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1917–2005）
山东巨野人，1917年2月1日生。1930年代在上海靠笔吃饭，以笔名「狄克」卷入与鲁迅有关的文坛论战（公案的指控层只有倒台后的官方材料，本站分级记述）；入党年份有1936年与1938年两说，并列存档。延安时期在宣传报刊系统任职，历任《解放日报》社长等职；1949年后长期坐镇上海宣传系统，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1965年11月，他与江青在沪策划、组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绕过北京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这是他个人经手的组织之责，文革的导火索之一。1966年「二月提纲」被推翻，他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与姚文元赴沪支持造反派夺权，2月上海人民公社经毛指示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任主任，其后兼市委第一书记，主政上海九年：扶起王洪文、供养批判写作班子、建成受市委掌控的上海民兵，历次运动在上海的执行尺度记在他的任内，具体指令无公开文本者不虚构。1969年进政治局，1973年进常委会，任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后在批邓运动中任文本推手——运动由毛泽东发动、定性出自毛，本站按文本层记他的账，不多记一分也不少记一分。1976年10月6日被捕；1977年被开除党籍，官方定性含「国民党特务分子」标签（官方指控口径，证据从未完整公开，且未成为1981年判决的独立罪名，本站存而不采）。1980—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他全程一言不发；1981年1月25日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策动武装叛乱罪（此罪为他特有，所指上海武装，指控层单列）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减无期，1997年12月减有期十八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本站纠正流传的「1997年保外就医」混同说。其后在江阴监视居住，与前妻文静共同生活（离婚手续一节为家属口径），2005年4月21日病亡；死因中文维基作胰腺癌、日文维基作胃癌，并列存档。2015年《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出版，收1985—2003年家书五十八封及其女张维维（异写「卫卫」）访谈，证据等级为当事人自述。他卒于2005年，早于一切现代制裁体系；本站2026年11月1日以OFAC SDN（2026年10月28日发布版）与英国制裁名单（报告日期2026年10月27日）检索其名，均零命中。
一、巨野出身与上海文坛：一个靠笔吃饭的年轻人（1917—1935年）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生于山东巨野。巨野在鲁西南，离省会济南有半天的旧路程，是一个农业县。他走的路子不是鲁西南青年常见的从军或务农，而是读书、写字、往大城市去。1930年代初，他先到济南一带求学谋生，其后南下上海——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报刊与出版业的中心，一个没有学历资本、只有一支笔的年轻人，能在那里找到的活路，就是给报纸副刊写稿、给小报编刊、当记者跑新闻。公开履历对他这一段的记载相当简略，只够确认三件事：他到过上海，进了文坛与新闻界，靠文字立足。他的家世、学历细节，各来源说法零碎且互有出入，本站记为无可独立核实的完整记录，只记活动与年份，不替他编一份少年传记。
这一段经历值得单独成节，是因为它决定了他后半生在党内权力结构里的位置类型。他不是带兵打仗出来的干部，没有军队资历；不是根据地的行政干部，没有治理一方的早期履历；他是宣传干部，是「笔杆子」。中共夺权之后，笔杆子有它专门的上升通道：报纸、理论、文艺批判、意识形态审查。张春桥这条线走得极远——从上海一张报纸的编辑部，一路走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常委。他一生真正经手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文本：文章发不发、调子定什么、一个剧本算不算「毒草」、一个历史人物借来骂谁。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1965年那篇文章为什么出自他的手：对别人来说那是评剧文章，对他这一类干部来说，那是武器，而且是他最趁手的武器。
还要先说一句方法上的话。他早年的文坛活动，材料多出自论战对方的事后追述与国民党、共产党两方后来的定性文章，彼此立场相反，细节互斥。本站对1930年代这一节的记法是：活动框架（在上海写稿办刊、卷入文坛论战）可记，涉及动机与身份指控的细节逐项分级。下一节的「狄克」公案就是全页分级最严的一节，读者可以拿它当全页的标尺：本站宁可把话说得留有余地，也不把一桩九十年前的笔墨官司写成定案。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生年、籍贯、早年上海活动框架）；英文维基百科「Zhang Chunqiao」条目（早年记者生涯）；其家世与学历细节各来源互异，本站标为无完整可核记录。
二、「狄克」公案：与鲁迅论战的1930年代旧账（1935—1936年）
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坛，有一场围绕「国防文学」与文艺大众化等口号的论争，左翼作家阵营内部分成几派，鲁迅是被各方争夺又被各方攻击的中心人物。张春桥当时以笔名「狄克」发表文章，卷入了这场论争，并且写过针对鲁迅一方的文字；鲁迅则写过文章回敬署名「狄克」的作者。这一框架——笔名是狄克、论战发生过、鲁迅有回敬文字——是多源一致的，本站记为有出处的记载。具体到每一篇文章的题目、发表日期与逐句内容，各记述版本出入不少，通俗文章又常把论战简化成「张春桥骂鲁迅、鲁迅骂张春桥」的单线故事，本站不逐篇复述，只记框架与下面的分级。
真正需要分级的是两层指控。第一层是政治身份指控：1976年后官方定性文章与后来的揭发材料称，他当年接近过国民党特务系统、写文章是受指使，甚至把他定性为潜伏特务——这一说法后来写进了1977年开除他党籍的官方定性（见第十二节）。本站的记法是：这是官方指控口径，提出于他已经倒台之后，其原始证据从未完整公开，本站不采为事实认定，只存其存在与出处。第二层是学界与回忆者的温和版本：他当时是一个立场上靠近某一派系的青年写作者，在论战中站错了队、写错了话——这一层同样只有回忆性材料支撑，无当代定案。本站把两层并列放在这里，结论只有一个：1930年代他确实以狄克之名卷入过与鲁迅有关的论战，这是他文坛生涯里抹不掉的一页；至于他当时究竟是谁的人、为什么写那些文章，档案材料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斩钉截铁。后来这桩公案的实际后果倒是清楚的：它成了他一生甩不掉的原罪记录，每逢政治清算必被重新提起，从文革中别人揭发他，到1976年后官方给他定性，三十年代的几篇稿子被用了四十年。
本站把这一节放在履历的第二节，还有一个用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与文字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他用文字攻击别人，文字也回过头来成为审判他的材料。1965年他策划的那篇文章，用的正是同样的打法——借一个历史剧本，行政治定性之实；区别只在于，1930年代他手里只有一张小报的版面，1965年他手里有上海全市的报纸与一个国家的宣传机器的前哨。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及「狄克」相关记述（笔名与论战框架）；1977年开除党籍定性文本所载特务指控（官方指控口径，本站不采为事实）；鲁迅回敬狄克的杂文存于《鲁迅全集》，本站只记其存在，不逐篇引述。
