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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案 | 耿瀟男

北京民營出版人、影視製片人耿瀟男是瑞雅文化傳播的負責人,經營民營出版近二十年,出版圖書近兩千種。她多年來公開聲援許志勇、王怡、陳秋實等受迫害者;2020年7月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被以涉嫌嫖娼抓捕後,她第一時間向外釋出訊息、接受海外媒體採訪,並在許被電商平臺封禁後替他代購食品。此後警方踏勘其住所、秘搜公司倉庫、先行抓捕員工。2020年9月9日,她與丈夫秦真被北京海淀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羈押於海淀區看守所,10月15日被正式逮捕。指控所涉非法出版物數量從最初約8000冊升至20萬冊,臨審前再追加數十萬冊。庭前她解聘了原聘律師尚寶軍並被阻止會見律師。2021年2月9日,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並當庭宣判:她在全面認罪、請求對丈夫與員工從寬後,被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秦真獲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同案另有九名員工一同受審,結果無公開記錄。美國筆會與中國人權捍衛者譴責此案為報復性定罪。她於2023年9月刑滿釋放,出獄後被禁止與舊同事友人聯絡,包括許章潤;服刑監獄名稱、罰金與判決書全文均無公開記錄。

時間
2020年9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拘留;2020年10月15日經批准逮捕(多家報道作“被拘約一個月後正式逮捕”);2021年2月9日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並當庭宣判;2023年9月刑滿釋放
地點
北京;羈押於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審判於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服刑監獄名稱無公開記錄
人物
耿瀟男(出版人、影視製片人,北京瑞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責人);其夫秦真(同案被告);同案另有出版公司員工九人於2021年2月9日一同出庭;關聯人物:清華大學法學院原教授許章潤
罪名與判決
非法經營罪。耿瀟男:有期徒刑三年(2021年2月9日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當庭認罪認罰);秦真: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罰金數額無公開記錄
狀態
已刑滿釋放(2023年9月);據 China Heritage 所存許章潤檔案,出獄後被禁止與舊同事、友人聯絡,包括許章潤;其後公開活動無公開記錄

一、這個人是誰:一家民營出版機構的掌門人

耿瀟男進入公眾視野,不是因為某一本書,而是因為她在北京文化圈裡經營多年的位置。綜合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美國筆會(PEN America)、自由亞洲電臺(RFA)與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等機構的報道,耿瀟男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CHRD 的英文稿作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ater,不同報道譯名略有出入,中文校名以“中國戲曲學院”一說流傳最廣,此處並列存檔,不作合併。她做過獨立電視製片人,投資文化藝術,曾任天畫畫業/Heaven Pictures 相關機構負責人,並與丈夫秦真共同創辦傳奇天輝影視文化公司(CHRD 稿作傳奇天輝影視文化,ChinaAid 稿作 Legend Tianhui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Beijing),機構英文名各報道寫法不一,中文名以“傳奇天輝”為核心可以確認)。她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北京瑞雅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ChinaAid 援引的資料稱,她在 2001 年至 2018 年間擔任瑞雅文化主編,其間出版圖書近兩千種,平均每年一百一十餘種。這個數字出自單一系統報道,本站予以標註來源後存檔,不將其寫成經法院認定的事實。

瑞雅是一家民營出版策劃機構。在中國的出版體制下,民營公司沒有獨立的出版許可,不能自行取得書號,必須與持有出版許可證的國有出版社合作出書——業內通稱“買賣書號”之外的合作出版模式,實際上是整個民營出版業賴以生存的灰色地帶:選題、編輯、印製、發行由民營公司完成,書號與終審名義上歸合作社方。這一結構性事實,是理解本案的第一把鑰匙:以“未經許可經營出版物”入罪,在法律技術上幾乎可以套用到任何一家民營出版機構頭上,區別只在於執法機關何時、以何種力度、針對何人啟動程式。本案的全部爭議,正建立在這一背景之上——紙面罪名是經營資質問題,而案件發生的時間點、物件與升級過程,則緊貼著耿瀟男在 2020 年夏天公開聲援許章潤的言行。本頁的寫法,是把這兩條線分開陳述:罪名線只寫起訴書與判決能夠證明的內容,語境線只寫有公開報道支撐的言行與時序,不把任何未經證實的“觸發原因”寫成定論。

耿瀟男的年齡,各來源說法不一,本站並列存檔,不作調和:中國人權捍衛者 2021 年 2 月 11 日的宣告稱她被捕時 51 歲,據此推算出生於 1969 年至 1970 年前後;對華援助協會在 2021 年 2 月初的庭前報道中稱她 47 歲,據此推算出生於 1973 年前後。兩個數字相差約四歲,公開報道中未見身份證件、戶籍或本人自述等一手材料可以裁斷,本站只能註明分歧。她的確切出生日期,無公開記錄。可以確認的是,她在 2020 年被帶走時正處於出版與影視事業的活躍期,公司以自有房產抵押維持經營——據 RFA 2021 年 2 月 9 日報道引述其友人高瑜的話,她曾抵押住房創辦公司,公司虧損沉重,案發後資產無人打理。這些細節來自友人轉述,本站按轉述存檔。

