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案 | 成蕾
成蕾(1975年6月生於湖南嶽陽,10歲移民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公民),昆士蘭大學商學畢業,曾在墨爾本吉百利史威士與艾克森美孚從事財務工作,2002年入行央視英語頻道,2003年起任CNBC中國記者九年,2012年回到北京成為央視英語頻道(後CGTN)《環球財經》英文主播。2020年8月13日,她在北京被國家安全機關帶走,澳方次日接到通知,8月27日首次領事影片探視,8月31日才由外長佩恩公開證實。她先經歷六個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2021年2月5日以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被正式逮捕,2022年3月31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閉門受審,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傅關漢被拒於法庭之外,法院當庭延期宣判,此後至少五至六次延期,她在不知判決結果的狀態下繼續被關押。2023年8月,她經領事渠道口述的「家書」公開,寫道三年未見一棵樹、一年只能站在陽光裡十個小時。2023年10月11日,她刑滿被驅逐出境,當日回到墨爾本與兩個孩子團聚,外長黃英賢親赴機場迎接;同一天中國國家安全部才首次公佈:她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並驅逐出境,通報稱其2020年5月經境外機構人員引誘、違反保密條款、通過手機提供工作中掌握的國家秘密,並稱其自願認罪認罰。而成蕾2025年回憶錄給出的版本完全不同:她提前七分鐘把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中八個字的內容簡訊發給彭博社的朋友,觸犯了一份她稱當時並不知曉的禁發令。判決書全文、宣判日期、所謂境外機構名稱至今無公開記錄。
一、案件概覽:一個國家級電視臺主播的消失
成蕾案是2020年至2023年間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跌至低谷時期最具象徵意義的個案之一。當事人不是異見人士,不是地下記者,也不是外派的外國通訊員,而是中國國家媒體自己的英文財經主播:她供職的中國環球電視網是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檯面向全球的英文頻道,她主持的《環球財經》(Global Business)節目面對的是國際觀眾。2020年8月中旬,她從熒屏和社交圈中突然消失,同事和朋友聯絡不上她,她在CGTN官網上的個人頁面隨後被撤下。數週之後,澳大利亞外交部長才公開證實:她已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羈押。
此後三年零兩個月裡,中國官方對案件細節幾乎隻字不提。外界知道的全部資訊,一度只有幾行字:她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方向是為境外提供國家秘密;她在2022年3月31日接受了一次不公開審理,澳大利亞大使被擋在法庭之外;法院當庭沒有宣判,此後一再延期。直到2023年10月11日她被釋放並乘機回到墨爾本的同一天,中國國家安全部才通過官方帳號首次公佈所謂案情和刑期——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附加驅逐出境。也就是說,在整整1154天裡,一個澳大利亞公民的命運懸在一份無人見過的判決之上,而這份判決直到她刑滿離境時才被外界知曉結果。
本頁的檔案方法需要先說明。本案存在至少三套互不相同的敘事:中國國家安全部2023年10月11日的官方通報、澳大利亞政府自2020年8月至2023年10月的系列外交宣告與領事通報、以及成蕾獲釋後在採訪和2025年回憶錄中給出的本人陳述。三套敘事在關鍵事實上並不一致——例如她到底「供認」了什麼、所謂國家秘密究竟是何物、她是否自願認罪——本檔案不做調和,不合並,按來源並列存檔,讀者可以清楚看到每一句話出自誰口。凡三套敘事都無法證實的事項,本頁直接標註「無公開記錄」,不以推測填補。
二、早年:岳陽出生,十歲移民墨爾本
成蕾1975年6月出生於湖南省岳陽市。關於出生月份,英文維基百科條目作「1975年6月」,多數中文與澳大利亞媒體只寫1975年,本頁並列存檔:年份為各方一致,月份僅見於部分來源。1985年,她10歲時隨家人移民澳大利亞墨爾本,其父赴澳攻讀博士學位——這一點為昆士蘭大學校友頁面、澳大利亞多家媒體與她本人回憶錄介紹所共同證實。她在墨爾本長大,接受澳大利亞中學教育,是典型的第一代移民子女:中文是家庭語言,英文是學校與社會語言。
家庭對財務安全的重視決定了她最初的專業方向。1992年,她進入昆士蘭大學攻讀商學學士學位,1995年畢業,主修與會計、商業相關。昆士蘭大學校友資料與澳大利亞註冊會計師公會刊物《In the Black》2015年對她的專訪都記載了這段經歷:她本人自幼想做記者,但父母認為會計是更穩妥的生計,在移民家庭的現實考量下,她先走上了財務之路。這一細節之所以值得存檔,是因為它解釋了她日後財經記者生涯的底色——她不是先學新聞再補財經,而是先在企業財務一線工作多年,再轉入新聞。
