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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贤（1953–）

张春贤2010年4月接替王乐泉出任新疆党委书记，2016年8月卸任，是王乐泉与陈全国之间的过渡人物。他以“柔性治疆”“最开放的书记”示人：恢复被切断的互联网、开微博、讲民生。但这六年里，迫害维吾尔等突厥语穆斯林的机器从未停转：2013–2014年暴恐事件接连发生后，他启动为期一年的“严打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推动宗教事务立法收紧，并参与了中央层面为“教育转化”设施定调的过程。2017年大规模再教育营在他离任后建成，但地基是在他的任内打下的。2020年12月，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美国以香港事务列入制裁名单——那是他迄今受到的唯一外国制裁，与新疆无关。

出生

1953年5月12日，河南禹州；1973年加入中共；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毕业，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

仕途

交通部副部长（1997）→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2002–2005，当时最年轻的部长之一）→湖南省委书记（2005年12月–2010年4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兵团第一政委（2010年4月24日–2016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2012–2017）→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2016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18年3月17日–2023年3月10日）→退休

标志性事件

2010年恢复新疆互联网并以“柔性治疆”示人；2013–2014年昆明火车站、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乌鲁木齐早市等袭击事件后全面收紧；2014年5月23日启动为期一年的严打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其后伊犁等地出现公开集体宣判大会；2014年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2015年修订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施行，“去极端化”进入地方立法；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新疆文件”，2014年中央已定调兴建“教育转化”设施并授权新疆起草去极端化法规

主要责任

在“柔性”表象下维持并升级了针对维吾尔等突厥语穆斯林的高压体制：一年严打期间的大规模抓捕与集体宣判、以立法形式把宗教与文化表达“极端化”定罪、为2017年后大规模再教育营提供法律与政策铺垫，对其任内的迫害负自治区最高领导责任

制裁

美国财政部OFAC于2020年12月7日依据《香港自治法》将包括张春贤在内的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列入制裁名单，事由是香港国安法，与新疆无关；经核查，无任何国家因新疆问题对张春贤实施制裁，欧盟、英国、加拿大涉疆名单均无其名

现状

2023年3月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退休，近年极少公开露面

一、从禹州到交通部：仕途与入疆

张春贤1953年5月12日生于河南禹州一个普通家庭，17岁参军，在部队干了四年，退伍回乡务农，1976年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今燕山大学），毕业后进入机械工业系统，后到监察部、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总公司任职，1995年出任云南省省长助理。1997年他调入交通部任副部长，2002年升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49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官员之一。2005年12月，他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在湖南以亲民、开放的形象著称，还因为妻子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李修平而额外受到公众注意。

2010年4月24日，王乐泉在“七·五”事件与针刺恐慌的余波中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接任，同时兼兵团第一政委。中央选他的逻辑不难理解：王乐泉的铁腕已经把新疆两大族群都得罪遍了，需要一个看上去温和、会讲发展、会同媒体打交道的人来收拾局面。日本《每日新闻》当时称他为“最开放的书记”。2010年5月，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推出大规模对口援疆与发展投入；同年5月14日，被切断十个月的新疆互联网全面恢复——这是张春贤送给新疆的第一份“见面礼”，也是他刻意与前任切割的姿态。

2012年11月十八大上，张春贤进入中央政治局。他后来的命运，在入疆那一刻已经埋下伏笔：北京要的是换一张脸，不是换一套体制。

来源：维基百科“张春贤”条目（中英文版）；新华社人事任免通稿；Jamestown基金会关于张春贤“柔性铁腕”治疆的分析（2010年）。

二、“柔性治疆”：开放表象的头三年（2010–2012）

张春贤治疆的前三年，关键词是“柔性”。他提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高调反腐、直播会议、开个人性质的官方互动，还默许新疆官员开微博。他在多个场合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维吾尔群众“得实惠”。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十九省市对口援疆，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涌入。对许多在王乐泉时代被整得喘不过气的维吾尔人来说，这几年确实有过短暂的松一口气的感觉。