耿瀟男案庭審:法庭全景,被告席為背影
耿瀟男案庭審:法庭全景,被告席為背影|2021年2月9日,北京海淀區法院|截幀來源:本頁影片(香港有線新聞)0:45

二、聲援者耿瀟男:她在 2020 年之前做了什麼

要理解 2020 年 9 月的那次抓捕,必須先記錄耿瀟男在此之前多年的公開角色。RFA 2020 年 9 月 15 日的長篇報道稱,她多年來低調地幫助那些因言行觸怒當局而失去工作或自由的異見者與自由派知識人。報道點名提及的受助者包括:法律學者許志勇——他曾呼籲習近平辭職,後被判刑;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牧師王怡——2019 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與非法經營罪判刑九年;以及公民記者陳秋實——2020 年初在武漢封城期間潛入疫區報道,其後失蹤。CHRD 的宣告還提到,她曾公開關注陳秋實被強迫失蹤一事,並關注許志勇、丁家喜等案件。這些關注大多發生在社交媒體上:轉發、呼籲、為當事人家屬提供實際幫助。她不是任何組織的成員,也沒有發表過系統的政治綱領;她的“活動”形態,是文化圈的人脈、資源與聲量,向處於困境中的具體個人傾斜。

這種角色在中國當下的政治環境中有一個專門的位置:她不是臺前的批評者,而是批評者身後的支持者。許章潤被停職、被查之後,仍能發聲,部分依賴這樣的支援網路;律師被吊照之後仍能生活,也依賴這樣的網路。當局對這類節點的處理,在多個案件中呈現出可比的模式——先處理發聲者,再處理聲援者,以抬高聲援的成本。耿瀟男案是否屬於這一模式,屬於評論與判斷的範疇,本站在“本站點評”部分單獨討論;正文此處只固定事實:她長期、公開地聲援多名被當局處理的人士,這一事實有 RFA、CHRD、美國筆會與多位當事人公開文字的交叉印證,不是案發之後臨時編織的敘事。

她經營的文化沙龍與出版網路,使她與北京高校、媒體、藝術界保持著廣泛聯絡。2020 年 10 月 21 日為她呼籲的公開信,聯署者包括許章潤本人、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與張千帆、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合作研究者郝建、藝術批評家栗憲庭——這份名單本身,就是她所處網路的一個截面。公開信由六位友人及支持者發出,並設立了專門的聲援郵箱。聯署者事後遭到國安人員警告、威脅與約談——對華援助協會 2020 年 11 月 6 日的報道記錄了這一後續:簽署公開信的人被逐一詢問與耿瀟男、許章潤的關係。聲援者的聲援者也被納入處理範圍,這是本案外溢效應的第一層記錄。

三、許章潤事件:從 2018 年的長文到 2020 年 7 月的抓捕

許章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法理學與憲政學者。2018 年 7 月,他發表長文批評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及當時的多項政策,其後受到清華大學方面的處分:2019 年被停止教學與招生。2020 年 2 月,武漢疫情暴發之際,他發表文章批評當局在疫情初期的資訊封鎖與治理失能,文章流傳後他一度與外界失聯,微信賬號被封,名字在微博上成為敏感詞。2020 年 5 月 21 日,他發表萬字長文,呼籲政治問責、釋放良心犯、停止對學者的政治迫害。2020 年 7 月 6 日清晨,北京警方以涉嫌“嫖娼”為由將他從家中帶走;7 月 12 日獲釋,前後羈押約六至七天——美國筆會作“六天”,RFA 作“一週後獲釋”,兩種表述並列存檔。獲釋後,清華大學法學院以“道德敗壞”為由將他開除,他失去教職與生計,並被列入網路黑名單:無法接收公眾捐贈,多家電商平臺將他的名字設為禁搜詞。

耿瀟男與許章潤事件的交集,從他被抓當天就開始。據對華援助協會轉述公開信的內容,2020 年 7 月 6 日,是耿瀟男向海外媒體釋出了許章潤被警方帶走的訊息,使事件第一時間進入國際報道。她接受 RFA 採訪談許章潤案,在社交媒體上持續發聲,並在許章潤獲釋後提供實際生活幫助:許被電商平臺封禁、無法自行購物之後,自 2020 年 8 月 26 日起,耿瀟男開始替他線上訂購食品雜貨。她發現淘寶、天貓、盒馬等阿里旗下平臺將“許章潤”設為違禁搜尋詞——這一細節由 RFA 2020 年 9 月 15 日報道記錄,是平臺審查如何落到個人日常生活層面的具體樣本。她在 2020 年 7 月接受採訪時已經預見到自身風險。美國筆會引述她當時的話說,當局的“屠刀隨時可能落下”,周圍人都在說她處境危險;她表示自己已經聘請了律師,以備被抓。這一自述有美國筆會的轉引與 RFA 原始採訪兩個來源,本站按公開報道存檔。預見風險而沒有停止聲援,是此後所有報道與評論在描述她時反覆出現的事實基點。