三、入党两说与延安岁月（1936—1949年）
张春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份，公开来源有两说：一说1936年，一说1938年。两说各自有出处系统——较早的官方履历与部分审判时期的材料倾向于前一时段，部分中文履历资料与后来的传记记述作1938年。本站不替读者裁定：入党介绍人、入党地点等配套细节，在两说之下也各有版本，且都缺少可公开复核的原始档案，本页正文统一写作「1936年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说并列）」。这一年头上的出入看似小节，其实关系到他履历的成色：在1930年代入党，算老资格；在延安整风与审干的语境里，入党时间与入党经过更是审查的重点。一个档案站的规矩是有出入就写明出入，本站照此办理，并在核实说明中再记一笔。
可以确认的轨迹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离开上海，经北方辗转进入中共的根据地系统，其后到延安，在中央的宣传与报刊系统工作，历任《解放日报》社长等职——《解放日报》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能坐到这个位置，说明他已经是宣传系统里被信任的干部。延安时期的具体任职序列，各履历记得详略不一，本站只记系统与职务层级：宣传口、报刊口、干部教育口，是他这一时期的全部世界。也是在延安时期，他与后来的妻子文静（各来源对其姓名写法偶有异文，本站以狱中家书出版物所用为准，详见第十六节）相识结合——家庭一节的材料极薄，本站只在此处记下结合的时段，不展开。
延安岁月对他还有一层塑造：整风运动确立了「笔杆子服从枪杆子、宣传服从政治」的秩序，也确立了用批判文章整肃异己的文风——大批判的句式、扣帽子的层级、借题发挥的方法，都是在那一时期定型的。他后来在文革中使用的全部文本技术，都能在延安找到源头。本站在此只记这一层方法论的事实，不作心理推测：一个在延安报刊系统里成熟起来的宣传干部，到了1960年代，自然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最先想到的那类人——事实证明，毛确实想到了他，而且是通过江青这条线。
来源：中文、英文维基百科「张春桥／Zhang Chunqiao」条目（入党年份两说、延安任职框架）；《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附访谈（延安结合一节的家庭口径，证据等级为家属自述）。
四、上海宣传系统十余年：从《解放日报》到市委书记处（1949—1965年）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张春桥随军南下回到这座他年轻时靠笔吃饭的城市，此后十余年再没有离开过上海的宣传系统。他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的重要职务、市委宣传口的领导岗位，其后进入上海市委书记处，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宣传。把这条履历翻译成人话：上海的报纸发什么、学校教什么、戏台上演什么、文艺界批什么，十余年间都经过他这一关。上海是当时中国意识形态战线最复杂的城市——旧文人、旧报人、电影界、出版界云集，历次运动里被整肃的名字，一多半出自这座城市；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闸门。
这一时期他的公开形象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低调：他不在群众场合出头，不以地方大员的姿态活动，名字多出现在报纸的编委会与文艺座谈会的名单里。其二是与江青的接近：江青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屡屡想在文艺界有所动作而不得志，她在上海活动时，与之打交道、为之安排、听其抱怨的市委干部里，张春桥是最要紧的一个。多源记述一致的一点是：1963年至1965年间，江青推动戏曲改革、寻找批判题材的过程里，张春桥是她在上海的主要合作者与执行者。本站对这一关系的记账只到「工作合作密切、政治上互相借重」这一层；坊间关于两人私交细节的渲染，多出自无出处的通俗文章，本站不刊载。一条可以确认的事实线是：1965年需要一篇绕过北京的批判文章时，江青找的是上海，上海接这件事的是张春桥——这条线不是临时搭起来的，它有十余年的铺垫。
还须记明他这一时期在体制内的层级，以免读者高估或低估1965年的他。1965年的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面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中央层面他还排不进决策圈。他那时的影响力是专业的、条线的：宣传与文艺。把这样一个地方宣传干部，一年之内推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位置上的，不是资历，是1965年11月那篇文章。下一节就写那篇文章。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上海任职序列）；英文维基百科「Zhang Chunqiao」条目（分管文教宣传）；江青在沪活动与张春桥合作的多源记述（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相关章节，本站转述框架，细节分级）。
五、1965年11月：《海瑞罢官》批判是怎样在上海点起来的
事情的题材是一出戏。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演明朝清官海瑞为民请命、终被罢官的故事。江青向毛泽东进言，称这出戏是借古讽今——「罢官」影射的是1962年毛泽东罢彭德怀的官。毛泽东认可了这个定性方向：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说，要害是罢官。定性有了，文章却不能在北京写：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北京的报纸在市委手里，彭真不会让批判自己副市长的文章见报。于是文章被安排到上海写、到上海发。经手人就是张春桥：他与江青在上海策划，物色了上海《解放日报》与《文汇报》系统出身的姚文元执笔，几易其稿，严格保密，连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事先都不知情——据多源记述，陈丕显是见报之后才得知此事的。本站对这一节的每个环节都标注层级：策划在上海、执笔是姚文元、保密绕过北京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这三点多源一致，记为事实；具体改稿次数、每次谈话的内容，出自回忆性记述，本站只记大意。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把一出历史剧定性为「毒草」，把剧本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逐一对应到现实政治，说吴晗是借海瑞替彭德怀翻案、为「单干风」张目。发表之后的连锁反应，正是策划者要的效果：北京各报起初不转载，北京方面的迟疑被毛泽东视为抵制；其后文章以单行本形式发行、全国转载，批判的矛头从吴晗个人，一步步移向北京市委——移向彭真。用后来史家的概括：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而点火的方式，是先绕过首都的党报系统，在地方上把一篇文艺批判文章做成既成事实，再以此为杠杆撬动中央的权力格局。张春桥在这件事里的角色，用最克制的说法是组织者与策划者之一：没有他，江青在上海没有执行的臂膀；没有江青与毛泽东，他一个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胆量与资格绕过北京市委。归因的两头都要记清，这是本站处理他全部责任的总原则，在本页第十八节还会集中声明。
