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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案 | 黄琦与六四天网Case 39 | Huang Qi & 64 Tianwang

创办中国最早的人权网站之一「六四天网」的黄琦三度入狱：五年、三年、十二年。2019年，绵阳中院以泄露、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两罪判他12年；重病缠身的他在巴中监狱服刑，年迈的母亲为他奔走多年。Huang Qi, founder of 64 Tianwang, one of China's earliest human-rights websites, has been imprisoned three times — five years, three years, twelve years. In 2019 a Mianyang court gave him 12 years for leaking and providing state secrets abroad; gravely ill, he is serving the term in Bazhong Prison while his elderly mother campaigned for him for years.

时间跨度

1998年至1999年创办六四天网起持续记录访民与人权事件；2000年首次被捕，2016年11月28日第三次被抓，2019年被判十二年，案件迄今未结

地点

四川成都（出生、居住与主要活动地）、四川绵阳市看守所、四川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巴中监狱、北京（其母上访被打地点）

人物

黄琦（1963年4月7日生，四川成都人，六四天网创办人）；妻子曾丽；母亲蒲文清（约1931年生，退休医生，2020年前后年近九旬仍为儿奔走）

罪名与判决

2003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5年（判决日2003年5月9日）；2009年11月23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级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2019年7月29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合并执行

定性

因创办人权信息网站、记录访民冤情与群体事件长期遭受的政治迫害；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中国人权捍卫者等组织将其列为良心犯与在押人权捍卫者，无国界记者2004年授予其网络自由奖

现状

在四川巴中监狱服刑第三个刑期。患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并发展至肾衰竭，另有脑积水、风湿性心脏病、肺气肿等多种重疾；2020年9月17日母亲始获首次视频会见三十分钟。此后健康与会见情况无持续公开记录（详见核实说明）

其人其事：一个帮人找人的网站，为什么成了大案

黄琦1963年4月7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据中国人权、国际特赦组织与无国界记者的档案，他早年经商，上世纪九十年代接触互联网，是中国最早一批把网络用作维权工具的人之一。1998年，他与妻子曾丽在成都创办了一个以寻人为起点的小网站；1999年，网站转型并以六四天网之名为人所知，专门刊登普通人求助的信息：失踪的亲人、被强拆的房屋、久拖不决的上访、地方官员的侵权行为。在那个还没有微博和微信的年代，一个访民想让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渠道极少。六四天网做的事，说穿了只有一件：把求助者的材料原原本本贴到网上，让人看见。

就是这一件事，让网站从创办之初就处在压力之下。天网刊登的内容大量涉及地方政府与公安机关的负面行为，既有访民的申诉，也有对群体性事件和官员腐败的记录。网站服务器多次被攻击、关闭，域名屡遭封锁，黄琦本人则被四川警方反复传唤、警告。但网站一直撑了下来，前后近二十年，成为中国民间人权信息发布持续时间最长的平台之一，也成为观察中国基层社会矛盾的一个窗口。海外研究者与记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天网当作了解中国访民生态的一手来源。中国人权捍卫者等组织在介绍天网时有一个共同的评价：它记录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冤、具体的求告无门。正因为具体，它对地方权力而言格外刺眼。

黄琦的命运与网站的命运始终绑在一起。三次被抓，三次入狱，指控一次比一次重：第一次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五年；第二次是非法持有国家绝密级文件，三年；第三次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罪，十二年。加起来二十年刑期，再算上审前羁押，他人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是在看守所与监狱里度过的。而触发第三次、也是最重一次判决的导火索，据多家人权组织与媒体的记录，竟然只是天网刊登了一份地方政法委员会关于某个访民案件的文件。一份基层政法机关的内部材料，如何变成足以判十二年的国家秘密，是理解本案的关键，也是本案最荒诞之处。本页按时间顺序把三次案件分开记清，不混为一谈。

第一次入狱：2000年被捕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五年

2000年6月3日，黄琦在成都被警方带走。这是天网创办后不久的事。据中国人权与国际笔会的记录，他被指控的罪名与天网刊登的文章有关，包括涉及六四事件、访民问题与新疆等敏感议题的文字。当局指他通过网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0年至2003年间，他长期处于羁押状态，案件审理拖延数年，其间家属与律师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