但“柔性”治的只是表面。维稳体制本身——派出所网格、流动人口清查、宗教活动审批、护照管控——一样没有拆，反而在技术化、精细化上继续前进。张春贤本人有个说法被研究者反复引用：“柔性治疆”不等于放松管控，而是“刚柔并济”。2011年，他提出“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的治疆方略，其核心含意是：用官方定义的“现代文化”去对冲维吾尔传统宗教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2012年，他首次公开使用“去极端化”一词——这个词后来成为整个营地体系的法理外衣。也是在这几年，新疆开始系统推行所谓“双语教育”的加速版，维吾尔语在中小学课堂中的位置被进一步压缩；清真寺与宗教人士的登记、审查、培训全面强化。

案件的走向最能说明问题。2011年7月，和田、喀什接连发生袭击派出所与平民的事件，官方称多名袭击者与平民死亡；张春贤当局的回应是南疆全境清查。和平表达的空间同样在收紧：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自2009年起就被盯死，他本人多次被软禁、传讯。换言之，张春贤的头三年并没有改变王乐泉的路线，只是把碾压的节奏从急刹改成了匀速。

来源：Jamestown基金会《中国简报》关于“柔性治疆”的系列分析；维基百科“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条目（张春贤2011年方略与2012年“去极端化”提法）；路透社关于2011年和田、喀什事件的报道。

三、2013–2014：袭击频发与全面收紧

2013年起，暴力事件的频率与烈度陡然上升，地点也从新疆蔓延到内地。2013年4月，喀什地区巴楚县发生冲突，官方称21人死亡；6月，吐鲁番鄯善县袭击派出所与政府机关，官方称35人死亡；10月28日，一辆越野车冲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护栏起火，官方称5人死亡（含车上3人），定性为维吾尔人所为的恐怖袭击。这些事件的独立核查几乎不可能——现场封锁、报道单一口径——但事件本身与官方公布的伤亡有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可据。

2014年是转折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29名平民死亡、130余人受伤，官方归咎于新疆分裂势力，这是新疆问题第一次以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方式砸进内地公众的日常生活。4月30日，习近平视察新疆的最后一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爆炸与持刀袭击，3人死亡（含袭击者）、79人受伤。5月22日清晨，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一处早市，两辆越野车冲撞人群并投掷爆炸物后爆炸，官方称31名平民死亡、94人受伤（加上袭击者，总死亡人数有39人之说，本档案以官方平民死亡31人为准并注明）。7月28日，喀什莎车县发生袭击政府机关事件，官方称37名平民与59名袭击者死亡——这是这一时期官方公布的最大单次死亡数字，可信度长期受外界质疑，但无独立调查可校正。两天后，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在晨礼后被刺杀，他是官方树立的“爱国宗教人士”代表。

每一起袭击之后，收紧的都是全体维吾尔人。袭击者是个位数、几十人，代价却由上千万维吾尔等突厥语穆斯林共同承担：整村清查、整片抓人、宗教活动再收紧、青年男子被成批带走审查。张春贤在2014年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先发制敌”“露头就打”。到这一年，他在2010年展示的那张“开放”面孔已经完全收了起来。2014年1月，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北京家中被新疆警方跨省带走；9月23日，乌鲁木齐中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他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位以温和著称、在体制内大学任教、只以写作与网站表达批评的维吾尔学者，被判了与杀人犯同等的刑罚。这个判决是张春贤任内最具标志性的案件：它等于宣告，和平批评的路也已经堵死。

来源：SIPRI《2015年年鉴》第7章对2014年系列袭击的汇总（昆明29死、火车南站、早市31死、莎车数字）；路透社、美联社、 NPR关于昆明与乌鲁木齐袭击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关于伊力哈木·土赫提案的声明。

四、一年严打专项行动（2014年5月起）

启动：早市袭击次日，2014年5月23日，经中央批准，新疆宣布启动“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期限一年，公安部与全国层面配合。这是继1996年、王乐泉时代之后，新疆又一次以“专项行动”命名的全域严打。官方口径称行动目标是“暴恐团伙与极端宗教组织”；但从执行方式看，它打击的半径远大于持械袭击者本身。