这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一生。1965年11月之前，他是地方宣传干部；此后不到一年，他坐进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号位置。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这场交易的性质：文章发表时，署名只有姚文元一人，张春桥与江青的名字都不在台面上——策划者隐身、执笔者出头，是这类政治文章的标准操作。此后四十年，姚文元以「一篇文章起家」闻名，而组织这篇文章的人，则以另一种方式起家：他证明了自己是毛泽东与江青在宣传战线上最可靠的执行人。执行力被验证之后，等着他的是更大的执行任务。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海瑞罢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条目（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策划与保密经过）；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相关记述；陈丕显回忆录相关记述（当事人回忆，标级转述）。
六、「二月提纲」之争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6年）
1966年2月，北京方面试图给这场批判降温。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不要牵到政治上。提纲经中央批准下发。毛泽东随即翻脸：他认定提纲是包庇吴晗、压制批判，1966年3月至4月，中央连续开会批判彭真与提纲，江青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其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成为另一份纲领性文件。张春桥在这一轮交锋中的站位是明确的：他是上海批判线的组织者，是江青一方的核心成员，提纲被推翻的过程里，上海的报纸与批判文章是主要的火力来源之一。本站对他的个人角色按可证的一层记：他组织了上海方面的批判声势，他与江青、姚文元同属进攻一方；至于中央会议上他具体说过什么，无公开记录，本站不虚构发言。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北京市委被改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取代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的构成是文革权力结构的核心事实：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包括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小组名义上隶属政治局常委会，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书记处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随即被它架空——此后十年，中国的重大决策相当一部分出自这个小组及其后身。本站收录张春桥，tag定在1966年，道理就在这里：这一年他从地方宣传干部变成这个机构的副组长，他此后一切权力——上海的第一书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都是从这个位置上长出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他与江青同属最受毛泽东信任的一层。他分管的仍是他最熟的领域：宣传口径、报纸社论、批判文章的组织，外加上海事务。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造反派冲击党委机关，小组是造反派的后台，也是毛泽东意图的传声筒。本站对小组成员的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照例分开：小组的每一项重大动作——支持哪一派造反、批判哪一位老干部——背后都有毛泽东的意图与小组的集体讨论，本站不把它们拆给某一个人单独背；但谁在哪个领域经手、谁在哪个城市坐镇，是可以也必须记清的。轮到上海的时候，经手人与坐镇者都是他。1966年底，上海的造反派已经组织成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为首的庞大力量，王洪文的名字开始出现；1967年新年刚过，上海的夺权开始了。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二月提纲」条目（小组成立日期1966年5月28日、成员名单与职务）；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相关章节；毛泽东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文本。
七、「一月风暴」：他与姚文元在上海夺权（1967年1月）
1967年1月初，上海造反派在工总司等组织率领下掀起夺权行动：一月四日、五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两家市委机关报先后被造反派接管；一月六日，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宣布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被揪斗、靠边站。张春桥与姚文元此时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他们的公开姿态是支持造反派的夺权：张春桥在接管报纸与夺权大会前后的表态，为夺权提供了中央背书；毛泽东其后在北京接见时肯定上海的夺权，称这是大革命，并推动全国效仿——「一月风暴」由此得名，全国各省市随之进入普遍夺权阶段。本站对这一节的归因分三层记：夺权的执行者是上海造反派组织，这是事实；夺权的中央背书来自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是小组派到上海的代表，背书经他的口传达、经他的手落实，这是他的经手之责；至于夺权过程中各工厂、各单位的具体冲突与伤亡，是造反派、保守派与原党委多方冲突的结果，本站不记在他一人名下，但整个过程发生在他坐镇、且以他的支持为前提的格局之下，这一前提必须写明。
夺权之后的权力安排，出现了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最能说明他与毛泽东之间的真实关系。1967年2月5日，上海造反派按巴黎公社的模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职务配置各来源略有详略，本站以多源一致的主任归属为准）。公社成立不到三周，毛泽东改了主意：他认为「人民公社」的名称不妥——国家体制、共产党的位置都将无处安放，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毛召张春桥进京谈话，其后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2月下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任副主任。从「公社」到「革委会」，名称的更易出自毛的指示，张春桥执行得干净利落：他刚刚以公社主任的身份亮相，转身就以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坐稳。这一节本站记得细，是因为它划清了他的权力性质：他在上海的权力从来不是独立王国式的，而是毛泽东意图的执行权——毛说夺，他支持夺；毛说改名，他立即改名。他的本事在于执行的速度与彻底，在于从不讨价还价。
