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案 |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
阿尤甫做的事,是把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裡寫明的母語教育權利,辦成一所幼兒園。訊問他的人不問錢,問的是他是不是特務、是不是想借幼兒園「建國」;據他本人的證詞,檢察官最後給他一道二選一:認下「非法集資」,或者以分裂罪起訴。判決書上的罪名經家屬轉述是「濫用公款」,可59萬元存款的17名出資人,沒有一個人要求退款。他實際坐了十五個月;賬卻沒有算完——弟弟十四年,妹妹十二年,從日本被召回的侄女死在看守所裡。出獄日期官方記錄缺席到有兩個版本,判決書全文至今無人見過,本頁把每一處缺口都原樣留著。
一個想讓孩子先用母語讀書的人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的案子,表面上是三個人、一家公司、59萬元存款和一張經濟犯罪的判決書。但只要把訊問室裡問過的話和法庭上判下的罪名並排放在一起,這層包裝就撐不住了:警察問他是不是要分裂國家、是不是美國特務、是不是想借一所幼兒園「建國」;法院最後寫下的,卻是他「濫用公款」。一個語言學家,因為教維吾爾族孩子說自己的母語,先被當作分裂分子訊問了七個月,再被以一樁沒有任何「受害人」要求退款的經濟罪名判了一年半。本頁要做的,就是把這十五個月的羈押、這場一天的庭審、以及這個人出獄、流亡、家人連坐的全部後續,按檔案的標準一條一條記下來。
先說他是誰。阿尤甫1973年4月出生於新疆喀什市——按他本人在維吾爾特別法庭證詞中的自述,他生於喀什,1992年進入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學習,九十年代末畢業;其後又在新疆大學取得碩士學位(自由亞洲電臺記為2000年代初),在蘭州的西北民族大學任教,並在新疆的大學任教多年(維吾爾人權專案中文作者簡介稱其先後在西北民族大學與新疆財經大學任教九年)。2005年12月至2006年6月,他赴土耳其安卡拉大學做訪問學者;後來獲得福特基金會獎學金,2009年至2011年在美國堪薩斯大學攻讀語言學,2011年取得碩士學位。他是詩人,也是突厥語族語言的研究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這一行裡的人通常不會為自己的研究物件坐牢——他坐了。
他的專業關切只有一個:母語教育。所謂母語教育,指的是讓維吾爾族兒童在學齡初期以維吾爾語為教學語言打下學業基礎,再逐步加入漢語等其他語言——這在語言學界是主流共識性的做法,大量研究顯示兒童先用母語建立讀寫與概念能力,之後學習第二語言的效果更好,而不是更差。阿尤甫回國後做的事情,自始至終是把這一套寫進文章、講給家長、在課堂上實踐。他還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檔案譯成維吾爾語傳播,告訴維吾爾家長:孩子使用本民族語言受教育的權利,是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公約寫明瞭的,也是中國自己的憲法與民族區域自治法寫明瞭的(其2024年接受《多語者》雜誌採訪時的自述)。這一點必須先釘住,因為它決定了全案的性質:他不是在法律之外活動的人,恰恰相反,他是先把憲法、自治法和學前教育的規定一條條查過、確認幼兒園階段只用維吾爾語教學不違反「小學起漢語必修」的規定之後,才動手辦學的(同上採訪自述)。一個先查法律再辦學的人,最後以經濟罪名入獄——法律在他這裡沒有起到任何保護作用,這本身就是檔案要記下的事實。
名字與拼寫先在這裡交代清楚,以免後來者檢索時漏檢:他的維吾爾語姓名拉丁轉寫作 Abduweli Ayup,中文媒體與中文維基百科多作「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本站用名作「阿布都外力·阿尤甫」;其妻子姓名英文拼寫有 Mihrigül 與 Miraghul 兩說,本站中文統一作「米熱古麗」並注異寫;地名轉寫分歧更大,烏魯木齊天山區的維吾爾語名 Tengritagh 在英文報道中常被當作法院與檢察院名稱的一部分,亞瓦格看守所的拼寫有 Yanbulak 與 Yanbulaq 兩說。本頁正文統一用本站中文譯名,異寫在核實說明中集中交代。
求學之路:從喀什到堪薩斯,又自己走了回來
理解這個案子,要先理解他放棄了什麼。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的報道引述他兒時朋友、如今居美的安瓦爾·麥麥提(Anwar Memet,二人是中學同學)的話:阿尤甫在堪薩斯大學的導師曾提出給他三年獎學金、讓他在碩士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紐約書評》2025年為其回憶錄所寫的導言還提到,他當年同時被斯坦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是自己選擇了堪薩斯大學,為的是體驗「真正的美國」。但他拒絕了留美讀博的路。朋友們勸他留下——當時他的妻子與女兒也在美國——他不為所動,理由只有一個:回新疆去辦維吾爾語幼兒園和學校,實現他一直想做的事(自由亞洲電臺轉述友人說法,屬歸屬引用)。
他在美國的兩年裡發生的一件事,被《紐約書評》的導言記了下來,本站照其歸屬記錄,因為它解釋了他為什麼非回不可:他的女兒在美國上學後很快學會了英語,卻開始拒絕說維吾爾語。學語言學、專門研究如何復興維吾爾語教育的人,發現自己的孩子正在丟掉母語——按導言的說法,他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必須提前開始。還要補一個背景:他在堪薩斯讀書期間,正值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之後,新疆與外界的通訊被長時間切斷,他與妻子一度失聯數月(同上導言)。故鄉在他留學期間劇烈動盪,女兒在異國丟掉母語,這兩件事疊在一起,構成了他2011年回國的全部理由。
回國這件事,在後來的訊問裡被徹底翻轉:訊問者反覆問他是不是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培訓、派回來搞分裂的(其本人法庭證詞)。也就是說,他主動放棄美國博士獎學金、帶著妻女回到喀什辦幼兒園這個事實,在辦案機關的敘事裡被改寫成了「受敵對勢力派遣」。本站把這一筆放在生平一節的末尾,是因為它預告了全案的邏輯:這個案子從一開始就不是在查一筆錢的去向,而是在給一個人的全部人生經歷重新定性——留學是「受訓」,辦學是「幌子」,講母語權利是「煽動」。錢的指控,要到訊問進行了大半年之後,才被拿出來當作落地的罪名。
背景:「雙語教育」的名義下,維吾爾語怎樣退出課堂
不交代新疆的語言政策,阿尤甫辦的幼兒園看起來就只是一家普通民辦學校,理解不了它為什麼會招來經偵與國安。要點如下,均按來源分級。所謂「雙語教育」,是新疆自2000年代初推行的教育語言政策:名義上是民族語言與漢語並行,實際執行中是教學語言逐步整體換成漢語。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早年的分析記錄了這條軌跡的早期節點:2002年5月,新疆大學宣佈一、二年級課程改用漢語教學;2004年3月,自治區政府提出到2009年將50所民族學校與漢族學校合併、教學語言優先使用漢語的計劃;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2005年4月稱,自治區當局「堅定決心」推廣漢語,並稱這是一個「極其嚴肅的政治問題」。「雙語班」的規模數字同樣見於官方統計的轉述:1999年全疆27所中學開設雙語班、在校生2,629人;到2005年,雙語班增至4,505個、在校生14.5萬人——六年間擴張了五十多倍,而擴張的方向是單向的:沒有任何一所漢族學校被要求把教學語言換成維吾爾語。
學前階段是這場置換的最後一環,也正是阿尤甫落點的地方。按公開研究與報道的梳理:2006年起,官方在七個農業地區推行「雙語」幼兒園,入園家庭可獲補貼;到2011年前後,各級行政區被下達了雙語教育覆蓋的比例指標。在這一整套安排裡,維吾爾語的地位從「教學語言」降為「一門課」,再從「一門課」降為點綴——有維吾爾學者諷刺說,公共場所標牌上的維吾爾文被排在漢文上方卻字號極小,成了「漢語的眉毛」。據自由亞洲電臺2011年前後的採訪,到2011年,已有至少1,000名維吾爾族教師因漢語水平不達標被不公平解僱——這一數字出自該臺對維吾爾教師的採訪,本站按歸屬記錄,不作官方統計看待。阿尤甫2011年回國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幅圖景:城市裡維吾爾語幼兒園已經基本消失。他後來在流亡中回憶,自己小時候在喀什有維吾爾語幼兒園,上大學時校門口還有一家,十多年後再回去,已經一家都沒有了(其流亡後接受媒體採訪的自述,經多家轉述)。