畢業後,她在墨爾本先後供職於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與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從事會計與商業分析工作,直至約2000年。昆士蘭大學校友頁面的表述是:她在澳大利亞以會計師和商業分析師身份開始職業生涯,服務於上述兩家公司,2001年回到中國發展。她的雙語能力、財務訓練與對中國市場的親身瞭解,在世紀之交的中國財經媒體擴張期成為稀缺組合。
三、記者生涯第一段:央視九套與CNBC的九年
2002年,成蕾通過試鏡進入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當時稱CCTV-9,後為CCTV News,再後來併入CGTN體系),開始記者生涯。一年後,2003年,她轉投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出任其中國記者,在上海與新加坡兩地工作,前後九年。澳大利亞會計師公會刊物的專訪記載,她在CNBC期間穿梭於新加坡與上海之間;昆士蘭大學校友頁面同樣寫作「在CNBC亞洲工作九年」。這九年裡,她報道中國股市、宏觀經濟政策與跨國企業在華業務,採訪過大量企業高管與經濟學者,逐漸成為英文財經報道圈中辨識度很高的面孔。
需要在此糾正一種流傳甚廣的中文網路說法:中國大陸部分自媒體文章稱她「在央視潛伏近二十年」「2004年重回央視」云云,時間線混亂且帶有定性指控,與昆士蘭大學、CNBC與澳大利亞媒體的公開履歷均對不上。本檔案不採信此類無原始出處的網路敘事。按可核查的履歷,她2002年至2003年在央視英語頻道起步,2003年至約2012年在CNBC,2012年才回到北京的央視英語新聞頻道——把這三段拼起來,才是完整的二十年,而非所謂「潛伏」一詞所暗示的單一機構任職。
四、CGTN八年:國家英文頻道的財經臺柱
2012年,成蕾回到北京,加入央視英語新聞頻道,該頻道2016年改組為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簡報初稿寫作「2012/2013年加入CGTN」,經核查,昆士蘭大學校友頁面與多家澳大利亞媒體一致作2012年回到北京加盟央視,本頁以2012年為準,並註明當時機構名稱尚未改為CGTN。她主持《環球財經》等節目,專訪各國政商人物,是CGTN對外塑造「中國視角、全球表達」形象時最常推向臺前的面孔之一。她既是中國國家媒體的僱員,又是澳大利亞公民;既用英文向世界解釋中國經濟,又以移民一代的身份理解西方觀眾的疑問。這種雙重位置在平時是職業資本,在兩國關係急轉直下時卻成為她無法自控的風險敞口。
家庭方面,她的兩個孩子隨她在北京生活、上學,伴侶尼克·科伊爾從事商業工作,一家人原本過著外派式的雙城生活。2019年底至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孩子們回到墨爾本由祖輩照料——這一安排後來被家人反覆提及:若不是疫情把孩子送回了澳大利亞,她被帶走時孩子們將獨自留在北京。各方報道對孩子年齡的寫法隨年份推移而不同:2022年3月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聞俱樂部聯合宣告稱兩名孩子為10歲與12歲;2023年8月其「家書」公開時,澳聯社稱孩子為12歲與14歲;2023年10月她獲釋回國時,路透社報道同樣稱12歲與14歲。本頁按報道時點並列存檔,不擅自倒推確切出生日期——孩子的確切生日無公開記錄,本頁也不予推測。
五、背景:2020年的中澳關係與記者處境
理解成蕾案,必須把它放回2020年的中澳關係裡。2018年澳大利亞通過反外國干預立法、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後,兩國關係持續下滑。2020年4月,澳大利亞外長佩恩公開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展開獨立國際調查,北京反應激烈。此後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徵收高額關稅,對葡萄酒展開反傾銷調查,煤炭、龍蝦、木材等多種澳大利亞商品輸華受阻,並公開警告本國遊客與留學生慎赴澳大利亞。澳大利亞政府則在2020年7月7日更新赴華旅行提示,明確警告本國公民在華可能面臨「任意拘押」風險——這一提示在成蕾被帶走之前一個多月就已發出,事後看幾乎像一份預告。
