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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案 |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Case 92 | Abduweli Ayup

阿尤甫做的事，是把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里写明的母语教育权利，办成一所幼儿园。讯问他的人不问钱，问的是他是不是特务、是不是想借幼儿园「建国」；据他本人的证词，检察官最后给他一道二选一：认下「非法集资」，或者以分裂罪起诉。判决书上的罪名经家属转述是「滥用公款」，可59万元存款的17名出资人，没有一个人要求退款。他实际坐了十五个月；账却没有算完——弟弟十四年，妹妹十二年，从日本被召回的侄女死在看守所里。出狱日期官方记录缺席到有两个版本，判决书全文至今无人见过，本页把每一处缺口都原样留着。What Abduweli Ayup did was to take the mother-tongue education rights written in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Law and build them into a kindergarten. His interrogators never asked about money; they asked whether he was a spy and whether a kindergarten was his cover for founding a country. On his own testimony, prosecutors finally set him a choice: accept an illegal-fundraising plea, or be charged with separatism. The judgment, as relayed by family, convicted him of 'abusing public money' — yet not one of the 17 people whose deposits made up the RMB 590,000 ever asked for a refund. He served fifteen months. The bill did not stop there: fourteen years for his brother, twelve for his sister, and a niece recalled from Japan who died in a detention centre. Even his release date survives in two versions, and no one outside the system has ever seen the full judgment; this page preserves every gap as a gap.

时间

2011年7月在喀什开办第一所母语学校，同年10月开办维吾尔语幼儿园；2013年2月21日国际母语日活动后被讯问，2013年3月19日喀什学校被以「文件不全」关闭；2013年8月20日与两名合伙人在喀什、乌鲁木齐被逮捕（其本人证词称8月19日先在喀什被带走、20日押送乌鲁木齐，见核实说明），其后与外界失联近九个月；2014年5月17日才被正式指控「非法捐赠／非法集资」；2014年7月11日一天庭审，8月21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宣判；2014年11月获释，日期两说并存——维基百科与其本人向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的证词作11月20日（合伙人上诉后减刑三个月），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12月报道与《纽约时报》中文网作11月27日，本站并列记录、不强行拼合；2015年8月携家逃离中国赴土耳其，2019年起经国际避难城市网络（ICORN）居于挪威卑尔根

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出生地、学校所在地、被捕地之一）；乌鲁木齐市（拟办学校地、天山区经侦办案地、一审法院所在地、主要羁押地）；其本人证词所记羁押场所依次为喀什市亚瓦格（Yanbulak）看守所（多来提巴格乡）、乌鲁木齐天山区看守所、乌鲁木齐市第三看守所、米东区看守所，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报道另称其被关在以虐待著称的乌鲁木齐六道湾监狱／看守设施，场所名称各源不一，见核实说明；流亡后土耳其（2015—2018／2019）、挪威卑尔根（2019年至今）

人物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Abduweli Ayup，中文报道亦作「阿不都外力·阿尤普」，1973年4月生于喀什，维吾尔族语言学家、诗人，福特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2011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合伙人穆罕默德·斯迪克·阿布都热西提（Muhemmet Sidik Abdurshit，「母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地力亚尔·欧布力（Dilyar Obul，公司董事）；妻子米热古丽（英文拼写 Mihrigül、Miraghul 两说）与两个女儿；辩护律师阿迪力·努尔（Adil Nur，据自由亚洲电台转述家属消息）；弟弟艾尔肯·阿尤甫（Erkin Ayup）、妹妹萨吉迪古丽·阿尤甫（Sajidigul Ayup）、侄女米热依·艾尔肯（Mihray Erkin）——三人后来均因他的流亡活动被拘，见正文家人一节

罪名与判决

抓捕与起诉阶段的说法几经变换：被讯问时被指为「分裂主义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起诉阶段（2014年5月17日）指控其为学校收取「非法捐赠」（illegal donations），外界通称「非法集资」；2014年8月21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经7月11日一天庭审后宣判，判决书用语经家属转述为三人犯「滥用公款」之罪（英文作 "abusing public money"；判决书中文原文无公开记录，该罪名中文确切表述本站未能核到，见核实说明）——法院认定三人自17人处收取存款共59万元人民币，办案期间17人中无一人要求退款。阿尤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8万元；斯迪克判二年三个月、罚金13万元；欧布力判二年、罚金10万元。刑期自2013年8月被拘留之日起算。阿尤甫本人未上诉，两名合伙人上诉后，二审改判使他实际服刑约十五个月，于2014年11月提前获释

定性

以经济罪名包装的民族语言权利迫害案件：被告所做的事，是在官方「双语教育」已把维吾尔语挤出课堂的背景下，用民间集资的方式办维吾尔语母语幼儿园与学校，并公开讲授、撰文宣示这种教育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合法。讯问的内容——是否分裂国家、是否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是否借幼儿园「建国」——与最终判决书上的经济罪名完全对不上；他本人证词称，检察人员2014年3月向他摊牌：要么认「非法集资」，要么以分裂罪起诉，他被迫选了前者（本人证词，单源，见核实说明）。本案被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2019年专题报告用作剖析中共消灭维吾尔语教育的核心个案；国际笔会、美国语言学会、关注科学家委员会、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等均公开认定其为政治迫害

现状

现居挪威卑尔根，为ICORN驻地作家，创办／参与创办非营利组织「维吾尔援助」（Uyghur Hjelp），从事流散维吾尔儿童母语教材编写与教学、被拘维吾尔知识分子个案记录；2021年向伦敦「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书面证词，2025年2月其狱中回忆录节选经译者在《纽约书评》发表；2024年获首届「语言权利捍卫者奖」。其弟弟被判14年、妹妹被判12年（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经当地官员与警方证实），侄女米热依·艾尔肯2020年11月死于喀什亚瓦格看守所羁押期间（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经官方消息源证实其死亡，确切死因与日期无公开记录）。他本人最近一次公开风波是2025年2月：原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技术会议上的发言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他公开指控会议方屈从于中国压力——该指控的动机部分无独立证据，见核实说明

一个想让孩子先用母语读书的人

阿布都外力·阿尤甫的案子，表面上是三个人、一家公司、59万元存款和一张经济犯罪的判决书。但只要把讯问室里问过的话和法庭上判下的罪名并排放在一起，这层包装就撑不住了：警察问他是不是要分裂国家、是不是美国特务、是不是想借一所幼儿园「建国」；法院最后写下的，却是他「滥用公款」。一个语言学家，因为教维吾尔族孩子说自己的母语，先被当作分裂分子讯问了七个月，再被以一桩没有任何「受害人」要求退款的经济罪名判了一年半。本页要做的，就是把这十五个月的羁押、这场一天的庭审、以及这个人出狱、流亡、家人连坐的全部后续，按档案的标准一条一条记下来。

先说他是谁。阿尤甫1973年4月出生于新疆喀什市——按他本人在维吾尔特别法庭证词中的自述，他生于喀什，1992年进入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九十年代末毕业；其后又在新疆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自由亚洲电台记为2000年代初），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任教，并在新疆的大学任教多年（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作者简介称其先后在西北民族大学与新疆财经大学任教九年）。2005年12月至2006年6月，他赴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获得福特基金会奖学金，2009年至2011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语言学，2011年取得硕士学位。他是诗人，也是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一行里的人通常不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坐牢——他坐了。

他的专业关切只有一个：母语教育。所谓母语教育，指的是让维吾尔族儿童在学龄初期以维吾尔语为教学语言打下学业基础，再逐步加入汉语等其他语言——这在语言学界是主流共识性的做法，大量研究显示儿童先用母语建立读写与概念能力，之后学习第二语言的效果更好，而不是更差。阿尤甫回国后做的事情，自始至终是把这一套写进文章、讲给家长、在课堂上实践。他还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文件译成维吾尔语传播，告诉维吾尔家长：孩子使用本民族语言受教育的权利，是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写明了的，也是中国自己的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写明了的（其2024年接受《多语者》杂志采访时的自述）。这一点必须先钉住，因为它决定了全案的性质：他不是在法律之外活动的人，恰恰相反，他是先把宪法、自治法和学前教育的规定一条条查过、确认幼儿园阶段只用维吾尔语教学不违反「小学起汉语必修」的规定之后，才动手办学的（同上采访自述）。一个先查法律再办学的人，最后以经济罪名入狱——法律在他这里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这本身就是档案要记下的事实。