2003年5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黄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等机构对判决日期的记录为2003年5月9日，本站以此为准。这一判决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因为被告所做的事，本质上是运营一个刊登公民求助信息的网站。判决之后，国际言论自由界把黄琦列为因网络言论入狱的早期代表性个案之一——在世纪之交，中国因互联网言论被判颠覆罪的人屈指可数，黄琦是最早的几个名字之一。

2004年，黄琦在狱中获得无国界记者颁发的网络自由奖，表彰他在网络审查环境下坚持发布人权信息。领奖时人还在狱中，奖项由组织代为宣布。2005年6月，黄琦五年刑满获释。出狱后他没有关闭天网，而是继续扩充网站的人权报道，与各地访民、维权人士和志愿者建立联系。天网的报道网络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地方上发生拆迁、截访、群体事件，往往先由当事人或志愿者把材料发给天网，再由黄琦核实后刊出。这套做法让天网成了当局的眼中钉，也让黄琦本人始终处在被随时带走的风险之中。出狱后他多次公开表示，网站会继续办下去。这句话后来被证明不是姿态：三年后，他因为另一件事再次入狱。

汶川地震之后：为死难学生家长发声与三年刑期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大量校舍倒塌，成千上万名学生在上课时间被埋。豆腐渣校舍问题随即成为全社会追问的焦点：为什么同一片灾区里，政府办公楼立着，学校却成片垮塌。死难学生的家长们要求调查建筑质量、追究责任，却在维权过程中受到压制。黄琦在这一时期介入此事：他前往灾区，接触失去孩子的家长，把家长们的诉求与遭遇通过天网对外发布，帮助他们寻找法律与媒体支持。据中国人权与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他还参与协助家长维权的具体事务，包括陪同反映情况、整理材料。

2008年6月，黄琦在成都被警方带走。当时距离地震只有一个多月，正是遇难学生家长情绪最激烈、官方维稳压力最大的时候。带走他的理由此后逐渐明朗：警方在其住处或办公地点查获了被认定为国家绝密级的文件。案件在看守所里压了一年多。2009年11月23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级文件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判决没有公开审理细节，所涉文件的具体内容、等级认定依据，至今无公开记录。人权组织普遍认为，这一罪名是对他介入地震维权与持续运营天网的报复：真正让当局不安的不是什么文件，而是他在灾难之后站在家长一边、把家长的声音传了出去。

这一段历史需要放在当时的语境里看。汶川地震之后，民间自发救援与追问责任同时涌现，官方对前者起初持肯定态度，对后者则迅速收紧。艺术家、作家、维权人士中，先后有多人因调查校舍倒塌与学生死亡数字被警告、拘留或判刑，黄琦是其中刑期较重的一个。一个帮家长说话的人，被以持有秘密文件的罪名关了三年；而校舍为什么会垮、死了多少学生，官方至今没有给出经得起追问的完整交代。两相对照，本案的性质并不难判断。2011年6月10日，黄琦三年刑满获释。此时他四十八岁，已经两度入狱。

出狱之后的天网：记录没有停，压力也没有停

2011年出狱后，黄琦继续主持六四天网。这一时期的天网报道范围更广：征地拆迁、访民进京被截、地方群体性事件、劳工纠纷、宗教与民族议题，都在刊登之列。网站的影响力主要不在流量，而在于它成了许多基层求助者最后的发声口——正式渠道走不通，媒体不报道，天网至少能把材料留下来、传出去。天网同时也成为海外媒体与研究机构追踪中国社会事件的线索源，不少事件是先见于天网，后被大媒体跟进核实。

与报道同步的是持续不断的打压。据人权组织历年记录，黄琦在这一时期多次被传唤、抄家、短暂带走，网站在国内长期无法直接访问，只能依靠境外服务器与镜像维持。四川国保对他的监控是常态化的。但他没有停。熟悉他的人对媒体回忆，他把天网看作一项必须有人做的记录工作：哪怕只剩他一个人，也要把访民的材料发出来。这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一方面成就了天网近二十年的存续，另一方面也让所有人都清楚，第三次抓捕只是时间问题。2016年，这个时间到了。

第三次被抓：2016年三市警察、一份政法委文件与绵阳看守所

2016年11月28日，黄琦在成都被警方带走。据中国人权捍卫者与多家媒体的记录，参与抓捕的警力来自四川省内三个城市，这在一般案件中并不寻常，显示案件由省级层面协调。抓捕之后，黄琦被异地关押。2016年12月16日，他被正式逮捕，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此后他被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案件由绵阳方面管辖审理——成都人、成都事，却送到绵阳办，异地管辖本身就增加了家属与律师跟进的难度。

