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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案 | 黄雪琴、王建兵第三十五案 | Huang Xueqin & Wang Jianbing

独立记者与劳工维权者，因为朋友间的每周聚会、在线课程和几篇文章，被分别判刑五年、三年半。黄雪琴2026年9月18日刚刚刑满。An independent journalist and a labour activist jailed for weekly gatherings among friends, an online course and a few articles. Huang Xueqin completed her five years on September 18, 2026.

时间

2019年10月首次被拘留；2021年9月19日与王建兵同日被带走；2023年9月22日不公开审理；2024年6月14日宣判；2026年9月18日黄雪琴刑满

地点

广东广州（被带走、审理地）；广东省女子监狱（黄雪琴服刑地，据公开记录）

人物

黄雪琴（Sophia Huang Xueqin，1988年生，广东人，独立记者）；王建兵（劳工维权人士，同案被告）

罪名与判决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黄雪琴判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王建兵判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

定性

因言获罪；新闻工作与女权倡导者遭政治迫害

现状

王建兵2025年3月刑满获释；黄雪琴2026年9月18日刑期已满，剥夺政治权利4年至2030年9月，最初报道未确认其是否已回到家中

事件经过

黄雪琴案要分两段看。第一段是2019年：她因为撰写涉及香港抗议的文章，在广州被以「寻衅滋事」拘留约三个月，到2020年1月才取保获释。那一次拘留，国际特赦和记者无国界都有记录，在当时已经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第二段是2021年开始的这一案，也是本页记录的主案：2021年9月19日，黄雪琴和劳工维权人士王建兵在广州同一天被带走。被带走的第二天，黄雪琴原定飞往英国，去入读萨塞克斯大学一门与性别和冲突相关的硕士课程——行程没有走成，人从此失联。

失联不是外界的夸张说法。两人被带走之后，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秘密羁押五个月以上，家属和朋友长期得不到确切消息，也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其后，两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起诉。这个罪名在中国刑法里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类重罪，通常用于被当局认定为挑战政权的言论和组织活动案件。把一名记者和一名劳工维权人士以这一罪名起诉，本身就说明当局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是普通的治安案件，也不是经济纠纷，而是政治案件。

案件的公开程序走得很慢，而且几乎全程不透明。2023年9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外交官申请旁听被拒绝——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独立观察者能够进入法庭，核实庭审是否遵循了基本程序。2024年6月14日，法院宣判：黄雪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王建兵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路透社和美联社在宣判当天都作了报道。2024年9月，两人的上诉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据支持者与媒体报道，这一结果此后没有再发生变化。

判决之后的进程同样缺少公开信息。王建兵的刑期较短，2025年3月刑满获释。黄雪琴则在广东女子监狱服刑，直到2026年9月18日刑满。对话基金会发布的《Prisoner Updates #9》记录了她的刑期届满信息，同时注明：她的剥夺政治权利期限为4年，要持续到2030年9月。也就是说，刑满不等于完全恢复自由状态——这是本案在2026年9月之后最需要继续追踪的一点。而且，最初的报道并没有确认她是否已经回到家中。本页在「最新状态」一节里会把这一点如实写清楚，不用推测代替事实。

从记者到#MeToo倡导者

黄雪琴1988年出生于广东。她的职业起点是传统媒体：曾在《新快报》《南都周刊》等媒体担任调查记者，后来离开机构，成为独立记者。调查记者这个行当在中国本就不好做：选题要碰真实的社会问题，报道要核查权力一方的说法，稿子随时可能被撤下，人也随时可能被请去「喝茶」。黄雪琴在这一行里做的时间不短，她的名字后来被公众熟知，却不是因为某篇调查报道，而是因为另一件得罪人的事——帮助性骚扰受害者说话。

2017年，她发起了一项关于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的调查。这项调查要处理的是一个长期被行业内部回避的问题：女记者在采访、实习和职场晋升过程中遭遇性骚扰的普遍程度，以及受害者为什么大多选择沉默。这类调查的难点从来不只是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愿意讲述的人都要冒着被报复、被议论、被贴标签的风险。发起这样一项调查，需要的不只是新闻技术，还需要受害者对发起人的信任。

2018年1月，她协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其导师陈小武。罗茜茜的举报被广泛称为中国#MeToo第一案。这里需要解释「第一案」这三个字的分量：全球#MeToo运动兴起之后，在中国，由于社交媒体审查、实名举报的风险和机构包庇的惯性，受害者公开站出来的成本极高。罗茜茜案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事件，是因为举报有实名、有细节、有持续的公开追问，而被举报者所在的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用内部处理、冷处理把事情压下去。黄雪琴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是协助者：协助受害者把经历说出来、把证据理清楚、把声音传出去。