名字与拼写先在这里交代清楚，以免后来者检索时漏检：他的维吾尔语姓名拉丁转写作 Abduweli Ayup，中文媒体与中文维基百科多作「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本站用名作「阿布都外力·阿尤甫」；其妻子姓名英文拼写有 Mihrigül 与 Miraghul 两说，本站中文统一作「米热古丽」并注异写；地名转写分歧更大，乌鲁木齐天山区的维吾尔语名 Tengritagh 在英文报道中常被当作法院与检察院名称的一部分，亚瓦格看守所的拼写有 Yanbulak 与 Yanbulaq 两说。本页正文统一用本站中文译名，异写在核实说明中集中交代。

求学之路：从喀什到堪萨斯，又自己走了回来

理解这个案子，要先理解他放弃了什么。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的报道引述他儿时朋友、如今居美的安瓦尔·麦麦提（Anwar Memet，二人是中学同学）的话：阿尤甫在堪萨斯大学的导师曾提出给他三年奖学金、让他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纽约书评》2025年为其回忆录所写的导言还提到，他当年同时被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是自己选择了堪萨斯大学，为的是体验「真正的美国」。但他拒绝了留美读博的路。朋友们劝他留下——当时他的妻子与女儿也在美国——他不为所动，理由只有一个：回新疆去办维吾尔语幼儿园和学校，实现他一直想做的事（自由亚洲电台转述友人说法，属归属引用）。

他在美国的两年里发生的一件事，被《纽约书评》的导言记了下来，本站照其归属记录，因为它解释了他为什么非回不可：他的女儿在美国上学后很快学会了英语，却开始拒绝说维吾尔语。学语言学、专门研究如何复兴维吾尔语教育的人，发现自己的孩子正在丢掉母语——按导言的说法，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必须提前开始。还要补一个背景：他在堪萨斯读书期间，正值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新疆与外界的通讯被长时间切断，他与妻子一度失联数月（同上导言）。故乡在他留学期间剧烈动荡，女儿在异国丢掉母语，这两件事叠在一起，构成了他2011年回国的全部理由。

回国这件事，在后来的讯问里被彻底翻转：讯问者反复问他是不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派回来搞分裂的（其本人法庭证词）。也就是说，他主动放弃美国博士奖学金、带着妻女回到喀什办幼儿园这个事实，在办案机关的叙事里被改写成了「受敌对势力派遣」。本站把这一笔放在生平一节的末尾，是因为它预告了全案的逻辑：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查一笔钱的去向，而是在给一个人的全部人生经历重新定性——留学是「受训」，办学是「幌子」，讲母语权利是「煽动」。钱的指控，要到讯问进行了大半年之后，才被拿出来当作落地的罪名。

背景：「双语教育」的名义下，维吾尔语怎样退出课堂

不交代新疆的语言政策，阿尤甫办的幼儿园看起来就只是一家普通民办学校，理解不了它为什么会招来经侦与国安。要点如下，均按来源分级。所谓「双语教育」，是新疆自2000年代初推行的教育语言政策：名义上是民族语言与汉语并行，实际执行中是教学语言逐步整体换成汉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早年的分析记录了这条轨迹的早期节点：2002年5月，新疆大学宣布一、二年级课程改用汉语教学；2004年3月，自治区政府提出到2009年将50所民族学校与汉族学校合并、教学语言优先使用汉语的计划；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2005年4月称，自治区当局「坚定决心」推广汉语，并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双语班」的规模数字同样见于官方统计的转述：1999年全疆27所中学开设双语班、在校生2,629人；到2005年，双语班增至4,505个、在校生14.5万人——六年间扩张了五十多倍，而扩张的方向是单向的：没有任何一所汉族学校被要求把教学语言换成维吾尔语。

学前阶段是这场置换的最后一环，也正是阿尤甫落点的地方。按公开研究与报道的梳理：2006年起，官方在七个农业地区推行「双语」幼儿园，入园家庭可获补贴；到2011年前后，各级行政区被下达了双语教育覆盖的比例指标。在这一整套安排里，维吾尔语的地位从「教学语言」降为「一门课」，再从「一门课」降为点缀——有维吾尔学者讽刺说，公共场所标牌上的维吾尔文被排在汉文上方却字号极小，成了「汉语的眉毛」。据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前后的采访，到2011年，已有至少1,000名维吾尔族教师因汉语水平不达标被不公平解雇——这一数字出自该台对维吾尔教师的采访，本站按归属记录，不作官方统计看待。阿尤甫2011年回国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城市里维吾尔语幼儿园已经基本消失。他后来在流亡中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喀什有维吾尔语幼儿园，上大学时校门口还有一家，十多年后再回去，已经一家都没有了（其流亡后接受媒体采访的自述，经多家转述）。

这条政策线在他出狱、流亡之后继续收紧，并最终收到了底：2017年6月底，和田地区教育部门发出五点指示，要求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学前三年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小学起始年级「推进」覆盖，维吾尔语教学语言在中小学被停用；有研究者与维权人士把2017年9月1日记为维吾尔语退出新疆中小学课堂的日期（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报道及多家研究机构的梳理；各地的执行范围与时间是否完全一致，无一份全疆统一文件公开，本站按多源报道的共识范围记录）。换言之，阿尤甫2013年被抓时，「双语教育」尚保留一层名义；到2017年，连名义也被摘掉了。他案发时所捍卫的那个空间——在体制缝隙里合法地教母语——后来被证明根本不是缝隙变小的问题，而是整面墙被推平了。这正是维吾尔人权项目2019年报告把他的个案放在标题里的原因：他的遭遇是观察这项政策如何对待「体制内合法抗争者」的最佳样本——一个只用法律条文与幼儿园来抗争的人，尚且被送进监狱，那么这项政策对更无防备的普通教师与家长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还有一层法律背景必须写明，因为这是阿尤甫本人的论证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民族语言讲课」。也就是说，按中国自己的法律文本，用维吾尔语课本、以维吾尔语教学，不仅不违法，还是法律明文鼓励的安排。阿尤甫办园、撰文、讲座时反复引用的正是这些条文。他的案子因此可以这样定性：执法机关惩罚的不是违法行为，而是法律文本与政策执行之间那道裂缝里站着的人——他相信了文本，于是他成了罪犯。这一判断本站将在点评中展开，此处先把条文与政策两条线摆齐。

母语学校：从喀什老城的教室，到乌鲁木齐办不下来的「努尔汗」

他办学的经过，维吾尔人权项目2019年专题报告记得最细，本站以该报告为主线、自由亚洲电台的同期报道为印证，逐项记录如下。2011年7月，他与合伙人在喀什市中心开办了第一所学校，面向维吾尔青年成人开设维吾尔语、汉语、英语、土耳其语课程，并附设旅游与酒店业职业培训；同年10月，他们开办幼儿园——校名取「母语儿童园」（Ana Til Balilar Baghchisi），是他们设想中的多层级母语学校的第一部分，第一期只招了15名孩子。此后招生渐长，靠的是他四处宣讲母语多语教育的公开演讲。消息传到乌鲁木齐，维吾尔人之外，连哈萨克、吉尔吉斯、蒙古等其他民族的社区成员也提出希望把喀什模式复制到首府（UHRP报告）。办学头一年半，当局的介入还停留在偶尔上门核查学校是否正经办学的程度。

乌鲁木齐这一关，却从一开始就过不去。据自由亚洲电台对三人家属的采访：从2012年9月到2013年8月，他们反复向乌鲁木齐市级与自治区级多个部门申请开办「努尔汗母语学校」（Nurkhan Mother Tongue School），次次被拒。这期间他们把办学计划写成文章发在维吾尔语网站上征求公众意见，据这些网站的统计，文章的阅读量达到约50万人次（自由亚洲电台转述网站数据）。这组数字解释了当局态度的转弯点：一个幼儿园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留过学、会讲演、能把母语教育讲成一套权利话语的人，正在获得五十万量级的听众。维吾尔人权项目转述《外交官》杂志的概括说得更直白：他的受欢迎程度唤起了当局对民族意识的恐惧。用他自己后来的话向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复述：幼儿园一开始很好，家长喜欢、愿意送孩子来；他自己也没想到，它后来变成了一场「现代语言运动」——人们开始主张权利、要求实践自己的文化，「然后大麻烦就来了」。