夺权季的另一面必须同时入档。1967年的上海经历了大规模的揪斗、抄家与派系冲突，造反派内部随即分裂，武斗在当年夏天达到高峰。这些暴力的大部分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失控，本站按事件档案另行记录；记在本页的，是格局层面的责任：夺权是他背书的，夺权之后由谁来收拾残局、用什么手段收拾，也是他任内的事。1967年8月，王洪文等组织大规模行动冲击对立派据点（「上柴」事件等），上海的派系武斗被以准军事的方式平息——平息的决定与执行发生在上海市革委会已经成立、他任主任的任内。本站对这类具体事件的个人指令证据，查阅范围内无公开的签发文本，只记任期与机构责任，不虚构他下达过某道具体命令。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一月风暴」「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条目（夺权日期、公社成立与改名经过、主任人选）；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相关章节（毛对公社名称的否定与革委会模式的由来）。
八、主政上海九年：革委会主任与市委第一书记（1967—1976年）
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张春桥是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后兼任恢复后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把这两个头衔放在一起，就是党、政两套班子的一把手，再加上他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后来的政治局里的位置，上海这十年实际上是他的地盘——后世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构成的网络称作「上海帮」，指的就是这套班底。本节按任期记账的办法，把这九年里可确认的几条线排开。第一条是人事线：上海的市级干部班子经他手重组，造反派头面人物王洪文由他与姚文元扶持而起，从工厂保卫科干事一路升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发迹是张春桥在上海经营的最显著的人事成果，这一点多源一致。第二条是宣传线：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与全国性的批判写作班子（以笔名「梁效」之外的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石一歌」等闻名）在这十年里是全国批判文章的重要产地，写作组的设立与供养在市委宣传系统之内，他是这个系统的最高负责人。第三条是运动执行线：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每一次全国性运动在上海的执行尺度，都出自他领衔的市委与革委会；各次运动在上海的被整人数、案件数字，本站查阅范围内没有可独立核实的完整市级统计，本页记为无公开一致记录，不以个别回忆数字填充。
上海这九年里，还有一件后来写进他判决书的事，须在此处先埋下伏笔：武装。上海民兵在这十年里被建成一支规模庞大、装备与组织都超出一般民兵的城市武装，其指挥系统与市委、革委会深度绑定。1976年10月他被捕之后，官方指控称，他与上海一系人马曾图谋在中央出事时以民兵武装叛乱——这就是特别法庭判决书里他特有的那一项「策动武装叛乱」罪的所指（见第十四节）。本站对这一指控的记法分两层：上海民兵的规模化建设与市委对它的掌控，是公开事实层；「图谋武装叛乱」这一具体意图与计划，是1980年审判的官方指控，其证据从未在公开审判之外得到独立检验，本站记为官方指控口径，不升格为独立认定的事实。把两层分开，是为了让读者看清：他建起了一支听命于上海班子的武装，这是任期事实；他是否下令或计划用这支武装对抗中央，这是法庭的说法，两者不能混写。
他在上海的统治风格，与他在中央的形象是一致的：少露面，多发文；重大场合的讲话往往由姚文元、王洪文或写作班子代行，他坐镇幕后定调子。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全国批林整风，上海的班子安然无恙；1973年王洪文被毛泽东直接提拔进中央核心层，上海帮的声势达到顶点。对上海普通市民而言，这九年的具体记忆是另一回事：工资冻结、住房拥挤、上山下乡把一代中学生送往外地——1968年起上海知青大规模离沪，同样发生在他的任内，其政策出自中央，本站记为任内执行的全国政策，不记为他的个人创制。档案的分寸正在于此：他主政上海九年，这九年上海发生的一切，格局账记在他任内；具体到哪一件事是他的主意、哪一件事是中央的命令、哪一件事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本站能分则分，不能分则写明不能分。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王洪文」「上海民兵」相关条目（任职、班底与民兵建设框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公开文本（武装叛乱指控的所指，官方指控口径）；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上海相关章节。
九、从政治局到常委会：九大、十大与权力顶峰（1969—1975年）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张春桥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政治局——从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到政治局委员，他的上升通道在九大上完成了制度化。1973年8月十大，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为这个国家名义上最高决策圈的成员之一；同届当选的常委里，他与王洪文同属文革中崛起的新人。十大之后，他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确认政府人事，他续任副总理，并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党、政、军三条线集于一身：政治局常委管党，副总理管政，总政治部主任管全军的政治工作与人事。一个没有带过一天兵的人坐到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靠的不是军功，是政治信任：毛泽东晚年需要一个在军队系统里代表文革路线的人，而林彪事件之后，军队的政治工作系统正需要重新收编。他的任命就是这一收编的人事表达。
总政治部主任任内，他经手的是全军的政治教育口径、批判文章与干部政策的风向。军队在这几年里的批林批孔、学习材料与报刊宣传，都经过总政治部的系统。本站对这一段只记职务与系统，不虚构他对具体部队、具体将领的处置个案——查阅范围内，可独立核实的此类个案材料不足以入档。同时要记明的是权力的真实边界：1973年至1976年的政治局常委会，早已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决策机构；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凌驾其上，常委们更多是执行与站队。他在这个圈子里的实际分量，来自两点：一是他与江青、姚文元、王洪文构成的文革派核心，在毛的晚年接班安排里被视为一翼；二是他手里实实在在的上海与军队政治工作两个系统。把他的顶峰时期写成「权倾天下」是夸张，写成「摆设」也是错的——准确的说法是：他是毛泽东晚年权力格局里一个真实的权力节点，但他的权力始终是借来的，借主一死，节点即废。1976年发生的事，正是这句话的注脚。
