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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1952–）

夏宝龙的仕途有两段最受国际关注的记录。2012至2017年主政浙江期间，他治下的“三改一拆”运动把成百上千座教堂的十字架强行拆除，温州三江教堂被整体夷平，抵抗的牧师被判刑、律师被秘密关押。2020年2月，他出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成为北京在香港推行《香港国安法》、改造选举制度的总操盘手之一，并因此被美国制裁。他早年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副手，这层关系贯穿了他两段任期。

出生

1952年12月2日（天津）

仕途

天津市副市长→浙江省委副书记（2003年，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副手）→浙江省省长（2011年8月–2012年12月）→浙江省委书记（2012年12月18日–2017年4月26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2018年3月–2023年3月，秘书长至2020年5月）→国务院港澳办主任（2020年2月13日–，2023年机构改革后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标志性事件

浙江“三改一拆”强拆教堂与十字架运动（2013–2016年）；温州三江教堂整体强拆（2014年4月28日）；平阳黄益梓牧师被判刑（2015年）；北京律师张凯在温州被带走秘密关押（2015年8月）；杭州崇一堂牧师顾约瑟被免职、逮捕（2016年）；出任港澳办主任、港澳系统人事大换班（2020年2月）；《香港国安法》实施的北京统筹（2020年6月起）；发表“爱国者治港”纲领性讲话（2021年2月22日）；香港选举制度大改（2021年）

主要责任

浙江省委书记任内对全省拆十字架运动负总责——运动以其视察温州后对十字架“太显眼”的不满为起点（多家媒体报道），拆除规模、抵抗者被抓捕判刑均发生在其任内；港澳办主任任内是北京对港政策的最高执行官员，主导国安法落地的话语体系、“爱国者治港”原则与2021年选举制度改造

制裁

美国：财政部OFAC依据第13936号行政命令于2020年8月7日列入制裁名单（冻结在美资产、禁止美国人交易）；美国国务院2020年10月14日《香港自治法》第5(a)条报告再度点名。除美国外，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截至本页核验日均未对夏宝龙个人实施制裁

现状

2023年3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任期届满；同月中共中央机构改革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牌子保留，夏宝龙继续担任主任，并未卸任——2023年4月、2024年2月他仍以港澳办主任身份赴港考察

一、天津起步：习近平在浙江时的副手

夏宝龙1952年12月出生于天津，年轻时在河北、天津当过中小学教师，后来从共青团基层干部做起，历任天津市河西区区委书记、区长，天津市副市长。2003年11月，他调往浙江任省委副书记。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习近平——夏宝龙做了近四年他的副手。习近平2007年调离浙江后，夏宝龙继续留在省委副书记任上，2011年8月出任浙江省省长，2012年12月18日接任浙江省委书记，成为浙江的“一把手”。

这段履历后来被反复提及：他是“习近平旧部”中最早主政一省的人之一。外界当时对他的预期是经济能手——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没有多少人预料到，他在浙江留下的最深印记不是经济，而是一场针对教堂的运动。

来源：维基百科“夏宝龙”条目；路透社2020年2月13日关于港澳办人事任命的报道。

二、“三改一拆”：一场以“违建”为名的运动

2013年2月，浙江省政府启动“三改一拆”行动，全称是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名义上是全省范围的违建整治，计划三年拆除违法建筑一亿平方米。运动的执行系统是典型的中共式动员：省、市、县层层下达拆除指标，进度排名通报，官员的考核与拆除面积挂钩。

问题很快出现：在执行层层加码之下，教堂——尤其是屋顶高耸的十字架——成了最显眼的目标。据《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13年下半年夏宝龙到温州视察时，对当地教堂十字架林立、过于显眼表达了不满；此后，针对教堂的拆除明显加速。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公开发表文章称浙江基督教发展“过快过热”，要加以引导。温州是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素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官方登记的“三自”教会和未登记的家庭教会都很活跃——拆十字架的风暴首先在这里成形，然后蔓延全省。

执行的手法有几种：有的只拆十字架，教堂保留；有的以“超高、超面积”为由拆附属建筑；最严重的是整堂拆除。地方政府的说辞始终一致：拆的是违建，不是宗教。但信徒们注意到，同一时期其他违建很少受到这种待遇，而十字架——哪怕建筑本身合法——也常常必须拆，因为“太显眼”。到2015年，这场运动已经从浙江扩散：河南、安徽、江西等省随后也出现拆十字架事件，浙江是源头。