記者群體首當其衝。2020年上半年,中美之間的記者簽證爭端已導致多名美國媒體記者被逐出中國。人權觀察2020年9月的宣告記錄了這樣的序列:成蕾被羈押數週之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比爾·伯特爾斯(Bill Birtles)與《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記者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在2020年9月初被中國國家安全人員深夜上門告知不得離境,並被要求就成蕾案接受問話。兩人分別進入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與駐上海總領館避難,經過五天外交對峙,在外交人員陪同下接受簡短問話後,才於9月7日晚離境飛返悉尼。至此,澳大利亞主要媒體在中國的常駐報道力量幾乎清空,出現被評論者稱為「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澳大利亞媒體首次無常駐記者報道中國的局面。
成蕾也不是當時唯一被羈押的澳大利亞公民。作家楊恆均(本名楊軍)已於2019年1月在廣州被帶走,2020年以間諜罪被起訴,2021年5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閉門受審——與成蕾同一家法院、同樣拒絕澳大利亞外交官旁聽、同樣長期不宣判。無國界記者組織2021年8月的宣告把成蕾、楊恆均與瑞典籍書商桂民海並列,稱三名持外國護照的記者與寫作者以間諜類罪名被拘押,傳遞出的訊號是「不論護照與居住地,獨立聲音都可被追究」。該組織公佈的2021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77位。這些並置不是修辭,而是本案的制度背景:成蕾案發生在國家秘密與間諜罪名被廣泛用於記者與寫作者案件的時期。
六、被指控的行為:三套敘事並列存檔
成蕾到底做了什麼?這是全案最核心、也最晚才部分浮出水面的問題。2020年8月至2023年10月之間,中國官方沒有公佈任何具體行為描述,只給出罪名方向。澳大利亞政府多次宣告,澳方「不掌握」中方指控所依據的證據。家屬與支持者只能反複製述:她是一名財經主播,她的工作是公開播報中國經濟新聞。
第一套敘事來自中國國家安全部2023年10月11日的官方通報(新華社、中國日報、人民網英文版等同步刊載,措辭大體一致):2020年5月,成蕾「經境外機構人員引誘」,違反與供職單位簽署的保密條款,通過手機將工作中掌握的國家秘密「非法提供」給該境外機構;北京市國家安全機關2020年8月對其採取措施;通報稱她「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自願認罪認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並處驅逐出境,刑滿後驅逐。這套敘事沒有公佈:境外機構的名稱、所謂國家秘密的具體內容、提供行為的時間與方式細節、判決日期。以上每一項缺失,本頁均標註:無公開記錄。
第二套敘事來自成蕾本人獲釋後的陳述,與第一套在性質上根本不同。2023年10月獲釋初期,她只通過採訪談感受,未談案情細節。2025年6月,其回憶錄《成蕾:自由回憶錄》(Cheng Lei: A Memoir of Freedom,哈珀柯林斯出版)問世後,她對所謂罪行的描述才完整公開:按她的說法,2020年5月22日,她提前數分鐘——她反覆強調是七分鐘——把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當年不設定經濟增長目標的八個字內容,通過簡訊發給了一位彭博社的朋友,違反了一份她稱自己當時並不知曉其存在的「禁發令」(embargo)。她說,那份工作報告當天上午即由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公開宣讀,所涉內容轉瞬即為公開資訊。她還說,關於禁發時間的書面檔案,是檢察環節事後才由有關部門補造出來的——這是她的單方陳述,中國官方從未回應,本頁按「成蕾本人說法」存檔,不作事實認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為其新書活動所寫的介紹同樣概括為「八個字、提前發給朋友」,保護記者委員會與多家書評也採用了這一框架轉述。
第三套材料是程序性的:按成蕾回憶錄及多篇書評、訪談的轉述,她在被帶走前已被監視。她稱監視始於2020年4月下旬,即澳大利亞呼籲對疫情起源展開國際調查後數日;審訊人員翻查了她手機與電子裝置中的全部資訊;她在羈押後期在檢察官與律師在場下籤署過一份與「認罪認罰」相關的檔案,她對這一簽署的語境描述,與中方通報中「自願認罪認罰」的定性並不相同。與此相對,2023年10月獲釋訊息傳出時,也有英文媒體轉述稱她在2022年庭審中「否認了指控」——此說與中方「認罪」通報及她本人的回憶錄敘述都不完全吻合。本頁三說並列,不取捨:庭審不公開,沒有庭審記錄公開,任何關於她在法庭上如何答辯的二手轉述都無法獨立核驗,此點本身即是本案檔案的一部分。
還需存檔一個時間對照。按她本人說法,被指控的簡訊行為發生在2020年5月22日,而對她的監視按其陳述始於同年4月。按中方通報,行為發生在2020年5月,採取措施在2020年8月。兩套敘事在「5月發生某件事」這一點上偶合,在「這件事是什麼、是否構成國家秘密、是否出於被引誘」上完全對立。檔案的職責是把這個對立原樣留給後人,而不是替任何一方完成論證。
七、2020年8月13日:帶走、通知與公開的三段時間差
