣播發表講話,稱廣場上發生的是極少數階級敵人制造的事件,要求革命群眾立即離開廣場。講話播出後,工人民兵指揮部發出通告,限定人群在當晚撤離。通告之後,清場開始:民兵從廣場四周向中心推進,用木棍驅趕仍留在紀念碑周圍的人群,清場持續到深夜。這次廣播講話的文本後來被研究者反覆援引,它讓4月5日夜的處置程序完整地顯形:先定性,先廣播,先設期限,再動手——廣場上的人先在輿論上被剝奪了群眾身份,清場才在程序上成為可能。此後幾十年,每逢廣場有事,先行的總是廣播和通告,隊形從這天晚上就排好了。
書名的題字: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門詩抄》,書名由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題寫。在當時的政治語彙裡,最高領導人為一本群眾詩集題寫書名,本身就是平反的宣示。正式出版之前,詩抄的選編已在內部流傳數月;出版之後,各地新華書店排起長隊,詩集多次重印,印數以百萬計,並被譯成多種文字,是文革結束後第一批進入世界視野的中國民間文本之一。四十多年後回頭看,這本書的命運與它記錄的運動同構:寫詩的人被清查,詩稿被沒收,最後又由同一套權力親手把書送上櫃臺——只是櫃檯前站著的人,已經換了一茬。
南京的帳:四五運動算總帳時,南京常被當作序章一筆帶過,但南京人付的帳並不輕。1976年4月之後,江蘇全省清查南京事件,貼大字報、刷標語的學生和工人被逐個登記審查,有人被隔離審查數月,有人被下放回鄉。運動的引線是南京人點的,火燒起來之後,北京的廣場成了中心,南京的參與者卻在隨後兩年多裡以地方案件的名義被分別處理。1978年平反時,南京事件與天安門事件一併被定性為革命行動,當年被處理的人陸續恢復名譽。一南一北兩座城市,在1976年的春天靠一列火車的車廂連在一起,清算時卻各算各的帳——這是理解這場運動全國性的另一把鑰匙。
影片證據
以下為四五運動的檔案影像與紀錄片。
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周恩來逝世、四五運動與天安門詩抄|1976年(題材)|中文原聲,無字幕軌
1976年天安門悼念與清場檔案影像合集|1976年|無對白,檔案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