案件的起因，据人权组织与媒体的交叉记录，是六四天网此前刊登了一份地方政法委员会的文件，内容涉及一名访民的案件处理情况。当局认定该文件属于国家秘密，天网将其刊登、传播，即构成泄露与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需要写清的是：涉案材料并非军事、科技或高层决策机密，而是一份基层政法机关处理访民个案的工作文件，其内容关乎一个普通公民的申诉如何被地方权力机器处置。把这类文件定为国家秘密、把刊登者送进监狱十余年，等于宣布：地方权力如何对待访民，本身就是不许看、不许说的秘密。黄琦的律师与支持者自始至终认为，案件的实质是当局借秘密罪名清算天网多年报道积累的旧账，文件案只是由头。

在绵阳看守所羁押期间，黄琦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律师会见也屡屡受阻。据国际特赦组织与律师的公开记录，他在看守所期间曾遭受殴打，身体出现多种病症；辩护律师多次申请取保候审与医疗救治，均未获准。案件从2016年底拖到2019年初，审前羁押超过两年，远远超出普通刑事案件的节奏。其间母亲蒲文清多次前往绵阳要求会见与放人，均被拒绝。一个五十五岁、身患重病的人，在看守所里等了两年多，等来的是一场不让外交官进门的秘密审判。

秘密审判与十二年重判：绵阳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

2019年1月14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琦案进行审理。据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与人权组织的报道，这场审理不公开进行，西方国家外交官前往旁听被拒绝入场，家属亦未能正常旁听。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是官方对不公开审理的解释。但外交官被挡在门外一节，多家媒体口径一致，本站在正文与核实说明中均予注明。用国家秘密四个字，既可以把一份访民文件变成绝密，也可以把一场审判变成外界看不见的黑箱，这正是本案程序上最值得记录的地方。

2019年7月29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黄琦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财产两万元。十二年，是当时中国人权捍卫者因言获罪判例中极重的量刑，与他第一次的五年、第二次的三年相比，几乎翻了数倍。宣判消息传出后，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中国人权捍卫者、国际笔会等机构同日或数日内发表声明，谴责判决、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并指出黄琦的健康状况根本经不起十二年监禁。无国界记者特别提到，黄琦是该组织网络自由奖得主，一个获奖者在十五年后被同一政权以更重的刑罚再次送进监狱，说明中国网络言论空间在这十五年间不是放宽，而是持续收紧。

2019年12月24日，黄琦被转送至四川省巴中监狱服刑。关于他是否上诉、上诉结果如何，公开记录有限；多家人权组织在后续通报中直接以十二年刑期与巴中监狱为其状态口径，本站未查到二审改判或维持的法院公开文书，此点在核实说明中标明。判决书全文至今无公开记录，法院认定秘密的等级、证据构成与量刑理由，外界无从查阅。本站能确认的，只有结果：一个办了二十年人权网站的人，要在监狱里从五十六岁待到六十八岁——如果他的身体撑得到那一天的话。

健康状况：肾衰竭、脑积水与被指造假的病历

黄琦的健康问题不是判决之后才出现的。据国际特赦组织与律师的长期记录，他患有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这是一种进展迅速的肾脏疾病，已经发展到肾功能衰竭阶段，需要持续、规范的治疗，否则将危及生命。此外，他还被诊断出脑积水、风湿性心脏病与肺气肿。一种病已足够危险，数病叠加在一个长期羁押、得不到充分治疗的人身上，意味着什么，不需要医学背景也能明白。

更令人不安的是关于其羁押期间待遇的指控。据国际特赦组织依据律师与家属信息发布的紧急行动与通报：黄琦在绵阳看守所期间曾遭受殴打；其医疗记录存在被篡改的指控，家人与律师对官方出具的体检结论持强烈怀疑；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与变更强制措施，均被拒绝。以上待遇细节来自律师、家属口径与人权组织据此所作的记录，本站无法独立进入看守所与监狱核实，已在正文逐处标注口径，但需要指出：多年来不同机构在不同时间点的记录相互衔接，病情种类与恶化趋势口径一致，不是孤证。联合国与国际人权机构在呼吁释放黄琦时，健康理由始终排在最前面：不是要求改善伙食，而是明确指出继续关押可能导致死亡，要求基于人道理由立即放人。