關於羈押的起始日期,各來源存在一天之差,本頁按來源並列: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2021年2月8日的官方宣告明確寫道,成蕾「自2020年8月13日起被羈押」,其正式逮捕日期為2021年2月5日,此為澳方一以貫之的口徑,澳大利亞多家媒體與家屬紀念日活動均以8月13日為羈押紀念日。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案件頁則寫作「2020年8月14日,中國當局羈押成蕾並通知澳大利亞政府」——查其引用的澳方宣告,8月14日實為澳大利亞政府收到正式通知的日期。兩者並不矛盾:8月13日為人被帶走之日,8月14日為澳方接到通報之日。本頁以8月13日為羈押日、排序日,8月14日為通知日,並在此註明這一常見混淆。簡報初稿所寫「澳大利亞於8月27日獲通知」經核查有誤:8月27日是澳大利亞領事官員首次通過影片連線探視成蕾的日期(法新社2020年8月31日報道),並非通知日期,特此更正。
按成蕾回憶錄的自述(多篇書評轉述),當天她被叫到辦公室參加一個「緊急會議」,會議室裡坐著約二十人,一名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人員當場宣佈,她因涉嫌向境外組織提供國家秘密被調查;隨後她被矇眼帶往不公開地點。她說自己當時以為幾天就能回家,連冰箱裡的食物都沒有處理。這一場景只有她本人一個來源,本頁按本人陳述存檔。中國官方對帶走當日的情形從未釋出任何描述,無公開記錄可對證。
澳方接到通知後沒有立即公開。佩恩於2020年8月31日才發表公開宣告證實此事,此時距通知已過兩週多,距首次領事探視已過數日。公開之後,CGTN網站上她的個人介紹頁面已被撤下,她的既往節目大量下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遲至2020年9月8日才首次回應,稱成蕾因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正接受審查。同一周,伯特爾斯與史密斯被迫離境(見第五節)。一個月之內,一名國家媒體主播被秘密羈押、兩名澳大利亞記者被驅離、兩國互相發出任意拘押與治安風險警告——成蕾案從一起領事個案,迅速變成兩國關係全面惡化的註腳。
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頭六個月
成蕾羈押的頭六個月,是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英文縮寫RSDL)之下度過的。這一制度名義上是監視居住的一種,實際上允許辦案機關把嫌疑人關押在住所之外的指定地點,最長六個月,期間可以不通知家屬具體地點,律師會見受到嚴格限制。聯合國人權專家曾指出,這種做法在效果上構成強迫失蹤,不符合國際人權法——保護記者委員會2025年轉述成蕾證詞時,明確引用了聯合國專家的這一定性。人權觀察與國際特赦組織多年來的報告也把RSDL列為中國國家安全案件中最受詬病的羈押形式之一。
成蕾本人對這六個月的描述,是本案最具體的一手材料,來源為其2025年回憶錄、2025年11月為保護記者委員會錄製的影片陳述,以及多篇基於原書的書評與訪談。她說自己被關在一間軟包的房間裡,燈長明,窗簾緊閉;每天約十三個小時必須坐在硬板床邊沿,姿勢受限;兩名看守以四小時輪班、近距離日夜盯守,連如廁與洗澡都在注視之下;她不得與看守交談,做任何動作都要先報告。她說審訊反而成了這段時間裡少數能開口說話的機會。按多家書評的概括,看守與被看守者在沉默中互相消耗,有評論者引述她的話稱這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單獨監禁」。她說自己六個月裡見不到律師——按不同轉述,她首次見到律師是在被帶走後九個月至十個月之間(回憶錄書評作十個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活動介紹作十個月,部分訪談轉述作九個月),本頁並列存檔這一區間,不取單數。
刑期折抵上還有一個細節值得留檔:按她本人及書評的說法,六個月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最終只按三個月折抵刑期,即兩天折抵一日。這意味著她名義刑期二年十一個月與實際羈押三年零兩個月之間的差額,有一部分正來自這種折抵規則。澳大利亞與國際媒體報道她獲釋時多稱「被關押三年多」,中方通報則稱「服滿二年十一個月刑期後驅逐出境」,兩種說法在數字上並不衝突,差別在於從哪一天起算、以及如何折抵——檔案在此把演算法註明,免得後人誤以為兩組數字必有一假。
RSDL期滿後,她被轉入正式看守場所,進入審查起訴與候審階段。按保護記者委員會轉述其2025年陳述:轉押後她與另外三名在押人員同處一間約三米乘七米的監室,室內裝有五個攝像頭;她們發笑時,看守會通過對講系統出聲呵斥。她後來回憶,自己三年裡讀了約三百本書,家人的信件、每月三十分鐘的領事探視與書籍,是她與外界僅剩的聯絡。她的伴侶尼克·科伊爾在境外組織的「釋放成蕾」聲援活動,則把領事探視帶回的零星資訊一點點拼湊起來,對外發布。
九、正式逮捕:2021年2月5日