筹款方式也要如实记下，因为这是全案唯一的「经济事实」。办新学校需要钱，他们的办法包括：向支持者收取存款——这就是判决书里那59万元、17个人的来源；此外据《纽约时报》2014年5月的报道，筹款手段还包括在网上发起倡议，以及售卖蜂蜜和印有学校标志的T恤衫。这些办法粗糙、民间、不规范，这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从被抓到宣判，17名出资人中没有一个人要求退款，没有一个人控告他们诈骗（法院认定经家属转述，见判决一节）。一家靠卖蜂蜜和T恤筹钱办幼儿园的土公司，与一家以非法集资为业的骗局公司，在账目形态上也许有几分相似，在「有没有受害人」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是两回事。判决书把前者按后者处理，本站的点评将回到这一点。

2013年春：母语日、被取消的研讨会，与3月19日的关校令

抓捕不是突然发生的。维吾尔人权项目报告记录的升级链条是：2013年2月21日，他们在喀什举办了国际母语日庆祝活动；几天之后，阿尤甫被讯问，被以组织非法集会相威胁——这次他被放了。2013年3月，他们三人又在乌鲁木齐被拘留讯问，起因是警方取消了一场原定召开的多语学校与语言保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2013年3月19日，当局以「文件不全」为由关闭了喀什的学校：400多名青年成人学员与56名幼儿园孩子的学业就此中断（以上链条为UHRP报告单源成段记录，与自由亚洲电台「当局称学校因文件不全于2013年3月关闭」的报道在关校时间与理由上互相印证，讯问细节则只有UHRP一家，本站按此等级记录）。

但关校没有关掉这件事。2013年4月，他们的母语教育运动注册成立了公司——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将其名称译作「母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Mother Languag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外界同期报道通称 Mother Tongue International Co.，本站中文统一作「母语国际公司」，名称异译见核实说明），并且拿到了在喀什郊区开办一所新校的许可。此后整个春夏，他们一边筹备喀什新校，一边继续为乌鲁木齐的学校奔走，处处碰壁（UHRP报告）。这段经过值得档案留一笔：直到被捕前四个月，这个团队的全部行为仍然是在体制内打转——被关校，就注册公司重新申请；一地批不下来，就换一地再报。2014年，在他已经被关押之后，这所学校居然又在严密监管下重新开学（其侄子米尔沙提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说法，经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声明转述）——这件事反过来说明，连当局自己也很难说这所学校的存在本身违法。真正「违法」的，从来不是学校，而是办学校的那个人已经有了五十万听众。

同一时期还有一条平行线索：据《纽约书评》导言，阿尤甫被捕当时正在监督一处新校舍的施工，一辆无标识警车开到工地边把他带走。建筑工地、新校舍、被拒批的乌鲁木齐学校、被关闭又重开的喀什学校——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是一个办学计划在2013年夏天被整体掐断的图景。下一节，就是掐断的动作本身。

2013年8月20日：三个人，同一天，两地被捕

2013年8月20日，阿尤甫在喀什被捕。执行抓捕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经济侦查队伍（英文报道作 "economic investigation team of Tianshan District, Ürümqi"）——注意这个细节：一支首府辖区的经侦队伍，跨到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喀什去抓一个幼儿园园长，这个案子从立案那一刻起就不是喀什本地的教育纠纷。同日，他的两名合伙人地力亚尔·欧布力与穆罕默德·斯迪克在乌鲁木齐被拘（自由亚洲电台）。最初的指控说法是为拟办学校「虚假筹资、非法募集资金」。他本人2021年向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的书面证词则把日期记作8月19日：他在喀什多来提巴格乡的亚瓦格看守所先被关押讯问，8月20日清晨被飞机押送到乌鲁木齐。两种记述可以并存——19日在喀什被带走、20日抵达乌鲁木齐并完成「逮捕」的手续与通报——但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公开可供对表，本站按「8月19—20日被带走、通行的被捕日期为8月20日」记录，并把这一出入列入核实说明。

三个家庭在同一天失去音讯。斯迪克的弟弟博热（Bore）在后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三人将于2015年3月受审的稿件里说：自斯迪克被拘留起，家人再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父亲一次次向当局请求探视，全部被拒；他还指出，按法律家属应在开庭前三个月内得到通知，即便特殊案件经最高法院批准羁押也不得超过六个月，而这些期限早已过去，家人仍一无所知。斯迪克本人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曾在自治区税务机关工作，后来自己经商，有妻子和两个女儿，当时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博热说，他无法想象哥哥的两个孩子没有父亲的日子怎么过，并说母亲听到哥哥被捕的消息时两次昏厥（自由亚洲电台转述家属，归属引用）。阿尤甫这边，他有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同期请愿信作「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女儿」）。三个家庭、至少五个孩子，在2013年8月20日这一天同时进入了「不知道人在哪里」的处境——而这种不知道，按办案的安排，要持续近九个月。

失联的九个月：找人、不得见的律师，与「身体很弱」的传闻

从2013年8月到2014年5月，阿尤甫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羁押状态。家属四处打听，只得到碎片：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5月的报道引述一位接近其家庭的消息人士称，家属辗转得知他被关在乌鲁木齐的六道湾——一处以虐待政治犯著称的设施；消息是一位亲属从他的律师阿迪力·努尔处听来的，而律师本人不被允许会见他；家属数月来一直担心他在押期间生病，律师传话说「现在健康正常了」。2013年12月，家属曾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在押期间健康状况很差，当局既不许家属探视，也不许家属送药（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声明转述该台报道）。同期英文报道的标题直接写作「维吾尔活动人士在狱中『非常虚弱』，被拒绝家属探视」。这些碎片互相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一会儿「很弱」，一会儿「现在正常了」——本站不替它们调和：这正是失联羁押的常态，家属能得到的永远是经人转手、无法验证的只言片语。能确定的是硬事实：近九个月，无会见，无通信，无任何官方文书送达家属；直到2014年5月17日，乌鲁木齐天山区检察机关才向法院发出正式函件，指控三人为学校收取「非法捐赠」，并称三人将在20天内受审（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见过该函件的消息人士）。函件发出的日期，距三人被带走整整九个月。

也正是在这失联期间，这个案子开始被外面看见。2014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的报道《对语言的热爱招来风险》（"A Devotion to Language Proves Risky"），把阿尤甫的失踪放到了国际媒体的版面上——报道写道，他与两名合伙人被控「非法集资」，指控源于他们为一所新学校筹款的努力，包括卖蜂蜜和印学校标志T恤，三人自被捕后杳无音讯。美国语言学会与关注科学家委员会在此前后分别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调查阿尤甫被拘留的情况、按中国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给予公正对待（两机构各自的公开记录）。支持者还建起了「为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布都外力·阿尤甫讨公道」的脸书专页。失联羁押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让一个人从公共视野里消失；这一次，消失没有成功——他后来获释的时间点与国际关注的升温紧挨在一起，是否因果相关，当局从未说明，本站只记录时间上的相邻，不写成定论。《纽约书评》导言的推测是：他被突然释放，「可能」与《纽约时报》的报道及两封致习近平的信有关——原话即带「可能」二字，本站照此口吻引用。

他本人的证词：老虎凳、电棍、剥衣，与检察官的「二选一」

以下一整节来自阿尤甫本人的证词，来源有二：一是他2021年6月向伦敦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的编号证词（UTFW-013），二是其狱中回忆录，节选经译者威拉·格里克曼（Willa Glickman）译出、2025年2月发表于《纽约书评》及其访谈。本站先把等级说死：这些是当事人单方面的陈述，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文件、法庭记录或第三方调查可供对证；其中性侵害等最严重的指控，除他本人的叙述外无第二来源。但这份证词的价值不因此打折——它是这个案子里唯一来自墙内的叙述，且细节密度极高、地点与程序环环可查，本站按「本人证词」逐项归属记录，读者自可按这个等级衡量。