這條政策線在他出獄、流亡之後繼續收緊,並最終收到了底:2017年6月底,和田地區教育部門發出五點指示,要求自2017年秋季學期起,學前三年全面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中小學起始年級「推進」覆蓋,維吾爾語教學語言在中小學被停用;有研究者與維權人士把2017年9月1日記為維吾爾語退出新疆中小學課堂的日期(自由亞洲電臺2017年報道及多家研究機構的梳理;各地的執行範圍與時間是否完全一致,無一份全疆統一檔案公開,本站按多源報道的共識範圍記錄)。換言之,阿尤甫2013年被抓時,「雙語教育」尚保留一層名義;到2017年,連名義也被摘掉了。他案發時所捍衛的那個空間——在體制縫隙裡合法地教母語——後來被證明根本不是縫隙變小的問題,而是整面牆被推平了。這正是維吾爾人權專案2019年報告把他的個案放在標題裡的原因:他的遭遇是觀察這項政策如何對待「體制內合法抗爭者」的最佳樣本——一個只用法律條文與幼兒園來抗爭的人,尚且被送進監獄,那麼這項政策對更無防備的普通教師與家長意味著什麼,不言自明。
還有一層法律背景必須寫明,因為這是阿尤甫本人的論證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招收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採用民族文字的課本,並用民族語言講課」。也就是說,按中國自己的法律文本,用維吾爾語課本、以維吾爾語教學,不僅不違法,還是法律明文鼓勵的安排。阿尤甫辦園、撰文、講座時反覆引用的正是這些條文。他的案子因此可以這樣定性:執法機關懲罰的不是違法行為,而是法律文本與政策執行之間那道裂縫裡站著的人——他相信了文本,於是他成了罪犯。這一判斷本站將在點評中展開,此處先把條文與政策兩條線擺齊。
母語學校:從喀什老城的教室,到烏魯木齊辦不下來的「努爾汗」
他辦學的經過,維吾爾人權專案2019年專題報告記得最細,本站以該報告為主線、自由亞洲電臺的同期報道為印證,逐項記錄如下。2011年7月,他與合夥人在喀什市中心開辦了第一所學校,面向維吾爾青年成人開設維吾爾語、漢語、英語、土耳其語課程,並附設旅遊與酒店業職業培訓;同年10月,他們開辦幼兒園——校名取「母語兒童園」(Ana Til Balilar Baghchisi),是他們設想中的多層級母語學校的第一部分,第一期只招了15名孩子。此後招生漸長,靠的是他四處宣講母語多語教育的公開演講。訊息傳到烏魯木齊,維吾爾人之外,連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等其他民族的社群成員也提出希望把喀什模式複製到首府(UHRP報告)。辦學頭一年半,當局的介入還停留在偶爾上門核查學校是否正經辦學的程度。
烏魯木齊這一關,卻從一開始就過不去。據自由亞洲電臺對三人家屬的採訪:從2012年9月到2013年8月,他們反覆向烏魯木齊市級與自治區級多個部門申請開辦「努爾汗母語學校」(Nurkhan Mother Tongue School),次次被拒。這期間他們把辦學計劃寫成文章發在維吾爾語網站上徵求公眾意見,據這些網站的統計,文章的閱讀量達到約50萬人次(自由亞洲電臺轉述網站資料)。這組數字解釋了當局態度的轉彎點:一個幼兒園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留過學、會講演、能把母語教育講成一套權利話語的人,正在獲得五十萬量級的聽眾。維吾爾人權專案轉述《外交官》雜誌的概括說得更直白:他的受歡迎程度喚起了當局對民族意識的恐懼。用他自己後來的話向全國公共廣播電臺複述:幼兒園一開始很好,家長喜歡、願意送孩子來;他自己也沒想到,它後來變成了一場「現代語言運動」——人們開始主張權利、要求實踐自己的文化,「然後大麻煩就來了」。
籌款方式也要如實記下,因為這是全案唯一的「經濟事實」。辦新學校需要錢,他們的辦法包括:向支持者收取存款——這就是判決書裡那59萬元、17個人的來源;此外據《紐約時報》2014年5月的報道,籌款手段還包括在網上發起倡議,以及售賣蜂蜜和印有學校標誌的T恤衫。這些辦法粗糙、民間、不規範,這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從被抓到宣判,17名出資人中沒有一個人要求退款,沒有一個人控告他們詐騙(法院認定經家屬轉述,見判決一節)。一家靠賣蜂蜜和T恤籌錢辦幼兒園的土公司,與一家以非法集資為業的騙局公司,在賬目形態上也許有幾分相似,在「有沒有受害人」這個根本問題上卻是兩回事。判決書把前者按後者處理,本站的點評將回到這一點。
2013年春:母語日、被取消的研討會,與3月19日的關校令
抓捕不是突然發生的。維吾爾人權專案報告記錄的升級鏈條是:2013年2月21日,他們在喀什舉辦了國際母語日慶祝活動;幾天之後,阿尤甫被訊問,被以組織非法集會相威脅——這次他被放了。2013年3月,他們三人又在烏魯木齊被拘留訊問,起因是警方取消了一場原定召開的多語學校與語言保持研討會,與會者包括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2013年3月19日,當局以「檔案不全」為由關閉了喀什的學校:400多名青年成人學員與56名幼兒園孩子的學業就此中斷(以上鍊條為UHRP報告單源成段記錄,與自由亞洲電臺「當局稱學校因檔案不全於2013年3月關閉」的報道在關校時間與理由上互相印證,訊問細節則只有UHRP一家,本站按此等級記錄)。
但關校沒有關掉這件事。2013年4月,他們的母語教育運動註冊成立了公司——維吾爾人權專案的報告將其名稱譯作「母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Mother Languag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外界同期報道通稱 Mother Tongue International Co.,本站中文統一作「母語國際公司」,名稱異譯見核實說明),並且拿到了在喀什郊區開辦一所新校的許可。此後整個春夏,他們一邊籌備喀什新校,一邊繼續為烏魯木齊的學校奔走,處處碰壁(UHRP報告)。這段經過值得檔案留一筆:直到被捕前四個月,這個團隊的全部行為仍然是在體制內打轉——被關校,就註冊公司重新申請;一地批不下來,就換一地再報。2014年,在他已經被關押之後,這所學校居然又在嚴密監管下重新開學(其侄子米爾沙提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的說法,經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宣告轉述)——這件事反過來說明,連當局自己也很難說這所學校的存在本身違法。真正「違法」的,從來不是學校,而是辦學校的那個人已經有了五十萬聽眾。
同一時期還有一條平行線索:據《紐約書評》導言,阿尤甫被捕當時正在監督一處新校舍的施工,一輛無標識警車開到工地邊把他帶走。建築工地、新校舍、被拒批的烏魯木齊學校、被關閉又重開的喀什學校——這些碎片拼在一起,是一個辦學計劃在2013年夏天被整體掐斷的圖景。下一節,就是掐斷的動作本身。
2013年8月20日:三個人,同一天,兩地被捕
2013年8月20日,阿尤甫在喀什被捕。執行抓捕的,是烏魯木齊市天山區的經濟偵查隊伍(英文報道作 "economic investigation team of Tianshan District, Ürümqi")——注意這個細節:一支首府轄區的經偵隊伍,跨到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喀什去抓一個幼兒園園長,這個案子從立案那一刻起就不是喀什本地的教育糾紛。同日,他的兩名合夥人地力亞爾·歐布力與穆罕默德·斯迪克在烏魯木齊被拘(自由亞洲電臺)。最初的指控說法是為擬辦學校「虛假籌資、非法募集資金」。他本人2021年向維吾爾特別法庭提交的書面證詞則把日期記作8月19日:他在喀什多來提巴格鄉的亞瓦格看守所先被關押訊問,8月20日清晨被飛機押送到烏魯木齊。兩種記述可以並存——19日在喀什被帶走、20日抵達烏魯木齊並完成「逮捕」的手續與通報——但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檔案公開可供對錶,本站按「8月19—20日被帶走、通行的被捕日期為8月20日」記錄,並把這一齣入列入核實說明。