2021年2月5日,在被羈押近六個月後,成蕾被正式逮捕。澳大利亞外長佩恩2021年2月8日發表宣告確認此事:中方告知,成蕾因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被逮捕;澳方已在高層級一再提出對她羈押的嚴重關切,包括其待遇與羈押條件;自她被羈押以來,澳大利亞駐華使館官員已依雙邊領事協定探視她六次,最近一次為2021年1月27日;澳方期望案件符合國際規範所要求的基本司法標準、程序公正與人道待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同日回應稱,中國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當事人各項權利「得到充分保障」,並要求澳方停止干預。雙方表述的完整對立——一方說「不掌握證據、關切程序」,一方說「依法辦案、權利充分」——在此後兩年半里幾乎逐字重複,成為本案外交記錄的主旋律。
正式逮捕的訊息傳出後,成蕾的侄女、擔任家屬發言人的溫(Louisa Wen)通過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節目發聲,談及家人尤其是兩個孩子的煎熬,質疑指控的真實性。這類家屬發聲在此後兩年裡成為澳方資訊的主要補充來源:由於案件不公開、律師受保密要求約束、領事探視內容不能詳述,外界對成蕾狀況的瞭解,很大程度上依賴家屬在紀念日、逮捕週年與庭審日等節點接受的採訪。2021年8月,在她被羈押一週年時,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宣告呼籲立即釋放她與楊恆均、桂民海三人;宣告特別指出,她先經歷六個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其後被移送北京的羈押場所,而庭審日期當時仍無任何訊息。
十、閉門庭審:2022年3月31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22年3月31日,被羈押十九個月後,成蕾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審理。庭審不公開。開庭前,澳大利亞外長佩恩公開呼籲中方允許澳大利亞外交官旁聽,並要求案件滿足基本的公正、程序正義與人道標準。開庭當日,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傅關漢來到法院門口,被法庭人員與警察拒之門外,理由是案件涉及國家秘密。法新社、美聯社與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等媒體的現場報道記錄了這一場景:法院外警力密集,大使在門外對記者表示,對一個秘密進行的程序的有效性「無法有信心」,澳方將繼續依據兩國領事協定維護成蕾的權利。
澳大利亞外長佩恩當日的官方宣告寫道:成蕾當日就「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指控接受閉門審理,庭審結束時法院「延期宣判」;澳大利亞大使與官員在法院入口處重申澳方支援,以及對這一「封閉、不透明程序」的關切;大使未被允許進入法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同日表示,案件正在司法程序中,法院將擇期宣判,並以案件涉及國家秘密為不公開審理的理由。庭審時長無官方記錄;成蕾回憶錄出版後,多家機構的活動介紹稱之為一次約九十分鐘的庭審,此為她一方敘事中的細節,本頁註明來源後存檔。
庭審當日,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澳大利亞國家新聞俱樂部、澳大利亞媒體娛樂與藝術聯盟(MEAA)與國際記者聯合會(IFJ)發表聯合譴責,指出成蕾自2009年起即持有國際記者聯合會認可的記者身份,她被拒絕與當時10歲與12歲的兩個孩子聯絡,指控從未得到任何公開證據的支援;宣告要求公正、公開的審理並釋放她。國際記者聯合會亞太區負責人稱,中方對其指控「未作任何具體說明」,拘留十九個月全程缺乏透明度。這一天是本案在國際新聞自由議程上的最高點:一個國家媒體的主播在自己供職的首都受審,本國大使站在法院門外,而全世界對指控內容的瞭解仍為零。
十一、宣判一再延期:2022年4月至2023年10月
庭審結束後,判決遲遲不下。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2022年8月13日在成蕾被羈押兩週年宣告中寫道:她於3月31日接受了閉門庭審,「至今尚未得知結果」;她的兩個年幼的孩子自她被羈押以來與她沒有任何聯絡。此後,延期成為常態。各來源對延期次數的統計並不一致,本頁並列存檔:英文維基百科條目記載,2023年4月,中方把宣判日期再推遲三個月,那是「第五次延期」;2023年10月她獲釋時,《悉尼先驅晨報》經多家媒體轉述稱宣判「至少延期六次」。2023年1月,《悉尼先驅晨報》報道她與楊恆均的宣判再次延長三個月至4月,楊恆均的律師莫少平當時指出,最高法院批准延期的次數在程序上並無上限,因此這種延期難以被指為「違法」——這句法律意見冷靜地道出了家屬面對的結構:每一次延期都「有程序依據」,而合起來的效果是一個人在宣判前被關押三年以上。