来源：《纽约时报》2014年关于三江教堂与拆十字架的报道；世界观察监测组织（World Watch Monitor）2015年9月分析；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2020年2月夏宝龙任命分析。

三、三江教堂：2014年4月28日

三江教堂位于温州市永嘉县，是当地登记在册的官方教会，造价数千万元，能容纳数千人聚会。2013年底，当局通知教堂拆除十字架并削减建筑面积。教会拒绝后，事情迅速升级。有学术研究（《宗教》期刊2018年的一篇个案研究）考证：教会的护教行动经“610办公室”上报省委，一份有省委书记批示的文件启动了对三江教堂“违法建筑”的彻查。

2014年3月起，当局要求教堂自行拆除十字架，信徒开始日夜守堂。4月初，当局下达限期拆除通知；4月7日，双方一度达成妥协：教堂主体保留，附属楼削减两层。但妥协没有执行下去。4月下旬，数千名信徒再度聚集护堂，部分教会领袖被带走。4月25日，教堂方面被警告：若不撤离，三江事件将被定性为冲击政府，整个牧区将受压制。

2014年4月28日凌晨5点，上千名武警与保安封锁周边道路、切断通讯，强拆开始，一直持续到当晚8点35分，整座教堂被夷为平地。一座手续上属于官方教会的教堂，在信徒守望数周之后被整体拆除——这一幕通过照片和视频传遍世界，成为整场运动的标志。事后，三江教会8名信徒于2015年3月被判刑，罪名包括“非法占用农用地”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期数月至三年不等，部分缓刑。

来源：全球基督徒团结会（CSW）2015年4月29日通报；Lin, 《宗教》期刊（MDPI Religions）2018年三江教堂个案研究；博讯新闻网等2014年4月报道。

四、拆了多少：各方口径并列

浙江全省到底拆了多少教堂和十字架，至今没有官方总数。各方数字如下：

来源：对华援助协会历年报告；CSW 2015年通报；World Watch Monitor 2015年9月分析。

五、抵抗与代价：黄益梓、张凯、顾约瑟

黄益梓：第一个被判刑的牧师。黄益梓是温州平阳县凤卧堂的牧师。2014年7月，平阳救恩堂十字架遭强拆时，守堂信徒与执法人员冲突，50多名信徒被打伤。黄益梓带着信徒到县政府要求解释，随后在8月被捕，救恩堂的十字架在他被捕数日后被推倒。2015年3月，平阳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黄益梓有期徒刑一年——他是拆十字架运动中第一个被判刑的牧师。开庭那天，500多名基督徒从温州各地赶来，站在法院外声援。他的辩护律师，是北京律师张凯。

张凯：为一百座教堂辩护的律师被秘密关押。张凯是北京人权律师，基督徒，2015年间为浙江约一百座面临强拆的教堂提供法律服务，组织律师团以行政诉讼等方式抵抗拆除。2015年8月25日深夜，他在温州下岭教堂被警方带走——就在他原定与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会面的前夜。温州警方通知家属，张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等罪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就是在秘密地点与外界隔绝关押。2016年2月25日，他在浙江卫视上“电视认罪”，称自己受境外势力指使扰乱社会秩序；熟悉他的人普遍认为那是被迫的。2016年3月23日，张凯获释回到内蒙古老家，前后被秘密关押近七个月，没有经过审判。

顾约瑟：官方教会领袖的下场。顾约瑟（本名顾约瑟，英文Joseph Gu）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崇一堂是全中国最大的官方教会，可容纳五千五百人，教产由信徒奉献建成。顾约瑟曾公开发表文章反对强拆十字架。2016年1月18日，浙江省两会突然免去他的崇一堂主任牧师职务；1月28日，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两天后传出消息：他被控挪用资金一千万元。2016年3月31日他取保候审回家，但2017年1月7日家属再收到逮捕通知，他又被以同一罪名关进杭州市看守所。2017年12月24日，教会圈子传出消息：顾约瑟平安夜获释回家，检方撤回起诉——但这一结果没有官方公告正式确认，他此后也再未回到崇一堂讲台。对华援助协会称他是“文革以来级别最高的被迫害基督教领袖”。