按他的证词，讯问从喀什就开始了。在亚瓦格看守所的讯问室里有一把「老虎凳」，他被要求坐上去；讯问室里有两名特警、三名讯问人员，从下午三点讯问到晚上九点。讯问者先以无期徒刑相威胁，又用带电警棍电击他的右臂和腋下。问题全部是只需回答「是」或「否」的封闭式问题：你是不是受美国训练回来支持分裂的？你办母语幼儿园是不是为了煽动人们分裂国家？你是不是支持了「反华组织」福特基金会？他反复答「不」。讯问者说了一句他记了许多年的话：我们的讯问技术比中央情报局的还好（其证词原话归属）。当晚约十点，他被送进监室前被要求脱光衣服，十多名穿灰衣白条囚服的普通刑事犯围着他，他被迫以「像狗一样」的姿势俯身——性侵害就发生在这时（其证词；努里·特克尔（Nury Turkel）所著《无处可逃》（No Escape）一书经书评转述的版本作「被二十名狱警强迫当众脱衣」，执行者人数与身份在两种转述间不一致，本站在核实说明中并列标注，不合并）。第二天清晨，他被押上飞机送往乌鲁木齐，在国安部门再次接受同样问题的讯问，随后被蒙头送往一家不知名的医院做全身检查：脱衣拍照、X光、唾液、尿液、粪便与血液采样、器官检查与面部识别数据采集，全程有警察协助医生完成（其证词）。

在乌鲁木齐，他先后被关押的场所，按其证词自述为：天山区看守所、乌鲁木齐市第三看守所、米东区看守所，加上最初的喀什亚瓦格，共四处看守所；《纽约书评》导言则把他十五个月的关押地说成多来提巴格、六道湾、天山与库克塔格（Köktagh）等「监狱」，两套地名对不齐，本站并列记录（见核实说明）。证词中可辨认的狱中图景包括：他穿橙色、后改红色的「政治犯」囚服，脚上戴着连环脚镣，走路时镣环磨破脚踝出血，整队人被链在一起、一个人摔倒全队摔倒并挨打；在第三看守所，他被剥光衣服浇冷水（时值九月，夜间已冷），经历了连续两天半不许睡觉的讯问；牢房24小时开灯，一间约20平方米的监室关17至23人；他因拥挤与卫生条件患上皮肤病。他记得自己在押期间的编号是9-2-1-5（其流亡后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的自述）。他还作证说，看守所内部有一套犯人管理犯人的层级：牢头、讯问者、行刑者俱全，警察通过监控纵容，对「管教」有功的犯人以香烟等物奖励（其证词）。讯问的问题始终没有变过：分裂、特务、与维吾尔人权项目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关系、是不是热比娅·卡德尔派回来的。唯一变化的是价码：在喀什威胁的是无期徒刑，在乌鲁木齐降成了十五年。

转折点出现在2014年3月中旬。按他的证词，检察人员来到看守所，要求他认下「非法集资」的经济罪名；他拒绝，对方摊牌：不认这个，就重新以分裂罪起诉你——「分裂分子还是非法集资者，你自己选一个」。他选了经济罪名，签下了承认非法集资的文件，讯问随即停止。本站必须把这一段的证据等级再说一遍：这一「二选一」只有他本人的证词一个来源，无任何第二方印证；但它与案件可验证的外部轨迹严丝合缝——2013年8月至2014年3月，全部公开报道都只见国安式讯问而无任何经济指控落地；2014年5月17日，检察机关发出的正式指控恰恰就是经济口径的「非法捐赠」；而此前被威胁的分裂罪名，从始至终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正式文书里。指控的罪名在2014年春天整体换轨，与他证词所述摊牌的时间点正好对上。本站据此将本段定为「本人证词、与外部时间线吻合、无独立第二来源」，不升级为多源事实，也不当作孤证弃置。

证词后半段还留下了2014年春天看守所人口结构的一个观察：2014年3月之前，第三看守所的在押者以汉族普通刑事犯为主；3月之后、特别是5月之后，维吾尔人骤然增多，最后整所几乎全是维吾尔人。他举例说，同监有喀什拜什克兰乡一名约25岁的青年，因组织为维吾尔孤儿捐款被抓；有一名和田人，因为在市场上说了一句香蕉不健康被抓；有一名叫伊玛目的歌手，因为写了一首思念母亲的歌、被当局解释成歌颂「东突厥斯坦」而被抓（其证词所举同监个案，均为单源转述，本站不单独核实，仅记录其证词如此陈述）。这些例子当时无法验证，但2014年正是新疆「严打」全面铺开之年——同年9月，与他案情遥相呼应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公开事实至少说明：他证词里那个「新一轮镇压已经开始」的判断（《纽约书评》回忆录原文语），与可验证的时代背景并不矛盾。

罪名的漂移：从分裂与特务，到「非法捐赠」与「滥用公款」

把本案的指控按时间排开，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漂移线。第一阶段（2013年8月—2014年3月），国安讯问的指控是政治性的：分裂主义、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受福特基金会与热比娅·卡德尔指使、借幼儿园行「建国」之实——讯问者甚至举出孟加拉国独立前达卡学生抗议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例子，告诉他：你的真实目标不是办幼儿园，是建一个国家（其证词）。第二阶段（2014年5月17日），检察机关的正式指控落地为经济口径：为学校收取「非法捐赠」。第三阶段（2014年8月21日），法院判决书的定罪用语经家属转述又变了一次：三人犯了「滥用公款」之罪。三个阶段，三套说法，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一份公开文书作衔接说明。

这里有一个本站必须如实指出的核查缺口：判决罪名的中文原文究竟是什么，无任何公开来源给出。本站检索到的中文材料中，中文维基百科径直写作「非法集资罪」；英文材料则分作三系——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见过判决书的家属说，判决书的原文是三人「犯了滥用公款之罪」（"committed a crime of abusing public money"），「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指控」；国际笔会的声明一面称三人以「非法集资」受审，一面称其被判「滥用公款」；他本人的法庭证词则全程只说自己被迫认下的是「非法集资」（illegal fundraising）。「滥用公款」若按中国刑法概念比附，最接近的是挪用公款罪或挪用资金罪，但两者都以「公款／单位资金」与特定身份为要件，而三人经营的是自筹资金的民办公司、59万元是17名支持者自愿交存的办学款——无论套哪一条，这个罪名与事实的贴合都需要一番外界看不见的论证。本站的处置是：ev-meta与正文均以「判决书用语经家属转述为『滥用公款』、中文原文未核」为准，不采用中文维基百科径直写作「非法集资罪」的简省处理，也不自创「挪用公款罪」的定名。判决书全文一日不公开，本案罪名就一日只能这样带着问号记录——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一桩被国际社会盯了六年的案子，外界至今不知道被告究竟是按哪一条法律被定罪的。

漂移本身说明的问题，比罪名是什么更大。讯问室里问的全是政治，判决书上写的是经济，中间只隔着检察官的一次「二选一」。这套操作的功能，档案里要写明：用政治罪名讯问，是为了在漫长的失联羁押中击垮当事人、拿到认罪；用经济罪名判决，是为了在文书上把案件伪装成普通刑事案件，让「迫害语言学家」这个标题无从成立——日后任何外交场合被问起，中方都可以说这只是一起集资案件。而它留下的破绽同样明显：三名「集资罪犯」在看守所里穿的是政治犯囚服，讯问他们的是国安而非经侦的后续人员（经侦立案、国安讯问的分工本身见其证词与抓捕报道），17名「受害人」无一人要求退款。罪名可以换，囚服的颜色换不了。

一天的庭审与2014年8月21日的判决

2014年7月11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只用了一天。按他的证词，庭审实际上演了两遍：先有一次没有旁听者的庭，控方、警方与法院俱在，他说那是「假的」一场——三名被告被逐一问「是否参与非法集资」「多少钱」，他答「是」「59万元」，随后被要求在一百多页的文件上逐页签字，不许阅读内容，他签了，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假的」；约两周后又有一次「真的」庭，他的妻子、姐姐、母亲、两位兄长与一位表亲在座，旁听者约二三十人，问题与答案与上次完全相同，他故意把回答说得长一些，只为让母亲和家人听见他的声音、「知道我很好、我很坚强，别为我担心」。证词还记录：三人有官方指派的律师，但律师没有作任何实质辩护，其中一人的发言内容是宣讲中国的政策对人民、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如何优越；审判长名为艾克姆·阿洪（Hekim Ahon），三名检察官为维吾尔人，他记得其中两人名叫库杜斯（Quddus）与阿依古丽（Aygul）（以上庭审细节均为其本人证词，单源；法官与检察官姓名无第二来源，本站按归属记录）。公开报道对庭审的记载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外界能查到的全部庭审信息就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一句「经过7月11日一天的庭审」。

