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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勇：刑满而不自由的人权律师

从北京的法庭到长沙的看守所，再到河南信阳父母家门口二十四小时不撤的监控岗——江天勇的案子最刺眼的地方，不在他坐了多久牢，而在他走出监狱之后，仍然没有真正回到自由里。

时间

1971年5月19日出生；2004年前后在北京执业；2011年茉莉花镇压期间被带走约两个月；2016年11月21日在长沙失踪；2017年11月21日被判刑两年；2019年2月28日刑满，此后长期处于监控之下；截至2026年10月，最新可核实公开报道止于2021年

地点

北京、湖南长沙、河南郑州与信阳；羁押地为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判刑后转至河南服刑，具体监狱名称无公开记录

人物

江天勇，人权律师；妻子金变玲与女儿自2013年起旅居美国

罪名与结果

2017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现状

刑满后被送至河南信阳父母家中，长期受到二十四小时监控并被限制出行；2021年之后无其监控解除的公开报道，此后状态无公开记录

事件经过

要把江天勇这个案子看明白，不能只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他在长沙南站失踪的那一天讲起。一个律师为什么会被盯上，为什么会在探望同行家属的路上突然消失，为什么法院开庭时家属委托的律师连通知都收不到，为什么刑期熬满了人还是不能自由走动——这些问题，都要回到他此前十多年办过的案子、救过的人，以及他一次次被剥夺执业资格却始终没有停手的经历里去找。以下先按时间把主线钉住，后面的分节再逐段展开。

• 1971年5月19日——江天勇出生于河南，户籍在郑州。他早年做过教师，后来转行学法、做律师。这段教师出身的经历，后来常被熟悉他的人提起：他讲话慢，条理清楚，办案时也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耐心。
• 2004年前后——他到北京执业，成为一名律师。不同公开资料对他开始在北京做律师的年份记载略有出入，本档案采用「2004年前后」的写法，不把有出入的年份写死。
• 2004年至2009年——他长期代理被官方视为敏感的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维权案件、二〇〇八年西藏事件之后的藏人案件，并为陈光诚、高智晟等同行辩护或公开声援。这些案件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是「安全」的，每接一件，执业风险就往上叠一层。
• 2009年——大批维权律师在律师执照年检中未获通过，江天勇的执业证被注销。此后他不能再以律师身份出庭，只能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继续办案。资格被拿走，人没有停。
• 2011年2月19日——茉莉花镇压期间，他被带走，失踪约两个月。获释之后，他向媒体讲述了羁押期间的经历，包括遭到殴打、被迫长时间保持不动的姿势静坐等。《华尔街日报》在2011年9月对此作了报道。本档案对此段经历的表述，严格标注为「据其本人事后向媒体讲述」，不把单方讲述写成已被独立核实的事实。
• 2015年7月以后——「709」大抓捕之后，他积极营救被抓的同行，陪伴被抓律师的家属，帮助家属聘请律师、向外界传递消息。这一年多里，他从「自己办案的人」变成了「替别人奔走的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己的处境一步步危险起来。
• 2016年8月——他在北京会见了到访中国的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这次会见在当时看只是一次正常的接触，后来却成为理解他失踪原因的一条关键线索。
• 2016年11月21日——他在湖南长沙南站失踪。此前他去长沙探望「709」被抓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并与谢阳的辩护律师见面。失踪之后，家属先后在郑州、北京、长沙三地报警，均不被受理。人失踪了，没有任何一个机关愿意给家属一个正式的说法。
• 失踪二十五天之后——官方才证实他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就是说，在长达二十五天的时间里，一个有名有姓的公民代理人处在国家强力机关的控制之下，而他的家人在法律上连「他是否还活着」都无从确认。
• 2016年12月6日——奥尔斯顿公开表示，江天勇的失踪可能是因为他与联合国合作而遭到报复。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报复问题的报告亦提及此案。一个中国律师因为见了一位联合国报告员而可能被报复——这条线索，把本案从一桩国内的抓捕案，推到了国际人权机制的桌面上。
• 2017年8月2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获通知，没有出现在法庭上；庭审中播放了江天勇的「认罪」表述。一个被告人当庭「认罪」，而他的家人和家人请的律师却不在场，这样的庭审究竟有多少程序正义可言，本档案在下面专门展开。
• 2017年11月21日——整整失踪一周年这一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江天勇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羁押期间他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判刑后转至河南服刑，具体监狱名称无公开记录，本档案明确标注这一缺项。
• 2019年2月28日——刑满出狱当日，他一度又被国安人员带走，其后被送至河南信阳父母家中。此后他长期处于二十四小时监控之下，出行受限，前去探访他的朋友受到阻拦和恐吓。人权组织把这种状态称为「不释放的释放」。
• 2019年9月24日——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对江天勇的骚扰和监控，并指出他的健康正在恶化：高血压、记忆力减退、视力下降、腿脚浮肿，而且他不能自己选择医生就医。
• 2021年5月19日——他五十岁生日这一天，友人被禁止前往探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没有人能到他父母家中为他过这个生日。同年，声援者邢望力因为探访他而被抓，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对此作了报道。探望一个刑满释放已经两年多的人，本身成了一件有风险的事。
• 2021年之后——再没有关于他监控被解除的公开报道。截至2026年10月，关于江天勇最新状态的可核实公开报道止于2021年，此后状态无公开记录。本档案不推断、不补写：没有消息，不等于处境改善，也不等于处境恶化，只能如实写明记录到此为止。