除了这三个人，大赦国际统计，2015年运动期间有230多名抗议者被拘留；据对华援助协会与《福音先锋报》等报道，2015年7月至9月间，超过250名律师、牧师与维权人士在与拆十字架相关的行动中被带走、拘留或传唤。抵抗的方式还有很多：信徒把十字架重新竖回屋顶、在家里和衣服上制作十字架标记、日夜守堂——但在国家机器面前，这些抵抗的结局大多写在上面三个人的遭遇里。

来源：《纽约时报》2015年3月黄益梓判刑报道；《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2016年3月张凯获释报道；对华援助协会2017年1月顾约瑟被捕报道与《中国基督日报》2017年12月27日获释消息；大赦国际相关统计（经媒体引述）。

六、离开浙江：全国政协的五年

2017年4月26日，夏宝龙卸任浙江省委书记，由车俊接任。他先转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个通常被视为退居二线的岗位。外界一度猜测拆十字架引发的国际争议拖累了他的仕途。但2018年3月，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宗教“中国化”方向；浙江拆十字架的做法，此时已经从争议变成了某种样板——后来河南等地的大规模拆十字架，被普遍视为浙江模式的扩散。

来源：维基百科“夏宝龙”条目；国际基督徒关怀组织（ICC）2018年3月关于夏宝龙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报道。

七、2020年2月：临危受命执掌港澳办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抗争持续大半年。北京对港澳系统的工作明显不满：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建制派惨败。2020年1月4日，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被免职，由骆惠宁接任（见本站骆惠宁档案）。2020年2月13日，国务院宣布：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原主任张晓明降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这是当时因香港局势被问责的最高级别官员。

夏宝龙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尊兼任港澳办主任，港澳办的规格实际上被抬高了。路透社引述香港浸会大学学者卡贝斯坦（Jean-Pierre Cabestan）的分析说得很直白：夏宝龙不是温和派，他在浙江拆教堂拆十字架的强硬做派人所共知，“可以预期他会继续这样干”。任命公布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媒体、国际宗教自由组织纷纷发文提醒：那个拆十字架的人，来管香港了。

来源：路透社2020年2月13日报道；美国天主教新闻社（CNS）2020年2月14日报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2020年2月分析。

八、国安法之年：话语、人事与制度改造

夏宝龙到任四个多月后，2020年5月，全国人大决定直接为香港订立国家安全法；6月30日，《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绕过香港立法会。港澳办是北京对港政策的统筹机关，夏宝龙是这套新体制在北京一端的总负责人：驻港国安公署设立、中联办角色强化、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设置，都在这套架构之内。此后三年，香港的政治改造按一张时间表推进，而每一站都有夏宝龙的公开定调。

“爱国者治港”。2021年2月22日，夏宝龙在“爱国者治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为接下来的选举制度改造定下纲领：管治权必须掌握在“坚定的爱国者”手中，并列出排斥标准——反中乱港分子、鼓吹“港独”者、与外国势力勾结者不得进入管治架构。这篇讲话是2021年改造的发令枪。2021年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3月30日，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选举委员会扩至1500人并新增资格审查委员会，立法会90席中直选只剩20席，地区直选议席从35席砍到20席，功能团体与选委会界别占了70席。2021年12月19日，新制度下首届立法会选举举行，地区直选投票率30.2%，为1997年以来最低；当选者清一色为建制派与自称“非建制”的个别人士，传统民主派政党无人参选。

人事。夏宝龙任内，北京完成了对港管治班子的重组：2021年6月，警队出身的李家超升任政务司司长，邓炳强接任保安局局长；2022年5月8日，李家超以1416票当选行政长官，成为首位警察出身的特首。2023年1月，郑雁雄接替骆惠宁出任中联办主任。人事即政策——保安系统出身者占据特区政府最高两级，这正是“爱国者治港”在人事上的样子。

区议会与23条。2023年，香港区议会制度改革：479个议席削减至470个，直选议席只剩88个（约两成），其余为委任与地区委员会间选；2023年12月10日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27.54%，再创历史新低。2024年3月，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夏宝龙领导的港澳办系统全程督导。2023年4月13日至18日，夏宝龙以港澳办主任身份赴港考察六天，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2024年2月，他再赴港考察调研七天。考察的议程本身就是信号：国安、法治、纪律部队，是他每次来港的固定节目。