三個家庭在同一天失去音訊。斯迪克的弟弟博熱(Bore)在後來自由亞洲電臺報道三人將於2015年3月受審的稿件裡說:自斯迪克被拘留起,家人再沒有得到過他的任何訊息,父親一次次向當局請求探視,全部被拒;他還指出,按法律家屬應在開庭前三個月內得到通知,即便特殊案件經最高法院批准羈押也不得超過六個月,而這些期限早已過去,家人仍一無所知。斯迪克本人是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曾在自治區稅務機關工作,後來自己經商,有妻子和兩個女兒,當時一個五歲、一個七歲;博熱說,他無法想像哥哥的兩個孩子沒有父親的日子怎麼過,並說母親聽到哥哥被捕的訊息時兩次昏厥(自由亞洲電臺轉述家屬,歸屬引用)。阿尤甫這邊,他有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同期請願信作「妻子與兩個年幼的女兒」)。三個家庭、至少五個孩子,在2013年8月20日這一天同時進入了「不知道人在哪裡」的處境——而這種不知道,按辦案的安排,要持續近九個月。
失聯的九個月:找人、不得見的律師,與「身體很弱」的傳聞
從2013年8月到2014年5月,阿尤甫處於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羈押狀態。家屬四處打聽,只得到碎片: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5月的報道引述一位接近其家庭的訊息人士稱,家屬輾轉得知他被關在烏魯木齊的六道灣——一處以虐待政治犯著稱的設施;訊息是一位親屬從他的律師阿迪力·努爾處聽來的,而律師本人不被允許會見他;家屬數月來一直擔心他在押期間生病,律師傳話說「現在健康正常了」。2013年12月,家屬曾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他在押期間健康狀況很差,當局既不許家屬探視,也不許家屬送藥(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宣告轉述該臺報道)。同期英文報道的標題直接寫作「維吾爾活動人士在獄中『非常虛弱』,被拒絕家屬探視」。這些碎片互相之間並不完全一致——一會兒「很弱」,一會兒「現在正常了」——本站不替它們調和:這正是失聯羈押的常態,家屬能得到的永遠是經人轉手、無法驗證的隻言片語。能確定的是硬事實:近九個月,無會見,無通訊,無任何官方文書送達家屬;直到2014年5月17日,烏魯木齊天山區檢察機關才向法院發出正式函件,指控三人為學校收取「非法捐贈」,並稱三人將在20天內受審(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見過該函件的訊息人士)。函件發出的日期,距三人被帶走整整九個月。
也正是在這失聯期間,這個案子開始被外面看見。2014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刊出記者傑安迪(Andrew Jacobs)的報道《對語言的熱愛招來風險》("A Devotion to Language Proves Risky"),把阿尤甫的失蹤放到了國際媒體的版面上——報道寫道,他與兩名合夥人被控「非法集資」,指控源於他們為一所新學校籌款的努力,包括賣蜂蜜和印學校標誌T恤,三人自被捕後杳無音訊。美國語言學會與關注科學家委員會在此前後分別致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調查阿尤甫被拘留的情況、按中國承擔的國際法義務給予公正對待(兩機構各自的公開記錄)。支持者還建起了「為維吾爾語言學家阿布都外力·阿尤甫討公道」的臉書專頁。失聯羈押的設計目的之一就是讓一個人從公共視野裡消失;這一次,消失沒有成功——他後來獲釋的時間點與國際關注的升溫緊挨在一起,是否因果相關,當局從未說明,本站只記錄時間上的相鄰,不寫成定論。《紐約書評》導言的推測是:他被突然釋放,「可能」與《紐約時報》的報道及兩封致習近平的信有關——原話即帶「可能」二字,本站照此口吻引用。
他本人的證詞:老虎凳、電棍、剝衣,與檢察官的「二選一」
以下一整節來自阿尤甫本人的證詞,來源有二:一是他2021年6月向倫敦維吾爾特別法庭提交的編號證詞(UTFW-013),二是其獄中回憶錄,節選經譯者威拉·格里克曼(Willa Glickman)譯出、2025年2月發表於《紐約書評》及其訪談。本站先把等級說死:這些是當事人單方面的陳述,沒有任何中國官方檔案、法庭記錄或第三方調查可供對證;其中性侵害等最嚴重的指控,除他本人的敘述外無第二來源。但這份證詞的價值不因此打折——它是這個案子裡唯一來自牆內的敘述,且細節密度極高、地點與程序環環可查,本站按「本人證詞」逐項歸屬記錄,讀者自可按這個等級衡量。
按他的證詞,訊問從喀什就開始了。在亞瓦格看守所的訊問室裡有一把「老虎凳」,他被要求坐上去;訊問室裡有兩名特警、三名訊問人員,從下午三點訊問到晚上九點。訊問者先以無期徒刑相威脅,又用帶電警棍電擊他的右臂和腋下。問題全部是隻需回答「是」或「否」的封閉式問題:你是不是受美國訓練回來支援分裂的?你辦母語幼兒園是不是為了煽動人們分裂國家?你是不是支援了「反華組織」福特基金會?他反覆答「不」。訊問者說了一句他記了許多年的話:我們的訊問技術比中央情報局的還好(其證詞原話歸屬)。當晚約十點,他被送進監室前被要求脫光衣服,十多名穿灰衣白條囚服的普通刑事犯圍著他,他被迫以「像狗一樣」的姿勢俯身——性侵害就發生在這時(其證詞;努裡·特克爾(Nury Turkel)所著《無處可逃》(No Escape)一書經書評轉述的版本作「被二十名獄警強迫當眾脫衣」,執行者人數與身份在兩種轉述間不一致,本站在核實說明中並列標註,不合並)。第二天清晨,他被押上飛機送往烏魯木齊,在國安部門再次接受同樣問題的訊問,隨後被矇頭送往一家不知名的醫院做全身檢查:脫衣拍照、X光、唾液、尿液、糞便與血液取樣、器官檢查與面部識別資料採集,全程有警察協助醫生完成(其證詞)。
在烏魯木齊,他先後被關押的場所,按其證詞自述為:天山區看守所、烏魯木齊市第三看守所、米東區看守所,加上最初的喀什亞瓦格,共四處看守所;《紐約書評》導言則把他十五個月的關押地說成多來提巴格、六道灣、天山與庫克塔格(Köktagh)等「監獄」,兩套地名對不齊,本站並列記錄(見核實說明)。證詞中可辨認的獄中圖景包括:他穿橙色、後改紅色的「政治犯」囚服,腳上戴著連環腳鐐,走路時鐐環磨破腳踝出血,整隊人被鏈在一起、一個人摔倒全隊摔倒並捱打;在第三看守所,他被剝光衣服澆冷水(時值九月,夜間已冷),經歷了連續兩天半不許睡覺的訊問;牢房24小時開燈,一間約20平方米的監室關17至23人;他因擁擠與衛生條件患上皮膚病。他記得自己在押期間的編號是9-2-1-5(其流亡後接受紐西蘭媒體採訪的自述)。他還作證說,看守所內部有一套犯人管理犯人的層級:牢頭、訊問者、行刑者俱全,警察通過監控縱容,對「管教」有功的犯人以香菸等物獎勵(其證詞)。訊問的問題始終沒有變過:分裂、特務、與維吾爾人權專案和自由亞洲電臺的關係、是不是熱比婭·卡德爾派回來的。唯一變化的是價碼:在喀什威脅的是無期徒刑,在烏魯木齊降成了十五年。
轉折點出現在2014年3月中旬。按他的證詞,檢察人員來到看守所,要求他認下「非法集資」的經濟罪名;他拒絕,對方攤牌:不認這個,就重新以分裂罪起訴你——「分裂分子還是非法集資者,你自己選一個」。他選了經濟罪名,簽下了承認非法集資的檔案,訊問隨即停止。本站必須把這一段的證據等級再說一遍:這一「二選一」只有他本人的證詞一個來源,無任何第二方印證;但它與案件可驗證的外部軌跡嚴絲合縫——2013年8月至2014年3月,全部公開報道都只見國安式訊問而無任何經濟指控落地;2014年5月17日,檢察機關發出的正式指控恰恰就是經濟口徑的「非法捐贈」;而此前被威脅的分裂罪名,從始至終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正式文書裡。指控的罪名在2014年春天整體換軌,與他證詞所述攤牌的時間點正好對上。本站據此將本段定為「本人證詞、與外部時間線吻合、無獨立第二來源」,不升級為多源事實,也不當作孤證棄置。
證詞後半段還留下了2014年春天看守所人口結構的一個觀察:2014年3月之前,第三看守所的在押者以漢族普通刑事犯為主;3月之後、特別是5月之後,維吾爾人驟然增多,最後整所幾乎全是維吾爾人。他舉例說,同監有喀什拜什克蘭鄉一名約25歲的青年,因組織為維吾爾孤兒捐款被抓;有一名和田人,因為在市場上說了一句香蕉不健康被抓;有一名叫伊瑪目的歌手,因為寫了一首思念母親的歌、被當局解釋成歌頌「東突厥斯坦」而被抓(其證詞所舉同監個案,均為單源轉述,本站不單獨核實,僅記錄其證詞如此陳述)。這些例子當時無法驗證,但2014年正是新疆「嚴打」全面鋪開之年——同年9月,與他案情遙相呼應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以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這一公開事實至少說明:他證詞裡那個「新一輪鎮壓已經開始」的判斷(《紐約書評》回憶錄原文語),與可驗證的時代背景並不矛盾。
罪名的漂移:從分裂與特務,到「非法捐贈」與「濫用公款」