这一时期他的文字活动还有一件值得记档：1975年，他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与姚文元同期发表的文章一道，成为当时官方理论的最高表述，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篇文章是他一生理论野心的代表作，也是后来审判与史学评价中常被引用的一篇。本站对其记法是：文章公开发表、署名是他本人、代表他在权力顶峰期的政治主张，这是可确认的事实层；文章的起草过程里写作班子参与到什么程度，各回忆说法不一，本站记为无定论，不影响作者责任的归属——署名者负责，这是档案的通例。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九大、十大人事节点）；英文维基百科「Zhang Chunqiao」条目（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公开发表文本。
十、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文本推手的位置（1975—1976年）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推行全面整顿，逐项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毛泽东起初容忍，年底翻脸，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整顿被定性为右倾翻案，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被再次撤销一切职务。在这场运动里，张春桥的位置是文本推手——这是本站对他的分级归因，须把两头说清。发动运动、定性邓小平的，是毛泽东本人，这一点没有任何可争议的余地，本站的毛泽东人物档案另行记账；张春桥经手的，是运动在宣传与理论层面的展开：组织批判文章、拟定批判口径、在会议上表态发言、把「翻案」的罪名体系化。他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前一年发表的理论文章，恰好为批邓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框架——整顿被说成复辟，靠的正是这套「全面专政」的逻辑。说他是旁观者，不符合记录；说他是运动的作者，同样不符合记录。他是执行层的核心，是把最高意图翻译成全国报纸版面与会议决议的人。翻译不是小事：没有这一层翻译，意图只是意图；有了这一层，意图才变成千万人被卷入的运动。
1976年的局势把他推到了接班格局的风口。周恩来于1月病逝，邓小平于4月倒台，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并成为接班人选；而江青一系——张春桥正在其中——被毛泽东既使用又防范。毛在这一时期对江青等人有过公开的批评性表态，称他们是一个「四人帮」，不要搞——这段话后来成为「四人帮」名称的由来（名称的由来多源一致，记为框架事实；毛的具体措辞版本出入，本站不逐字采用）。本站记下这一点，是为了校正一种常见的误写：1976年的张春桥，不是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也不是一个即将顺利接班的人；他是一个在毛的猜忌与使用之间走钢丝的人。毛泽东9月9日逝世之后，这根钢丝断了。断的方式，是下一节的内容。
批邓一节最后记一笔他的个人表态的证据边界。他在1975年至1976年各类会议上的发言，公开文本流传有限；后世记述中关于他说过某句名言的说法（如关于「宁要什么、不要什么」一类广为流传的句式），出处多为二手转述且版本互异，本站一概定级为未核，不写入正文作为他的原话使用。档案宁可少一句名言，不可多一句假引语——这一纪律对本页所有人物引语一体适用。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条目（运动经过与名称由来框架）；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末段章节；其会议发言的流传句式因版本互异，本站标未核、不采用。
十一、1976年10月6日：被捕之夜（1976年9—10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治丧期间，江青一系与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一方的矛盾迅速表面化。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方采取行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南海怀仁堂以开会之名被当场拘捕，江青在其住所被拘捕，毛远新等亦被隔离。这一行动的筹划细节，各参与者的自述互有出入、互争首功，是学界公认的考订难题，本站只记无争议的骨架：行动发生在10月6日晚，决策者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方，执行靠的是中央警卫系统；张春桥是在怀仁堂被带走的三人之一。被捕那一刻的细节描写——他说过什么、神色如何——各回忆版本渲染多于实据，本站一概不采，只记时间、地点、行动方与结果四项。
被捕之后是长达一年的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开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官方定性见下一节）。从被捕到开除党籍之间，他处于不公开的关押状态，无任何公开露面。1980年，审判的准备工作启动，他被正式逮捕并移送司法程序——从1976年的党内拘捕到1980年的公开审判，中间隔着四年，这四年里案件的定性、罪名的选择与审判的规模，都由新的中央领导层按政治需要逐步确定。本站记下这段时间线，是为了让读者看清这场审判的性质：它不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的自然进程，而是一场先有政治结论、后有司法形式的审判。这一判断不影响判决书记载的各项指控需要逐项分级核对——指控里有可独立印证的事实（如夺权、批判运动的组织），也有从未受独立检验的指控（如武装叛乱的具体计划），本站在第十四节逐项拆开。
还要记明他被捕的连带面。上海的班子在他被捕后迅速被改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奉派赴沪接管，上海市委与革委会换班，徐景贤、王秀珍等上海「四人帮」余部被审查——上海帮的瓦解是1976年10月之后几个月内完成的事。他的家人其后多年的处境，公开材料极薄，见第十六节。此处只记一条总账：他经营了九年的上海，在他被捕后不到半年就被连根换过，而他本人，从此再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下一节的法庭上，他把这份沉默坚持到了最后。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粉碎四人帮」条目（1976年10月6日行动骨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开文本（1977年7月开除党籍）；上海接管经过的公开记述（苏振华等赴沪，框架事实）。
十二、官方定性与「国民党特务分子」标签：指控口径的分级（1977年）
1977年7月开除张春桥党籍的官方决议，给他的定性除「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常规表述之外，还有一项特殊的标签：决议称他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这一指控的历史所指，正是第二节写过的1930年代旧账：官方材料称，他在上海文坛活动期间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以「狄克」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与左翼文艺，是受特务系统指使。本站对这一节的立场必须写得比任何一节都清楚：这是官方指控口径。它的提出时间是他倒台之后，它的证据材料从未完整公开，它的指控对象是一个已经失去一切申辩渠道的人。本站记录这一指控的存在、文本与提出背景，是档案的职责；本站不采它为事实认定，同样是档案的职责。读者若在别处读到「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被当作定论叙述，应当知道那句话的出处层级：它出自一份政治决议，不是一份经公开质证的法庭认定。