在澳方,2022年5月大選後上臺的阿爾巴尼斯政府把成蕾案列為對華關係「穩定化」議程中的首要領事案件。2022年11月,阿爾巴尼斯在巴厘島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這是兩國領導人多年來的首次正式會見,成蕾與楊恆均案被澳方提出。此後澳中部長級接觸逐步恢復,黃英賢多次在與中國外長王毅的會面與通話中提出成蕾案——按成蕾獲釋後在訪談中的說法,黃英賢曾十四次提出她的案件,以至中方官員反問為何總提一個公民的名字;此為她本人的轉述,本頁註明來源存檔。2023年9月7日,阿爾巴尼斯在雅加達東亞峰會期間與中國總理李強會晤,澳方其後證實成蕾案在會談中被提出;多家澳大利亞媒體事後復盤稱,會晤前後數週是案件出現轉機的關鍵期。這一外交脈絡解釋了下文釋放的時間點,但必須強調:中方從未承認釋放與外交接觸之間存在任何交換,阿爾巴尼斯本人也公開否認釋放是「交易」的一部分,稱其案是「中國司法程序完成」的結果。本頁兩說並列。
十二、2023年8月的「家書」:三年裡第一次公開的聲音
2023年8月,在被羈押三週年之前,成蕾通過領事探視口述的一封信被公開。這封信由澳大利亞領事官員記錄、轉交其伴侶尼克·科伊爾,再由科伊爾向澳大利亞媒體釋出,信的內容日期標註為2023年7月27日。路透社稱之為她被羈押以來的第一份公開宣告,一封寫給澳大利亞的「情書」。她在信中寫給「兩千五百萬人和七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說那裡有豐富的自然、美景與空間;說自己在這裡三年沒有見過一棵樹;說她在心裡一遍遍重溫叢林徒步、河流、湖泊、海灘與「迷幻般的日落」,會悄悄念出她去過與開車路過的地方的名字。
信中最廣為引用的段落關於陽光:陽光透過窗戶照進她的牢房,但她一年只能站在陽光裡十個小時;每年被褥會被拿出去曬兩個小時太陽,拿回來時還是暖的,她把自己裹進被子裡,假裝正被家人在陽光下擁抱。信的末尾,她說最想念的是她的孩子們。澳大利亞廣播公司《7.30》節目由科伊爾朗讀了這封信;澳聯社報道稱,孩子們當時12歲與14歲,未被允許與母親保持經常聯絡;科伊爾說,她每月只有三十分鐘的領事探視這一扇通向外界的窗。這封信的傳播效果超出了以往任何外交宣告:一個抽象的「領事案件」忽然有了一張具體的臉——一個母親數著一年十個小時的陽光。黃英賢回應稱這封信非常動人,澳方將繼續為她發聲;數週後,案件出現實質轉機。
這封信也成為後來的核查座標:她2025年為保護記者委員會錄製的陳述再次提到,每年約十個小時日照、三年只與家人通過一次三十分鐘電話、沒有見過一株植物。兩處陳述相隔兩年,數字一致,本頁據此把「年約十小時日照」列為經多源印證的本人證詞,而非單次採訪的孤證。
十三、釋放與驅逐:2023年10月11日
2023年10月11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宣佈:成蕾已安全抵達澳大利亞,與她的兩個孩子和家人團聚。他說自己已與她通電話,代表全體澳大利亞人歡迎她回家;她的歸來「結束了他和家人非常艱難的幾年」,這是澳大利亞政府長期爭取的結果,將受到她家人朋友乃至全體澳大利亞人的熱烈歡迎;他形容她是一位堅強而堅韌的人。外長黃英賢親自到墨爾本機場迎接,澳方公佈的照片顯示兩人在機場相擁。澳大利亞媒體事後披露,她是在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傅關漢陪同下乘商業航班低調離境的——三年前在法院門口被拒之門外的那位大使,陪她走完了最後一程。阿爾巴尼斯同時否認釋放附帶任何交換條件,並宣佈他將於年內訪華;他後來於2023年11月初訪問北京,成為七年來首位訪華的澳大利亞總理。
同一天,中國國家安全部通過官方帳號公佈案情(詳見第六節),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確認:成蕾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服刑期滿後被驅逐出境」,司法機關依法作出判決,並稱中方尊重和保障了澳方領事探視與通知等權利。這是中方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系統公佈本案的罪名、刑期與所謂行為模式。在此之前,連「她已被判刑」這一事實本身都不曾公開——多家國際媒體在報道獲釋時都特別指出:外界此前一直以為她仍在等待判決,直到釋放當天才知道判決早已作出、且刑期已然服滿。澳大利亞媒體娛樂與藝術聯盟當日的歡迎宣告說得更為直白:她在秘密庭審後獲釋時,「外界仍以為她在等判決」。
刑期與羈押期的對應關係,本頁按各方材料做一個註腳式說明:她2020年8月13日被帶走,2023年10月11日離境,總計1154天,即三年零兩個月;名義刑期二年十一個月短於實際羈押時長,其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六個月按兩天折抵一日,只折抵三個月——這組數字由她本人與書評材料提供,中方通報沒有公佈起算與折抵細節。換言之,「服滿刑期」四字背後,是一個先被關滿、再被告知刑期的順序:宣判日期從未公佈,判決在何時作出至今無公開記錄,本頁在此再次標註這一缺失,因為它正是全案程序不透明最凝練的證據。
十四、獲釋之後:從「脆弱」到回憶錄
獲釋後一週,成蕾接受了澳大利亞天空新聞的首次採訪(路透社2023年10月17日轉述)。她說自己在感覺上交替於兩種狀態之間:一時覺得自己像新生兒一樣「非常脆弱」,一時又覺得自己能飛起來。她說回到墨爾本後第一次完整地看到整片天空。與孩子們重逢的細節此後被她在多次訪談中提及:團聚時孩子已是少年,錯過的三年是孩子成長中無法補回的段落。她也擔任了母親的角色以外的公共角色:與同樣曾被伊朗拘押的學者凱莉·摩爾-吉爾伯特、曾被緬甸拘押的經濟學家肖恩·特內爾共同發起「澳大利亞錯誤與任意拘押聯盟」(AWADA),為其他被拘押的澳大利亞人及其家屬提供支援——這一資訊見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等機構的活動介紹。