早年办案与代价

江天勇1971年生于河南，户籍郑州，做过教师。2004年前后，他来到北京做律师。那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北京，维权运动正在兴起，一批律师开始接手那些普通律所不愿意碰的案子：征地拆迁、信仰案件、计划生育、艾滋病感染者的索赔。江天勇接的，恰恰是其中最烫手的那一类。

他长期代理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在中国，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意味着什么，同行心里都清楚：这类案件往往连正常的会见和开庭都难以保证，律师本人还可能被司法局约谈、被律所施压、被要求退出辩护。江天勇没有退。他还代理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维权案件——那些因为在医院输血而感染、求告无门的普通人，找到他的时候大多已经走投无路。他还代理了2008年西藏事件之后的藏人案件，那同样是一个律师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政治帽子的领域。

除了自己办案，他还为同行站台。陈光诚、高智晟这些名字，在中国维权律师圈里既是标杆，也是警示：他们一个个被判刑、被失踪、被软禁。江天勇为他们辩护、为他们声援，等于把自己的名字一次次写进官方的敏感名单里。这种「不识时务」，在中国律师行业的生存逻辑里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很快就来了。

2009年，大批维权律师在年度考核和执照年检中没有通过，江天勇的律师执业证被注销。官方给出的理由通常是程序性的，但放在那一年的背景下看，谁都明白这是一次集中的清理：把最活跃的一批维权律师先从「律师」这个身份上剥下来。失去执业证，意味着不能以律师身份接案、出庭、会见当事人。对多数人来说，这就是职业生涯的终点。

江天勇的选择是换一个身份继续。他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办案——在中国法律框架下，公民可以作为代理人参与部分诉讼，这个身份没有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和会见权，处处受限，但至少还能站在当事人身边。他就靠着这个处处受限的身份，又办了多年案子。这段经历很重要：它说明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人在资格被夺、收入受损、风险累积的情况下，连续多年作出的同一个选择。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给了他第一次「被失踪」的体验。2011年2月19日，他被带走，此后约两个月音讯全无。获释之后，他向媒体讲述了这段羁押经历：据其本人事后向媒体讲述，他在羁押中遭到殴打，被迫长时间保持不动的姿势静坐。《华尔街日报》2011年9月报道了他的这段讲述。本档案再次强调证据属性：这段经历来自他本人的事后陈述，有国际媒体报道记录，但羁押场所内部发生的事情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核实渠道，因此本档案将其标注为当事人自述一级，不与其他已被多方证实的事实混同。

从2011年到2015年，他一边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办案，一边在维权圈里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谁被抓了他帮忙找律师，谁的家属没人管了他去陪着，谁的案子没人敢接了他先顶上。这个角色让他成为圈子里公认可靠的人，也让他在官方眼里从「一个麻烦的律师」变成了「一个麻烦的组织者式人物」。在中国，这两种定性对应的处置力度，完全不同。