2014年8月21日，天山区法院宣判。判决内容经家属向自由亚洲电台转述：阿尤甫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8万元（约合1.3万美元）；公司负责人斯迪克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罚金13万元（约合21,130美元）；董事欧布力有期徒刑二年、罚金10万元（约合16,260美元）。法院认定三人非法接受了17人共计59万元（约合9.5万美元）的存款；并特别载明，案件办理期间，17人中无人要求返还这笔钱。刑期自被拘留之日（2013年8月）起算，照此计算，阿尤甫的刑期本应到2015年2月20日期满——同期一份请求提前释放他的请愿信正是按这个日期写的，落款预期也是「2015年2月20日获释」。家属被告知了判决结果；阿尤甫与欧布力当即表示接受判决、不上诉，斯迪克是否上诉当时未明（自由亚洲电台）。他本人在证词中对罚金的记忆是「9万元，或者10万元，我想是9万」——与家属转述判决书的8万元不符，本站以判决书转述的8万元为准，并在此注明他本人记忆的出入：一个人在被电击、剥夺睡眠数月之后记错自己罚金的数额，不足为奇，但档案不能因此改数。

宣判之后，三人仍被关在乌鲁木齐的羁押设施中等待刑期走完（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声明称三人同关六道湾）。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这不过是一份刑期不长、罚款不算离谱的经济判决。但接下来的二审改判，把这份判决的成色又翻出了一层：2014年10月，三人被带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原来是两名合伙人提起了上诉，而阿尤甫本人事先并不知情（其证词）。这一次，三个人在庭上都说了真话：判决是错的，我们与非法集资无关，是讯问者与检察人员强迫我们认下的（其证词）。二审的结果不是撤销原判，而是把他的刑期削减三个月——以「改判减刑」的形式，部分承认了问题，又完整保留了定罪。这三个月，就是下一节获释日期之争的来源。

国际声援：先开口的是他的同行

本案的国际反应有一个显著特点：最先、最持续发声的不是政府，而是学术界本身。美国语言学会（LSA）2014年早些时候即致信中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要求说明指控、并按人权公约介入此案；判决后，该会在2014年8月28日的新闻中确认了他的刑期与罚金，并为其筹款缴纳罚金提供渠道（该会消息，经《语言日志》博客转引留存）。关注科学家委员会（CCS）以「一名维吾尔语言学家因试图教授本民族语言而下落不明」为题发声，与LSA一道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调查其被拘情况并给予公正对待。两封信的共同点是把话说得很学术、很克制：它们不预设判决结果，只要求程序与信息——而即便是这样的要求，也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答复。

2014年9月1日，国际笔会发表声明（经IFEX于9月5日转发）：谴责对阿尤甫与两名合伙人的判决，指出三人被拘押一年多才受审、庭审只有一天，呼吁中国当局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若三人确系仅因创办、运营维吾尔语幼儿园与学校而被关押，应立即无条件释放。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主席约瑟普-马里亚·特里卡布拉斯（Josep-Maria Terricabras）在声明中的话被多家引用：尊重与保护一切语言，对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持对话、实现全民优质教育至关重要，维吾尔社群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和推广自己的语言而不必恐惧入狱。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UAA）同期的声明由主席阿里木·斯依托夫（Alim Seytoff）署名，指出本案的诸多异常——被拒绝家属探视、在押健康恶化的报道，已远低于国际标准；并点明要害：官方的「双语教育」已经在公立学校系统性地挤压维吾尔语，如今连民间自发的维吾尔语教育努力也被当作威胁。他还把本案与伊力哈木·土赫提并提：惩罚像阿尤甫与伊力哈木这样完全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工作的和平学者，只会摧毁国家与维吾尔人之间的信任。

民间声援的形态还包括：支持者在MoveOn平台发起请求提前释放他的请愿，获得全球数百名支持者签署（自由亚洲电台）；脸书「讨公道」专页持续更新；YouCaring平台为其罚金发起众筹，目标是凑齐那笔约1.3万美元的罚款——一群外国语言学家与普通网友，为一位中国幼儿园园长众筹一笔他们认为根本不该存在的罚款，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本案国际影响的度量。需要订正一处本站简报与部分转述的说法：简报称「学者风险网络（Scholars at Risk）」亦曾就本案发声，本站本次检索未找到该组织就本案单独发声的公开原文，故正文不将其列入已证实的声援名单，仅在此处与核实说明中标「未核」，待查到原文再补。另外值得记录的是中国官方的反应：无。本站检索范围内，未见中国官方媒体对本案判决、国际笔会声明或两封致习近平的信作过任何公开回应；官方对本案的全部公开表述，就是没有表述。

获释日期之争：11月20日，还是11月27日

他出狱的日期，是本案最刺眼的一处记录冲突，本站用一整节把它摆清楚，因为它正是协调简报要求本站必须两说并存的事项。说法一：11月20日。英文维基百科写作他于2014年11月20日获释，依据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关于法院在上诉后释放他的报道；更硬的一条证据是他本人的证词——他在维吾尔特别法庭证词第55段中明确陈述：二审开庭后他们被带回看守所，「11月20日下午约三点，他们释放了我」；他原判一年六个月，二审削减三个月，实际服刑十五个月，「我是11月20日出去的」；削减是因为两名伙伴上诉，而他事先不知情，出狱后才从兄长处得知。他回忆录的英文导言与《纽约书评》的介绍也作「2014年11月获释、服刑十五个月」。说法二：11月27日。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12月11日的报道引述一位近亲的话称，他于11月27日在合伙人上诉后获释，比原定期满提前三个月，官方媒体未报道此事，他本人没有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杰安迪2014年12月的跟进报道与中文维基百科亦作11月27日「被提前释放」。

两种说法在「提前三个月」「因合伙人上诉改判」「本人未上诉」这三点上完全一致，只差七天。本站无法判定这七天差在哪里：一种可能是20日为二审裁定或释放手续之日、27日为实际离所之日；另一种可能是家属得知与对外发布的时间差被误记为释放日；两种都只是推测，无任何文书可证。本站的处置是：正文与时间线写作「2014年11月20日／27日获释（日期两说）」，ev-meta并列两说，不取一舍一。一个人出狱的日子，官方记录缺席到连相隔七天的两个版本都无法对表——与本案拘留日期差一天、罪名原文查不到、判决书从未公开是同一个病症：这个案件从头到尾没有给当事人、家属和历史留下一份完整的官方纸面记录。本站能做的，是把缺口原样留着，而不是用某个顺眼的日期把它填上。

出狱那天的情形，他本人的回忆录留了一句被反复转引的话：出狱第二天，他才得知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位与他同年被抓、罪名恰恰是他被威胁过又「换掉」的分裂国家罪。伊力哈木于2014年9月23日获判无期，他在墙内对此一无所知，直到走出看守所才听说。本站照录这一笔，因为它把2014年秋天新疆知识界的处境缩成了一个画面：两个人，一个认下了经济罪名、坐了十五个月出来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样；另一个没有「二选一」的机会，直接以分裂罪名被判终身监禁。检察官当年摆在他面前的那道选择题，答案的另一面长什么样，他出狱第二天就看见了。

出狱之后：在喀什「不受欢迎」的人

获释不是故事的结尾。按他的证词，出狱后他回到喀什，眼前的家乡已经换了一副面孔：因为「犯罪记录」，他的身份证处处被查；每200米一个警察检查站，每个村子都有政府办公楼、装甲车甚至坦克，他说感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发生——「我进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出来时已经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警察国家」。更具体的是居住权：警察告诉他，喀什不欢迎有犯罪前科的人；因为前科，他租不到房，在喀什搬了三处地方，每处住约一周就被迫离开，最后被明确告知「你在这里不受欢迎」（其证词）。维吾尔人权项目转述《外交官》的文章还称，出狱后安全人员继续对他任意殴打与拘押——此节为UHRP对他遭遇的概括性转述，细节无第二来源，本站按归属记录并标其等级。这期间他仍在教书：在朋友办的语言培训学校任教，那所学校在他被关押期间由他的妻子米热古丽撑着运转（英文维基百科据相关报道）。

