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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安（1958–）

王作安2009年至2022年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长达近13年，是习近平时代“宗教中国化”政策在中央层面的主要操盘者：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确立“中国化方向”后，其主管系统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推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中国化”五年规划，把家庭教会、网络宗教和宗教院校全面纳入许可与惩罚体系。浙江强拆十字架、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大抓捕都发生在其任内——本档案写清制度链条，同时注明：迄今没有公开证据证明他个人下令过这两场行动。2022年6月，他卸任退休。

出生

1958年5月（江苏宜兴，汉族）

仕途

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83）；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干部（1983–1987）；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研究室、政策法规司、办公室历任职务（1987–1998）；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1998–2009）；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党组书记（2009年9月–2022年6月）；2018年机构改革后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2018年3月–2022年6月）

标志性事件

2014年8月公开推动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称将加大力度推进；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确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2017年修订《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1日施行）；2018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通过《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2018年全国性基督教团体推出基督教中国化五年规划；2013–2016年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在其主管期间发生；2018年12月9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大抓捕在其任内发生

主要责任

作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近13年，是“宗教中国化”政策体系的设计者与执行总管：主导宗教法规修订、五年规划制定、宗教团体与院校的监管框架；其主管系统为各地的宗教建筑整改、未登记教会取缔提供政策与法规依据，并为新疆等地宗教管控提供官方口径辩护

制裁

无外国制裁（经核查，截至2026年10月，未见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任何外国政府将王作安列入制裁名单的记录）

现状

2022年6月卸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职务退休，崔茂虎接任局长；此后极少公开露面

一、仕途：哲学系出身的宗教事务官僚

王作安1958年5月出生于江苏宜兴。1977年他在一家陶瓷厂做工，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毕业后进入中央统战部研究室，1985年入党。1987年，他转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干起，历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办公室主任，1998年升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一当十一年。2009年9月，他接替叶小文出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党组书记。2018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牌子，他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局长。2022年6月卸任退休，崔茂虎接任。

这份履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出身，一辈子只干宗教事务一件事，对教义、教派和宗教组织的了解远胜于一般党务干部——这使他推行“中国化”时不止于喊口号，而是能落到改经、改建筑、改院校课程的具体层面。第二，他的任期横跨胡锦涛末期与习近平时代：同一套宗教管理机器，在他手里从“登记管理”升级为“思想与制度再造”，升级发生的节点，就是下面几节的时间线。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王作安”条目；中国经济网关于其2022年6月卸任的报道。

二、“中国化”出笼：从2014年神学表态到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宗教中国化”的提法并非一日形成。2014年8月，《人民日报》系统报道王作安的表态：官方将加大力度推动构建与“中国国情”相符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地方当局要更努力地推广这一神学。这番话发表时，浙江的拆十字架运动正在进行（见第五节）——中央宗教主管公开谈论改造基督教神学，地方同时在拆除基督教最显眼的标志，两件事的时间重合不是偶然，而是同一政策氛围的上下两层。

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十五年的最高规格宗教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把“中国化方向”定为宗教工作的核心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用中华文化浸润宗教、支持宗教界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的阐释。此后，“中国化”从一句提法变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法规修订、五年规划、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制度（2016年建立）、宗教院校课程改革、宗教活动场所建筑风格规范，都由王作安主管的宗教局系统牵头落实。2017年1月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王作安作工作报告，部署的头号任务就是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

来源：天主教新闻社（CNA）2014年8月关于王作安推动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报道；新华社关于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报道；China Christian Daily关于2017年全国宗教局长会议的报道。

三、法律收口：2017年修订《宗教事务条例》

政策要落地，先要改法。2005年版《宗教事务条例》施行十余年后，修订工作在王作安任内完成：修订版于2017年由国务院公布，2018年2月1日施行，全文77条。修订的核心不是放松，而是把“中国化”时代的管理需求写成法律：宗教活动只能在经登记的场所内进行，未经批准的聚会可以被取缔并处罚款；宗教院校的设立、课程与教材纳入审批；宗教团体接受境外捐赠、聘请外籍教师受到严格限制；以宗教名义开展的财务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利用互联网传播宗教信息实行许可制，未经许可不得在网上讲经、传教或转发宗教内容；对“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等宽泛表述配上罚则。

