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dCCPWorld.com

中國共產主義歷史罪證與受害者記錄
ARCHIVE / MEMORY / EVIDENCE

讓歷史被看見
讓受害者被銘記

大躍進(1958–1962)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喊出"超英趕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全民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再加上席捲全國的浮誇風。北戴河會議把鋼產量定到1070萬噸,糧食估產加碼到7500億斤——而1958年糧食實際只有4000億斤。高指標、虛報、瞎指揮層層疊加,這場運動直接釀成了1958–1962年的大饑荒。本頁記錄大躍進的發動、決策、執行與後果;饑荒本身詳見《大饑荒(1958–1962)》。

大煉鋼鐵時期的土高爐群
大煉鋼鐵時期的土高爐群。|1958年(1959年刊)|來源:張青雲,經 Wikimedia Commons|許可證:Public Domain · 檔案頁 ↗
時間
1958–1962年(高潮為1958–1960年)
地點
全國;大煉鋼鐵與人民公社覆蓋城鄉
決策者
毛澤東(總發動);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執行);各省委書記(層層加碼)
後果
直接導致1958–1962年大饑荒;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退居二線

目錄

土高爐工地(歷史照片)
大煉鋼鐵的土高爐工地:腳手架、標語與紅旗林立,農民被動員上山煉鋼|1958–1960年,中國|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發動:從反"反冒進"到總路線

大躍進不是1958年某一天突然冒出來的。它有一個醞釀過程,起點是1957年冬天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判。

1956年,周恩來、陳雲等人主張把國民經濟計劃中過高的指標壓縮下來,這在當時叫"反冒進"。毛澤東起初沒有明確反對,但1957年下半年起,他的態度變了。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1957年冬,毛澤東開始批評"反冒進",認為它"洩了六億人民的氣",束縛了群眾的積極性。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這種批判公開化、尖銳化了。毛澤東點名批評"反冒進",矛頭直指周恩來和陳雲。周恩來在會上被迫作檢討,承認"反冒進"是錯誤。3月的成都會議繼續批判"反冒進",會場的氣氛一邊倒:誰再提壓縮指標、實事求是,誰就是"右傾"、就是"洩氣"。兩次會議下來,黨內再也沒有人敢對高指標說一個"不"字——為後來的浮誇風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南寧會議之前,還有一次杭州會議(1958年1月3–4日)。毛澤東在會上就點了"反冒進"的名,提出經濟工作要"破除迷信";南寧會議是把杭州會議上的敲打變成了公開批判。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搞"反冒進"的,恰恰是周恩來、陳雲這些管經濟的內行;毛澤東不懂經濟,卻用政治批判解決了經濟爭論。從此,經濟指標的制定不再看實際可能,只看政治表態——這是大躍進所有荒唐事的制度起點。

也是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喊出了"超英趕美":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趕上美國"(據《毛澤東傳(1949–1976)》)。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宣佈鋼產量超過美國,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刺激。他認定,中國也可以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跑步"趕超西方。

"超英趕美"的念頭,在1957年11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就有了。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東風壓倒西風",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壓倒資本主義陣營(據《毛澤東傳(1949–1976)》)。蘇聯發射衛星、鋼產量超過美國的訊息,讓他相信歷史的天平已經傾斜。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在競賽中"跑步"領先——大躍進的底氣,很大程度上來自這種對世界大勢的誤判。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在會上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敢為"。總路線一通過,"大躍進"就從毛澤東個人的想法變成了全黨的政治任務:指標只能高、不能低,速度只能快、不能慢。從這一天起,浮誇有了尚方寶劍。

成排的土高爐(歷史照片)
田野裡成排的土法煉鋼高爐與勞作的農民|大躍進時期,中國|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北戴河會議:關鍵決策會

如果說八大二次會議是發令槍,那麼1958年8月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大躍進真正的"關鍵決策會"——幾個決定中國農民此後四年命運的數字,都是在這次會上拍板的。

鋼:1070萬噸,"以鋼為綱"。會議決定1958年鋼產量1070萬噸,比1957年的535萬噸翻一番,並提出"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口號(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鋼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子:完不成鋼指標的地方和單位,就是"右傾"、就是落後。