四、圍困的八月:抓捕之前的可查前兆

耿瀟男夫婦被帶走,並非毫無徵兆。RFA 2020 年 9 月 15 日的報道,根據許章潤與友人的講述,記錄了一條清晰的時間線:2020 年 8 月 14 日,北京市海淀區警方到耿瀟男家中檢視,檢查了出入口路線與電閘箱的位置;8 月 27 日,警方秘密搜查了秦真經營的出版公司位於北京與河北的倉庫,並警告倉庫管理人員不得向夫婦二人透露搜查一事;9 月 6 日,出版公司數名員工被警方逮捕——耿瀟男曾發訊息告知許章潤此事;9 月 8 日,秦真公司的微博賬號被封。9 月 9 日清晨,耿瀟男發訊息告訴許章潤自己正在外出辦事,其後夫婦二人同時失聯。許章潤稱這種失聯“絕對反常”。耿瀟男在 9 月初曾對 RFA 表示,她認為這些動靜不構成大的危險,沒有必要報道——這一判斷與隨後發生的事形成對照,本站如實存檔,不作事後修飾。

這條時間線的意義在於,它把案件的起點從 9 月 9 日前移了近一個月:住所踏勘、倉庫秘搜、員工先行被抓、社交賬號封停,是一套針對一個經營實體及其家庭的、逐步收緊的程式。若僅從“非法經營”的經濟犯罪偵查邏輯看,秘搜倉庫、清查庫存尚可解釋;到家中檢視電閘與逃生路線,則更接近對抓捕行動的事前準備。兩種解釋本站並列呈現:偵查需要說與政治圍困說,各自依據如上,讀者可以自行權衡。China Digital Times 於 2020 年 9 月 9 日刊出的案情綜述——後由 China Heritage 轉載——將這套手法概括為“圍困戰術”(siege tactics),指出當局對聲援者採取的是不直接以言論入罪、而以關聯實體的合規問題層層施壓的方式。這一定性屬於媒體分析,本站標註來源後存檔,不與事實段落混寫。

另一個需要固定的細節是資訊封鎖的同步性:員工 9 月 6 日被抓的訊息,是耿瀟男本人在被帶走前發給許章潤的;公司微博賬號在 9 月 8 日被封,切斷了公司對外發聲的渠道。也就是說,在她本人被帶走之前,其經營實體已經先行被拆解:人被帶走一部分,賬與貨被查,聲音被掐斷。到 9 月 9 日夫婦二人失聯時,外界能夠確認事實的渠道,只剩下友人的轉述與律師的後續會見。這一順序對於理解後來指控數字的變化同樣重要——見下文第六節。

法庭全景:國徽下的審判席與旁聽席
法庭全景:國徽下的審判席與旁聽席|2021年2月9日,北京|截幀來源:本頁影片(香港有線新聞)0:55

五、2020 年 9 月 9 日:刑事拘留與海淀看守所

2020 年 9 月 9 日,耿瀟男與秦真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羈押於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此節事實有 RFA、CHRD、美國筆會、對華援助協會、China Heritage 等多家來源一致印證,是本案中確定性最高的節點之一。需要在此處校正一處流傳的訛誤:CHRD 2021 年 2 月 11 日宣告的轉引版本中,被拘日期被寫作“2019 年 9 月 9 日”,與全部其他來源及案件時序矛盾,顯系筆誤,本站以 2020 年 9 月 9 日為準,並在此註明該處原文錯誤,以免後人轉引時以訛傳訛。同理,個別轉引把秦真的名字寫作 Qin Chen,亦系轉寫之誤,其姓名為秦真,漢字寫法有其公開信與多家報道一致印證。

拘留初期,律師會見受阻。據 China Heritage 所存材料,截至 2020 年 9 月 22 日,維權網釋出的訊息稱耿瀟男的代理律師曾四次被拒絕會見。2020 年 9 月 30 日,律師尚寶軍終於在海淀區看守所會見到耿瀟男——此時距她被帶走已經 21 天。RFA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報道稱,尚寶軍轉述:耿瀟男身體尚可,但面容憔悴,21 天內經歷了十多次審訊。尚寶軍同時披露了指控的最初形態:警方以公司出版的約八千冊營養與烹飪類圖書為據,稱瑞雅自成立起即屬非法經營。辯護方對此的回應是,此類圖書均為少兒與烹飪題材,並非政治出版物——RFA 2021 年 2 月的報道引述其友人宋姓人士的話:“耿瀟男只是一個出版少兒書和烹飪書的人。”這一辯護思路貫穿案件始終:指控所涉圖書的題材,恰恰是最不可能涉及“敏感內容”的品類,這使案件更純粹地呈現為資質之罪,而非內容之罪。

拘留期間的另一項記錄來自 2020 年 12 月:耿瀟男在羈押中獲得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林昭紀念獎,以表彰她促進正義的勇氣。美國筆會在 2021 年 2 月的宣告中確認了這一獎項與頒獎機構——獨立中文筆會是國際筆會網路中的姊妹中心,美國筆會同屬該網路。獎項之事說明,在審判之前,國際文學與出版界已經將此案納入言論自由案件的序列加以對待,而不是當作一起普通的商業合規案件。這一外部定性與國內司法程序對案件性質的界定之間的落差,構成本案檔案的張力之一,本站只記錄落差本身,不替讀者消除它。

六、數字之變:八千冊、二十萬冊與“數十萬冊”