他在喀什又坚持了约九个月。2015年8月，他带着家人逃离中国，前往土耳其（多源一致：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人权项目、《纽约书评》导言、其本人多次采访）。「逃离」二字不是修辞：一个刑满释放的人，依法不再受任何刑罚约束，却因为前科在自己的家乡租不到一间房、住不满一个星期——离开对他而言不是选择题。他在后来的采访中把话说得更完整：他没有选择，只能逃（2020年《新国际主义者》专访标题即引其原话「我别无选择，只能逃」）。从2015年8月起，这个案子的档案从「迫害纪实」转入了另一册：一个流亡者的后半生，以及留在新疆的家人要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

流亡：土耳其、卑尔根、教科书，与一份越来越长的名单

2015年8月抵达土耳其后，他的家庭在安卡拉一带以难民状态生活了近四年（UHRP转述《外交官》文章作「无国籍难民」近四年、2019年4月迁往他国——该文写作迁往法国，与其他来源的挪威卑尔根不合，本站以卑尔根为准、《外交官》转述的法国说并列存疑，见核实说明）。在土耳其期间，他做了三件事。其一，创办援助与记录组织「维吾尔援助」（Uyghur Hjelp）：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中文作者简介称，他与团队于2016年9月创立该组织，倡导、调查并记录维吾尔人的处境，向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提供援助；另一些来源则把组织的正式创立记在2019年3月10日的卑尔根，并称其为挪威的非营利组织——两个日期相差两年半，可能的解释是土耳其时期的团队与卑尔根注册的组织分属两个阶段，但没有任何一份组织自述把这条线讲全，本站并列记录、标为待核。其二，自2017年1月起为流散维吾尔儿童办母语教学：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简介称，此后全球已有70多个维吾尔母语班开课，他编写的母语教科书至该简介写作时已有九本儿童教科书（单源，UHRP系统作者简介，本站按归属记录）——在新疆被关掉的幼儿园，以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几十个城市重新开了出来。其三，记录失踪与被拘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个案，这份名单后来成为维吾尔援助的主要工作：到2020—2021年，他们调查核实了约5,000名被捕者，其后工作重心从计数转向逐人记录「他们是谁」，并出版被囚者文集（其2026年接受媒体采访的自述，单源归属）。

2019年，他经国际避难城市网络（ICORN）成为挪威卑尔根的驻地作家——卑尔根市的第六位「自由城市作家」，与两个孩子居于卑尔根（卑尔根公共图书馆与多家机构资料）。2021年，他当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研究中心主任（该大会第七届代表大会记录）。同年6月，他向伦敦的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了那份编号UTFW-013的长篇书面证词——本页狱中一节的主要来源，就是他在流亡六年后对着一个民间法庭，把2013—2014年的事一格一格讲了出来。2022年，他与人合著的学术章节《新疆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灭绝》收入威利出版社《语言人权手册》。他的狱中回忆与散文集《黑土地》（The Black Land）先以土耳其语与维吾尔语出版，英文版其后由英国Selkies House推出（英文版年份各源作2023与2025两说，见核实说明）。2024年，他获得由语言权利组织联盟颁发的首届「语言权利捍卫者奖」。2025年2月8日，他的狱中回忆录节选在《纽约书评》发表，他在访谈中谈到在押期间维吾尔语被禁止、犯人被铁链串成一列转移的细节——脚镣磨破脚踝、走几步就出血、摔倒则全队摔倒挨打（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25年2月访谈转述其本人讲述）。

同在2025年2月，发生了他流亡十年里最具象征性的一幕：他原定于2月下旬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人享有语言技术」（LT4ALL）会议上发言，2月24日晚间收到组委会邮件，称「今晚刚接到通知」无法获得批准将他的报告列入次日议程，决定「非组委会所能控制」，未说明由谁、因何否决。美国之音2月28日的报道记录：当天早些时候，他曾在会场当面质问与会的中国参会者——包括一家被指为新疆监控提供语音识别技术、2019年已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公司的代表——关于北京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他据此认为取消与中国压力有关。会议方与教科文组织未就「中国施压」一说作公开证实或证伪，本站因此把事实与指控分开记录：发言在最后一刻被取消、组委会邮件称决定不受其控制，是有邮件原文与多家报道支撑的事实；取消系因中国施压，是他本人的指控，无独立证据，标未核。一个2013年因为教母语被关进看守所的人，202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场上连讲台都上不去——这件事的因果可以存疑，它在时间线上出现的位置不需要任何解释。

家人的账：弟弟的14年、妹妹的12年，与死在亚瓦格的侄女

本案最沉重的一节在最后，因为迫害在他出狱之后并没有停，只是换了对象。按阿尤甫本人的陈述与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的核实报道：他的弟弟艾尔肯·阿尤甫与妹妹萨吉迪古丽·阿尤甫，分别于2017年7月与9月被拘。两人都是中共党员、被多次表彰晋升的「模范」公职人员——弟弟案发时在疏附县委组织部工作，事发前刚升任该县托克扎克镇的组织监督负责人；妹妹在疏附县第一中学任教。两人被拘的公开理由含糊，而当地一位知情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是因为阿尤甫在流亡中的活动被捕的，并曾被迫在托克扎克镇的公开集会上当众与哥哥划清界限、谴责哥哥（知情者匿名受访，归属记录）。2021年5月，自由亚洲电台向当地核实：疏附县法院一名官员以「敏感问题」为由拒绝提供两人的案件信息并挂断电话；托克扎克的多名警察则证实两人已被判刑——妹妹萨吉迪古丽被判12年，正在疏附县木什乡的监狱服刑；弟弟艾尔肯被判14年。阿尤甫对国际特赦组织复述的数字相同：妹妹12年、弟弟14年，罪名方向是「煽动恐怖主义」一类（其对国际特赦的陈述）。他还说，两人可能属于2017年被喀什国安抓捕的72名参与过维吾尔语活动的人之列（其本人估计，无名单公开，未核）。他说，他在2021年5月中旬收到过中国当局的一封邮件，通知他侄女的死讯与弟妹的判刑是为报复他在海外的活动、迫使他停止发声——这封邮件的存在只有他一人的陈述，原文从未公开，本站标为未核；但他的回答有公开记录：「如果这些牺牲、惩罚、报复、心理折磨与精神压迫把我们逼进角落、压灭我们的声音，那就是中国独裁的胜利。」（自由亚洲电台引其原话）

侄女米热依·艾尔肯的遭遇，是这本账里最年轻的一页。她是弟弟艾尔肯的女儿，上海交通大学植物生物技术专业毕业，在东京大学取得相关硕士学位后，成为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的大学研究人员。2019年8月，在喀什当局向其父母施压、要他们打电话召她回家之后，她放弃了在日本的研究岗位回到新疆。2020年2月，她被送进喀什的亚瓦格看守所——正是她叔叔2013年被关押讯问的同一处设施。2020年12月，海外传出她已死亡的消息，最初无法独立证实；2021年5月，自由亚洲电台经喀什官方消息源证实：她死于亚瓦格看守所、在国安人员调查羁押期间死亡，一名托克扎克的国安官员称同事告诉他她死在该所，但不知确切日期；另一名家乡消息人士称她死于2020年11月，死后第二天警察即威胁家属：若对外谈论此事，将以「泄露国家秘密」与「诽谤警察」入罪；警方将死因归于一桩据称被家属隐瞒的「疾病」，并被指制作了伪造病历、强迫家属录制「她患病死于家中」的视频证词（家乡匿名消息人士单源陈述，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死于亚瓦格羁押期间」有官方消息源层面的证实，死因与上述善后细节则无第二来源，本站分级记录）。她回国前给叔叔留的最后一句话被美国之音记了下来：「如果我死了，如果我能有一座坟，请用一束牡丹标记它。」（美国之音转述）阿尤甫说，他至今不知道侄女到底有没有一座坟。

此外还有两个更外围的家庭牵连记录，本站按等级附记于此：其一，据美联社2019年关于新疆文件泄露的报道，阿尤甫称泄露文件公布后不久，他妻子在新疆的亲属——包括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与姻亲——被拘，他认为这些人与泄露毫无关系（美联社引其本人陈述，单源）。其二，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与新疆亲属的联系早已全部中断，连妹妹与弟弟的孩子们是否也被拘，他都无从得知（多家采访一致）。这一节的账要算到底：他本人服刑十五个月；弟弟十四年，妹妹十二年——按判决年份推算，两人要到2030年代才可能出狱，而这一推算所依据的判决日期本身无公开文书；侄女死时二十九岁。一个幼儿园的案子，最终在一家人的三代人身上收了三笔账。