把本案的指控按時間排開,可以看見一條清晰的漂移線。第一階段(2013年8月—2014年3月),國安訊問的指控是政治性的:分裂主義、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受福特基金會與熱比婭·卡德爾指使、借幼兒園行「建國」之實——訊問者甚至舉出孟加拉國獨立前達卡學生抗議巴基斯坦語言政策的例子,告訴他:你的真實目標不是辦幼兒園,是建一個國家(其證詞)。第二階段(2014年5月17日),檢察機關的正式指控落地為經濟口徑:為學校收取「非法捐贈」。第三階段(2014年8月21日),法院判決書的定罪用語經家屬轉述又變了一次:三人犯了「濫用公款」之罪。三個階段,三套說法,彼此之間沒有任何一份公開文書作銜接說明。
這裡有一個本站必須如實指出的核查缺口:判決罪名的中文原文究竟是什麼,無任何公開來源給出。本站檢索到的中文材料中,中文維基百科徑直寫作「非法集資罪」;英文材料則分作三系——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見過判決書的家屬說,判決書的原文是三人「犯了濫用公款之罪」("committed a crime of abusing public money"),「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指控」;國際筆會的宣告一面稱三人以「非法集資」受審,一面稱其被判「濫用公款」;他本人的法庭證詞則全程只說自己被迫認下的是「非法集資」(illegal fundraising)。「濫用公款」若按中國刑法概念比附,最接近的是挪用公款罪或挪用資金罪,但兩者都以「公款/單位資金」與特定身份為要件,而三人經營的是自籌資金的民辦公司、59萬元是17名支持者自願交存的辦學款——無論套哪一條,這個罪名與事實的貼合都需要一番外界看不見的論證。本站的處置是:ev-meta與正文均以「判決書用語經家屬轉述為『濫用公款』、中文原文未核」為準,不採用中文維基百科徑直寫作「非法集資罪」的簡省處理,也不自創「挪用公款罪」的定名。判決書全文一日不公開,本案罪名就一日只能這樣帶著問號記錄——這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一樁被國際社會盯了六年的案子,外界至今不知道被告究竟是按哪一條法律被定罪的。
漂移本身說明的問題,比罪名是什麼更大。訊問室裡問的全是政治,判決書上寫的是經濟,中間只隔著檢察官的一次「二選一」。這套操作的功能,檔案裡要寫明:用政治罪名訊問,是為了在漫長的失聯羈押中擊垮當事人、拿到認罪;用經濟罪名判決,是為了在文書上把案件偽裝成普通刑事案件,讓「迫害語言學家」這個標題無從成立——日後任何外交場合被問起,中方都可以說這只是一起集資案件。而它留下的破綻同樣明顯:三名「集資罪犯」在看守所裡穿的是政治犯囚服,訊問他們的是國安而非經偵的後續人員(經偵立案、國安訊問的分工本身見其證詞與抓捕報道),17名「受害人」無一人要求退款。罪名可以換,囚服的顏色換不了。
一天的庭審與2014年8月21日的判決
2014年7月11日,烏魯木齊市天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只用了一天。按他的證詞,庭審實際上演了兩遍:先有一次沒有旁聽者的庭,控方、警方與法院俱在,他說那是「假的」一場——三名被告被逐一問「是否參與非法集資」「多少錢」,他答「是」「59萬元」,隨後被要求在一百多頁的檔案上逐頁簽字,不許閱讀內容,他簽了,因為「我知道一切都是假的」;約兩週後又有一次「真的」庭,他的妻子、姐姐、母親、兩位兄長與一位表親在座,旁聽者約二三十人,問題與答案與上次完全相同,他故意把回答說得長一些,只為讓母親和家人聽見他的聲音、「知道我很好、我很堅強,別為我擔心」。證詞還記錄:三人有官方指派的律師,但律師沒有作任何實質辯護,其中一人的發言內容是宣講中國的政策對人民、特別是對維吾爾人如何優越;審判長名為艾克姆·阿洪(Hekim Ahon),三名檢察官為維吾爾人,他記得其中兩人名叫庫杜斯(Quddus)與阿依古麗(Aygul)(以上庭審細節均為其本人證詞,單源;法官與檢察官姓名無第二來源,本站按歸屬記錄)。公開報道對庭審的記載只有結果,沒有過程——外界能查到的全部庭審資訊就是自由亞洲電臺的一句「經過7月11日一天的庭審」。
2014年8月21日,天山區法院宣判。判決內容經家屬向自由亞洲電臺轉述:阿尤甫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罰金8萬元(約合1.3萬美元);公司負責人斯迪克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罰金13萬元(約合21,130美元);董事歐布力有期徒刑二年、罰金10萬元(約合16,260美元)。法院認定三人非法接受了17人共計59萬元(約合9.5萬美元)的存款;並特別載明,案件辦理期間,17人中無人要求返還這筆錢。刑期自被拘留之日(2013年8月)起算,照此計算,阿尤甫的刑期本應到2015年2月20日期滿——同期一份請求提前釋放他的請願信正是按這個日期寫的,落款預期也是「2015年2月20日獲釋」。家屬被告知了判決結果;阿尤甫與歐布力當即表示接受判決、不上訴,斯迪克是否上訴當時未明(自由亞洲電臺)。他本人在證詞中對罰金的記憶是「9萬元,或者10萬元,我想是9萬」——與家屬轉述判決書的8萬元不符,本站以判決書轉述的8萬元為準,並在此註明他本人記憶的出入:一個人在被電擊、剝奪睡眠數月之後記錯自己罰金的數額,不足為奇,但檔案不能因此改數。
宣判之後,三人仍被關在烏魯木齊的羈押設施中等待刑期走完(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宣告稱三人同關六道灣)。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這不過是一份刑期不長、罰款不算離譜的經濟判決。但接下來的二審改判,把這份判決的成色又翻出了一層:2014年10月,三人被帶到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庭——原來是兩名合夥人提起了上訴,而阿尤甫本人事先並不知情(其證詞)。這一次,三個人在庭上都說了真話:判決是錯的,我們與非法集資無關,是訊問者與檢察人員強迫我們認下的(其證詞)。二審的結果不是撤銷原判,而是把他的刑期削減三個月——以「改判減刑」的形式,部分承認了問題,又完整保留了定罪。這三個月,就是下一節獲釋日期之爭的來源。
國際聲援:先開口的是他的同行
本案的國際反應有一個顯著特點:最先、最持續發聲的不是政府,而是學術界本身。美國語言學會(LSA)2014年早些時候即致信中國與美國政府官員,要求說明指控、並按人權公約介入此案;判決後,該會在2014年8月28日的新聞中確認了他的刑期與罰金,併為其籌款繳納罰金提供渠道(該會訊息,經《語言日誌》部落格轉引留存)。關注科學家委員會(CCS)以「一名維吾爾語言學家因試圖教授本民族語言而下落不明」為題發聲,與LSA一道致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調查其被拘情況並給予公正對待。兩封信的共同點是把話說得很學術、很剋制:它們不預設判決結果,只要求程序與資訊——而即便是這樣的要求,也沒有得到任何公開答覆。
2014年9月1日,國際筆會發表宣告(經IFEX於9月5日轉發):譴責對阿尤甫與兩名合夥人的判決,指出三人被拘押一年多才受審、庭審只有一天,呼籲中國當局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權利,若三人確係僅因創辦、運營維吾爾語幼兒園與學校而被關押,應立即無條件釋放。筆會翻譯與語言權利委員會主席約瑟普-馬里亞·特里卡布拉斯(Josep-Maria Terricabras)在宣告中的話被多家引用:尊重與保護一切語言,對維護文化多樣性、保持對話、實現全民優質教育至關重要,維吾爾社群必須能夠自由使用和推廣自己的語言而不必恐懼入獄。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UAA)同期的宣告由主席阿里木·斯依託夫(Alim Seytoff)署名,指出本案的諸多異常——被拒絕家屬探視、在押健康惡化的報道,已遠低於國際標準;並點明要害:官方的「雙語教育」已經在公立學校系統性地擠壓維吾爾語,如今連民間自發的維吾爾語教育努力也被當作威脅。他還把本案與伊力哈木·土赫提並提:懲罰像阿尤甫與伊力哈木這樣完全在中國法律框架內工作的和平學者,只會摧毀國家與維吾爾人之間的信任。