本案指控的核心數字,在公開報道中出現過三個版本,本站並列存檔,不擅自合併為一個“定論數字”。版本一,約八千冊:2020 年 9 月 30 日律師首次會見後,尚寶軍向媒體披露,警方最初以約八千冊營養與烹飪類圖書作為非法經營的依據;對華援助協會 2020 年 10 月 23 日的報道亦稱,最初的指控涉及八千冊非法出版物。版本二,二十萬冊:同篇 ChinaAid 報道稱,案件後來的數字升至二十萬冊;RFA 2021 年 2 月 9 日宣判報道亦稱,檢方指控夫婦二人非法印製二十萬冊圖書待出版。版本三,“數十萬冊增量”:RFA 同篇報道稱,臨近審判,控方將數十萬冊更多圖書加入證據清單,使更重刑罰成為可能;美國筆會 2021 年 2 月 11 日宣告亦稱,開庭前數日當局加重了對耿瀟男的指控,並阻止她會見律師。三個版本之間不是簡單的筆誤關係,而是一條隨程式推進而膨脹的曲線:從八千到二十萬,再到“數十萬”的追加,增幅以十倍計。

數字為何重要?因為在中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非法經營罪的量刑結構中,經營數額與出版物數量直接決定“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的檔次,進而決定刑期上限。指控數字在偵查與審查起訴階段的大幅膨脹,客觀效果是把一個可能以罰金或緩刑結案的資質案件,推入實刑區間。辯護方與聲援方據此提出質疑:八千冊烹飪與營養圖書的“非法經營”,與二十萬冊乃至數十萬冊的指控之間,究竟是新證據的發現,還是量刑目標的倒推?這一質疑由許章潤等人的公開信明確提出——公開信稱“非法經營”是一個被用於政治目的的兜底罪名,在本案中被任意適用。控方與法院方面對數字變化的公開說明,無公開記錄;判決書全文未見公開,本站無法核對法院最終認定的冊數、經營額與非法所得數額,只能將媒體轉述的三個版本與“判決書無公開”這一事實同時存檔。凡後文引用數字處,本站均註明其所屬版本與來源。

同樣無公開記錄的,還有案件涉及的另外兩個關鍵量化事實:其一,法院是否並處罰金、數額幾何,各家宣判報道均未提及;其二,九名同案員工各自的判決結果——RFA 報道確認九名員工與夫婦二人一同於 2 月 9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抵達海淀區法院受審,但公開報道未逐一交代九人的罪名認定與刑罰,本站只能記為無公開記錄。其三,案件審查起訴的具體日期、起訴書文號、合議庭組成,均無公開記錄。中國的法院裁判文書上網制度在本案中沒有留下可檢索的公開文本,這本身就是檔案工作必須直面的缺口:本案的一手司法文書,在公開領域不存在。

七、逮捕、辯護權的收縮與十月公開信

2020 年 10 月 15 日,海淀區檢察機關批准逮捕耿瀟男與秦真。對華援助協會 2020 年 10 月 23 日的報道給出了這一確切日期;CHRD 與 RFA 的表述為“被拘約一個月後正式逮捕”或“十月正式逮捕”,與 10 月 15 日相容,本站以 10 月 15 日為正式逮捕日,並註明其直接來源為 ChinaAid 的單一系統報道。在此之前與之後,辯護團隊曾向檢察機關申請變更強制措施。RFA 2020 年 10 月 23 日的報道引述辯護律師莫少平的話:辯方已向檢察院申請不批准逮捕,理由是所涉罪名為非暴力犯罪,耿瀟男在北京有固定住所、沒有潛逃可能,按規定應當取保候審,但檢察院未予批准。尚寶軍與莫少平先後出現在本案辯護席上——前期會見與對外發聲以尚寶軍為主,十月下旬 RFA 引述的辯護方表態出自莫少平,兩位律師的分工與代理階段,公開報道未作完整說明,本站按各自出現的報道節點分別存檔。

2020 年 10 月 21 日,許章潤與賀衛方、張千帆、郭於華、郝建、栗憲庭六人發出公開信,呼籲立即釋放耿瀟男夫婦。公開信的要點有三:其一,非法經營罪是被濫用的兜底罪名;其二,本案的真實動機是懲罰耿瀟男的言論與聲援行為;其三,羈押本身缺乏必要性。公開信經 China Heritage 於 10 月 22 日刊出,英文世界由此案獲得了一個由中國頂尖法學學者聯署的文本——聯署者中有三位法學教授,這使公開信不只是一份聲援宣告,也是一份專業共同體對罪名適用的公開異議。其後的發展是,國安人員對聯署者逐一警告、威脅與約談,詢問他們與耿瀟男及許章潤的關係,見對華援助協會 2020 年 11 月 6 日報道。許章潤本人另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發表專文為耿瀟男辯護,題為“我不得不為耿瀟男說話”一類表述——China Heritage 所存英文題為 “I Am Compelled to Speak Out in Defence of Geng Xiaonan”;同月他還發表致當權者的公開信,要求釋放耿瀟男。據報道,宣判前後,許章潤被軟禁在家——ChinaAid 2021 年 2 月 11 日報道稱,庭審之前,當局將持續關注本案的許章潤置於軟禁之下。

辯護權在本案後段的收縮,是程式記錄中最刺眼的一節。據 RFA 與對華援助協會的報道,開庭之前,耿瀟男解聘了辯護律師尚寶軍。RFA 的表述是,她此前解聘了維權律師尚寶軍,並指出在政治案件中這是當局常見的要求;ChinaAid 的表述更直接:當局強迫她解聘尚寶軍。兩種表述對“自願還是被迫”的判斷強度不同,本站並列存檔:可以確認的事實是尚寶軍在庭前離開了辯護席,耿瀟男在沒有自己原聘律師辯護的情況下出庭受審;至於解聘的內情,無一手材料公開。美國筆會還記錄,開庭前數日她被阻止會見律師。與此同時,國家安全人員對公開信聯署者的約談、對許章潤的軟禁,構成了庭審外圍的同步壓力環境。這些程式細節單獨看每一項都有“個案處理”的解釋空間,合在一起,則呈現出政治敏感案件中辯護空間被系統性壓縮的常見形態——這一定性,本站放在點評部分,正文只固定事實序列。