失踪与审判

2015年7月9日前后，全国多地大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捕、传唤和约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709」大抓捕。被抓的人里有王宇、包龙军、王全璋、李和平、谢阳等许多律师和助理。一夜之间，许多家庭天翻地覆：家属不知道人关在哪里，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打听。江天勇没有被抓，于是他成了奔走的人——陪伴家属、联系律师、接受外媒采访、把每一个被抓同行的情况向外传递。

2016年8月，他在北京会见了访华的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特别报告员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访华期间会见律师和民间人士属于其正常工作范畴，江天勇与他的会见，在任何法治国家都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谁也没有想到，三个多月后，这次会见会被联合国方面公开点名为他失踪的可能原因。

2016年11月，他去了一趟长沙。谢阳是「709」案中被抓的长沙律师，他的妻子陈桂秋在丈夫被抓后带着孩子艰难度日，还不断受到骚扰。江天勇此行是去探望陈桂秋，并与谢阳的辩护律师见面，商量辩护事宜。11月21日，他在长沙南站准备返程时失踪，从此失去联系。

接下来的二十五天，是这个案子最黑暗的一段。家属先后去郑州、北京、长沙三地报警，没有一地受理。一个大活人，在火车站这样遍布监控的地方消失，警方却拒绝立案，拒绝给出任何书面答复。家属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向媒体和人权组织求助，把「江天勇失踪了」这句话尽可能传得远一点。直到失踪二十五天之后，官方才证实：江天勇已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这里有必要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制度说清楚。它是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强制措施，名义上不是逮捕，而是让被调查人在指定的居所内接受监视居住，期限最长可达六个月，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特定罪名的案件。问题在于，实际执行中，指定的「居所」往往不是当事人的家，而是警方控制的宾馆、培训中心或秘密场所；当事人不能会见家属，律师会见需要办案机关批准，整个羁押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和多家人权组织多年来一直批评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等同于秘密关押和强迫失踪：人在国家手里，法律程序在纸面上，家属在门外。这二十五天的「不受理、不告知」，正是这一制度最典型的样貌。

2016年12月6日，奥尔斯顿公开表态：江天勇的失踪，可能是因为他与联合国合作而遭到报复。这句话分量很重。联合国有一套专门的机制记录和追究「因与联合国合作而遭报复」的个案，秘书长每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复问题报告，江天勇案此后被写进了这份报告。也就是说，从联合国的视角看，这个案子不只是一个律师被抓，而是一种报复——报复的对象是所有敢于和国际人权机制接触的中国公民，杀鸡给猴看。

2017年8月2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按理说，开庭是被告人及其家属等待已久的公开程序，但江天勇的家属事先没有得到应有的通知——准确地说，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获通知，未能出庭。法庭上出现的是官方安排的场面：江天勇当庭作出「认罪」表述，相关画面被播放出来。家属和他们自己请的律师不在场，当事人此前已被秘密关押九个月，「认罪」是在什么样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作出的，没有任何独立渠道可以核实。

羁押期间，家属和律师还传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据家属与律师转述，江天勇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记忆力出现受损。本档案对此同样作分级标注：这一说法来自家属与律师的转述，没有医疗记录等独立证据公开，但它与后来联合国专家声明中提到的「记忆力减退」在症状描述上相互呼应，读者可以对照着看。

2017年11月2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江天勇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判日恰好是他失踪一周年的日子。从羁押地看，他此前被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判刑之后，他被转往河南服刑。需要明确标注的是：他具体在哪一所监狱服刑，无公开记录，本档案查不到，也不猜测。至此，法律程序在纸面上全部走完：抓捕、监视居住、起诉、开庭、宣判，每一步都有名目，每一步又都绕开了家属和家属委托的律师。

刑满不自由

如果故事到宣判就结束，江天勇案不过是中国众多政治案件中普通的一桩。真正让这个案子在国际人权记录里占据特殊位置的，是2019年2月28日之后发生的事。

2019年2月28日是他刑满出狱的日子。按常理，这一天一个人恢复自由，家人来接，回家的路上买点好吃的，日子重新开始。但江天勇出狱当日一度又被国安人员带走。家属的等待再次落空。随后，他被送到河南信阳父母家中——不是他自己在北京的家，不是他能选择的地方，而是官方指定的、便于监控的地方。从那一天起，他进入了一种没有刑期、没有判决书、也没有结束日期的状态。