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人物的名誉问题费这样的笔墨？因为定性标签的使用方式，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用「特务」标签处理一个倒台的政治对手，在中共的斗争史里有长期的先例：它不需要证明对方的政策错误，只需要证明对方「从来就是坏人」，于是其一生的全部作为都被追溯性地改写。张春桥在文革中的责任，有大量公开事实可以记账——本页前十节记的就是这些账；这些账不需要一个未经证实的特务身份来加重。反过来说，若本站把特务标签当作事实写入，前面十节扎扎实实的记账就会整体贬值：读者会合理地怀疑，本页的其他结论是否也建立在同样的证据标准上。这是本站对一切倒台人物的一体纪律：可证的罪行照实记，不可证的标签标明出处、拒绝升格。
附带记下：1980年至1981年的特别法庭审判中，判决书列出的罪名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等四项（见第十四节），「国民党特务」并未成为判决的独立罪名——党内定性与司法判决在这一点上的出入，本身就说明两套文本的性质不同。本站将这一出入原样存档。
来源：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公开文本（1977年7月，特务定性为该决议口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1981年1月25日，罪名清单中无特务一项）。
十三、特别法庭：全程一言不发的那场审判（1980年11月—1981年1月）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张春桥与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同庭受审。审判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出部分实况，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场庭审。江青在法庭上高声申辩、与法官对抗，成了这场审判最著名的画面；而张春桥留下的，是另一个极端：从开庭到宣判，他全程一言不发——不回答讯问，不作辩解，不认罪，也不申辩，用彻底的沉默对待整场审判。这一节的事实层非常干净，多源与庭审影像一致，本站记为确认事实：他在特别法庭上全程保持沉默。沉默的含义——是蔑视、是绝望、是认命——属于解释，本站不替他选择；后世评论者各取一端，本站只记一点可确认的对照：同案十人之中，以全程沉默完成审判的，只有他一人。
审判的程序性质，本站照例记明。特别法庭是为这一案件专门设立的审判机构，审判长与审判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起诉书的罪名框架在开庭之前已经由中央层面的文件确定；被告人的辩护空间有限，审判的政治教育功能被公开强调。这些程序事实不影响起诉书里各项具体指控的真伪判断——判断仍须逐项进行——但读者理解这场审判时，不能把它当作一场程序完备的普通庭审。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包括文件、录音与证人证言，涉及他1966年至1976年间的会议讲话、批示与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公开史述可以互相印证（夺权经过、批判运动的组织、上海的班子经营）；另一些指控，特别是关于武装叛乱计划的部分，证据以证人证言与内部材料为主，从未在庭外受过独立检验。本站的拆分见下一节。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判决的完整内容见下一节。此处先记宣判与他的反应：据公开报道与庭审记录，他在宣判时仍无表示，判决后被押解出庭。从1965年那篇文章算起，他用了十五年从上海的编辑部走到被告席；从被告席往后，他还有二十四年的牢狱与监视居住。这场审判给他的历史定位盖了章，但盖章的方式——一场政治结论先行的审判——使这个定位本身至今仍是史学讨论的对象。本站的办法在全页一以贯之：把审判记为历史事件，把指控逐项分级，把可独立印证的事实与仅出自审判文本的指控分开存放。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公开报道与庭审影像（1980年11月20日开庭、审判经过）；中文维基百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条目（程序框架与日期）；其全程沉默一节，多源与影像一致。
十四、四项罪名与死缓判决：哪一项是他特有的（1981年1月25日）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张春桥作出判决：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策动武装叛乱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的江青同日被判处死缓，其余被告分获有期、无期不等的刑罚。四项罪名里，前三项是同案主犯共有的框架罪名；第四项「策动武装叛乱」，是他特有的一项——起诉与判决所指，是他（与上海一系人马被指）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图谋依托上海民兵武装进行叛乱、对抗中央。本站在第八节已经交代过这一指控的两层拆分，此处把结论再钉一次：上海民兵的规模化建设与市委掌控，是公开事实；「策动叛乱」的具体计划与指令，是审判指控，其证据未受独立检验，本站记为官方指控口径。判决书把这项指控写成了定案，本站则按自己的证据标准，把它存放在指控层。
判决的其余指控所涉事实，本站按可印证程度大致排开。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一罪，所指是他作为「四人帮」核心成员参与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整体活动，其框架事实（中央文革小组的运作、上海夺权、历次批判运动的组织）在本页前文各节均有公开来源支持，具体到起诉书列举的个别迫害个案，本站未逐案复核，记为审判文本所载。反革命宣传煽动一罪，与他一生经手的批判文章、社论与讲话直接对应，这是他全部罪名里与其个人履历咬合最紧的一项——一个以笔为业、以组织批判为升迁之道的人，最后以宣传煽动定罪，这一对应关系本站照实记录，不作反讽式发挥。阴谋颠覆政府一罪，所指是文革后期围绕接班的权力活动，其事实层与政治层的纠缠最深，本站只记罪名与判决结果，不展开复述起诉细节。
死缓，而不是立即执行，是1981年审判的一个总基调：江青、张春桥两名主犯均判死缓，官方的解释框架是「给以出路」。从档案的角度，需要记下的是这一判决的后续效力：死缓成为他此后两次减刑的起点——1983年减无期、1997年减有期、1998年保外就医，一条中国现代司法史上罕见的、从死刑犯到保外就医者的完整轨迹（见下一节）。与他同案的江青于1991年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王洪文1992年病亡，姚文元1997年刑满释放、2005年病亡；四人之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也是唯一走完了「死缓—无期—有期—保外就医」全部环节的人。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1981年1月25日）公开文本（四项罪名与刑罚）；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同案各人结局框架）。
十五、减刑与保外就医：纠正「1997年保外就医」的流传错误（1983—1998年）