宣判時刻的法庭
宣判時刻的法庭|2021年2月9日,北京|截幀來源:本頁影片(香港有線新聞)1:35

八、2021 年 2 月 9 日:開庭與當庭宣判

審判的日期安排,公開報道的節點是:2021 年 2 月 3 日,對華援助協會報道稱耿瀟男、秦真案定於 2 月 9 日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2 月 9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耿瀟男、秦真與九名公司員工一同抵達海淀區法院——被告共十一人,這一構成見 RFA 宣判當日報道。庭審與宣判在同一天完成:海淀區人民法院當日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耿瀟男有期徒刑三年,判處秦真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秦真的刑期,各家報道高度一致:美國筆會作“二年六個月緩刑”,ChinaAid 明確作“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RFA 作“二年六個月緩刑判決”。凡流傳中出現的“一年六個月緩刑”一說,與上述全部來源不符,本站不予採用,並在此明確糾偏。

庭審中,耿瀟男當庭認罪。RFA 根據庭審錄影報道,她表示對起訴書的一切內容、檢方的一切指控均認罪,並稱對當庭出示的全部證據沒有異議,還對能夠獲得當庭認錯與致歉的“寶貴機會”表示感謝。對華援助協會的報道稱,公訴人指出夫婦二人為出版公司負責人,全面負責經營管理,應認定為主犯;耿瀟男為減輕丈夫與兩家關聯出版機構其他人員的負擔,承擔了全部責任,對所有指控認罪,並在最後陳述中表示認罪並接受法庭出示的全部證據。美國筆會的表述是,她認罪,並請求對自己、丈夫與員工從寬處理。三種報道在核心情節上互相印證:認罪是全面的、無保留的,並且明確以換取丈夫與員工的從輕處理為指向。

如何理解這次認罪,是本案檔案中最需要剋制的一節。可以固定的事實是:其一,認罪發生在原聘律師已被解聘、會見被阻之後;其二,同案被告包括她的丈夫與九名員工,量刑結果呈現明顯的梯次——她一人實刑三年,丈夫緩刑,其餘員工結果未公開;其三,她的友人圈對此給出了高度一致的解釋。RFA 引述記者高瑜的話稱,此案牽連其丈夫與公司十餘人,她別無選擇,只能以此爭取所有人獲得較輕的刑罰;高瑜還以自身曾作電視認罪以免兒子被捕的經歷作類比。另一位朋友則認為她的“錯誤”與出版公司無關,三年刑期過重。CHRD 的宣告稱,她的入獄顯然是對她公開支援受迫害者的報復。上述解釋屬於友人與人權組織的判斷,本站逐一標註來源存檔;本站同時明確:沒有任何公開材料能夠證明法庭內外存在一份書面的“交易”檔案,“以認罪換丈夫緩刑”是基於結果梯次與當事人關係的合理推斷,而非經文書證實的事實。檔案的寫法,是把推斷標為推斷。

宣判的時間點還有一層背景:2021 年 2 月 9 日是農曆臘月廿八,兩天後即除夕。案件從抓捕到判決歷時五個月,偵查、起訴、審判全部在春節前收束。宣判當日,國際反應迅速到來:美國筆會於 2 月 11 日發表宣告,譴責這是不公且具報復性的定罪,稱此案表明北京對思想多樣性的容忍度持續收緊,並呼籲撤銷定罪、釋放耿瀟男;宣告引述美國筆會研究主任的話指出,即便不論指控的藉口性質,出版圖書本身也不是犯罪行為。中國人權捍衛者同日發表宣告,譴責當局判刑,稱此案是中國政府升級迫害敢言批評者的一個標誌,敦促當局履行其憲法與國際人權承諾,釋放耿瀟男及所有因行使言論自由權而被關押的人。對華援助協會、《南華早報》、英國《衛報》等媒體對宣判作了報道,其中《南華早報》報道的標題即把判決與她聲援北京批評者一事並置。中國官方媒體對本案的公開報道,本站未檢索到,記為無公開記錄。

九、紙面罪名與政治語境:兩條線如何分開寫

本站處理本案的方法論,值得單獨用一節交代,因為它決定了全頁的證據標準。紙面一線,能夠由司法程序本身證明的內容只有:經營主體是瑞雅文化及其關聯機構;指控的罪名是非非法經營、而是非法經營罪,即未經許可從事出版物的出版、印製與發行經營活動;涉案圖書數量經歷了從八千冊到二十萬冊再到追加數十萬冊的版本變化;被告人當庭認罪;判決結果為耿瀟男三年實刑、秦真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這一線的每一項,本站都標註了報道來源,並且註明判決書全文無公開這一前提——換言之,連紙面一線,本站也是經由多家獨立報道的交叉印證而重建的,不是對判決書原文的轉錄。