民間聲援的形態還包括:支持者在MoveOn平臺發起請求提前釋放他的請願,獲得全球數百名支持者簽署(自由亞洲電臺);臉書「討公道」專頁持續更新;YouCaring平臺為其罰金髮起眾籌,目標是湊齊那筆約1.3萬美元的罰款——一群外國語言學家與普通網友,為一位中國幼兒園園長眾籌一筆他們認為根本不該存在的罰款,這個畫面本身就是本案國際影響的度量。需要訂正一處本站簡報與部分轉述的說法:簡報稱「學者風險網路(Scholars at Risk)」亦曾就本案發聲,本站本次檢索未找到該組織就本案單獨發聲的公開原文,故正文不將其列入已證實的聲援名單,僅在此處與核實說明中標「未核」,待查到原文再補。另外值得記錄的是中國官方的反應:無。本站檢索範圍內,未見中國官方媒體對本案判決、國際筆會宣告或兩封致習近平的信作過任何公開回應;官方對本案的全部公開表述,就是沒有表述。
獲釋日期之爭:11月20日,還是11月27日
他出獄的日期,是本案最刺眼的一處記錄衝突,本站用一整節把它擺清楚,因為它正是協調簡報要求本站必須兩說並存的事項。說法一:11月20日。英文維基百科寫作他於2014年11月20日獲釋,依據的是自由亞洲電臺關於法院在上訴後釋放他的報道;更硬的一條證據是他本人的證詞——他在維吾爾特別法庭證詞第55段中明確陳述:二審開庭後他們被帶回看守所,「11月20日下午約三點,他們釋放了我」;他原判一年六個月,二審削減三個月,實際服刑十五個月,「我是11月20日出去的」;削減是因為兩名夥伴上訴,而他事先不知情,出獄後才從兄長處得知。他回憶錄的英文導言與《紐約書評》的介紹也作「2014年11月獲釋、服刑十五個月」。說法二:11月27日。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12月11日的報道引述一位近親的話稱,他於11月27日在合夥人上訴後獲釋,比原定期滿提前三個月,官方媒體未報道此事,他本人沒有上訴;《紐約時報》中文網傑安迪2014年12月的跟進報道與中文維基百科亦作11月27日「被提前釋放」。
兩種說法在「提前三個月」「因合夥人上訴改判」「本人未上訴」這三點上完全一致,只差七天。本站無法判定這七天差在哪裡:一種可能是20日為二審裁定或釋放手續之日、27日為實際離所之日;另一種可能是家屬得知與對外發布的時間差被誤記為釋放日;兩種都只是推測,無任何文書可證。本站的處置是:正文與時間線寫作「2014年11月20日/27日獲釋(日期兩說)」,ev-meta並列兩說,不取一舍一。一個人出獄的日子,官方記錄缺席到連相隔七天的兩個版本都無法對錶——與本案拘留日期差一天、罪名原文查不到、判決書從未公開是同一個病症:這個案件從頭到尾沒有給當事人、家屬和歷史留下一份完整的官方紙面記錄。本站能做的,是把缺口原樣留著,而不是用某個順眼的日期把它填上。
出獄那天的情形,他本人的回憶錄留了一句被反覆轉引的話:出獄第二天,他才得知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經被判處無期徒刑——那位與他同年被抓、罪名恰恰是他被威脅過又「換掉」的分裂國家罪。伊力哈木於2014年9月23日獲判無期,他在牆內對此一無所知,直到走出看守所才聽說。本站照錄這一筆,因為它把2014年秋天新疆知識界的處境縮成了一個畫面:兩個人,一個認下了經濟罪名、坐了十五個月出來才知道外面的世界變了樣;另一個沒有「二選一」的機會,直接以分裂罪名被判終身監禁。檢察官當年擺在他面前的那道選擇題,答案的另一面長什麼樣,他出獄第二天就看見了。
出獄之後:在喀什「不受歡迎」的人
獲釋不是故事的結尾。按他的證詞,出獄後他回到喀什,眼前的家鄉已經換了一副面孔:因為「犯罪記錄」,他的身份證處處被查;每200米一個警察檢查站,每個村子都有政府辦公樓、裝甲車甚至坦克,他說感覺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發生——「我進去的時候不是這樣的,我出來時已經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警察國家」。更具體的是居住權:警察告訴他,喀什不歡迎有犯罪前科的人;因為前科,他租不到房,在喀什搬了三處地方,每處住約一週就被迫離開,最後被明確告知「你在這裡不受歡迎」(其證詞)。維吾爾人權專案轉述《外交官》的文章還稱,出獄後安全人員繼續對他任意毆打與拘押——此節為UHRP對他遭遇的概括性轉述,細節無第二來源,本站按歸屬記錄並標其等級。這期間他仍在教書:在朋友辦的語言培訓學校任教,那所學校在他被關押期間由他的妻子米熱古麗撐著運轉(英文維基百科據相關報道)。
他在喀什又堅持了約九個月。2015年8月,他帶著家人逃離中國,前往土耳其(多源一致:自由亞洲電臺、維吾爾人權專案、《紐約書評》導言、其本人多次採訪)。「逃離」二字不是修辭:一個刑滿釋放的人,依法不再受任何刑罰約束,卻因為前科在自己的家鄉租不到一間房、住不滿一個星期——離開對他而言不是選擇題。他在後來的採訪中把話說得更完整:他沒有選擇,只能逃(2020年《新國際主義者》專訪標題即引其原話「我別無選擇,只能逃」)。從2015年8月起,這個案子的檔案從「迫害紀實」轉入了另一冊:一個流亡者的後半生,以及留在新疆的家人要為他的後半生付出的代價。
流亡:土耳其、卑爾根、教科書,與一份越來越長的名單
2015年8月抵達土耳其後,他的家庭在安卡拉一帶以難民狀態生活了近四年(UHRP轉述《外交官》文章作「無國籍難民」近四年、2019年4月遷往他國——該文寫作遷往法國,與其他來源的挪威卑爾根不合,本站以卑爾根為準、《外交官》轉述的法國說並列存疑,見核實說明)。在土耳其期間,他做了三件事。其一,創辦援助與記錄組織「維吾爾援助」(Uyghur Hjelp):維吾爾人權專案的中文作者簡介稱,他與團隊於2016年9月創立該組織,倡導、調查並記錄維吾爾人的處境,向土耳其的維吾爾人提供援助;另一些來源則把組織的正式創立記在2019年3月10日的卑爾根,並稱其為挪威的非營利組織——兩個日期相差兩年半,可能的解釋是土耳其時期的團隊與卑爾根註冊的組織分屬兩個階段,但沒有任何一份組織自述把這條線講全,本站並列記錄、標為待核。其二,自2017年1月起為流散維吾爾兒童辦母語教學:維吾爾人權專案中文簡介稱,此後全球已有70多個維吾爾母語班開課,他編寫的母語教科書至該簡介寫作時已有九本兒童教科書(單源,UHRP系統作者簡介,本站按歸屬記錄)——在新疆被關掉的幼兒園,以這種方式在全世界幾十個城市重新開了出來。其三,記錄失蹤與被拘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個案,這份名單後來成為維吾爾援助的主要工作:到2020—2021年,他們調查核實了約5,000名被捕者,其後工作重心從計數轉向逐人記錄「他們是誰」,並出版被囚者文集(其2026年接受媒體採訪的自述,單源歸屬)。
2019年,他經國際避難城市網路(ICORN)成為挪威卑爾根的駐地作家——卑爾根市的第六位「自由城市作家」,與兩個孩子居於卑爾根(卑爾根公共圖書館與多家機構資料)。2021年,他當選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研究中心主任(該大會第七屆代表大會記錄)。同年6月,他向倫敦的維吾爾特別法庭提交了那份編號UTFW-013的長篇書面證詞——本頁獄中一節的主要來源,就是他在流亡六年後對著一個民間法庭,把2013—2014年的事一格一格講了出來。2022年,他與人合著的學術章節《新疆維吾爾人的語言、文化與民族滅絕》收入威利出版社《語言人權手冊》。他的獄中回憶與散文集《黑土地》(The Black Land)先以土耳其語與維吾爾語出版,英文版其後由英國Selkies House推出(英文版年份各源作2023與2025兩說,見核實說明)。2024年,他獲得由語言權利組織聯盟頒發的首屆「語言權利捍衛者獎」。2025年2月8日,他的獄中回憶錄節選在《紐約書評》發表,他在訪談中談到在押期間維吾爾語被禁止、犯人被鐵鏈串成一列轉移的細節——腳鐐磨破腳踝、走幾步就出血、摔倒則全隊摔倒捱打(全國公共廣播電臺2025年2月訪談轉述其本人講述)。
同在2025年2月,發生了他流亡十年裡最具象徵性的一幕:他原定於2月下旬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人享有語言技術」(LT4ALL)會議上發言,2月24日晚間收到組委會郵件,稱「今晚剛接到通知」無法獲得批准將他的報告列入次日議程,決定「非組委會所能控制」,未說明由誰、因何否決。美國之音2月28日的報道記錄:當天早些時候,他曾在會場當面質問與會的中國參會者——包括一家被指為新疆監控提供語音識別技術、2019年已被美國製裁的中國科技公司的代表——關於北京限制少數民族語言的問題;他據此認為取消與中國壓力有關。會議方與教科文組織未就「中國施壓」一說作公開證實或證偽,本站因此把事實與指控分開記錄:發言在最後一刻被取消、組委會郵件稱決定不受其控制,是有郵件原文與多家報道支撐的事實;取消是因中國施壓,是他本人的指控,無獨立證據,標未核。一個2013年因為教母語被關進看守所的人,2025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場上連講臺都上不去——這件事的因果可以存疑,它在時間線上出現的位置不需要任何解釋。