榮譽接踵而至:《澳大利亞人報》將她評為該報2023年度澳大利亞人;2024年,她獲得澳大利亞新聞委員會的新聞自由獎。2023年10月之後,她加入澳大利亞天空新聞擔任主持人與專欄作者,重返鏡頭前——只是這一次,她報道與評論的物件包括她自己曾身處其中的那個體制。2024年6月,中國總理李強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她作為記者出席堪培拉的活動,多家媒體報道中國外交隨行人員試圖遮擋鏡頭對她的拍攝,此事在澳大利亞引起輿論反彈,被廣泛視為北京對一名本國「案件當事人」的持續敏感;本頁按多家媒體報道存檔,並註明細節以當時報道為準。
2025年6月,她的回憶錄《成蕾:自由回憶錄》由哈珀柯林斯出版,全書基於她在羈押中無紙筆條件下憑記憶儲存下來的細節寫成——多位書評人特別指出,她在獄中沒有寫作條件,全靠記憶儲存細節。書中首次完整披露了第六、八節所述的簡訊七分鐘、監視起始、RSDL日常、認罪檔案語境等內容,使本案在獲釋一年半後獲得了第二層檔案:不再是外交宣告的骨架,而是一個當事人的完整證詞。2025年5月,以羈押天數命名的舞臺劇《1154天》在墨爾本首演,她參與創作與演出;中文學界與媒體的訪談節目如「不明白播客」亦邀請她長篇講述,其回憶錄中文譯本《如果牆能說話:她在國安牢獄的1154天》其後出版。2025年11月,她為保護記者委員會錄製影片陳述,講述羈押的「去人性化」與孤絕。她現任墨爾本筆會(PEN Melbourne)會長等職務——此資訊見日本外國記者俱樂部2026年活動預告,本頁註明其時效。至此,她的身份完成了第二次轉換:從國家媒體主播、到秘密案件的當事人、再到以親身經歷記錄秘密羈押制度的證人。
十五、家庭與聲援:墨爾本的另一端
本案的另一條線索在墨爾本。成蕾被帶走時,她的兩個孩子剛因疫情回到澳大利亞,由祖母照料;她的伴侶尼克·科伊爾留在亞太地區工作,成為家屬陣營對外的組織者。科伊爾運營「釋放成蕾」的聲援帳號,在每一個關鍵節點——羈押週年、逮捕週年、庭審日、宣判延期日、孩子的生日——對外發聲,把領事渠道帶回的碎片資訊轉化為公眾壓力。他2023年1月對宣判再次延期公開表示憤怒與疲憊,被多家媒體引用。家屬發言人、成蕾的侄女溫在2021年逮捕訊息公佈後出鏡發聲,談及孩子在影片裡問母親何時回家的場景。
澳大利亞政府在2022年8月13日的兩週年宣告中特別記錄了一個冷峻的事實:兩個孩子自母親被羈押以來與她「沒有任何聯絡」。到她2023年8月發表家書時,澳聯社的表述是孩子「未獲準與母親保持經常聯絡」;到她獲釋後為保護記者委員會作證時,她說三年裡只與家人通過一次三十分鐘的電話。把三處材料按時間排開,可以看到的不是矛盾,而是程度的緩慢鬆動與始終如一的匱乏:對於兩個在2020年分別約9歲與11歲(按2022年宣告10歲與12歲倒推,年齡為約數,確切生日無公開記錄)的孩子而言,母親的三年缺席以「零聯絡—一次通話—團聚」的方式完成,這是本案一切法律與外交文書之外最不可折抵的部分。
十六、制度透視:RSDL、國家秘密與閉門審判
把成蕾案放回制度框架,有三點值得檔案特別標明。第一是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它在法律文本上屬於強制措施而非刑罰,卻可以在與外界隔絕的地點執行長達六個月,成蕾案中它製造了案件最黑暗的一段:無律師、無家人訊息、二十四小時注視、審訊成為唯一的語言出口。聯合國專家稱其構成強迫失蹤,保護記者委員會在轉述她證詞時採用了這一定性;中國法律界內部對RSDL的批評亦從未停止,但制度至今存續。
第二是「國家秘密」的彈性。按中方通報,一份與保密條款相連的工作檔案即足以構成國家秘密;按成蕾的說法,涉案內容是數小時內即向全社會公佈的政府工作報告要點,且禁發時間的檔案係事後補造。無論採信哪一套敘事,有一個共同事實無法迴避:涉案資訊的秘密等級、認定程序與認定時間,從未向當事人之外的任何人公開過,辯護與公眾無從檢驗「秘密」二字。在國家秘密由辦案機關自我認定的結構下,「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與「提前七分鐘分享一條即將公開的經濟資訊」可以在同一條法條下完成轉換——這正是本案引起國際新聞界震動的技術原因。
第三是閉門審判與延期宣判的組合。庭審以涉密為由關閉,尚有法律條文可援引;但宣判在庭審後拖延十八個月以上、至少五至六次延期、且宣判本身秘而不宣,直到刑滿釋放才對外公佈結果,則使「審理」與「告知」徹底脫鉤:當事人本人在相當長時間裡也不知道判決結果(黃英賢2022年8月宣告稱她「尚未得知結果」)。在一個宣判可以無限延期且不必公開的程序裡,刑期長短在某種意義上由羈押時長倒推決定——先關三年,再宣佈刑期兩年十一個月——這一順序是本案留給程序法研究者最尖銳的樣本。
十七、尚無公開記錄的事項清單