糧食:從6000–7000億斤加碼到7500億斤。會議估計1958年糧食產量可達6000–7000億斤(比1957年的3905億斤增產60%–90%),開會期間又加碼到7500億斤。毛澤東甚至提出1959年要搞到8000億–10000億斤。而據國家統計局事後修正,1958年糧食實際產量只有4000億斤——會議估計數的下限(6000億斤),也比實際高出一半。

人民公社:8月29日通過決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號召在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毛澤東在會上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概括為"一大二公":規模大、公有化程度高(據《毛澤東文集》第七卷)。決議一下,全國農村的合作社幾天之內就被"升級"成了公社。

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還抽空視察了河北徐水、河南七里營等地,看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標語非常高興。最高領袖的每一次"高興",下面都看在眼裡:徐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七里營"一天等於二十年",各地競相發明更驚人的口號。劉少奇8月6日視察徐水時也表示了肯定(據《劉少奇年譜》)。上下齊哄,浮誇就再也剎不住了。

北戴河會議之後,大躍進進入最高潮:煉鋼、辦食堂、放衛星,三管齊下。也是從這時起,"指標"徹底脫離了土地的實際——往下走,就只剩虛報一條路了。

會議公報宣佈:"1958年將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一年","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公報的語言有多樂觀,現實就有多殘酷:公報發表時,1958年的秋收已經因為大煉鋼鐵抽走勞力而大打折扣——而公報裡對此隻字未提。

土高爐近景(歷史照片)
一座土高爐的近景:爐前堆著焦炭與礦石|大躍進時期,中國|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全民大煉鋼鐵

北戴河會議一聲令下,全民大煉鋼鐵開始了。口號是"小(小高爐)、土(土辦法)、群(群眾運動)":不需要正規鋼鐵廠,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田間地頭支起土高爐,煉鋼。

動員規模空前。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1958年底,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農村勞動力達9000萬人。秋收時節,青壯勞力全上了山,地裡的莊稼沒人收——"當年大量糧食沒能收回,糧食產量大減"。

煉鋼要燃料,就上山砍樹,幾天之內青山變禿嶺;要原料,就挨家挨戶收鐵器:鐵鍋、鋤頭、鐮刀、門環、鎖頭,能砸的都砸了,投入爐膛。民間後來總結為"樹木砍光、鐵器交光、勞動力用光"。

煉出來的是什麼?土高爐溫度不夠、沒有技術,煉出的多是含硫高、質脆易裂的"鐵疙瘩",根本不能用。1958年底宣佈完成1070萬噸、實際產鋼1108萬噸,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稱,其中合格的只有800萬噸——等於承認有近三成是廢品。而這"合格"的800萬噸裡,又有多少是勉強過關的,原始臺帳從未完全公開(未核)。

更荒唐的是,為了保"鋼"的指標,各地把農民的農具都收去煉了:鋤頭砸了、鐵鍋砸了,來年開春拿什麼種地?大煉鋼鐵抽走的不僅是9000萬勞力,更是農村的生產資料本身。鋼鐵沒煉出來多少,農業生產先被掏空了。

大煉鋼鐵並沒有在1958年底收場。1959年,"以鋼為綱"繼續執行,土高爐越建越多;直到1960年,中央才開始逐步下馬土法煉鋼。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統計,這場運動耗費了鉅額的人力物力,而煉出的合格鋼材寥寥無幾。更深遠的損失無法統計:被砍光的森林、被砸掉的農具、被耽誤的兩個秋收——這些帳,至今沒有人完整算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與大煉鋼鐵同步推進的,是農村的人民公社化。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決議之後,各地連夜把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升級"為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90%以上的農戶入了社;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稱,到10月底,全國74萬多個合作社改組為2.6萬多個公社,入社農戶佔總數的99%以上。

毛澤東把人民公社概括為"一大二公":規模大(一社少則幾千戶、多則上萬戶)、公有化程度高(土地、牲畜、農具一律歸公社所有)。社員的自留地被收回,自養的家禽家畜被充公,"共產風"颳了起來:搞"一平二調"——平均分配、無償調撥,今天調你的糧食,明天平他的存款。