两位合伙人：判得更重，消失得更彻底

本案档案里最容易被略过的，是另外两个人。穆罕默德·斯迪克·阿布都热西提是三人中判得最重的：二年三个月，罚金13万元。他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做过自治区税务机关的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在母语国际公司担任负责人。他有妻子与两个女儿，被捕时大的七岁、小的五岁，母亲因他被捕两次昏厥（其弟博热对自由亚洲电台的陈述）。正是斯迪克与欧布力在2014年提起上诉，才有了二审的三个月减刑与阿尤甫的提前获释——阿尤甫没有上诉，是他的两个伙伴替三个人把上诉打了。地力亚尔·欧布力是公司的另一名董事，判二年、罚金10万元，公开材料中关于他的个人背景最少：除姓名、职务与判决外，他的出生年份、家庭状况，均无公开记录。

两人的刑期分别到2015年11月与2015年8月前后届满（按刑期自2013年8月起算推算；二审是否同等削减两人的刑期，无公开记录）。此后——他们是否如期出狱、出狱后是否仍在新疆、是否再与阿尤甫联系——全部无公开记录。本站在2026年10月的本次建档检索中，未找到任何一家媒体在2015年之后提及两人的下落。这个留白本身要写进档案：同一个案子里的三个人，一个因为会写文章、会讲演、拿了美国学位而被全世界记住，另两个普通合伙人，判了更重的刑，然后从所有记录里消失。阿尤甫在流亡中建立的被拘知识分子名单记下了五千个名字；他自己案子里的两位同案人，却连一个「已出狱」的确认都没有。这不是他工作的疏漏，而是新疆信息封锁的常态：没有流亡、没有英文、没有国际媒体的聚光，普通人的命运就只能停留在判决书那一行字上。

时间线

1973年4月：阿布都外力·阿尤甫出生于新疆喀什市。

1992年：进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九十年代末毕业；其后在新疆大学获硕士学位，先后在西北民族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等校任教。

2005年12月—2006年6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任访问学者。2009—2011年：获福特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语言学，2011年获硕士学位；婉拒导师提供的读博奖学金，携妻女返回新疆。

2011年7月：在喀什市中心开办第一所母语学校；同年10月开办「母语儿童园」，首期15名幼儿。

2012年9月—2013年8月：多次申请在乌鲁木齐开办「努尔汗母语学校」，均被市、区两级部门拒绝；办学文章在维吾尔语网站获约50万人次阅读。

2013年2月21日后数日：在喀什举办国际母语日活动后被讯问，被以非法集会相威胁。2013年3月：在乌鲁木齐因一场被取消的研讨会再被拘留讯问；3月19日，喀什学校被以「文件不全」关闭，400余名成人学员与56名幼儿中断学业。

2013年4月：母语教育运动注册为母语国际公司，获准在喀什郊区筹办新校；春夏继续筹备乌鲁木齐学校，受阻。

2013年8月20日（其本人证词作19日被带走）：阿尤甫在喀什被乌鲁木齐天山区经侦人员逮捕，欧布力、斯迪克同日在乌鲁木齐被捕；三人随即与外界失联近九个月，家属探视与律师会见均被拒。

2014年3月中旬：据其本人证词，检察人员在看守所向他提出「认非法集资或以分裂罪起诉」的二选一，他被迫签认经济罪名，讯问停止。

2014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杰安迪报道，本案进入国际媒体视野。2014年5月17日：天山区检察机关发出正式指控，三人被控为学校收取「非法捐赠」。

2014年7月11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一天庭审（据其证词，庭审先后以无旁听与有家属旁听两种形式各进行一次）。

2014年8月21日：宣判——阿尤甫一年六个月、罚金8万元；斯迪克二年三个月、罚金13万元；欧布力二年、罚金10万元；法院认定三人自17人收取存款59万元，无一人要求退款。

2014年9月1日：国际笔会发表声明谴责判决，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三人。

2014年10月：二审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两名合伙人上诉），三人在庭上翻供、指认罪系强迫；二审削减阿尤甫刑期三个月。

2014年11月20日／27日：阿尤甫提前获释（日期两说，见正文）。获释后在喀什朋友的语言学校任教；因前科三度被迫迁居，被告知喀什「不欢迎」他。

2015年8月：携家逃离中国，定居土耳其。2016年9月（其UHRP作者简介）／2019年3月10日（卑尔根注册说）：创立「维吾尔援助」（Uyghur Hjelp），创立时间两说并存。自2017年1月起为流散儿童办母语教学、编写教材。

2017年7月、9月：弟弟艾尔肯·阿尤甫、妹妹萨吉迪古丽·阿尤甫相继在疏附县被拘；后经证实分别被判14年、12年。

2019年：经ICORN成为挪威卑尔根驻地作家，与子女居于卑尔根。

2019年8月：侄女米热依·艾尔肯在父母受压召回下自日本返回新疆；2020年2月被送入喀什亚瓦格看守所，2020年11月死于羁押期间（2021年5月经自由亚洲电台证实）。

2021年6月：向伦敦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书面证词；同年当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研究中心主任。

2024年：获首届「语言权利捍卫者奖」。2025年2月：狱中回忆录节选发表于《纽约书评》；同月，其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LT4ALL会议上的发言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他指控会议方屈从中国压力（指控未核）。

本站点评

本站对本案的点评，只扣本案的事实。

第一，这个案子最诚实的部分不在判决书上，在讯问室里。判决书讲的是59万元和17个存款人；讯问室里讲的是分裂、特务、福特基金会和「借幼儿园建国」。办案机关自己最清楚这个案子的实质是什么——他们用了七个月时间问政治，最后用一天时间判经济。经济罪名在这里的作用不是认定事实，而是给迫害办一张可以对外出示的收据：日后谁来问，摊开判决书，全是钱的事。可是收据上的数字自己会说话：17名「受害人」，无一人要求退款；一个「非法集资」的团伙，筹款手段是卖蜂蜜和T恤。一桩没有任何受害人的「集资案」，三名没有任何前科的办学者，加起来判了五年九个月。数字摆齐了，「经济案件」四个字就立不住。

第二，「二选一」是理解本案的钥匙。检察官把分裂罪的无期徒刑风险和「非法集资」的有限刑期并排放在一个被电击过、被剥夺睡眠数月的人面前，让他「自己选」——这不是认罪协商，这是用更重的罪名做杠杆撬开认罪书。阿尤甫选了活下去的那一条，签了字，然后这份签字在法庭上被当作案件的基石。后来在二审庭上，三个人一起把这份「自愿认罪」撕了，结果也只是减了三个月：系统宁可少关三个月，也不肯承认那道选择题本身不该存在。本站要指出的是：这道选择题不是本案的孤例，它是无数新疆案件的标准工艺——先以政治大罪恐吓，再以经济小罪落地，最后拿着判决书说这不是政治迫害。阿尤甫的价值在于，他后来用一份几万字的证词，把这道选择题的出题过程完整地讲了出来。

第三，这个案子判的是一种语言的生存方式。阿尤甫没有组织游行，没有发表宣言要推翻谁，他做的最「出格」的事，是把《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自己的自治法译成维吾尔语、告诉家长们「这是你们的权利」，再把权利办成一所幼儿园。当局关得掉一所学校，判得了一个园长，但他们真正要处理的是那50万人次的阅读量——是「母语教育合法」这个观念正在人群中传播的事实。所以本案的处置顺序是先毁信誉（特务、分裂），再断生计（关校、查封），最后定罪名（集资）：整套动作对准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观念的传播链。2017年，维吾尔语被整体赶出新疆的中小学课堂，本案在四年前就已经预演了这件事的逻辑：一门语言不需要被明文禁止，只需要让每一个教它的人付出代价，它就会自己消失。