為免後人誤把本頁未寫之事當作已查清之事,特將本案至今無公開記錄的事項集中列明:一、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全文,無公開記錄;二、宣判的確切日期,無公開記錄;三、中方通報所稱「境外機構」的名稱,無公開記錄;四、涉案資訊被認定為國家秘密的認定文書與認定時間,無公開記錄(成蕾稱係事後補造,官方未回應);五、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具體地點與執行機構駐地,無公開記錄;六、庭審筆錄、控辯雙方名單中辯護律師的完整資訊,無公開記錄;七、孩子與家人在羈押期間申請探視被拒的書面決定,無公開記錄。以上每一項的缺席,都不是檔案工作的疏漏,而是本案公開性的真實邊界。
十八、核查與來源
本頁主要依據以下來源交叉核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辦公室官方宣告(佩恩2020年8月31日公開證實羈押、2021年2月8日正式逮捕宣告、2022年3月31日庭審宣告;黃英賢2022年8月13日兩週年宣告、2023年10月釋放相關表態);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2023年10月11日宣佈釋放的宣告與講話;中國國家安全部2023年10月11日官方通報及新華社、中國日報、人民網英文版的同步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020年9月8日、汪文斌2021年2月與2023年10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表態。媒體報道方面,採用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AAP)、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含《7.30》節目)、《悉尼先驅晨報》、《澳大利亞人報》、英國廣播公司、全國公共廣播電臺、自由亞洲電臺與美國之音的報道。機構材料方面,採用保護記者委員會(CPJ)案件頁及其2025年成蕾影片陳述、無國界記者組織(RSF)2021年8月宣告與2021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國際記者聯合會與兩國新聞俱樂部2022年3月31日聯合宣告、人權觀察2020年9月關於澳大利亞記者離境的宣告、昆士蘭大學校友頁面與澳大利亞註冊會計師公會刊物2015年專訪(履歷部分)。成蕾本人陳述部分,依據其2023年8月經領事渠道發表的公開信、2023年10月天空新聞首訪(路透社轉述)與2025年回憶錄《成蕾:自由回憶錄》及基於原書的書評與機構介紹;凡僅有本人單一來源的細節,本頁均在行文中註明。維基百科僅用作線索,關鍵事實未以其為唯一來源。
本頁並列存檔的主要分歧有四:其一,羈押起始日,澳方宣告作2020年8月13日,保護記者委員會案件頁作8月14日,本頁考定8月14日為澳方收到通知之日;其二,宣判延期次數,維基百科作截至2023年4月第五次,《悉尼先驅晨報》系報道作至少六次;其三,首次見律師時間,本人相關轉述在九個月與十個月之間;其四,涉案行為性質,中方通報的「經引誘提供國家秘密、自願認罪認罰」與成蕾本人的「提前七分鐘發出八個字、禁發文件事後補造」兩套敘事,本頁不作取捨。對簡報初稿的兩處更正:澳大利亞獲通知日期為2020年8月14日而非8月27日(8月27日為首次領事影片探視日);成蕾回到北京加盟央視英語頻道為2012年(時名CCTV News,後改組為CGTN),非2013年。
影片證據 Video Evidence
成蕾獲釋返澳:獲釋後的首日(澳大利亞9號臺新聞)|2023年|英文原聲
本站點評
成蕾案最刺眼的地方,不在於刑期長短,而在於順序。一個在國家電視臺演播室裡工作了八年的主播,先被矇眼帶走、與世隔絕六個月,再被逮捕、被閉門審理,然後在不知道判決結果的狀態下繼續被關押十八個月,最後在刑滿的那一天,才與全世界同時得知自己被判了兩年十一個月——以及「罪行」是向境外提供了國家秘密。整個過程中,國家秘密是什麼、境外機構是誰、判決何時作出,沒有一項在她重獲自由之前被公開過。當「秘密」可以由追訴者單方面認定、審判可以對大使關門、宣判可以無限延期且秘而不宣時,剩下的就不是司法,而只剩下羈押本身。
按成蕾本人的說法,壓垮她人生的,是提前七分鐘發出的八個字,內容是幾小時後總理要在全國電視直播中親口唸出的一句話。本站點評無意替法庭認定事實——庭審記錄至今無公開記錄,我們與所有人一樣沒有讀過判決書。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指出:如果一套制度可以讓「七分鐘」與「國家秘密」在同一份判決裡相安無事,又可以讓這份判決永遠不必向公眾出示,那麼它懲罰的就從來不是洩密,而是示範——示範給每一個在體制內工作的雙語者、每一個與外國朋友保持聯絡的記者看:你的護照保護不了你,你的單位庇護不了你,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在四年後被追認為秘密。成蕾在信裡說,她三年沒見過一棵樹,一年只能站在陽光裡十個小時。檔案記下這個數字,不是因為它煽情,而是因為它精確:這就是那套制度分配給一個未被公開審判者的陽光配額。本站將持續追蹤本案判決文書與同類案件,直到「無公開記錄」的那一欄被填滿,或者被歷史填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