此后，她长期协助性骚扰受害者发声，做反性骚扰倡导。这类工作的日常形态并不戏剧化：倾听、核实、陪伴受害者走投诉程序、在社交媒体上维持议题的可见度、在受害者被围攻时提供支持。但在中国语境下，这类工作还有一层额外的风险：女权议题本身被官方舆论反复与「境外势力」「挑动对立」等标签捆绑，倡导者很容易从「维权者」被重新定义为「麻烦制造者」，再被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黄雪琴后来的遭遇，恰好走完了这条升级链：先是2019年因文章被以「寻衅滋事」拘留，再是2021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罪名一步比一步重，而她做的事情始终是同一类：写作、协助受害者、组织讨论。

理解这个案子，必须理解中国#MeToo运动的整体处境。这场运动没有组织化的全国机构，没有公开的办公室，它的载体是社交媒体帖子、受害者的实名信、私下互助的群组和少数愿意报道的记者。它的力量来自「说出来」本身，它的脆弱也来自同一处：帖子可以被删，账号可以被封，人可以被带走。当审查和抓捕同时收紧时，运动的公共空间迅速缩小，许多倡导者选择沉默、出国或转入地下。黄雪琴在2019年被拘留之后没有停手，2021年还计划出国读书深造，方向仍然是性别与冲突——这条个人轨迹说明，她把倡导当作长期事业，而不是一时冲动。恰恰是这种持续性，让当局把她当作需要用重罪处理的「组织者」，而不是发几篇文章的普通网民。本站记录这一背景，是为了让读者看清：她的刑期不是判给某一次发言的，而是判给一种持续存在、持续发声的状态的。

王建兵其人

王建兵是本案的同案被告。他是一名劳工维权人士，长期关注尘肺病工人与劳工权益。尘肺病是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沉重的职业病之一：患者多为从事采矿、建筑、打磨等粉尘作业的农民工，患病后呼吸功能逐步丧失，维权时又面临劳动关系认定难、赔偿程序漫长、企业推诿等重重障碍。为这类工人提供协助，意味着要陪着他们跑鉴定、找证据、联系媒体、争取赔偿——是那种很少上头条、却直接关系到一个个家庭生计的基层工作。

除了劳工议题，王建兵也协助性骚扰受害者，这也是他与黄雪琴的工作交集所在。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做的都是「协助者」的工作：自己不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却用自己的时间、经验和人脉，帮助处境更弱的人发声。在当局的叙事里，这种协助网络很容易被描述成「组织」「串联」；而在公民社会的常识里，这恰恰是互助最基本的形态。这一视角差异，是理解本案指控的关键，下一节会具体展开。

在判决中，王建兵被判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短于黄雪琴。2025年3月，他刑满获释。关于他获释后的具体状况，公开记录有限，本站不作无来源的补充：无公开记录的部分，就如实标注为无公开记录。

秘密羁押与指控

2021年9月19日两人被带走后，首先到来的不是逮捕通知，而是沉默。两人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秘密羁押五个月以上，与外界失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名义上是一种监视居住措施，但在实践中常被用于国家安全类案件：被羁押人不关在看守所，而是关在警方指定的地点，律师会见和家属探视往往无法实现，其实际效果接近失联羁押。联合国专家此前就两人的羁押待遇与程序问题表达过关切，关注点正是这一段：人在哪里、身体状况如何、有没有见到律师，外界一度全都不知道。

羁押期间的待遇，有一段需要谨慎引用的转述。据友人向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委员会转述，黄雪琴在羁押期间遭到长时间审讯、被迫坐「老虎椅」、长期隔离，体重明显下降。本站对此的标注是：这是据友人转述，未能独立核实全部细节。「老虎椅」是一种把人固定在铁椅上进行审讯的装置，在多家人权组织的报告中被列为酷刑或虐待手段；长期隔离和长时间审讯，则是另一种不留外伤的施压方式。这些转述内容无法由本站独立核实，但转述渠道是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样的专业组织，且与联合国专家表达关切的方向一致，因此记录在此，并明确标明其证据等级，不把它写成已经法庭确认的事实。

指控内容是本案最需要分清「谁说的」的一部分。据支持者与国际组织披露，检方指控集中在以下方面：两人组织或参与朋友之间讨论社会议题的每周聚会；参加非暴力在线课程；发表或转发被官方视为敏感的文章。本站必须明确标注：以上是指控口径与披露来源的转述，不是本站认定的事实，更不是已经公开审理查明的事实——因为庭审不公开，外界根本看不到完整的起诉书和证据。

