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後轉移至嘉興南湖遊船,宣告建黨。共產國際代表參與指導。中共採用列寧式民主集中制政黨模式,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組織模式此後成為其奪取政權與長期一黨統治的制度基礎。
目錄
- 背景:五四與共產國際
- 詳細經過
- 代表與爭議
- 影響
- 影片資料
- 來源與延伸閱讀
背景:五四與共產國際
1919年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迅速傳播。1920年,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來華,幫助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春,李大釗、陳獨秀等商定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不僅提供思想指導,還提供經費。中共從成立之初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受莫斯科的領導和資助。這種"外部輸血"的模式,決定了中共從誕生就帶有國際共運工具的色彩。
詳細經過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開幕(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住所)。13名代表出席,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
1921年7月30日晚,會議進行中,一名陌生男子闖入(後疑為法租界巡捕房密探),代表們緊急疏散。馬林提議轉移。
1921年8月初(具體日期有爭議,一說8月2日),代表們乘火車至嘉興,在南湖租遊船繼續開會,完成議程:通過黨綱、決議,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陳未出席)。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代表與爭議
| 事項 | 口徑 | 說明 |
|---|---|---|
| 代表人數 | 13人(一說12人) | 陳公博、周佛海後脫黨,包惠僧為陳獨秀代表,人數統計有出入。 |
| 黨員總數 | 50餘人 | 一大時全國黨員約50–60人,極為弱小。 |
| 陳獨秀、李大釗缺席 | 無爭議 | 兩位主要創始人均未出席一大,由代表代行。 |
| 共產國際經費 | 每月資助 | 共產國際通過馬林等人提供經費,中共早期活動依賴此資助。具 體數額未完全公開。 |
影響
列寧式政黨的中國化。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黨指揮槍等原則,成為中共組織基因。此後一百年的政治運動、清洗、專政,都可追溯至此。
共產國際支部的原罪。從成立就接受外國資助和指令,中共的"愛國"敘事與這一歷史存在張力。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逐漸擺脫共產國際控制,但列寧式組織模式保留至今。
建黨前:中國當時有什麼,缺什麼
1919年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5月4日,北京13所學校3000多名學生集會遊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此後運動擴展到上海,6月出現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五四之後,《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刊物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明顯增多,李大釗1919年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上下兩篇連載,是當時最系統的介紹。但介紹學說和組織政黨是兩回事:1919年底,中國還沒有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連“共產黨”這個名稱的用法都未統一,各地自稱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團體彼此並無組織聯絡。
把分散的小組變成一個政黨的推手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1920年7月至8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21個條件,要求各國支部按民主集中制建黨、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定期交納經費。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經海參崴來到北京,先會晤李大釗,再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晤陳獨秀。維經斯基隨行人員中有翻譯楊明齋。現存檔案和回憶顯示,維經斯基此行的具體任務包括瞭解中國革命運動情況、推動建立共產主義組織,他本人是否帶有正式授權檔案,學界引用俄方檔案的結論並不完全一致,本站只記其行程與結果,不替他補授權書。
陳獨秀當時的處境也要交代。1919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北洋政府逮捕,出獄後於1920年初離京赴滬,住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設在那裡。1920年5月,陳獨秀與李漢俊、陳望道等人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於1920年8月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初版因排版之誤封面誤印為《共黨產宣言》,再版時改正。這本小冊子此後成為各地小組共同的入門讀物。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8月到1921年春