最典型的是公共食堂。公社大辦食堂,"放開肚皮吃飯",吃飯不要錢。開食堂的頭幾天,農民覺得佔了便宜,敞開吃;很快,"大鍋飯"就變成了浪費比賽:不吃白不吃,糧食像水一樣淌掉。食堂超支驚人,很多地方几個月就把全年的口糧吃掉大半。

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中央開始意識到"共產風"闖了禍,著手糾正;但糾"左"的話音未落,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糾偏就停了。公社體制本身——農民失去土地和生產自主權,"出工不出力"——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初包產到戶才結束。

糾偏停了,"共產風"卻沒有停。1958年冬到1959年,"共產風"愈演愈烈:平調生產隊的糧食、現金和物資,叫做"一平二調"。1959年2月,中央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制定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試圖把"一平二調"的東西退賠,但下面陽奉陰違。直到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農業六十條")頒佈,明確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折騰了四年,"一大二公"才算在紙面上收斂。

公共食堂「吃飯不花錢」(歷史照片)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社員圍桌吃飯,牆上標語寫著「吃飯不花錢,努力搞生產」|1958年後,中國|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浮誇風

浮誇風是大躍進最魔幻的一章,也是後來高徵購的數字基礎。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登載了第一顆畝產"衛星":河南遂平嵖岈山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這個數字一出來,各地就開始競賽:你2105,我就5000;你5000,我就一萬。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登載湖北麻城建國一社水稻畝產36900斤。不久,四川郫縣又報出畝產45217斤——據楊繼繩《墓碑》記載,郫縣的"高產"是夜間把別處的水稻移栽、拼湊到一畝田裡,專供參觀的假現場。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把浮誇推向頂峰。同年4月29日,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用"科學計算"論證畝產可以達到若干萬斤,給浮誇披上了科學外衣(據公開報道)。

浮誇之外,還有"瞎指揮"。上面定了高產目標,下面就發明"高產措施":密植——一畝地插幾萬株秧苗,號稱"以密取勝";深翻——把土地深翻一兩米,號稱"土層越深根越旺"。這些"措施"在報紙上大肆宣傳,幹部下鄉現場驗收,不搞的就是"思想跟不上"。結果密植的秧苗爛在田裡,深翻的土地當年顆粒無收。瞎指揮和浮誇風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負責吹牛,一個負責把牛吹破了的後果留給農民承擔。

浮誇的機制很簡單:報得越高越是"革命",報實數就是"右傾"、"白旗"。從公社、大隊到縣、地、省,層層加碼;中央按虛報的數字定徵購任務,徵購任務再層層加碼。糧食還在地裡,帳面上的"豐收"已經決定了農民要交多少糧——這就是大饑荒的徵購鏈條,下一章細說。

浮誇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因為它綁定了幹部的烏紗帽。縣委書記給公社下指標,公社給大隊下指標,完不成就是"右傾"、就是撤職;大隊書記為了保住位置,只能往上報假數,假數又變成下一輪更高的指標。這種"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迴圈,在1958–1960年間越轉越快。直到1961年劉少奇下鄉搞調查研究、聽到真話,迴圈才被打破(據《劉少奇年譜》,1961年4–5月劉回湖南調查44天)——但那時,餓死的人已經數以千萬計。

信陽的土高爐群(歷史照片)
河南信陽田野裡密佈的土高爐——信陽其後成為大饑荒死亡最慘烈的地區之一(「信陽事件」)|大躍進時期,河南信陽|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大躍進如何釀成大饑荒

大躍進和大饑荒不是兩件事,而是一件事的前後兩段:1958–1960年的瞎指揮,直接變成了1959–1962年的餓死人。傳導鏈條有三條,每一條都致命。

第一條:高徵購。中央按虛報的產量定徵購指標。1958年糧食實際4000億斤,帳面上卻是7500億斤;1959年實際3400億斤,計劃卻要8000億–10000億斤。徵購隊按帳面數字下鄉,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救命糧一併收走。很多地方交完公糧,農民鍋裡就沒米了。

第二條:公共食堂的浪費。"放開肚皮吃飯"的頭幾個月,全國公共食堂超支驚人。糧食不是被吃掉的,是被糟蹋掉的:敞開供應、粗放加工,浪費的比例觸目驚心。等到1959年徵購加緊、食堂斷炊,農民連最後一點集體口糧也沒了。