語境一線,能夠由公開記錄證明的內容是:耿瀟男在案發前長期公開聲援許志勇、王怡、陳秋實等人;2020 年 7 月 6 日她第一時間向外釋出許章潤被抓的訊息並接受海外媒體採訪;她為被封禁的許章潤代購食品、公開談論平臺封禁;她自述預見風險並預聘律師;抓捕前一個月內,她的住所被踏勘、倉庫被秘搜、員工被先行抓捕、公司賬號被封;抓捕後,聲援她的法學學者被約談,許章潤被軟禁;開庭前,她的律師被解聘、會見被阻。這條時間線的每一環都有獨立來源,本站已逐項給出。兩條線在時間上的貼合程度——聲援高峰與偵查啟動相隔以周計——是任何誠實的檔案都無法迴避的事實形態。

但是,貼合不等於證明。本站不寫“她因聲援許章潤而被判刑”這樣的因果斷言作為事實,因為沒有任何公開的內部檔案、辦案人員證言或司法文書能夠證明決策鏈條;本站同樣不寫“此案與言論無關、純屬經濟執法”,因為那與上述時間線明顯相悖,且提出此說者負有解釋時間線巧合的舉證責任。本站的表述是:多家人權組織、國際媒體與當事人友人一致認為此案是對其聲援行為的報復性處理;這一判斷本站如實記錄並標註歸屬;案件的正式罪名與判決只涉及出版經營資質。兩種敘述之間的落差,正是本案作為檔案的價值所在——後人看到的將不是本站替他們作出的結論,而是結論賴以作出的全部材料。

同類案件的座標可以為這種落差提供參照。王怡牧師 2019 年的判決中,非法經營罪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戴學林等人 2017 年因發行港臺出版物被以非法經營罪判刑——China Heritage 的案情綜述曾專門提及這一先例。非法經營罪在出版領域的使用因此不是孤例:它既是出版管理法規的執行工具,也反覆出現在涉及獨立出版與異見人士的案件中。本站記錄這一譜系,是為了說明本案並非無法歸類的偶然事件,而是落在一條可查的執法軌跡之上;至於個案動機,仍按上文的證據標準處理,不越界斷言。

報道中展示的相關街道文書
報道中展示的相關街道文書|香港有線新聞畫面|截幀來源:本頁影片(香港有線新聞)1:52

十、服刑三年與 2023 年 9 月出獄

宣判之後,公開報道出現長達兩年多的空白。耿瀟男被送往何處服刑,公開報道沒有給出監獄名稱:China Heritage 的一篇文章提到她在“一所偏遠的女子監獄”服刑,但未具名,本站按“具體服刑地點無公開記錄”處理,只存檔“女子監獄、地點偏遠”這一未經具名的轉述。服刑期間她的健康狀況、減刑情況、家屬會見情況,均無公開記錄。秦真在緩刑考驗期內的狀況,亦無公開記錄。這種空白本身符合政治敏感案件服刑期的一般形態:訊息渠道收窄,家屬低調,外界只能等待刑期屆滿的節點。

刑期計算可以作一個基本的檔案核對:耿瀟男 2020 年 9 月 9 日被刑事拘留,判決三年有期徒刑,先行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則刑滿之日應在 2023 年 9 月 8 日前後。公開來源對出獄時點的表述為“2023 年 9 月”:China Heritage 所存許章潤檔案明確記載,她在服滿三年刑期後於 2023 年 9 月獲釋;該檔案還收有題為“悲欣交集——紀念耿瀟男”、日期為 2023 年 9 月 8 日的條目,與刑期折抵的推算日期恰好吻合。本站據此將出獄時間記為 2023 年 9 月,並註明 9 月 8 日這一具體日期來自 China Heritage 條目的日期與刑期推算的雙重指向,而非官方釋放文書——官方釋放文書無公開記錄。凡以 2023 年 9 月 9 日為出獄日的說法,與羈押折抵的通常計算差一日,本站不予採用,並在此說明理由。

出獄不是這個故事的終點。據 China Heritage 許章潤檔案記載,耿瀟男獲釋後被禁止與任何舊同事、友人聯絡,包括許章潤;另一篇 2024 年 10 月的 China Heritage 文章重申,她出獄後被禁止與許章潤聯絡。禁止聯絡的法律形式——是緩刑或假釋條件、是剝奪政治權利期間的監管要求、還是國保部門的口頭指令——公開報道未作說明,本站記為形式無公開記錄,只固定“禁止聯絡”這一被兩處來源重複記載的事實。三年實刑之後再加一層社交隔離,意味著國家對她的處理並未隨刑滿而結束,而是從監禁形態轉為日常監控形態。她出獄後的工作、生活與公開言論,截至本頁寫作之日,無公開記錄。本站不以沉默填充檔案:她的名字在出獄後從公開報道中消失,這一消失本身就是記錄的一部分。

十一、各方表態與案件迴響

國際筆會系統的反應貫穿全案:羈押期間的林昭紀念獎、宣判後的美國筆會宣告,構成了出版界同業組織對此案的完整表態鏈。美國筆會宣告的核心論點有二:其一,此案是針對聲援行為的報復;其二,出版圖書不是犯罪。宣告還特別提到,在開庭前數日,當局加重指控並阻止她會見律師——把程式問題與實體問題並列提出。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宣告則把此案放入更大的序列:宣告稱這次審判與定罪是中國政府迫害敢言批評者升級的一個里程碑,並提到她曾關注陳秋實被強迫失蹤、許志勇與丁家喜等案件,隨後當局開始調查她與丈夫的出版公司——CHRD 的敘事把調查啟動與她的關注行為直接相連,這是人權組織的歸因表述,本站按歸屬存檔。