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成員包括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機關刊物定為《新青年》,另辦通俗刊物《勞動界》。上海小組實際上起著發起組的作用,負責與各地聯絡並起草建黨檔案。1920年秋,北京小組成立,李大釗為主要負責人,成員有張國燾、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多為北京大學學生和教員。長沙小組由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新民學會基礎上組建,毛澤東1920年11月在給友人的信中明確表示贊成組織共產黨。武漢小組由董必武、陳潭秋等組成,在武昌撫院街開展活動。濟南小組成員有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幾經變化,先有俄人參與的組織,後由陳公博、譚平山等重組,內部路線分歧一度導致小組解體又重建。旅日小組由施存統、周佛海組成,旅法小組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等,旅法、旅日小組成員未直接派出參加一大的代表這一細節常被忽略:周佛海是以旅日小組名義出席的,而旅法小組沒有代表到會。
1920年11月,上海發起組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這是現存最早的中共綱領性檔案文本之一,提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檔案當時未公開發表,僅作為吸納黨員的標準在小組內部使用。此後,上海小組創辦半公開的外國語學社,招收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青年,1921年春分批送往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這條“上海建組、莫斯科培訓”的通道在建黨前就已經開通。
經費問題不能迴避。學界依據共產國際檔案的研究顯示,1921年至1922年間,共產國際及其遠東機構向中共提供過經費和辦報、辦校補貼,具體數額在不同檔案口徑下從每月數百元到一千餘元不等,且多經馬林、維經斯基等人之手轉交。陳獨秀後來在1922年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承認黨的大部分活動經費來自共產國際。1923年中共三大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時,這種經費與組織上的從屬關係是背景條件之一。本站對數額採用“檔案口徑不一”的標註,不取單一數字作定論。
一大逐日記錄:從博文女校到南湖船上
參加一大的13名代表名單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他們代表7個地方小組的50多名黨員。代表們的平均年齡約28歲,王盡美、鄧恩銘當時只有20歲上下。代表們到上海後借住博文女校(白爾路389號),對外稱“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會議通知和聯絡工作由李達夫婦和李漢俊承擔,王會悟(李達的妻子)負責會務和警戒。
1921年7月23日晚,會議在望志路106號李漢俊之兄李書城的公館開幕,實際到會者包括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先由張國燾報告會議籌備情況並主持會議,劉仁靜任記錄。其後幾天議程大致是:7月24日討論各地小組工作報告;7月25日、26日休會,由李漢俊、董必武、劉仁靜、張國燾、陳公博起草黨綱和決議草案;7月27日至29日繼續開會討論草案,其間張國燾與劉仁靜、李漢俊之間就黨員能否擔任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是否公開活動等問題發生激烈爭執,爭執的要點是先學理研究還是立即行動。7月30日晚,馬林在會上作報告時,一名穿長衫的陌生男子推門闖入,環顧後稱走錯了房間匆匆離去。馬林憑在荷屬東印度活動的經驗判斷此人是密探,提議立即散會轉移。事後查證,此人多被認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一線人物,但“多被認為”仍是推斷口徑,本站標註為未完全證實。代表們分批撤離,李漢俊和陳公博當晚未走,後有巡捕到李公館搜查,無功而返。陳公博次日偕新婚妻子離開上海赴廣州,途中在杭州大東旅社遭遇命案驚擾,此事見於陳公博自己的回憶文字。
最後一天的會期和地點經過多年考證才基本定案。代表們(陳公博已離滬、李漢俊未隨行)由上海乘早班火車到嘉興,事先由王會悟租好南湖遊船並備下酒菜,會議在船上進行,王會悟坐在船頭放哨,遇有遊船靠近便哼起小調示警。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綱領》和《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以無記名投票選舉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分管組織,李達分管宣傳。會期日期,黨史界在1980年代根據船票、天氣記錄和當事人回憶交叉考證,確認南湖會議在8月3日舉行的說法得到較多支援,也有8月2日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的黨史採用8月初的籠統表述。本站按“8月初,一說8月2日、一說8月3日”標註,不把爭議日期寫成定論。
黨綱原文與一大之後
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現存俄文譯本和英文譯本兩種檔案文本,中文原件已佚,研究者據譯本回譯。綱領共十五條(其中一條缺失),要點包括: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革命軍隊必須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傢俬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聯合第三國際。決議部分規定當時的工作是組織工會、辦工人學校、出版工人刊物,並要求黨員與資產階級等其他政黨集團斷絕關係。這些條文說明,1921年的中共在綱領上是一個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私有制的列寧式政黨,而不是鬆散的 study 學會;同時它只有50多名黨員,沒有軍隊、沒有地盤,綱領與實力之間的距離要靠此後二十多年的戰爭來填平。
一大閉幕後,陳獨秀於1921年9月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局書記。1921年10月,他與楊明齋、張國燾等人被法租界巡捕房以《新青年》第八卷刊載過激文字為由逮捕,後經馬林交涉和罰金處置獲釋,這是中共主要領導人第一次被捕記錄。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通過決議正式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支部;二大同時提出民主革命綱領,認識到中國革命現階段是民主主義革命,這一修正與一大綱領直接銜接。1922年8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在西湖會議上引發激烈爭論,陳獨秀等人最初反對,後服從共產國際決議。1923年6月三大正式決定國共合作。此後中共才真正走出小團體的範圍,黨員人數從1923年的400餘人增至1925年的近萬人。
13名代表的結局與紀念日的來歷