这一节先纠正一处在本站任务简报与坊间汇编中都出现过的错误，因为它把两个年份压成了一个。流传的说法是「张春桥1997年保外就医」。核对公开记录，实际的序列是三步：第一步，1983年1月，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他被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死缓制度的标准后续，减刑的理由是缓刑考验期内无故意犯罪。第二步，1997年12月，他被再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第三步，1998年1月，他因病保外就医，离开监狱。也就是说，1997年发生的是减刑，1998年发生的才是保外就医；把两步并作「1997年保外就医」，既错了年份，也抹掉了中间那次减刑。本页按三步的序列记账，元数据与时间线同步采用这一更正。
服刑地点与服刑期间的公开材料很少。他在秦城监狱服刑——这一点多源一致：秦城是关押高级政治犯的专门监狱，林彪、江青集团案的多数主犯均在此服刑。在狱中的十余年里，他留下的主要痕迹，就是下一节要写的家书：1985年至2003年间写给家人的五十八封信。家书所见的狱中生活是有限度的：通信对象限于家人，内容经监狱审查，信里谈读书、谈身体、谈时局判断，唯独不谈认罪——从家书文本看，他至死没有接受官方对他的定性，晚年仍以自己的理论框架解释文革与他的作为。这一节的证据等级是当事人自述：家书证明「他晚年如此自述」，不证明他自述的内容为真。本站引用家书时只用它证明前者。
保外就医的医学与程序细节，公开记录只有结论、没有病历：1998年1月，他以患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其后并未返回监狱，而是转入监视居住状态，在江苏江阴生活，直至2005年病亡。从死缓犯到保外就医者，这条轨迹的每一步都有公开文书节点（判决、两次减刑裁定、保外就医决定），本站已按节点逐一存档；节点之间的狱中细节，则以无公开记录论处，不采任何无出处的狱中轶事。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1983年1月减无期、1997年12月减有期十八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的序列）；新华社及公开报道的减刑节点；《张春桥狱中家书》（家书起讫1985—2003年）。
十六、江阴晚年：监视居住、前妻文静与最后七年（1998—2005年）
1998年保外就医之后，张春桥在江苏江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七年。他在江阴的居住状态是监视居住：行动受限制，无公开活动，无访谈，无照片流出——公开记录里，他最后七年的影像与文字记录几乎为零，能确认的只有居住地与同住者。据家书出版物所附其女访谈与多源记述，他在江阴与前妻文静共同生活，由文静照料其日常起居。「前妻」二字的来历，须分级记述：一种流传的说法是，两人在文革或其后的岁月里办理过离婚手续，离婚的动机据称是切割牵连、保护家人；其后他出狱，二人仍以夫妻的方式共同生活。这一节的材料全部出自家属访谈与二手记述，无公开的婚姻登记文书可查，本站记为家属口径的记述，不作婚姻状态的法律认定。能确认的事实只有：文静是他自延安时期的伴侣，是他狱中家书的主要收信人之一，也是陪他走完最后七年的人。
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在江阴病亡，终年八十八岁。死因的口径冲突在此处集中交代：中文维基百科其条目作胰腺癌，日文维基百科其条目作胃癌；官方讣告式的公开报道只作「病逝」，未公布具体病名。本站的记法是两说并列、注明各出自哪一版条目，并明确本站无独立材料可以裁定。一个曾经位至政治局常委的人，死讯的公开程度与一名普通退休者无异：无追悼会报道，无遗体告别仪式消息，骨灰处置亦无公开记录。本站把这一空白如实存档——它本身就是他身后地位的准确度量。
他死后，官方定性没有任何松动：「四人帮」仍是官方史述中的固定组合，他的罪名与开除党籍的决议均未撤销。与他有关的出版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在十年后才出现，就是下一节的狱中家书。家书的出版没有改变官方定性，但它改变了研究者手里的材料结构：此前关于他的文字，几乎全部出自他的敌人与审判者；家书出版之后，他晚年的自述第一次成规模地进入公开记录。本站对这批自述的使用纪律，已在前文反复声明：自述证明自述，仅此而已。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2005年4月21日江阴病逝、胰腺癌说）；日文维基百科「張春橋」条目（胃癌说）；《张春桥狱中家书》所附张维维访谈（江阴共同生活与文静照料，家属口径）。
十七、《张春桥狱中家书》：五十八封信与女儿的访谈（2015年）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春桥狱中家书》。全书收录他1985年至2003年间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书信五十八封，并附其女的长篇访谈。女儿的名字，各来源写法不一：家书出版物与多数报道作「张维维」，另有来源作「张卫卫」，本站并列存档，正文以出版物所用「张维维」为准，并在此注明异写。家书的时间跨度值得注意：始于1985年——即他减为无期的两年后，终于2003年——即他病亡前两年，监视居住期间的通信亦在其内。信件内容以读书札记、家事嘱托与时政评论为主；从文本看，他晚年仍在系统地读马列著作与历史书，对市场化改革持尖锐批评立场，坚持认为自己一生的路线没有错。本站对这些内容的态度与全页一致：它们是研究「张春桥晚年如何理解自己」的直接材料，不是「文革应当如何评价」的证据。
女儿访谈提供了全页家庭材料的绝大部分：父母在延安结合的经过、文革中家庭的遭遇、他被捕后家人的处境、江阴最后七年的日常。访谈的性质是家属回忆，立场天然亲近被访者，本站引用时只取其中的事实性节点（时间、地点、同住关系），对其中的评价性内容不予转述、不予背书。家庭一页也就到此为止：他的子女人数与具体情况，除女儿访谈所及之外，公开材料不足以支持更多记载；坊间关于其家人下落的零星说法，无出处者本站一概不刊。
家书出版在内地无法公开发行，这一点亦记入档：该书在香港出版，内地书店不上架，内地读者只能通过境外渠道获得。一部由官方定性中的「罪犯」写就的书信集，只能在境外出版、只能以繁体字面世——这一出版事实本身，就是2015年言论环境的注脚。本站的立场是材料的立场：无论作者是谁，其自述文本都是档案的一部分，封存它不会使历史更清楚，只会使问责更困难。
来源：《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收信五十八封、起讫1985—2003年、附女儿长篇访谈）；该书出版报道（女儿名字「维维／卫卫」异写并见）。
十八、归因纪律：他的决定、毛的决定、机构的决定，分开记
本站对张春桥的记账范围，在此集中声明，因为这个人物最容易出现的两种错误，恰好是方向相反的两种：一种是把文革的一切都堆到「四人帮」头上，让毛泽东与整个体制从账本上消失；另一种是把他写成纯粹的执行工具，让他个人经手的每一件事都被「奉命行事」四个字冲销。本站两头都不取。其一，记他个人的：1965年《海瑞罢官》批判文章在上海的策划与组织，是他与江青经手、姚文元执笔，这是他个人的组织之责；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任内行为，按其分管的宣传与上海事务记；主政上海九年的任期责任，按机构与任期记；批邓运动中的文本推手角色，按文本层记。其二，不记他一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批判《海瑞罢官》的定性方向、推翻「二月提纲」、发动批邓运动，均出自毛泽东本人，记在本站毛泽东人物档案；中央文革小组的集体决定，记为小组与毛的决定；全国性运动的总体烈度，是体制与时代之账，不由任何一名被告单独背负。其三，指控层单列：1977年定性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标签、审判中「策动武装叛乱」的具体计划，均属官方指控口径，未经独立检验，本站存而不采。其四，自述层单列：狱中家书与女儿访谈，只证明自述者如此说。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的归因，是他对他人的责任：王洪文是他扶上来的，上海写作班子是他供养的，姚文元的文章是他组织发表的——被他推上历史舞台的人后来犯下的事，不能全记回他头上，但「推手」这一层关系必须在档。反过来，他的倒台方式也须记明：一场政治结论先行的审判，一份未经质证的特务定性——用不公正的程序清算一个对不公正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是这段历史留给档案的双重记录。本站两面都记，不用一面抵销另一面。