第三條:勞動力抽離。9000萬人上山煉鋼,秋收沒人幹;大興水利又抽走大批勞力。"當年大量糧食沒能收回"——1958年名義上"豐收",實際到手的糧食大打折扣。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各地幹部不敢上報災情,"反瞞產"層層搜糧,災情被捂住,餓死的人越來越多。

還有一條常被忽略的鏈條:1958年冬到1959年春,全國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又抽走了大批農村勞力。1958年秋收已經因為大煉鋼鐵大打折扣,緊接著的冬春修水利再把勞力抽空,1959年的春耕春播又受影響。一環扣一環,農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被"運動"掏空了一遍。

時間線很清楚:1958年發動、虛報;1959年廬山會議後無人敢報災;1960年徵購達到頂峰、死亡達到高峰;1961年開始"調整";1962年七千人大會,饑荒結束。官方把這場災難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三條鏈條擺在上面,讀者自己判斷。

大饑荒的完整記錄——各省災情、死亡數字的各種口徑——見本站《大饑荒(1958–1962)》。

宣傳畫《乘風破浪,各顯神通》(歷史照片)
大躍進宣傳畫《乘風破浪,各顯神通》:農民駕拖拉機踏浪前行,頭頂有「衛星」升空|1958年|來源: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G)中國海報收藏,經 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責任人

大躍進是誰發動的、誰執行的,史料記得很清楚。

毛澤東——總發動、總決策。從批判"反冒進"、提出"超英趕美",到總路線、北戴河會議的1070萬噸鋼和7500億斤糧,每一個關鍵決策都出自毛澤東。1958年他多次視察、多次講話,不斷給高指標加溫;誰潑冷水,誰就是"右傾"。1981年《歷史決議》把大躍進定性為"嚴重失誤",但對毛澤東個人責任的表述極為剋制(據《歷史決議》原文)。

劉少奇——1958年積極支援,後期主持調整。1958年,劉少奇多次發表講話,支援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據《劉少奇年譜》記載,1958年8月6日,他視察河北徐水縣時,對當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提法表示肯定。1961年後,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主持"調整",撤換了一批放衛星的省委書記。

周恩來——檢討之後執行。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周恩來為1956年的"反冒進"作了檢討(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之後作為總理執行總路線,主持編制那些層層加碼的計劃指標。

鄧小平——參與執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參與中央對大躍進的領導和執行(概括表述,其具體分工未核)。

各省委書記——放衛星、層層加碼。河南吳芝圃、安徽曾希聖等人,為表"忠心"競相放高產衛星、報高指標,又按虛數層層下達徵購任務。吳芝圃後來成為信陽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之一(詳見《大饑荒》頁)。

耐人尋味的是:大躍進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災難,卻沒有任何一級組織、任何一個責任人受到追究。1981年《歷史決議》只說了"嚴重失誤",沒有點任何人的名;毛澤東至死沒有為大躍進和大饑荒道過歉。這種"無人負責"的結局本身,就是一種制度記錄:當決策不需要對後果負責,災難就一定會重演。

除了地方大員,還有一批中央和省市負責人充當了總路線的鼓吹手。據公開史料,以1958年最活躍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為代表,他們在各種會議上把總路線捧成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把質疑高指標的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這種鼓吹不是無足輕重的應聲——它讓毛澤東相信全黨全民都"衷心擁護",進一步推高了他的自信。

一句話:決策在毛澤東,執行在全黨——從中央到省、地、縣,沒有人踩剎車;敢踩的(如後來的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倒,反而讓災難延續了下去。

數字:上報與實報

大躍進的數字有兩套:一套是當年報紙上、會議上宣佈的,一套是事後國家統計局修正的。兩套數字並列,差距就是浮誇的刻度。

這些數字放在人均的尺子上看更觸目驚心:1958年底全國人口約6.6億(國家統計局數),7500億斤意味著人均1100多斤——而實際4000億斤,人均只有600斤出頭。帳面上的"豐收"比實際多出近一倍,徵購任務卻按帳面下達。多出來的那3500億斤糧食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農民被掏空的糧倉。