學術與公共領域的迴響以許章潤為中心。許章潤在耿瀟男被拘後寫下多篇文字:2020 年 9 月 9 日當日發表致當權者的信,要求釋放耿瀟男;9 月 24 日發表為她辯護的長文;10 月 21 日與五位學者聯署公開信。China Heritage 為此建立了專門的檔案條目,收錄案情綜述、公開信與後續紀念文字,使本案成為少數在英文學術出版物中留有完整文獻鏈的中國出版人案件。2021 年 3 月,流亡學者滕彪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四十六屆會議上發言,點名列舉包括耿瀟男在內的一批被關押者,敦促國際社會與中國的維權者站在一起——國際服務人權社(ISHR)刊出了發言記錄。這意味著本案在宣判後一個月內進入了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公開記錄,儘管只是民間組織發言的點名,而非任何決議或特別程式的正式介入;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本站明確區分。

中國國內對本案的公開討論空間則幾乎為零。案件在境內社交媒體上的痕跡隨公司賬號被封而中斷;官方媒體未作公開報道;法院未公開判決書。對於研究者而言,本案的史料結構因此呈現為一種典型的不對稱:境外人權組織、流亡學者與海外媒體的記錄相當豐富,境內一手司法與官方材料完全缺席。本站的檔案策略是如實呈現這種不對稱——所有關鍵事實標註境外來源,不虛構境內來源的存在;所有缺失項逐項寫明“無公開記錄”,讓後來的核查者能夠一眼看清哪些環節是查證的終點、哪些是尚未開啟的檔案櫃。

十二、罪名的法理位置:非法經營罪與出版許可制度

非法經營罪規定於中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處罰“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等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基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出版物被納入這一框架的路徑是:出版行政法規將出版、印製、發行設定為許可事項,未經許可從事出版經營,即可能被評價為非法經營。司法解釋對非法出版物的數量、經營數額與違法所得設有入罪與升檔標準,因此指控冊數的每一次跳升,都直接對應量刑檔次的移動——本頁第六節記錄的八千、二十萬、數十萬三個版本,其法律意義正在於此:它們不是無關緊要的修辭數字,而是決定被告人面對的是緩刑區間還是實刑區間的刻度。

許可制度的另一面,是民營出版的結構性處境。中國不允許民營企業獨立設立出版社,民營文化公司只能以“文化傳播”“圖書策劃”之名註冊,與國有出版社合作使用書號。這一模式執行數十年,養活了中國圖書市場相當大比例的選題與銷售,也使幾乎所有民營出版人都長期處於“違規經營”的技術狀態之中:他們的選題要過審、圖書要印在有資質的印刷廠、發行要走正規渠道,但在許可的源頭上,他們永遠是借名者。執法因此天然是選擇性的——不是查不查得出問題,而是查誰、何時查、查到什麼程度。耿瀟男經營瑞雅近二十年,出版近兩千種圖書,這一經營史本身在案發前從未被公開報道為受到處罰;審查的到來與聲援行為的到來在時間上重合,是本案全部爭議的實證核心。本站在此只作制度層面的陳述:當一種違法狀態被制度性地普遍化,個案執法就必然接受動機層面的檢驗,這是法治常識,不是政治立場。

與本案形成對照的,是同罪名在其他出版案件中的使用譜系。前文提及的戴學林案中,被告人因發行在香港、臺灣出版的書籍被判刑,涉案圖書具有明確的內容敏感性;王怡案中,非法經營罪與煽動顛覆罪並列出現,教會出版物是證據的一部分。耿瀟男案的特殊性在於,辯方與多方報道一致指出涉案圖書為少兒、烹飪與營養類,與任何敏感內容無關——如果這一陳述屬實,本案就是非法經營罪在出版領域適用光譜中最靠近“純資質”一端的一例:內容無問題,程式即全部。這種案件對出版業的寒蟬效應也最為直接:它傳遞的資訊不是“不要出版敏感書”,而是“任何經營者在任何時候都可被審查”,而審查的觸發點不在書裡,在人身上。本站記錄這一分析,是為了讓檔案的使用者——無論是研究者、記者還是後來的出版人——能夠把本案放回它所屬的制度座標中,而不是隻把它讀成一個人的不幸。

許章潤為耿瀟男夫婦呼籲釋放的公開信
許章潤為耿瀟男夫婦呼籲釋放的公開信|2020年(報道畫面)|截幀來源:本頁影片(香港有線新聞)2:02

附記:公司與員工的後續

案件的經濟後果同樣只有零碎的公開記錄。高瑜對 RFA 說,耿瀟男抵押住房創辦的公司虧損沉重,案發後資產無人打理。據早期報道,當局在調查階段查封了秦真與出版公司的賬戶——對華援助協會稱,最初是以財務問題為由調查公司,進而查封其丈夫與公司的賬戶。瑞雅文化與關聯影視機構在本案後是否登出、轉讓或恢復經營,無公開記錄;九名員工在 2021 年 2 月 9 日一同受審之後各自的結局,無公開記錄;秦真緩刑三年於 2024 年 2 月前後考驗期滿,期滿後其狀況亦無公開記錄。本站把這一組空白單獨列為附記,是因為它們標示出此類案件代價的另一半:刑期落在一個人身上,賬算在一個家庭與一家機構頭上。檔案能做的是把已知的碎片——抵押的住房、被查封的賬戶、無人打理的資產——按來源固定下來,把未知的部分留白,等待將來可能的當事人自述或司法文書公開來填充。在此之前,任何關於公司命運的圓滿敘事,無論同情還是指控,本站都不採用。