第四，连坐是这个案子没有写在判决书上的下半部分。他服刑十五个月，弟弟和妹妹服刑十四年和十二年，侄女死在看守所里——而弟弟妹妹都是体制内的党员、模范干部，他们被抓时唯一的「问题」是有一个在海外不肯闭嘴的哥哥。当局甚至不需要掩饰这一点：据他本人的陈述，报复的用意被直接写进了一封通知邮件。即便把这封无从验证的邮件放在一边，时间线自己会说话：哥哥流亡发声，弟妹随即被拘、被迫当众与他切割，然后分别领到一打以上的刑期。把亲属当作人质来管理流亡者的言论，是这套系统最省力也最恶毒的工具。本站把本案的家人一节放在正文最后、写得最长，原因正在于此：阿尤甫案的刑期表如果只写他本人的十五个月，这个档案就是假的。

最后说一句关于记录的话。这个案子没有判决书全文，没有庭审记录，罪名原文查不到，出狱日期有两个版本，连他究竟被关在哪几所看守所，来源之间都对不齐。官方用这种信息上的残缺来让案件随时间风化。本站这一页能做的，是把每一处残缺标出来、把每一种说法连同它的来源一起存档：全世界唯一完整讲述过这十五个月的人，是当事人自己，而讲述的场合是伦敦的一个民间法庭和他流亡后写下的回忆录。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不肯为自己的判决留下完整记录，就只好由被判刑的人来替它写档案。这件事本身，就是本案最有分量的判决词。

核实说明

本站定性：本案为以经济罪名包装的民族语言权利迫害案件，符合本站迫害纪实「民族迫害、因言获罪、政治性打压」收录标准。本案无公开判决书全文、无官方媒体报道、无庭审公开记录，事实基础由五层材料构成：自由亚洲电台2013—2021年间的即时报道与家属采访、维吾尔人权项目2019年专题报告、国际组织（国际笔会、美国语言学会、关注科学家委员会、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的公开声明、当事人2021年向维吾尔特别法庭提交的书面证词与2025年发表的狱中回忆录、以及《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美国之音等媒体的报道与访谈。正文已逐项标注等级，本节集中交代冲突与存疑事项。

多源交叉验证的事实：2011年回国办学、2012年夏喀什幼儿园开办（自由亚洲电台记为2012年夏，UHRP报告细化为学校2011年7月、幼儿园2011年10月，两说在「幼儿园开办年份」上有一年出入，见下）；2013年3月学校被以「文件不全」关闭（两源一致）；2013年8月20日三人被捕、失联近九个月、家属与律师不得探视（自由亚洲电台多篇、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声明、请愿信互证）；2014年5月17日正式指控「非法捐赠」（自由亚洲电台引述见过检察函件者、UAA声明一致）；2014年7月11日一天庭审、8月21日天山区法院宣判及三人刑期罚金数额（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家属所见判决、国际笔会声明的幅度表述、LSA消息互证）；因合伙人上诉提前约三个月获释、本人未上诉（自由亚洲电台两个日期版本与本人证词一致至机制）；2015年8月赴土耳其、2019年居卑尔根（三源以上）；弟弟、妹妹于2017年被拘并分别被判14年、12年（自由亚洲电台经当地多名警察与知情者证实、国际特赦组织引述其本人陈述一致）；侄女米热依·艾尔肯死于喀什亚瓦格看守所羁押期间（自由亚洲电台经喀什官方消息源证实）。

日期与数字冲突的处置：其一，获释日期。2014年11月20日（英文维基百科、其本人法庭证词明确陈述「11月20日下午约三点获释、共服刑十五个月」）与11月27日（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12月11日引述近亲、《纽约时报》中文网、中文维基百科）并存，本站两说并列，不判定。其二，被捕日期。其本人证词作8月19日在喀什被带走、20日押送乌鲁木齐；其余全部来源作8月20日被捕。本站以20日为通行日期并注明证词版本。其三，幼儿园开办时间。自由亚洲电台多篇作「2012年夏在喀什开办维吾尔语幼儿园」；UHRP报告作学校2011年7月开学、幼儿园2011年10月开办、首期15名幼儿。本站正文以UHRP的细化时间线为主、注明自由亚洲电台口径有一年之差，成因可能是「学校」与「幼儿园」两个实体的开办时间被合并转述，未核。其四，罚金记忆。他本人证词对自己罚金的记忆为「9万或10万元」，与家属转述判决的8万元不符，正文以8万元为准并注明。其五，关押场所。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报道作六道湾（监狱／看守设施）；其本人证词所列为喀什亚瓦格、天山区看守所、乌鲁木齐市第三看守所、米东区看守所四处，未提六道湾；《纽约书评》导言所列地名（多来提巴格、六道湾、天山、库克塔格）又与证词不完全对应。本站并列三套说法，不合并为一条「关押轨迹」。其六，公司名称。UHRP作「母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Mother Languag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同期报道通称 Mother Tongue International Co.，自由亚洲电台另记拟办学校名为「努尔汗母语学校」，三者指向同一办学实体与计划，译名差异照录。其七，维吾尔援助的创立。UHRP中文作者简介作2016年9月在土耳其与其团队创立；卑尔根相关资料作2019年3月10日在卑尔根创立。本站两说并列。其八，《黑土地》英文版年份，各源作2023年（UHRP中文简介）与2025年（英文维基百科「即将出版」条目）两说，正文不写死年份。其九，《外交官》经UHRP转述的文章称其一家2019年4月迁往法国，与其余全部来源的挪威卑尔根不合，本站不采法国说，仅在此记录。

单源或有限来源、已在正文标注归属的事项：全部狱内细节（老虎凳与电棍、剥衣与性侵害、剥夺睡眠、冷水浇身、脚镣、犯人层级、看守所人口结构变化与同监个案、庭审演两遍、二审翻供经过）均为阿尤甫本人证词，无第二来源；其中性侵害的执行者与人数，努里·特克尔（Nury Turkel）《无处可逃》（No Escape）一书经《寒冬》书评转述的版本作「二十名狱警强迫其当众脱光」，与其证词「十多名普通刑事犯围逼、被迫俯身」的叙述在人数与身份上不一致，本站以其本人法庭证词为准、转述版本在此并列。「检察官二选一」为本人证词，与公开时间线吻合但无独立印证。2013年2—3月母语日讯问与研讨会取缔细节为UHRP报告单源成段记录。2014年学校在严密监管下重开为其侄子的说法，经UAA声明转述。导师提供读博奖学金为友人转述；女儿在美拒说维吾尔语、斯坦福与哥伦比亚录取为《纽约书评》导言。出狱后被任意殴打拘押为UHRP概括转述。「当局以邮件通知家人判刑系报复」与「弟妹属于72名被捕者之列」均为其本人陈述，邮件原文未公开，标未核。2025年2月教科文组织会议发言取消系因中国施压，为其本人指控，会议方邮件仅称决定不受其控制，标未核。全球70多个母语班、九本儿童教科书为UHRP系统作者简介数字。妻子娘家亲属在新疆文件泄露后被拘为美联社引其本人陈述。侄女死亡的善后细节（伪造病历、强迫录制视频、威胁家属）为家乡匿名消息人士单源陈述。

未核事项汇总：判决罪名的中文确切表述与判决书全文（本站检索无果，不采中文维基百科径直写作「非法集资罪」的处理）；学者风险网络（Scholars at Risk）就本案发声的原文（简报列名，本站未检索到原文）；二审裁定日期与文书；斯迪克、欧布力二审后刑期是否同等削减，及两人2015年之后的全部下落；17名存款人的身份与款项最终处置；罚金缴纳情况；弟弟、妹妹的判决文书、罪名全称与关押地点（妹妹关押地仅有自由亚洲电台经警察证实的一句「疏附县木什乡监狱」）；侄女的确切死亡日期与死因。

无公开记录的事项，正文已逐处标明：阿尤甫的完整学籍档案细节、欧布力的个人背景、庭审笔录与辩护词、他在押期间的医疗记录、获释手续文件。本页所有「无公开记录」均指本站截至2026年10月检索公开来源的结果，不排除相关文书存于未公开的司法与行政档案。

三必须核对：时间地点已确认（办学、关校、被捕、起诉、庭审、宣判、获释、流亡及家人被拘判的时间地点均有来源，个别日期冲突已如实标注）；交叉验证已完成（即时报道、专题报告、组织声明、当事人证词、主流媒体五层材料互证，单源者逐项标注）；影像与实物证据：支持者脸书专页存有其照片与声援记录，《纽约时报》2014年报道配发其办学资料，本站只记录这些影像与页面的存在及出处，不转述未核实的影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