年份當年宣佈 / 計劃事後修正(實際)說明
1957年3905億斤(實際,作為基數)3905億斤國家統計局數
1958年估產7500億斤(北戴河會議)4000億斤國家統計局修正數
1959年計劃8000億–10000億斤3400億斤計劃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實際為國家統計局修正數
1960年—2860億斤國家統計局修正數
年份指標 / 宣佈事後修正說明
1957年535萬噸(實際)535萬噸國家統計局數
1958年指標1070萬噸;宣佈完成1108萬噸800萬噸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108萬噸中合格的只有800萬噸
數字說明:上報數來自1958–1959年《人民日報》與中央會議公報;實產數為國家統計局事後修正數。但修正所依據的原始臺帳從未完全公開,各年實產數本身也有研究者質疑(未核)。本頁只並列官方修正數,不作定論。
幹部下放的送行場面(歷史照片)
幹部下放勞動的送行場面:卡車載著下放人員穿過夾道歡迎的人群,車上立著領袖像|大躍進時期,中國|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大饑荒。大躍進的高徵購、食堂浪費、勞動力抽離,直接釀成1958–1962年大饑荒。各研究對死亡人數的估計在1500萬至4500萬之間(口徑並列,詳見《大饑荒》頁)。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饑荒之一,而它的起因,就是前面八章寫下的這些決策。

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澤東退居二線。1962年1–2月,中共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會上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被迫作自我批評(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會後,毛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推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大躍進在名義上收場了。

文革的伏筆。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並沒有認錯。他把七千人大會上的自我批評視為奇恥大辱,對劉少奇"篡權"的懷疑與日俱增。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個打倒的就是劉少奇(詳見本站《文化大革命》)。可以說,大躍進的失敗和毛劉之間的裂痕,是文革最直接的政治伏筆。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直到1960年代初,"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依然是碰不得的政治正確。劉少奇搞調整,小心翼翼地繞開"三面紅旗";誰敢質疑"三面紅旗",誰就是反黨。1962年後,毛澤東又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把農村的幹部再鬥一遍——大躍進的是非從未在黨內真正清算,這為文革的全面爆發留下了完整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制度的遺產。人民公社體制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初,直到包產到戶才解體。大躍進讓整整一代農民對集體化徹底幻滅——1980年代初包產到戶一推就靈,根子就在1958–1962年這場災難裡。

最後說一句官方敘述的變遷。1981年《歷史決議》之後,"大躍進"在官方話語裡被定格為"探索中犯的嚴重錯誤",教科書裡的篇幅越來越少,"大饑荒"三個字則基本消失,代之以"三年困難時期""三年自然災害"。一場死了上千萬人的運動,在官方敘述裡被輕輕帶過——這正是本站把大躍進單獨成頁的原因:數字可以被修正,敘述可以被淡化,但1958–1962年間發生的事,不應該被忘記。

運礦的馬車隊(歷史照片)
為煉鋼運送礦石物料的馬車大隊在山路上排成長龍|大躍進時期,中國|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1958

影片資料

《毛澤東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SLICE播出的紀錄片,系統梳理大躍進的發動、大煉鋼鐵與人民公社,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饑荒與死亡規模。

《大躍進如何釀成中國大饑荒》:SLICE History頻道短片,以檔案影像梳理浮誇風、公共食堂與徵購如何一步步釀成饑荒。

相關影像資料(外部連結)

無可驗證授權的大躍進現場圖片,本頁使用外部連結。新聞機構版權圖片不直接嵌入。

農舍牆上的大躍進壁畫(歷史照片)
上海郊區農舍牆上殘存至今的大躍進時期宣傳壁畫:婦女餵養一頭大豬——畫的褪色正如那場運動的遺產|原畫為大躍進時期,上海|來源: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大躍進時期

分享本文

𝕏 推特 臉書 電報 WhatsApp 複製連結

相關事件

來源與延伸閱讀

  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2. 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3.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2008)
  4. Frank Dikö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2010)
  5.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糧食、鋼產量事後修正數)
  6. 《人民日報》1958年6月8日、8月13日、8月27日相關報道及社論;《中國青年報》1958年4月29日
  7.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
  8. 中文維基百科"大躍進"條目;英文維基百科"Great Leap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