家人的賬:弟弟的14年、妹妹的12年,與死在亞瓦格的侄女
本案最沉重的一節在最後,因為迫害在他出獄之後並沒有停,只是換了物件。按阿尤甫本人的陳述與自由亞洲電臺2021年的核實報道:他的弟弟艾爾肯·阿尤甫與妹妹薩吉迪古麗·阿尤甫,分別於2017年7月與9月被拘。兩人都是中共黨員、被多次表彰晉升的「模範」公職人員——弟弟案發時在疏附縣委組織部工作,事發前剛升任該縣托克扎克鎮的組織監督負責人;妹妹在疏附縣第一中學任教。兩人被拘的公開理由含糊,而當地一位知情者告訴自由亞洲電臺:他們是因為阿尤甫在流亡中的活動被捕的,並曾被迫在托克扎克鎮的公開集會上當眾與哥哥劃清界限、譴責哥哥(知情者匿名受訪,歸屬記錄)。2021年5月,自由亞洲電臺向當地核實:疏附縣法院一名官員以「敏感問題」為由拒絕提供兩人的案件資訊並結束通話電話;托克扎克的多名警察則證實兩人已被判刑——妹妹薩吉迪古麗被判12年,正在疏附縣木什鄉的監獄服刑;弟弟艾爾肯被判14年。阿尤甫對國際特赦組織複述的數字相同:妹妹12年、弟弟14年,罪名方向是「煽動恐怖主義」一類(其對國際特赦的陳述)。他還說,兩人可能屬於2017年被喀什國安抓捕的72名參與過維吾爾語活動的人之列(其本人估計,無名單公開,未核)。他說,他在2021年5月中旬收到過中國當局的一封郵件,通知他侄女的死訊與弟妹的判刑是為報復他在海外的活動、迫使他停止發聲——這封郵件的存在只有他一人的陳述,原文從未公開,本站標為未核;但他的回答有公開記錄:「如果這些犧牲、懲罰、報復、心理折磨與精神壓迫把我們逼進角落、壓滅我們的聲音,那就是中國獨裁的勝利。」(自由亞洲電臺引其原話)
侄女米熱依·艾爾肯的遭遇,是這本賬裡最年輕的一頁。她是弟弟艾爾肯的女兒,上海交通大學植物生物技術專業畢業,在東京大學取得相關碩士學位後,成為日本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的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8月,在喀什當局向其父母施壓、要他們打電話召她回家之後,她放棄了在日本的研究崗位回到新疆。2020年2月,她被送進喀什的亞瓦格看守所——正是她叔叔2013年被關押訊問的同一處設施。2020年12月,海外傳出她已死亡的訊息,最初無法獨立證實;2021年5月,自由亞洲電臺經喀什官方訊息源證實:她死於亞瓦格看守所、在國安人員調查羈押期間死亡,一名托克扎克的國安官員稱同事告訴他她死在該所,但不知確切日期;另一名家鄉訊息人士稱她死於2020年11月,死後第二天警察即威脅家屬:若對外談論此事,將以「洩露國家秘密」與「誹謗警察」入罪;警方將死因歸於一樁據稱被家屬隱瞞的「疾病」,並被指製作了偽造病歷、強迫家屬錄製「她患病死於家中」的影片證詞(家鄉匿名訊息人士單源陳述,自由亞洲電臺報道;「死於亞瓦格羈押期間」有官方訊息源層面的證實,死因與上述善後細節則無第二來源,本站分級記錄)。她回國前給叔叔留的最後一句話被美國之音記了下來:「如果我死了,如果我能有一座墳,請用一束牡丹標記它。」(美國之音轉述)阿尤甫說,他至今不知道侄女到底有沒有一座墳。
此外還有兩個更外圍的家庭牽連記錄,本站按等級附記於此:其一,據美聯社2019年關於新疆檔案洩露的報道,阿尤甫稱洩露檔案公佈後不久,他妻子在新疆的親屬——包括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與姻親——被拘,他認為這些人與洩露毫無關係(美聯社引其本人陳述,單源)。其二,他在多個場合表示,與新疆親屬的聯絡早已全部中斷,連妹妹與弟弟的孩子們是否也被拘,他都無從得知(多家採訪一致)。這一節的賬要算到底:他本人服刑十五個月;弟弟十四年,妹妹十二年——按判決年份推算,兩人要到2030年代才可能出獄,而這一推算所依據的判決日期本身無公開文書;侄女死時二十九歲。一個幼兒園的案子,最終在一家人的三代人身上收了三筆賬。
兩位合夥人:判得更重,消失得更徹底
本案檔案裡最容易被略過的,是另外兩個人。穆罕默德·斯迪克·阿布都熱西提是三人中判得最重的:二年三個月,罰金13萬元。他是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做過自治區稅務機關的公務員,後來下海經商,在母語國際公司擔任負責人。他有妻子與兩個女兒,被捕時大的七歲、小的五歲,母親因他被捕兩次昏厥(其弟博熱對自由亞洲電臺的陳述)。正是斯迪克與歐布力在2014年提起上訴,才有了二審的三個月減刑與阿尤甫的提前獲釋——阿尤甫沒有上訴,是他的兩個夥伴替三個人把上訴打了。地力亞爾·歐布力是公司的另一名董事,判二年、罰金10萬元,公開材料中關於他的個人背景最少:除姓名、職務與判決外,他的出生年份、家庭狀況,均無公開記錄。
兩人的刑期分別到2015年11月與2015年8月前後屆滿(按刑期自2013年8月起算推算;二審是否同等削減兩人的刑期,無公開記錄)。此後——他們是否如期出獄、出獄後是否仍在新疆、是否再與阿尤甫聯絡——全部無公開記錄。本站在2026年10月的本次建檔檢索中,未找到任何一家媒體在2015年之後提及兩人的下落。這個留白本身要寫進檔案:同一個案子裡的三個人,一個因為會寫文章、會講演、拿了美國學位而被全世界記住,另兩個普通合夥人,判了更重的刑,然後從所有記錄裡消失。阿尤甫在流亡中建立的被拘知識分子名單記下了五千個名字;他自己案子裡的兩位同案人,卻連一個「已出獄」的確認都沒有。這不是他工作的疏漏,而是新疆資訊封鎖的常態:沒有流亡、沒有英文、沒有國際媒體的聚光,普通人的命運就只能停留在判決書那一行字上。
時間線
1973年4月:阿布都外力·阿尤甫出生於新疆喀什市。
1992年:進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習,九十年代末畢業;其後在新疆大學獲碩士學位,先後在西北民族大學、新疆財經大學等校任教。
2005年12月—2006年6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學任訪問學者。2009—2011年:獲福特基金會獎學金赴美國堪薩斯大學攻讀語言學,2011年獲碩士學位;婉拒導師提供的讀博獎學金,攜妻女返回新疆。
2011年7月:在喀什市中心開辦第一所母語學校;同年10月開辦「母語兒童園」,首期15名幼兒。
2012年9月—2013年8月:多次申請在烏魯木齊開辦「努爾汗母語學校」,均被市、區兩級部門拒絕;辦學文章在維吾爾語網站獲約50萬人次閱讀。
2013年2月21日後數日:在喀什舉辦國際母語日活動後被訊問,被以非法集會相威脅。2013年3月:在烏魯木齊因一場被取消的研討會再被拘留訊問;3月19日,喀什學校被以「檔案不全」關閉,400餘名成人學員與56名幼兒中斷學業。
2013年4月:母語教育運動註冊為母語國際公司,獲准在喀什郊區籌辦新校;春夏繼續籌備烏魯木齊學校,受阻。
2013年8月20日(其本人證詞作19日被帶走):阿尤甫在喀什被烏魯木齊天山區經偵人員逮捕,歐布力、斯迪克同日在烏魯木齊被捕;三人隨即與外界失聯近九個月,家屬探視與律師會見均被拒。
2014年3月中旬:據其本人證詞,檢察人員在看守所向他提出「認非法集資或以分裂罪起訴」的二選一,他被迫籤認經濟罪名,訊問停止。
2014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刊出傑安迪報道,本案進入國際媒體視野。2014年5月17日:天山區檢察機關發出正式指控,三人被控為學校收取「非法捐贈」。
2014年7月11日:烏魯木齊市天山區人民法院一天庭審(據其證詞,庭審先後以無旁聽與有家屬旁聽兩種形式各進行一次)。
2014年8月21日:宣判——阿尤甫一年六個月、罰金8萬元;斯迪克二年三個月、罰金13萬元;歐布力二年、罰金10萬元;法院認定三人自17人收取存款59萬元,無一人要求退款。
2014年9月1日:國際筆會發表宣告譴責判決,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三人。
2014年10月:二審在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兩名合夥人上訴),三人在庭上翻供、指認罪是強迫;二審削減阿尤甫刑期三個月。
2014年11月20日/27日:阿尤甫提前獲釋(日期兩說,見正文)。獲釋後在喀什朋友的語言學校任教;因前科三度被迫遷居,被告知喀什「不歡迎」他。
2015年8月:攜家逃離中國,定居土耳其。2016年9月(其UHRP作者簡介)/2019年3月10日(卑爾根註冊說):創立「維吾爾援助」(Uyghur Hjelp),創立時間兩說並存。自2017年1月起為流散兒童辦母語教學、編寫教材。
2017年7月、9月:弟弟艾爾肯·阿尤甫、妹妹薩吉迪古麗·阿尤甫相繼在疏附縣被拘;後經證實分別被判14年、12年。
2019年:經ICORN成為挪威卑爾根駐地作家,與子女居於卑爾根。
2019年8月:侄女米熱依·艾爾肯在父母受壓召回下自日本返回新疆;2020年2月被送入喀什亞瓦格看守所,2020年11月死於羈押期間(2021年5月經自由亞洲電臺證實)。