围绕这些指控，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按检方口径，一群人定期聚会讨论社会议题、参加境外或在线课程、传播敏感文章，可以被拼凑成「煽动颠覆」的行为链条。按支持者与国际组织的看法，每周聚会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讨论，在线课程的内容是非暴力的，发表和转发文章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把这些日常行为组合成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是把社交生活本身刑事化。两种说法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案子真正的争点：一间客厅里的讨论、一门网课、几篇转发的文章，到底是一场「颠覆」，还是当局对公民社会最基本的结社和表达空间的清零。本站的立场在点评一节说明，但事实层面的处理原则不变：指控是指控，披露是披露，各归其位。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点出：时间。黄雪琴被带走的日子是2021年9月19日，她原定9月20日飞往英国入读萨塞克斯大学。只差一天。支持者普遍认为，抓捕时间的选择与她的出境计划有关，目的是阻止她离境；但这一动机判断属于支持者的推测，没有公开的官方文件可以印证，本站标注为推测，不写成定论。可以确认的只有时间线本身：航班在第二天，人前一天被带走，硕士课程从此与她无关。

审判与上诉

案件的司法程序，可以确认的节点不多，每一个都应当钉牢。2023年9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不公开审理的理由在国家安全类案件中通常是「涉及国家秘密」，但本案指控所涉的聚会、课程和文章，很难让外界理解其中有什么国家秘密。不公开的直接后果是：庭审持续了多久、检方出示了什么证据、被告人作了什么辩护、律师是否完整发表了意见，外界一概无从得知。外交官申请旁听被拒绝，进一步堵住了最后一点外部观察的可能。一个判刑5年的案件，审理过程对公众、媒体和国际观察者全部关闭——这件事本身，就是评估本案司法公正时绕不过去的事实。

2024年6月14日，法院宣判。黄雪琴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王建兵同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路透社、美联社在宣判当日均有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2024年6月对两人的重判表示批评——联合国人权系统最高官员就一个具体个案的量刑公开表态并不常见，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本案的关注程度。记者无国界与保护记者委员会则长期把黄雪琴列为重点个案，持续追踪。

2024年9月，两人的上诉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据支持者与媒体报道，此后没有新的公开法律进展。至此，国内司法程序走完。需要向读者解释「剥夺政治权利」在刑满之后意味着什么：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附加刑，内容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在主刑执行完毕之后还要继续执行相应的年限。换成大白话：黄雪琴2026年9月刑满之后，还有4年的剥夺政治权利期，到2030年9月才届满。在这段时间里，她发表公开言论、参与公共活动的权利在法律上处于被剥夺状态，任何「违规」都可能招来新的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组织在她刑满前夕的联署呼吁里，特别强调获释后不得附加监控、骚扰和限制——因为按照以往同类案件的惯例，刑满从来不等于事情结束。

罚金10万元这一项也值得记录。它与5年刑期、4年剥夺政治权利并列写在判决里，是经济层面的附加惩罚。对一名独立记者来说，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判决的三个组成部分——自由刑、资格刑、财产刑——合起来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惩罚：关进去、出来后限制说话、同时施加经济负担。本站把这三项逐项列明，正是为了让档案的使用者能够准确引用，而不是只记一个「判了五年」的笼统说法。

家属影响

家属部分，本站能写的不多，而「不多」本身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在两人被秘密羁押的五个月以上时间里，家属长期得不到确切消息：不知道人被关在哪里，不知道身体状况，不知道案件到了哪一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对家属的冲击正在于此——通知义务在实践中常常落空，家属连委托律师、送衣送药这样的基本动作都无从做起。对任何家庭来说，亲人突然消失、数月音信全无，焦虑和恐惧是持续性的，而不是某一天的事件。

除此之外，关于两人家属的其他具体细节——家属是否受到约谈、施压或工作生活方面的影响——目前无公开记录。本站明确标注：无公开记录。这不是遗漏，而是纪律：家属不是公众人物，他们没有选择站到聚光灯下，档案写作不能用想象填补他们生活的空白，也不能为了凑齐「家属影响」一栏而编造细节。今后如有经交叉验证的公开报道出现，本页会补记并注明来源与日期。

国际反应

国际社会对本案的反应贯穿了羁押、审判和服刑的整个过程。2019年黄雪琴第一次被拘留时，国际特赦和记者无国界就作了记录。2021年两人被带走后，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委员会持续将案件列为重点个案，通过友人渠道了解羁押状况，并向外界发布信息——上一节中关于羁押待遇的转述，正是通过这条渠道流出的。

联合国层面的表态分两个阶段。其一，联合国专家在此前就两人的羁押待遇与程序问题表达关切，指向秘密羁押、失联状态和无法获得法律帮助等问题。其二，2024年6月宣判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直接对两人的重判表示批评。高专的批评和专家的关切合在一起，说明本案在国际人权机制眼里不是孤例争议，而是涉及任意羁押、公正审判和言论自由的系统性问题个案。