人权组织对这种状态有一个准确的概括：「不释放的释放」。人出来了，名义上刑满了，但在信阳父母家周围，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盯着；他要出门、要去哪里，受到限制；朋友想去探望，要么被拦在路上，要么在门口被盘查、恐吓，探访者本人还要承担被追究的风险。监控没有写进任何一份公开的法律文书，却实实在在地覆盖了他生活的每一天。刑期有尽头，这种监控没有。

2019年9月24日，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停止对江天勇的骚扰和监控。声明里特别提到他的健康：高血压、记忆力减退、视力下降、腿脚浮肿，而且他不能自行选择医生就医。一个刑满释放的人，连去哪家医院、看哪个医生都不能自己决定，这说明所谓「释放」在现实中的成色。声明还指出，对他的持续监控和限制缺乏法律依据，呼吁让他真正恢复自由。

此后的记录一条比一条冷。2021年5月19日，他五十岁生日，友人被禁止前往探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那个生日没有朋友能陪他过。2021年，一位名叫邢望力的声援者因为探访他而被抓，中国人权捍卫者就此发布消息，要求停止这种报复。逻辑在这里完成了一个闭环：监控他一个人还不够，还要抓那些来看他的人，让「探望江天勇」这件事本身变成高风险行为，把他与外界的联系一条条剪断。

从2019年到2021年，公开报道里的江天勇，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没有再被判刑，没有再进监狱，但也没有一天真正自由。2021年之后，公开渠道里关于他的消息基本断了。本档案在「最新状态」一节里会再强调一次：这不代表监控已经解除，只代表外界再也得不到关于他的可核实消息。对一个曾经如此活跃的律师来说，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状态说明——但本档案只记录沉默这个事实，不替沉默编造内容。

家属影响

这个案子压着的从来不只是江天勇一个人。他的妻子金变玲和女儿早在2013年就旅居美国。从2013年算起，这个家庭已经分隔两地十多年：妻子在海外为丈夫的案子奔走发声，接受采访、参加听证、向各国议会和人权组织讲述他的处境；女儿在成长的年纪里，父亲先是忙于别人的案子，然后被失踪、被判刑，最后困在河南老家出不来。

2016年他失踪的那二十五天，金变玲在海外得到消息，能做的只有报警、求助、发声，而国内的报警没有一处受理。2017年开庭，家属委托的律师没有得到通知；宣判、服刑、转押，每一个环节，家属得到消息的时间都远远晚于事情发生的时间。服刑地点转到河南之后，具体监狱名称连家属对外讲述时都无法给出确切信息，本档案也因此只能标注「无公开记录」。对家属来说，这种信息上的无力感，和分离本身一样折磨人。

刑满之后，压力转移到了信阳的父母身上。年迈的父母本应是被照顾的人，却成了监控的「容器」：儿子被送回他们家中，监控人员随之进驻他们生活的周围，探访者在家门口被拦截盘问，邻里目光、社区压力、出入的不便，全都落在这个普通家庭的日常里。以父母的家为软禁地，是这一类处置里格外残忍的一笔：它把亲情本身变成了控制的工具，父母想护着儿子，就只能接受自家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看守所。

还要看到妻子在海外的处境。她为丈夫发声的每一次公开活动，都可能被用来给国内的丈夫增加压力——这是许多政治犯家属共同面对的两难：不发声，案子会被遗忘；发声，又怕报复落在亲人身上。金变玲选择了持续发声，联合国和多国律师组织的记录里，都有她提交的信息和参与的活动。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没法用刑期计算：一个人的二年刑期，拖着的是三代人十多年的分离、担忧和没有尽头的等待。

国际反应

江天勇案的国际反应，密度在同类案件里算是很高的，这和他失踪与联合国接触之间的时间关联直接相关。2016年12月6日，奥尔斯顿率先公开指出其失踪可能是报复。此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复问题报告提及此案，等于把这个名字放进了联合国正式文件的名单里，每年都会被重新提起。