执行：行动的标志性场景是公开集体宣判。2014年5月下旬，伊犁州体育馆举行数千人参加的公开宣判大会，55名被告人被当众宣判，其中多人被判死刑，画面由官方电视播出。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相继出现类似的万人公捕公判与武装巡游：装甲车队穿城、直升机低空盘旋、嫌疑人被押车游街。这些仪式的对象与其说是被告人，不如说是全体居民——用国家暴力的展览来制造服从。与之配套的是“深挖”式清查：基层干部与公安挨户排查所谓“十类人员”，出国回来的人、留胡须的人、拒看电视的人、家里有《古兰经》的人，都可能进入名单；被带走“学习”“审查”的人数，各地口径不一，官方从未公布行动一年的总抓捕数字。

结果：官方事后以白皮书形式给出的累计数字是：自2014年以来新疆共“打掉暴恐团伙1,588个，抓获暴恐人员12,995人”（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白皮书，覆盖2014–2019年，不全属张春贤任期，本档案注明口径）。仅就张春贤任期的2014–2015年而言，可以确认的是：审判节奏全面加速，涉“恐怖”“极端”案件的死刑与重刑比例畸高，律师辩护空间被压缩到近乎为零；同时，严打没有止住袭击，却把大量与暴力无关的维吾尔人卷入了司法与法外拘押系统。研究者后来指出，正是这一年严打中形成的“名单—抓人—转化”的工作流，在2017年被陈全国直接放大成了营地体系。

来源：维基百科“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条目（2014年5月23日启动）；新华社关于伊犁公开宣判大会的报道（2014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2019年，1,588个团伙、12,995人数字出处与口径）。

五、立法收紧：宗教事务条例与“去极端化”入法

张春贤任内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是把迫害写成法律。2014年11月，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扩充了对宗教活动的禁止性规定：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宗教出版物、网络宗教信息全部纳入许可与审查；“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预行政司法”等表述宽泛到可以覆盖家长送孩子去宗教补习的日常行为。同期，乌鲁木齐市出台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女性服饰的地方禁令，从此有了“法规”名义。

“去极端化”的立法走得更远。《纽约时报》2019年披露的“新疆文件”与后续研究（Zenz对新疆法庭文件的考证、Jamestown基金会的研究）显示：早在2014年，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已授权新疆起草一部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地方性法规。这部法规的起草正是在张春贤任内启动、跨越两年多时间打磨，最终在陈全国任内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之名于2017年4月1日施行。也就是说，把留胡须、戴面纱、拒绝娱乐节目等日常生活细节定义为“极端化表现”的那套罪名体系，文本准备期主要在张春贤手里；陈全国只是签字施行并立即拿它抓人的人。

与立法同步的还有“访惠聚”。2014年起，新疆分批派出各级干部住村工作，三年累计号称20万名干部下沉到每一个行政村与社区，名义是“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实际职能中包括入户摸排、盯防重点人员、汇报家庭宗教情况。这套干部住村系统后来被陈全国扩容为百万级“结亲”运动，但其框架、考核与汇报链条，都是张春贤时期建成的。张春贤的六年因此可以概括为：台上讲柔性，台下把管控的法律、人员与名单系统一寸一寸铺满全疆。

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2014年修订，2015年1月1日施行）文本；《纽约时报》“新疆文件”（2019年11月）与Zenz关于去极端化条例起草过程的研究；Jamestown基金会关于中央政府参与新疆再教育立法准备的研究；新华社“访惠聚”驻村工作报道。

六、“教育转化”的定调：2014年中央决策与新疆文件

本档案必须分清一条界线：大规模再教育营是2017年陈全国任内建成的，张春贤没有签署过营地抓捕令；但说张春贤与营地“无关”，同样不符合文件记录。据《纽约时报》披露的403页内部文件，2014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袭击当晚，正在新疆视察的习近平发表内部讲话，把宗教极端主义比作“病毒”与“毒品”，称感染者需要“一个痛苦的干预治疗期”；同年5月底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前后的内部讲话中，他要求对罪犯实行“有效的教育改造与转化”，并明确“教育转化”在释放后还要继续。文件还显示，2014年中央已经定调要兴建用于“教育转化”的设施，习近平亲自授权新疆起草去极端化地方法规，并告诫干部不要怕境外“说三道四”。