2021年6月:向倫敦維吾爾特別法庭提交書面證詞;同年當選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研究中心主任。
2024年:獲首屆「語言權利捍衛者獎」。2025年2月:獄中回憶錄節選發表於《紐約書評》;同月,其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LT4ALL會議上的發言在最後一刻被取消,他指控會議方屈從中國壓力(指控未核)。
本站點評
本站對本案的點評,只扣本案的事實。
第一,這個案子最誠實的部分不在判決書上,在訊問室裡。判決書講的是59萬元和17個存款人;訊問室裡講的是分裂、特務、福特基金會和「借幼兒園建國」。辦案機關自己最清楚這個案子的實質是什麼——他們用了七個月時間問政治,最後用一天時間判經濟。經濟罪名在這裡的作用不是認定事實,而是給迫害辦一張可以對外出示的收據:日後誰來問,攤開判決書,全是錢的事。可是收據上的數字自己會說話:17名「受害人」,無一人要求退款;一個「非法集資」的團伙,籌款手段是賣蜂蜜和T恤。一樁沒有任何受害人的「集資案」,三名沒有任何前科的辦學者,加起來判了五年九個月。數字擺齊了,「經濟案件」四個字就立不住。
第二,「二選一」是理解本案的鑰匙。檢察官把分裂罪的無期徒刑風險和「非法集資」的有限刑期並排放在一個被電擊過、被剝奪睡眠數月的人面前,讓他「自己選」——這不是認罪協商,這是用更重的罪名做槓桿撬開認罪書。阿尤甫選了活下去的那一條,簽了字,然後這份簽字在法庭上被當作案件的基石。後來在二審庭上,三個人一起把這份「自願認罪」撕了,結果也只是減了三個月:系統寧可少關三個月,也不肯承認那道選擇題本身不該存在。本站要指出的是:這道選擇題不是本案的孤例,它是無數新疆案件的標準工藝——先以政治大罪恐嚇,再以經濟小罪落地,最後拿著判決書說這不是政治迫害。阿尤甫的價值在於,他後來用一份幾萬字的證詞,把這道選擇題的出題過程完整地講了出來。
第三,這個案子判的是一種語言的生存方式。阿尤甫沒有組織遊行,沒有發表宣言要推翻誰,他做的最「出格」的事,是把《兒童權利公約》和中國自己的自治法譯成維吾爾語、告訴家長們「這是你們的權利」,再把權利辦成一所幼兒園。當局關得掉一所學校,判得了一個園長,但他們真正要處理的是那50萬人次的閱讀量——是「母語教育合法」這個觀念正在人群中傳播的事實。所以本案的處置順序是先毀信譽(特務、分裂),再斷生計(關校、查封),最後定罪名(集資):整套動作對準的從來不是一個人的行為,而是一個觀念的傳播鏈。2017年,維吾爾語被整體趕出新疆的中小學課堂,本案在四年前就已經預演了這件事的邏輯:一門語言不需要被明文禁止,只需要讓每一個教它的人付出代價,它就會自己消失。
第四,連坐是這個案子沒有寫在判決書上的下半部分。他服刑十五個月,弟弟和妹妹服刑十四年和十二年,侄女死在看守所裡——而弟弟妹妹都是體制內的黨員、模範幹部,他們被抓時唯一的「問題」是有一個在海外不肯閉嘴的哥哥。當局甚至不需要掩飾這一點:據他本人的陳述,報復的用意被直接寫進了一封通知郵件。即便把這封無從驗證的郵件放在一邊,時間線自己會說話:哥哥流亡發聲,弟妹隨即被拘、被迫當眾與他切割,然後分別領到一打以上的刑期。把親屬當作人質來管理流亡者的言論,是這套系統最省力也最惡毒的工具。本站把本案的家人一節放在正文最後、寫得最長,原因正在於此:阿尤甫案的刑期表如果只寫他本人的十五個月,這個檔案就是假的。
最後說一句關於記錄的話。這個案子沒有判決書全文,沒有庭審記錄,罪名原文查不到,出獄日期有兩個版本,連他究竟被關在哪幾所看守所,來源之間都對不齊。官方用這種資訊上的殘缺來讓案件隨時間風化。本站這一頁能做的,是把每一處殘缺標出來、把每一種說法連同它的來源一起存檔:全世界唯一完整講述過這十五個月的人,是當事人自己,而講述的場合是倫敦的一個民間法庭和他流亡後寫下的回憶錄。一個國家的司法系統不肯為自己的判決留下完整記錄,就只好由被判刑的人來替它寫檔案。這件事本身,就是本案最有分量的判決詞。
核實說明
本站定性:本案為以經濟罪名包裝的民族語言權利迫害案件,符合本站迫害紀實「民族迫害、因言獲罪、政治性打壓」收錄標準。本案無公開判決書全文、無官方媒體報道、無庭審公開記錄,事實基礎由五層材料構成:自由亞洲電臺2013—2021年間的即時報道與家屬採訪、維吾爾人權專案2019年專題報告、國際組織(國際筆會、美國語言學會、關注科學家委員會、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的公開宣告、當事人2021年向維吾爾特別法庭提交的書面證詞與2025年發表的獄中回憶錄、以及《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美國之音等媒體的報道與訪談。正文已逐項標註等級,本節集中交代衝突與存疑事項。
多源交叉驗證的事實:2011年回國辦學、2012年夏喀什幼兒園開辦(自由亞洲電臺記為2012年夏,UHRP報告細化為學校2011年7月、幼兒園2011年10月,兩說在「幼兒園開辦年份」上有一年出入,見下);2013年3月學校被以「檔案不全」關閉(兩源一致);2013年8月20日三人被捕、失聯近九個月、家屬與律師不得探視(自由亞洲電臺多篇、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宣告、請願信互證);2014年5月17日正式指控「非法捐贈」(自由亞洲電臺引述見過檢察函件者、UAA宣告一致);2014年7月11日一天庭審、8月21日天山區法院宣判及三人刑期罰金數額(自由亞洲電臺引述家屬所見判決、國際筆會宣告的幅度表述、LSA訊息互證);因合夥人上訴提前約三個月獲釋、本人未上訴(自由亞洲電臺兩個日期版本與本人證詞一致至機制);2015年8月赴土耳其、2019年居卑爾根(三源以上);弟弟、妹妹於2017年被拘並分別被判14年、12年(自由亞洲電臺經當地多名警察與知情者證實、國際特赦組織引述其本人陳述一致);侄女米熱依·艾爾肯死於喀什亞瓦格看守所羈押期間(自由亞洲電臺經喀什官方訊息源證實)。
日期與數字衝突的處置:其一,獲釋日期。2014年11月20日(英文維基百科、其本人法庭證詞明確陳述「11月20日下午約三點獲釋、共服刑十五個月」)與11月27日(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12月11日引述近親、《紐約時報》中文網、中文維基百科)並存,本站兩說並列,不判定。其二,被捕日期。其本人證詞作8月19日在喀什被帶走、20日押送烏魯木齊;其餘全部來源作8月20日被捕。本站以20日為通行日期並註明證詞版本。其三,幼兒園開辦時間。自由亞洲電臺多篇作「2012年夏在喀什開辦維吾爾語幼兒園」;UHRP報告作學校2011年7月開學、幼兒園2011年10月開辦、首期15名幼兒。本站正文以UHRP的細化時間線為主、註明自由亞洲電臺口徑有一年之差,成因可能是「學校」與「幼兒園」兩個實體的開辦時間被合併轉述,未核。其四,罰金記憶。他本人證詞對自己罰金的記憶為「9萬或10萬元」,與家屬轉述判決的8萬元不符,正文以8萬元為準並註明。其五,關押場所。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報道作六道灣(監獄/看守設施);其本人證詞所列為喀什亞瓦格、天山區看守所、烏魯木齊市第三看守所、米東區看守所四處,未提六道灣;《紐約書評》導言所列地名(多來提巴格、六道灣、天山、庫克塔格)又與證詞不完全對應。本站並列三套說法,不合併為一條「關押軌跡」。其六,公司名稱。UHRP作「母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Mother Languag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同期報道通稱 Mother Tongue International Co.,自由亞洲電臺另記擬辦學校名為「努爾汗母語學校」,三者指向同一辦學實體與計劃,譯名差異照錄。其七,維吾爾援助的創立。UHRP中文作者簡介作2016年9月在土耳其與其團隊創立;卑爾根相關資料作2019年3月10日在卑爾根創立。本站兩說並列。其八,《黑土地》英文版年份,各源作2023年(UHRP中文簡介)與2025年(英文維基百科「即將出版」條目)兩說,正文不寫死年份。其九,《外交官》經UHRP轉述的文章稱其一家2019年4月遷往法國,與其餘全部來源的挪威卑爾根不合,本站不採法國說,僅在此記錄。