2026年9月，黄雪琴刑满前夕，国际特赦等多家公民社会组织联署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确保她按时获释，并保障她获释后不受任意限制。这份联署的诉求写得很具体：呼吁确保其按时获释、且获释后不受监控、骚扰与限制。联署声明的英文标题直接写明了这两点诉求。为什么要在刑满前夕专门发这样一份声明？因为在中国的政治案件实践中，刑满当天被「旅游」、被要求定期报到、被限制与特定人士联系等情形并不罕见，国际组织是在用公开喊话的方式，为一个即将走出监狱的人争取最基本的行动自由。这份声明的存在，也为本页「最新状态」一节提供了核对的基准：如果她按时、自由地回到家中，声明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没有，后续记录必须跟上。

媒体层面，路透社、美联社对2024年6月14日宣判的当日报道，是确认判决结果的关键公开来源；对话基金会则持续以囚犯信息更新的形式追踪两人的服刑与刑满信息，其《Prisoner Updates #9》是确认黄雪琴2026年9月18日刑满、剥夺政治权利至2030年9月的直接来源。国际反应这一节看似是「外围」，实则承担了本案相当一部分的事实固定功能：在庭审关闭、判决书不公开的环境里，正是这些外部记录，让时间线得以拼合。

最新状态（2026年9月刑满）

截至本页最近一次核验，可以确认的最新状态如下。王建兵已于2025年3月刑满获释。黄雪琴的刑期于2026年9月18日届满，她此前在广东女子监狱服刑。对话基金会《Prisoner Updates #9》记录：刑期已满；剥夺政治权利4年，至2030年9月。

必须同时写明的未确认事项：最初的报道未确认黄雪琴是否已回到家中。「刑期已满」是法律和记录层面的事实，「人已经自由地回到家里」是生活层面的事实，两者不能互相替代。本站不会用「已获释回家」这样的话术抢跑事实。本节今后将依据可交叉验证的公开报道更新：她是否回到家中、是否受到持续监控或约谈、剥夺政治权利期内的实际限制程度，有一项确认一项，无公开进展则写明「截至目前无公开进展」。

核实说明

本站定性：本案属因言获罪，系对新闻工作者与女权倡导者的政治迫害，符合本站迫害纪实栏目的收录标准（政治犯、良心犯、因言获罪）。证据分级说明如下。本案无庭审影像：案件不公开审理，不存在可供核验的庭审录像，这一缺口本身即为程序不透明的证据，须在此写明。本案有支持者发布的两人照片与判决消息；判决结果、宣判日期等关键事实，有路透社、美联社2024年6月14日报道、联合国人权高专的公开表态、国际特赦等组织的联署声明、对话基金会的囚犯更新记录多方交叉验证，时间与地点均已确认。据此，本案满足本站「三必须」中的确认时间地点与交叉验证两项；影像证据一项如实标注为：庭审无影像，判决与羁押事实由多方文件与报道互证。羁押待遇细节为友人经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委员会转述，未能独立核实全部细节，已在正文标注。抓捕与出境计划的时间关联属支持者推测，已标注为推测。家属其他细节无公开记录，已标注。

本站点评

把本案的事实排开，刺眼的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条链条的比例感彻底失衡。检方指控所指的，按照支持者和国际组织披露的内容，是朋友间的每周聚会、非暴力的在线课程、发表和转发的文章。这些行为放在任何一个承认言论与结社自由的社会里，都是日常生活；放在中国的现实里，它们被装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筐里，换来了5年和3年6个月的刑期。罪名越重，越需要公开的证据来支撑，而本案连审理都是关着门进行的，外交官想进去听一听都被拒绝——一个如此自信的判决，为什么不敢让人看？

黄雪琴做过的事，一件件都经得起摆在台面上说：做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帮罗茜茜实名举报，陪受害者走投诉程序。她的工作方向始终是让沉默的人说话。这样的人，在官方的叙事里先被叫作麻烦，后被叫作罪犯，最后被关进广东女子监狱关满5年。更值得记下的是时间点：她是在飞往英国读书的前一天被带走的。一扇通往课堂的门在她面前关上，另一扇监狱的门打开——这个安排传递的信息很清楚：不是只惩罚她写过什么，而是要确保她以后什么都做不成、哪里都去不了。

如今刑期满了，但剥夺政治权利的4年才刚开始，到2030年9月才结束。这意味着「获释」对她而言只是一个打了折扣的词。国际组织在她出狱前夕联署喊话，要求她获释后不受监控骚扰，恰恰说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对良心犯来说，走出监狱高墙只是考验的下半场。本站把这个案子记进档案，就是要留下一个可以核对的坐标：她因为什么进去，关了多久，出来之后又被怎样对待——时间会检验判决书和现实哪一个更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