13名代表的後半生,是中共早期史的一份縮影,逐人記錄如下。毛澤東1976年在北京去世,終身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董必武1975年在北京去世,是13人中除毛澤東外唯一走完“從一大到建國”全程的人。何叔衡在長征後留守蘇區,1935年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軍包圍犧牲(一說跳崖,一說中彈,細節有出入)。陳潭秋留守新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負責人,1943年被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王盡美1925年在青島因肺病去世,年僅27歲。鄧恩銘1928年在濟南被捕,1931年被國民黨山東當局槍決。李達1923年因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爭執脫黨,此後長期從事理論著述和教育,1949年後經毛澤東介紹重新入黨,1966年在文革中被批鬥致死。李漢俊1922年脫黨,1927年在武漢被桂系軍閥逮捕殺害。劉仁靜1929年因託派問題被開除黨籍,後半生坎坷,1987年在北京去世。陳公博1923年脫黨赴美留學,後成為汪精衛政權要職人物,1946年以漢奸罪在蘇州被槍決。周佛海1924年脫黨,後任汪精衛政權行政院副院長,1946年被判死刑後改無期,1948年死於南京獄中。包惠僧1927年後脫黨,一度在國民政府任職,1957年在北京去世。張國燾1938年在武漢脫黨出走,此後流亡海外,1979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13人中,犧牲與被殺者4人,病逝者1人,脫黨者至少6人,善終且始終在黨內者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
建黨紀念日的定名過程同樣值得如實記下。中共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條件也沒有精力紀念建黨日。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論持久戰》的演講和相關談話中提出把7月1日作為建黨紀念日,當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剩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都記不清一大確切日期,只記得是7月。1941年,中共中央發文正式確定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建黨20週年)。一大確切日期的考證是1949年以後的事:蘇共檔案開放與當事人回憶互證後,黨史界於1980年代確認開幕日期為7月23日。於是出現一個沿用至今的格局:紀念在7月1日,史實在7月23日,兩者並行不悖,但檔案頁必須把這層來歷說清,不能把7月1日寫成1921年的原始日期。
一大舊址在1949年後被修復開放,望志路106號改為興業路76號,1952年設立紀念館。南湖遊船原件早已不存在,1959年嘉興仿照當年遊船樣式複製“紅船”停泊南湖,現船為複製品這一事實,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的公開介紹中亦有說明。官方紀念敘事突出“紅船精神”,而對馬林、尼科爾斯基的全名與共產國際經費,紀念場所的常設展陳長期著墨不多,近年展陳有所補充。研究者對一大史料的利用,目前主要依靠共產國際檔案俄文件案的影印出版、13位代表各自留下的回憶文字,以及董必武、何叔衡等人書信的交叉印證;會議本身沒有留下速記記錄,這一點決定了許多細節只能標“據回憶”,不能寫成鐵案。
從50多人到57967人:黨員數字的增長曲線
一大之後黨員人數的增長,有中共組織史資料給出的逐年數字,可以排成一條線:1922年二大時全國黨員195人;1923年三大時420人;1925年初四大時994人;1925年底約1萬人;1927年4月五大時57967人。這條曲線說明兩個事實。第一,中共在1921至1923年始終是幾百人的小組織,國共合作(1924年國民黨一大正式確立)才是它進入群眾運動的通道,黨員激增發生在合作期間的工農運動和北伐程序中。第二,曲線的頂峰與災難相連: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國共合作破裂,中共轉入地下,黨員人數在一年內銳減至1萬餘人,白色恐怖中被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數字,國民黨檔案和中共黨史口徑相差懸殊(中共黨史稱1927至1928年被殺者31萬餘人,其中共產黨員26000餘人,此為中共方面的統計口徑,國民黨方面無對應公佈數字)。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瞿秋白主持工作,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從一大到八七會議這六年,是中共從書齋政黨變成武裝政黨的全過程,本頁只作提綱式記錄,細節見本站蘇區肅反、土改等相關頁面。
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的摩擦在一大後立即顯形。1921年底,馬林主張中共應接受共產國際更直接的領導並按月彙報,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信中對經費支取方式和彙報要求公開表示不滿,現存信件顯示兩人關係緊張。1922年,馬林先後兩次被上海租界當局驅逐又秘密返回。這段摩擦不是個人意氣:列寧式政黨的紀律要求支部服從國際,而陳獨秀一代知識分子入黨時帶著很強的獨立意識,兩者的張力從建黨第二年就存在,後來在國共合作、大革命失敗責任問題上總爆發。1927年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歸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被解除總書記職務;1929年,陳獨秀因反對中東路事件中“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轉向托洛茨基反對派立場,被開除黨籍。他1932年被國民政府逮捕入獄,1937年出獄,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逝。建黨時被缺席選為書記的人,最終死在黨外。這一條結局放在黨員數字之後,是為了讓讀者看清:中共的組織史從一開始就是擴張與清洗、服從與出局同時書寫的。
影片資料
來源與延伸閱讀
-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 共產國際檔案相關記錄
- 中文維基百科"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條目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