这些决策落到新疆时的第一执行人，就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2014年下半年起，新疆各地开始出现以“教育培训”“法制教育”为名的集中管教场所的早期形态（规模与后来的营地不可同日而语，其具体数量缺乏公开档案，本档案不作数字推断）；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去极端化条例起草、严打名单系统，都是在同一逻辑下推进的部件。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春贤、陈全国（时任西藏书记）与中央领导同场议事的时间点，后来被研究者标注为营地计划筹备链上的一环（未独立核实，仅为研究者推测，本档案标注）。

公正地说，张春贤执行中央路线的烈度明显低于其后任：他任内没有出现百万级拘押，严打仍以刑事司法与短期管教为主。但方向是他任内锁定的，工具是他任内备齐的。这正是他在新疆史上最尴尬的位置：他既不是“柔性”的证明，也不是营地的总设计师，而是两者之间的传送带。

来源：《纽约时报》“新疆文件”（2019年11月16日）及维吾尔法庭（Uyghur Tribunal）公布的新疆文件导读；维基百科“新疆文件”条目；Jamestown基金会相关研究（张春贤、陈全国与2016年两会的推测部分已标注未独立核实）。

七、调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与香港事务制裁

201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张春贤不再担任新疆党委书记，由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接任；张春贤的新职务是中央党建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个听上去重要、实际上没有地盘与兵马的党务虚职。外媒普遍把这次调整解读为中央对其治疆绩效不满后的明调暗降：六年里袭击没有止住，2014年之后中央的路线已经转向更强硬的方案，而张春贤这张“柔性”面孔不再合用。他在2017年十九大上退出政治局。2018年3月17日，他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23年3月10日任满卸任，此后退休。

制裁明细：2020年12月7日，美国财政部OFAC依据《香港自治法》与第13936号行政命令，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部14名副委员长列入制裁名单，张春贤名列其中。制裁事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香港国安法、损害香港自治，与新疆问题无关；制裁内容为冻结其在美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交易，其本人及家属被限制入境美国。这是张春贤迄今受到的唯一一项外国制裁。与之相对，经本档案核查：美国2020年7月与2021年3月的涉疆制裁、欧盟2021年3月22日涉疆制裁、英国与加拿大相应名单，均没有张春贤。也就是说，为营地时代铺路六年的新疆书记，在新疆问题上从未被任何国家追责——唯一一次被制裁，还是以人大副委员长的集体身份、为香港事务“陪绑”。这个细节本身，就是国际追责射程的一份注脚。

来源：美国财政部OFAC“香港相关制裁”公告（2020年12月7日，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单）；路透社相关报道（2020年12月）；新华社人事任免通稿（2016年8月29日、2018年3月17日）。

八、责任分析与各方说法

责任分析：张春贤的责任，不在于某一场单独的事件，而在于他是整条升级链上承前启后的一环。王乐泉给了新疆“稳定压倒一切”的总纲与族群整体嫌疑化的做法；陈全国给了新疆营地。中间这六年，张春贤做了三件决定方向的事：第一，在“柔性”话术下保全并精细化了维稳机器，使社会在2013年之前没有因为高压而提前爆发，也使机器在需要时可以无缝提速；第二，2014年启动一年严打，把抓捕、公判、名单清查的工作流跑通，为后来的大规模拘押提供了现成的执行模板；第三，主持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与去极端化条例起草的前期工作，把“极端化”的定罪标准写进法律草案——2017年营地抓人的“法”，一半是在他任内磨好的。伊力哈木案则单独记在他名下：一位温和的维吾尔学者在他治下被判无期，这个信号对维吾尔社会寒蝉效应的杀伤力，不亚于任何一次严打。

中国官方：称张春贤任内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民生显著改善”，调离时官方评价正面；对其2016年调整的原因从未作任何说明。

海外研究与人权组织：Jamestown基金会等研究者把他定义为“柔性铁腕”的执行者，认为其“柔性”从未触及体制本身；也有分析认为他是被中央路线摆布的过渡人物，2014年后的升级主要源自北京的决策，地方书记的个人裁量空间有限。两种看法并不矛盾：路线来自中央，执行出自其手。

维吾尔社群：流亡维吾尔组织对张春贤的评价普遍负面，理由集中于严打、伊力哈木案与宗教立法；但与王乐泉、陈全国相比，他受到的点名谴责明显较少，这与他在涉疆制裁名单上的缺席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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