来源：本页各节所据来源的归因分级汇总；方法与本站人物栏目通例一致。
十九、时间线
1917年2月1日，生于山东巨野。1930年代初赴上海，在报刊文坛活动，以笔名「狄克」卷入与鲁迅有关的文坛论战（公案细节分级见正文第二节）。1936年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说并列）。抗战时期辗转进入中共根据地系统，其后在延安宣传与报刊系统工作，历任《解放日报》社长等职，在延安与文静结合。1949年后回上海，长期任职于上海宣传系统，任《解放日报》要职、市委宣传口领导，其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1965年11月10日，他与江青在沪策划组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绕过北京，成文革导火索之一。1966年「二月提纲」被推翻；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他任副组长（组长陈伯达）。1967年1月，他与姚文元赴沪支持造反派夺权（「一月风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他任主任；经毛泽东指示，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任主任，其后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主政上海至1976年。1969年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1973年十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至1976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任文本推手（分级归因见正文）。1976年10月6日晚，在北京被捕隔离。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官方定性含「国民党特务分子」标签（官方指控口径）。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他全程一言不发。1981年1月25日，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策动武装叛乱罪（此罪为他特有）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1997年12月，再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1998年1月，因病保外就医（纠正流传的「1997年保外就医」说），其后在江苏江阴监视居住，与前妻文静共同生活（离婚手续一节为家属口径）。2005年4月21日，在江阴病亡，终年八十八岁；死因中文维基作胰腺癌、日文维基作胃癌，并列存档。2015年，《张春桥狱中家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收1985年至2003年家书五十八封及其女张维维（异写「卫卫」）长篇访谈。
二十、核实说明
本页核实方法如下。履历主干以中文、英文、日文三版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交叉比对，并以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相关章节、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公开文本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开文本为骨架复核。协调员交办脊柱的核对结果集中声明如下。其一，保外就医年份：任务简报作「1997年保外就医」，经核对公开记录，1997年12月为减刑（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保外就医在1998年1月——简报系把减刑与释放混同，本页已纠正，正文、时间线与元数据同步采用。其二，死因：中文维基作胰腺癌、日文维基作胃癌，官方公开报道只作「病逝」，本站无从裁定，两说并列。其三，入党年份：1936年与1938年两说并列，本站不取其一。其四，女儿名字：出版物作「张维维」，另有来源作「张卫卫」，并列存档。其五，「国民党特务分子」定性：出自1977年开除党籍决议的官方指控口径，证据从未完整公开，且未成为1981年判决的独立罪名，本站存而不采。其六，「策动武装叛乱」罪：系他特有的一项，属审判指控，其具体计划未受独立检验，本站记为指控口径；上海民兵的规模化建设则为公开事实，两层分开。其七，「狄克」公案：论战框架多源一致，指控层（受特务指使说）只有倒台后的官方材料，本站分级记述。其八，制裁一节：张春桥2005年逝世，早于全球马格尼茨基法（2016年）、《香港自治法》与第13936号行政命令（2020年）、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2020年）等一切现代体系；本站协调员于2026年11月1日以OFAC SDN全量名单（2026年10月28日发布版）与英国制裁名单（报告日期2026年10月27日）检索其姓名，均零命中——先写死亡年份、后写检索结果，照本站通例。本页不刊载其任何证件号码与未经证实的家庭传闻；各次运动在上海的具体伤亡与案件数字，无可独立核实的完整市级统计者，一律记为无公开一致记录。
来源
中文维基百科「张春桥」条目（生卒、籍贯、上海任职序列、九大十大人事、审判与减刑节点、胰腺癌说）；英文维基百科「Zhang Chunqiao」条目（记者生涯、总政治部主任任命）；日文维基百科「張春橋」条目（胃癌说）。中文维基百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月风暴」「上海人民公社」「粉碎四人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各条目（事件框架与日期）。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相关章节（海瑞罢官批判的策划、中央文革小组的运作、上海夺权与批邓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1981年1月25日）公开文本（四项罪名、死缓刑罚、武装叛乱指控的所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1977年7月）公开文本（开除党籍与「国民党特务分子」定性，官方指控口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发表文本。陈丕显回忆录相关记述（海瑞罢官文章保密经过，当事人回忆）。《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五十八封家书，1985—2003年；附张维维长篇访谈：江阴生活、文静照料、家庭节点，家属口径）。制裁核查：本站协调员2026年11月1日检索记录——美国财政部OFAC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2026年10月28日发布版）与英国制裁名单（报告日期2026年10月27日），检索其姓名均零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