單源或有限來源、已在正文標註歸屬的事項:全部獄內細節(老虎凳與電棍、剝衣與性侵害、剝奪睡眠、冷水澆身、腳鐐、犯人層級、看守所人口結構變化與同監個案、庭審演兩遍、二審翻供經過)均為阿尤甫本人證詞,無第二來源;其中性侵害的執行者與人數,努裡·特克爾(Nury Turkel)《無處可逃》(No Escape)一書經《寒冬》書評轉述的版本作「二十名獄警強迫其當眾脫光」,與其證詞「十多名普通刑事犯圍逼、被迫俯身」的敘述在人數與身份上不一致,本站以其本人法庭證詞為準、轉述版本在此並列。「檢察官二選一」為本人證詞,與公開時間線吻合但無獨立印證。2013年2—3月母語日訊問與研討會取締細節為UHRP報告單源成段記錄。2014年學校在嚴密監管下重開為其侄子的說法,經UAA宣告轉述。導師提供讀博獎學金為友人轉述;女兒在美拒說維吾爾語、斯坦福與哥倫比亞錄取為《紐約書評》導言。出獄後被任意毆打拘押為UHRP概括轉述。「當局以郵件通知家人判刑是報復」與「弟妹屬於72名被捕者之列」均為其本人陳述,郵件原文未公開,標未核。2025年2月教科文組織會議發言取消是因中國施壓,為其本人指控,會議方郵件僅稱決定不受其控制,標未核。全球70多個母語班、九本兒童教科書為UHRP系統作者簡介數字。妻子孃家親屬在新疆檔案洩露後被拘為美聯社引其本人陳述。侄女死亡的善後細節(偽造病歷、強迫錄製影片、威脅家屬)為家鄉匿名訊息人士單源陳述。
未核事項彙總:判決罪名的中文確切表述與判決書全文(本站檢索無果,不採中文維基百科徑直寫作「非法集資罪」的處理);學者風險網路(Scholars at Risk)就本案發聲的原文(簡報列名,本站未檢索到原文);二審裁定日期與文書;斯迪克、歐布力二審後刑期是否同等削減,及兩人2015年之後的全部下落;17名存款人的身份與款項最終處置;罰金繳納情況;弟弟、妹妹的判決文書、罪名全稱與關押地點(妹妹關押地僅有自由亞洲電臺經警察證實的一句「疏附縣木什鄉監獄」);侄女的確切死亡日期與死因。
無公開記錄的事項,正文已逐處標明:阿尤甫的完整學籍檔案細節、歐布力的個人背景、庭審筆錄與辯護詞、他在押期間的醫療記錄、獲釋手續檔案。本頁所有「無公開記錄」均指本站截至2026年10月檢索公開來源的結果,不排除相關文書存於未公開的司法與行政檔案。
三必須核對:時間地點已確認(辦學、關校、被捕、起訴、庭審、宣判、獲釋、流亡及家人被拘判的時間地點均有來源,個別日期衝突已如實標註);交叉驗證已完成(即時報道、專題報告、組織宣告、當事人證詞、主流媒體五層材料互證,單源者逐項標註);影像與實物證據:支持者臉書專頁存有其照片與聲援記錄,《紐約時報》2014年報道配發其辦學資料,本站只記錄這些影像與頁面的存在及出處,不轉述未核實的影像細節。
來源
- 自由亞洲電臺(RFA)維吾爾語組2014年5月報道《維吾爾語言活動人士被正式指控、關入惡名昭著的監獄》:2014年5月17日檢察函件與「非法捐贈」指控、六道灣關押地、律師阿迪力·努爾不得會見、家屬尋人經過、其學歷與回國經過、導師讀博獎學金(友人轉述)、2012年夏喀什幼兒園開辦與2013年3月關校。
- 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8月26日報道《維吾爾語言學家與兩名同伴被拘一年後判刑》:天山區法院判決、三人刑期與罰金(8萬/13萬/10萬元)、判決書「濫用公款」用語(家屬轉述所見判決)、59萬元與17人、無人要求退款、本人與歐布力不上訴。
- 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12月11日報道《中國法院在上訴後釋放維吾爾語言學家》:11月27日獲釋說、提前三個月、本人未上訴、家人原預期2015年2月期滿。
- 自由亞洲電臺關於本案將於2015年3月受審的報道:斯迪克的弟弟博熱的陳述(家屬探視被拒、羈押期限、斯迪克的教育與稅務工作背景、其妻女年齡、母親兩度昏厥)、「努爾汗母語學校」申請被拒經過、辦學文章約50萬人次閱讀。
- 自由亞洲電臺2013年12月報道與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UAA)2014年9月宣告的轉述:其在押健康惡化、家屬不得探視送藥;學校2014年在嚴密監管下重開(其侄子語)。
- 維吾爾人權專案(UHRP)專題報告《抵抗中國的語言帝國主義:阿布都外力·阿尤甫與維吾爾母語教育運動》(Rustem Shir 著,2019年5月):2011年7月學校與10月幼兒園開辦細節、2013年2月母語日訊問、3月研討會取締與3月19日關校(400餘名成人學員、56名幼兒)、公司註冊與新校許可、政策背景分析;及其同題《外交官》評論文章與UHRP中文作者簡介(任教九年、2015年8月赴土耳其、2016年9月創立維吾爾援助、70多個母語班、九本兒童教科書——該組數字為單一系統來源)。
-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向維吾爾特別法庭提交的書面證詞(UTFW-013,2021年6月):8月19日被帶走說、亞瓦格/天山區/第三/米東四處看守所、老虎凳與電棍、性侵害陳述、體檢與生物資訊採集、政治犯囚服與腳鐐、剝奪睡眠、檢察官「二選一」、兩次庭審、二審翻供、11月20日下午獲釋、出獄後在喀什三度被逐。全部為本人證詞,分級見核實說明。
-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獄中回憶錄節選與訪談,《紐約書評》,2025年2月(譯者/採訪者 Willa Glickman):十五個月關押與罪名變換概述、斯坦福與哥倫比亞錄取、女兒在美拒說維吾爾語、出獄後次日得知伊力哈木判無期;地名系與獲釋因果推測已在核實說明標註。
- 傑安迪(Andrew Jacobs)《對語言的熱愛招來風險》,《紐約時報》,2014年5月11日(及同年12月中文網跟進):辦學與籌款(售賣蜂蜜與學校標誌T恤)、三人失聯狀態、11月27日提前釋放說。
- 國際筆會宣告,2014年9月1日(經IFEX 2014年9月5日轉發):譴責判決、一天庭審與一年多未審羈押、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特里卡布拉斯引言。
- 美國語言學會(LSA)2014年訊息(經《語言日誌》2014年8月30日文轉引):致信中美官員、判決後確認刑期罰金、罰金眾籌渠道;關注科學家委員會(CCS)發聲與兩會致習近平信(經英文維基百科參考文獻與機構公開記錄)。
- 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UAA)宣告,2014年9月(主席阿里木·斯依託夫):判決政治動機、「雙語教育」系統性擠壓、與伊力哈木案並提;MoveOn提前釋放請願與臉書「討公道」專頁(同聲明及請願頁留存)。
- 自由亞洲電臺2021年5月25日報道《知名維吾爾學者侄女被證實死於新疆拘押營》與2021年6月3日報道《流亡維吾爾活動人士的兩名弟妹在新疆被判刑》:米熱依·艾爾肯的學經歷、2019年8月被召回、死於亞瓦格看守所(官方訊息源證實)、善後威脅(家鄉訊息人士);艾爾肯2017年7月、薩吉迪古麗2017年9月被拘,被迫當眾切割,分別被判14年、12年(多名當地警察證實;法院官員拒絕置評)。
- 國際特赦組織關於新疆的宣告(引其本人陳述):妹妹12年、弟弟14年、「煽動恐怖主義」罪名方向、其「我不再害怕發聲」引言;美國之音「次級目標」專題(其妹被迫譴責他;侄女遺言「牡丹」一句)。
-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關於新疆「雙語教育」的分析:2002年新疆大學改用漢語教學、2004年合併50校計劃、王樂泉2005年「極其嚴肅的政治問題」語、1999—2005年雙語班規模數字;自由亞洲電臺2017年報道:和田五點指示與2017年秋季維吾爾語退出中小學課堂。
-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2024年接受《多語者》(MultiLingual)雜誌採訪:辦學前研讀憲法與法律、幼兒園只用維吾爾語合法的論證、翻譯聯合國檔案、向各民族社群講語言權利;其2020年《新國際主義者》專訪(「我別無選擇,只能逃」)、2025年2月全國公共廣播電臺訪談(腳鐐細節、弟妹在押)、2026年媒體採訪(維吾爾援助約5,000名被捕者記錄工作)。
- 美國之音2025年2月28日報道:其在巴黎教科文組織LT4ALL會議發言於2月24日被臨時取消、組委會郵件原文、當面質問中國參會者經過;2024年語言權利捍衛者獎(語言權利組織聯盟公告);ICORN/卑爾根公共圖書館駐地作家資料;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第七屆大會記錄(2021年研究中心主任)。
- 美聯社2019年新疆檔案洩露報道:其稱妻子孃家多名親屬在洩露後被拘(本人陳述,單源)。英文與中文維基百科「阿布都外力·阿尤甫/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條目:生平框架、11月20日獲釋說與11月27日獲釋說的分列出處、「非法集資罪」中文定名——該定名本站未採,理由見核實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