来源：新华社、香港政府新闻公报关于夏宝龙2021年2月22日讲话及2023年4月、2024年2月赴港考察的报道；全国人大2021年3月11日决定；香港选举事务处公布的2021年立法会、2023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

九、制裁：美国名单与各方反应

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依据特朗普总统7月14日签署的第13936号行政命令《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夏宝龙在列。财政部在公告中对他的定性是：作为港澳办主任，他是“从事或主导了威胁香港和平、安全、稳定或自治的行动或政策的实体”的领导人。同批被制裁的还有张晓明、骆惠宁、郑雁雄，以及特首林郑月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香港官员（完整名单见本站相关人物档案）。制裁的效力是冻结其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全部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交易，并连带签证限制。2020年10月14日，美国国务院依《香港自治法》第5(a)条向国会提交首份报告，再次点名包括夏宝龙在内的10名官员，认定他们对中国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义务负有实质责任，并警告外国金融机构与名单人物进行重大交易将面临次级制裁。

其他国家的动作止于谴责与政策调整：英国推出BNO签证通道、欧盟发表声明并暂停部分对港安排、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但截至本页核验之日，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没有把夏宝龙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对他个人有法律效力的制裁，只有美国一家。中国方面的回应是2021年起对美方相关人员与机构实施对等制裁，并多次声明美方制裁“非法无效”。

来源：美国财政部OFAC公告（2020年8月7日，新闻稿SM1088）；美国国务院2020年8月7日蓬佩奥声明及2020年10月14日《香港自治法》报告（经多家律所与媒体转述）。

十、现状：2023年之后仍在任

外界常有“夏宝龙2023年卸任港澳办主任”的说法，这是不准确的，需要在此更正。2023年3月届满的是他的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副主席任期（2018年3月14日–2023年3月10日）。同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夏宝龙继续担任主任——2023年4月他赴港考察时，官方头衔仍是港澳办主任；2024年2月再赴港，身份不变。截至本页核验之日（2026年10月），没有他卸任港澳系统职务的官方公告。他1952年生人，早已过了中共高级干部通常的退休年龄，却仍被留在这个岗位上——这本身说明了北京对港工作的定调：强硬路线没有换人，也没有收尾。

来源：维基百科“夏宝龙”条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任”）；香港政府新闻公报2023年4月夏宝龙赴港考察系列报道。

十一、责任分析

夏宝龙的两段任期，手法高度一致：在浙江，工具是“违建整治”——一套表面中立的行政法规，被选择性地、运动式地用在教堂身上；在香港，工具是“国家安全”立法与资格审查——一套以安全为名的制度安排，被用来把异见者整体排除出政治。在这两种场合，他都不是政策的最初拍板者：拆十字架呼应的是习近平宗教“中国化”的总方向，国安法是全国人大立的法。但运动的烈度、推进的节奏、执行的边界，是省委书记和港澳办主任这一级官员决定的。三江教堂本来达成了妥协，最后仍被夷平；浙江信徒的抵抗被以判刑、秘密关押、撤职逮捕逐一回应——这些都不是北京一纸文件的必然结果，而是浙江当权者的选择。

同样，在香港，2021年2月那篇“爱国者治港”讲话出自夏宝龙之口，改造的具体门槛（资格审查、议席比例、人选安排）由他领导的系统操盘。他对这两段历史的责任，是执行者的责任，也是放大者的责任：中央给方向，他把方向变成不可协商的现实。

来源：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相关分析；路透社、SCMP关于港澳办角色的报道。

十二、争议：各方说法

中国官方：“三改一拆”拆除的是违法建筑，与宗教信仰无关，浙江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保障；夏宝龙赴港履职是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体现，国安法与选举改造使香港“由乱到治”。对美国制裁，官方称之为“霸权行径”，不予承认。

宗教自由与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SW、国际基督徒关怀组织等一致认为，浙江运动实质是针对基督教的系统性打压，夏宝龙是运动的设计者和责任人；他出任港澳办主任，被视为北京将以同样的强硬手法对待香港公民社会的信号。

美国政府：财政部与国务院的制裁文件将夏宝龙列为损害香港自治的责任官员之一；国务院《香港自治法》报告认定他对中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义务负有实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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