十四、核查與來源說明

本頁的關鍵事實與核查路徑如下。被拘日期、地點與罪名:RFA 2020 年 9 月 15 日及 9 月 30 日報道、CHRD 2021 年 2 月 11 日宣告、美國筆會 2021 年 2 月 11 日宣告、對華援助協會 2020 年 10 月 23 日報道四方交叉一致,其中 CHRD 轉引文本誤作 2019 年,已在本頁第五節校正。正式逮捕日期 2020 年 10 月 15 日:來源為對華援助協會報道,與 CHRD、RFA“十月逮捕”的表述相容,因其為單一系統來源中的確切日期,本站已註明。律師會見節點與十多次審訊:RFA 引述尚寶軍。指控冊數三版本:八千冊見 RFA 引述律師與 ChinaAid 早期報道;二十萬冊見 RFA 宣判報道與 ChinaAid 後續報道;追加數十萬冊見 RFA 與美國筆會宣告。開庭與宣判日期、法院:RFA、美國筆會、CHRD、ChinaAid 四方一致。刑期:耿瀟男三年,四方一致;秦真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見 ChinaAid 明確文本與美國筆會、RFA 的“二年六個月緩刑”表述,三方一致。年齡分歧:CHRD 作 51 歲,ChinaAid 作 47 歲,並列存檔,未作裁斷。瑞雅任職與出版量:ChinaAid 援引資料稱 2001—2018 年任主編、出版近兩千種,單一系統來源,已註明。出獄時點:China Heritage 許章潤檔案作 2023 年 9 月服滿釋放,並載禁止聯絡一事;具體日期據該檔案 2023 年 9 月 8 日條目與刑期折抵推算。服刑監獄名稱、罰金數額、九名員工判決結果、判決書全文:均為無公開記錄,本站未作任何推測性填充。

本頁未採用的材料與理由,一併交代:個別二手轉述曾出現秦真“一年六個月緩刑”的數字,與全部一手節點報道不符,不採用;曾出現耿瀟男“2023 年 9 月 9 日出獄”的說法,與羈押折抵計算及 China Heritage 日期條目不合,未採用為確切日期,僅保留“2023 年 9 月”這一有來源支撐的表述;她的出生年份,兩個來源相差約四歲,未採用任何一個為定論;“傳奇天輝”“天畫”等機構的英文名,各報道拼寫不一,本頁只固定中文名。維基百科在本案中僅作為檢索線索使用,未作為任何關鍵事實的唯一來源。

影片證據 Video Evidence

耿瀟男夫婦被判刑:她獲刑三年(香港有線新聞)|2021年|中文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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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點評

本站點評只依據本頁已經固定的事實展開。第一,本案展示了一種成本極低的打擊方式:不需要以言論定罪,不需要證明任何一本書的內容有問題,只需要啟動對一家民營出版機構的資質審查,就足以完成抓捕、羈押、審判與三年的自由剝奪。中國出版體制中民營機構普遍無獨立書號的現實,使這種打擊方式具備可複製性——選擇性,才是它的本質;執法的普遍性問題一日不解決,每一家民營出版機構都生活在同等風險之下,而風險何時兌現,取決於經營者說了什麼、幫了誰。第二,時間線是本案最有力的檔案:聲援許章潤的高峰在 2020 年 7 月,住所踏勘在 8 月,秘搜與抓捕在 9 月。當局從未公開解釋為何對一家經營近二十年的出版機構的“非法經營”審查恰好在這一時點啟動並迅速升級。本站不替當局解釋,也不替讀者下結論,但本站堅持把兩條時間線印在同一頁上——這正是檔案與宣傳的區別。

第三,認罪的梯次結果值得如實凝視:妻子三年實刑,丈夫緩刑,員工另案。她抵押住房辦起的公司在羈押期間無人打理、資產閒置。一個曾經幫助過許多人的人,在法庭上用全面的認罪為丈夫與員工換取了離開看守所的路。無論人們如何評價認罪本身的真意,這種以親屬與同事為槓桿的結構,是此類案件反覆出現的形態,記錄它,是為了讓後人理解“認罪認罰”四個字在政治案件中的實際重量。第四,出獄後的禁止聯絡說明,懲罰的設計目標從來不只是三年:切斷她與許章潤及舊友網路的聯絡,等於繼續拆解那個曾經運轉多年的聲援節點。監禁關押的是人,隔離拆散的是網。本站最後指出一個樸素的事實:耿瀟男出版的涉案圖書,按辯方與多家報道的說法,是少兒讀物與烹飪、營養書籍。一個出版食譜與童書的人,因為替一位法學教授訂購食品、為他說話,被判刑三年。這一事實組合不需要任何修辭,它本身就是這個時代出版自由狀況的註腳。本站將本案歸檔於此,供後人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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