2017年宣判之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声明谴责这一定罪，并公开质疑所谓「认罪」的自愿性——一个在秘密关押中与外界隔绝九个多月的人，在家属律师缺席的法庭上「认罪」，这样的认罪在国际人权法的标准下很难被视为出于自由意志。国际特赦组织为他发起了紧急行动，动员全球支持者向中国当局写信呼吁放人。多个国家的律师组织，包括「律师为律师」组织（Lawyers for Lawyers）在内，持续发布联合声明声援，要求释放并停止迫害；他出狱之后，这些组织也没有停止发声，而是把诉求转为「停止软禁和监控」。

2019年9月24日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声明，是国际反应在「刑满不自由」阶段的高点。声明的措辞很具体：停止骚扰，停止监控，保障他获得自己选择的医疗服务。声明点名的健康问题——高血压、记忆力减退、视力下降、腿脚浮肿——也为家属此前关于强迫服药和记忆受损的转述，提供了一个症状层面的旁证，尽管两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本档案在核实说明里会讲清这个分寸。

平心而论，国际反应改变了什么，又没有改变什么，本档案不回避：它没有让江天勇提前一天获释，也没有让信阳的监控岗在2021年之前撤走。但它留下了完整的记录——联合国文件、专家声明、律师组织的联合声明，这些都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许多同类案件里，当事人出狱后连名字都从公众视野里淡出了，而江天勇案因为这条完整的国际记录链，至今仍是研究「与联合国合作遭报复」和「刑满不自由」两个问题时绕不开的个案。

最新状态

截至2026年10月，本档案能够核实的最新公开报道止于2021年：2021年5月19日其五十岁生日时友人被禁止探望；2021年声援者邢望力因探访他被抓。2021年之后，没有关于他监控被解除的公开报道，也没有关于他处境变化的可核实公开消息。此后状态无公开记录，本档案不作任何推断：不写他「应该已经自由」，也不写他「肯定仍在监控中」。档案的规矩是，记录到哪一年，就停在哪一年；空白处标明空白，是对读者也是对当事人本人的诚实。

核实说明

本档案的证据分级如下。一级（多源交叉证实）：出生日期、失踪日期与地点、官方证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开庭与宣判的日期、法院、罪名、刑期、刑满日期、出狱后被送至信阳父母家中并受监控的状态——这些事实有联合国文件、人权组织记录和多家媒体报道相互印证。二级（权威机构单源或程序性记录）：奥尔斯顿关于报复可能性的表态、联合国秘书长报复问题报告的提及、2019年联合国专家声明所列健康状况，来源为联合国官方渠道，本档案按原文口径转述。三级（当事人或家属自述，未获独立核实）：2011年羁押中遭殴打和被迫长时间静坐的经历，标注为「据其本人事后向媒体讲述」；羁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记忆力受损的说法，标注为家属与律师转述，本档案不将其写成已证实事实，仅记录症状描述与联合国声明之间的呼应关系。缺项（无公开记录）：其判刑后服刑的具体监狱名称，无公开记录；2021年之后的状态，无公开记录。本档案对所有缺项均明确标注，不以推测填补。

本站点评

江天勇案最值得钉在档案里的，是三个细节。第一，家属在三座城市报警，没有一处受理。一个人在火车站消失，监控遍地，警方却拒绝给家属一张回执——这不是办案效率问题，这是故意让家属在法律上无处站立。第二，法庭上放着他的「认罪」，而家属请的律师连开庭的日期都不知道。认罪认罚本应是被告人的权利，到了这里却成了绕过家属和律师的表演：人关了九个月，隔绝了九个月，说什么、怎么说，都由关他的人安排。第三，刑期明明只有二年，2019年2月28日就满了，可出狱当天他又被国安带走，此后在父母家里被盯了至少两年多，直到公开记录断在2021年。二年，是写给外界看的数字；没有期限的监控，才是真正执行的那一份「判决」。中国的法律条文里找不到「刑满后继续软禁」这一条，但在江天勇身上，它一天不少地执行着。一个律师，因为代理别人、营救别人、见了一位联合国报告员，就要付出执业证、两年牢狱和此后无尽的监控——这套处置真正要震慑的，从来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还想接敏感案子、还想为同行奔走、还想和国际社会说句话的中国律师。档案把这些细节一条条记下来，就是要让这份「没有写在判决书上的判决」，将来无处抵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