转入巴中监狱后，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了解反而更少。监狱会见制度、疫情管控与家属年迈多重叠加，使这个家庭获取信息的能力逐年下降。截至本页写作时，本站未查到2020年首次视频会见之后关于其病情好转、住院治疗或保外就医的权威公开记录，也未查到监狱方面就其医疗安排作出的任何公开说明。一个肾衰竭病人被判十二年、关在远离家乡的监狱里、病情信息断线——这本身就是需要记录的状态：无公开记录。

母亲蒲文清：一位退休医生为儿子奔走的最后岁月

黄琦案里，另一个必须被记下的人是他的母亲蒲文清。她约1931年出生，是一名退休医生。儿子第一次入狱时，她已近七十岁；第三次被抓时，她八十五岁；此后数年，这位老人成了黄琦案最执着的呼吁者。她给各级机关写信，前往绵阳、成都、北京反映情况，要求会见儿子、要求为儿子治病、要求放人。一个行医一生的老人，比谁都清楚肾衰竭意味着什么，也比谁都清楚儿子在里面的处境。她为儿子奔走，不只是出于母爱，也是出于一个医生的判断：再关下去，人会死。

2018年12月7日，蒲文清在北京上访期间遭到殴打。据中国人权捍卫者与媒体的记录，当时八十七岁上下的她在北京为儿呼吁时被不明身份人员打伤，此事引发人权组织强烈抗议。一个耄耋老人，儿子在押，自己上访被打，黄琦案对这个家庭的碾压，在这一幕里显得格外具体。她没有因此停下。此后她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发声，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说同一件事：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再见儿子一面，能看着他活着出来。

2020年9月17日，在黄琦被抓近四年后，蒲文清终于获得一次视频会见，时长三十分钟。据人权组织记录，这是母子自2016年11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哪怕只是隔着屏幕。三十分钟，要装下四年的病情、四年的思念与一个老人所剩无多的时间。会见中黄琦的身体状况，据家属转述仍然令人担忧。此后，关于蒲文清健康状况与母子再获会见的消息，本站未查到持续的权威公开记录。老人出生于1931年前后，如在世已九十五岁上下；黄琦的十二年刑期要到2028年前后才满。母子能否再见，无人敢作答。本站把这一节单独写出来，是因为在这类案件里，家属从来不是背景，他们是惩罚的一部分承受者：判一个人十二年，同时也是判一个九十岁的母亲在余生里等一个大概率等不到的结果。

家庭的其他成员与天网的命运

黄琦的妻子曾丽是天网的共同创办人。网站最初的寻人业务，是夫妻二人一起做起来的。黄琦三度入狱的二十多年间，曾丽的公开信息很少，本站未查到她就案件持续公开发声的系统记录，此处只记录可确认的事实：她与黄琦共同创办网站的时间为1998年至1999年，其后家庭在长年监控与案件压力下生活。国内受迫害者家属选择低调，本身是压力的结果，不应被误读为无关。本站遵守对国内普通人从严保护的原则，不对家属私人生活作无据展开。

天网在黄琦被抓后并未立即消失。志愿者与境外合作者一度继续维持网站更新，但失去了主编与核心核实者的天网，报道能力大幅萎缩。此后网站更新趋于停滞。近二十年里，天网留下的大量访民材料，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基层维权史的重要档案。一个民间网站的存续完全系于一人之身，人被抓，网站即残，这既说明民间记录工作的脆弱，也解释了当局为什么始终盯住黄琦本人：抓他一个，断的是一整条记录链。

国际反应：从网络自由奖到联合呼吁

黄琦是国际言论自由界最早认识的中国网络异见者之一。2004年的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使他的名字进入国际人权档案。此后每次入狱与判刑，都会触发一轮国际反应：2008年被抓后，多家人权组织与外国政府表示关切；2016年第三次被抓后，中国人权捍卫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笔会、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相继发声，关注其律师会见权与健康状况；2019年秘密审判与十二年判决后，谴责声明最为密集，多国政府与欧盟亦被媒体记录为表示严重关切。

这些反应的具体诉求高度一致：立即无条件释放；释放前确保其获得充分医疗；允许家属会见；停止以国家秘密罪名惩罚人权信息发布。本站写作时对译名与措辞作概括处理，不虚构任何机构声明的原文引语。需要如实记录的是结果：近二十五年的奖项、声明与呼吁，没有改变任何一次判决。国际社会的记录功能大于救援功能，这一点本站不回避。但记录本身有价值：正因为有这些机构在2000年、2004年、2009年、2016年、2019年、2020年各个节点留下的档案，黄琦案的时间线今天才能被完整重建，而不是随着天网的停摆一起消失。

中国官方对黄琦案的公开回应始终有限。法院系统未公开判决书，外交场合的回应多为重申案件依法处理、反对外部干涉。对涉案文件为何构成国家秘密、对黄琦病情与保外就医申请、对母亲会见请求的处理依据，官方均无公开说明。本站将这一空白如实记为无公开记录。

最新状态：巴中监狱、十二年刑期与断了线的消息

截至本页最后核实之日，黄琦仍在四川省巴中监狱服刑，刑期自2019年7月29日宣判的十二年有期徒刑起算，另有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财产两万元。此前两次羁押与服刑时间不计入本刑期。若按通常的起算与折抵方式推算，其刑满时间约在2028年，但羁押折抵的精确计算依赖未公开的判决文书，本站只作说明，不作断言。届时黄琦六十五岁，母亲蒲文清如在世将九十七岁。

健康方面，最后较为具体的公开信息停留在2019年至2020年：肾衰竭与多种重疾确诊在身、狱中治疗条件不明、家属的保外就医呼吁无下文。2020年9月视频会见之后，本站未查到关于其病情、住院、会见的新增权威报道。此后这段空白，本站记为无公开记录，不以推测填充。一个以记录他人冤情为业的人，自己最后的状态成了无公开记录，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信息封锁最直接的注脚。

核实说明

本页依据中国人权、中国人权捍卫者、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国际笔会、英国广播公司的公开档案与报道，以及人权组织转述的律师、家属信息交叉写成。证据分级如下：出生日期、三次被抓与判决的日期、审判法院、罪名、刑期、获奖、转监巴中、首次视频会见等事项，有两家以上独立机构记录，列为已交叉核实；羁押期间殴打、医疗记录被指造假等情节，来自律师与家属口径、人权组织据此记录，本站已在正文标注口径，不冒充独立证实；第二次案件所涉绝密文件的具体内容与定密依据、第三次案件判决书全文、上诉与二审的公开文书、2020年9月之后其健康与会见情况，均无公开记录。

细节异说集中说明：天网创办年份，各来源有1998年与1999年两说，本站并列写作1998年至1999年创办、转型，不取单一年份为定论；第一次判决日期以国际笔会等机构记录的2003年5月9日为准；母亲蒲文清的出生年份，各来源多作约1931年，本站写作约1931年，其在京被打时的年龄按此推算，标为约数；涉案政法委员会文件的发文单位与具体内容，人权组织与媒体描述口径大体一致但未见文件原文公开，本站只作概括，不展开其内容。本站对各来源均作转述与概括，单篇直接引语极少且远低于本站引用上限。

本站点评

本站点评只扣本案事实。黄琦做了什么？办了一个网站，把访民的申诉贴出来，把死难学生家长的话传出去，把一份讲地方政法机关如何处置访民的文件公之于众。为这些事，他得到的刑期是五年、三年、十二年，累计二十年。当局对他的定性一路升级：先是颠覆，再是绝密，最后是向境外提供秘密。可他手里从来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组织去推翻什么，他有的只是一台电脑和一堆求告无门的材料。一个政权如果把记录冤情定义为颠覆、把访民文件定义为绝密，它要保密的就不再是国家安全，而是它自己对待百姓的方式——因为一旦那些方式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播，所谓秘密也就守不住了。黄琦真正的罪名，从来写在判决书之外：他让人看见了。

再看这个案子的两个具体细节。其一，一份基层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文件，换来十二年。按这个标准，任何记者、律师、访民只要接触、传播地方权力运行的文件，都可能站在同一种罪名之下，这正是重判的示范意义所在：它判的不只是黄琦一个人，而是所有还想做记录的人。其二，一个肾衰竭、脑积水、心脏病的病人，被关进远离成都的巴中监狱，八十五岁以上的母亲奔走四年才换来三十分钟视频，期间在北京上访还被打伤。当惩罚的射程从被告本人扩散到他年近九旬的母亲，案件就不再只是量刑问题。本站把这条时间线完整钉在这里：2000年6月3日、2009年11月23日、2016年11月28日、2019年7月29日、2020年9月17日——一个帮人发声的人被消音的全过程，每一个日期都应当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