这部条例对普通信徒生活的影响是具体的：家庭教会在居民楼里的聚会、信徒在微信群里分享讲道、未登记的查经班，在法律上全部处于可被处罚的状态。执法口径完全掌握在宗教事务部门与公安机关手里——而宗教事务部门的全国主管，正是王作安。此后数年，各地以新条例为依据取缔未登记教会、查处网络宗教活动的案件层出不穷，第六节的秋雨圣约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来源：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2017年修订，2018年2月1日施行）文本；《寒冬》杂志关于新条例的词条与分析；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相关年度中国部分。

四、两份五年规划：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中国化”施工图

法规之外，还有规划。2018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通过《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2019年1月对外公开。纲要要求：清真寺建筑体现中国风格、反对“清真泛化”与阿拉伯化倾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解读经文；阿訇培养与讲经（卧尔兹）内容纳入规范；宗教活动场所升国旗、开展“四进清真寺”活动（国旗、宪法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场所）。此后几年，宁夏、甘肃、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大批清真寺的圆顶与宣礼塔被拆除或改造（见本档案李纪恒条目所引美国国务院报告），其政策文本依据正是这份纲要与各地的实施细则。

基督教方面，2018年3月，全国性基督教团体（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宗教局系统的指导下推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2018–2022）。美国国务院《201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记录了规划的内容：把“中国元素”融入礼拜、诗歌、圣职人员服饰与教堂建筑风格，并提出“重译圣经或重写圣经注释”。换句话说，不仅建筑要改，讲台上讲什么、经文如何解释，也要改。佛教、道教随后也有各自的中国化规划与“研究基地”（如2019年广州光孝寺与中国社科院共建佛教中国化研究基地）。王作安本人在2020年还公开要求佛教协会推进佛教中国化、确保佛教内容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美国国务院《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记录）。五年规划这种形式本身说明问题：这不是一时一地的运动，而是有文本、有指标、有时间表的系统工程，总管就是国家宗教事务局。

来源：《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19年1月公开）；美国国务院《201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部分。

五、浙江强拆十字架（2013–2016）：制度链条如何运转

2013年底至2016年，浙江省以“三改一拆”行动为名，在全省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整拆教堂建筑。2014年4月28日，温州三江基督教堂——一座经政府批准建造、可容纳4000人的教堂——被整栋强拆，成为标志性事件。据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的持续统计，到2016年初，浙江被拆的十字架约1700个，后续统计达约1800个；抗议的信徒被殴打、被抓，为教堂辩护的北京律师张凯2015年8月被带走。运动由浙江省委（时任省委书记夏宝龙）层面推动，直接导火索是地方领导对教堂“太显眼”的不满。

王作安与这场运动的关系，要按制度链条写，不能夸大。没有公开证据证明拆十字架的命令出自王作安个人；发起者是浙江省委。但链条的另外几环属于他的系统：其一，运动全程发生在他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期间，中央宗教主管部门从未公开制止，反而在2014年8月由他本人出面推动“中国基督教神学”构建——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为地方整治提供神学与政策背书。其二，运动的成果随后被纳入“中国化”的全国叙事，浙江经验成为各地整改教堂建筑的参照。其三，运动中被抓的信徒与律师，依据的正是他主管的宗教管理法规框架。作为全国宗教事务的最高主管，对一场持续三年、涉及上千座教堂、登上国际媒体的拆除运动保持默许与背书，本身就是档案要记录的责任形态：不是下令者，而是盖章的人。

来源：ChinaAid经国际基督徒关怀组织（ICC）发布的统计（2016年2月，约1700个十字架）；Morning Star News关于浙江运动的综述（2016年10月，约1800个）；天主教新闻社2014年8月报道（王作安神学表态与三江教堂强拆同期）。

六、秋雨圣约教会大抓捕（2018年12月）：新规之下的样本案件

2018年12月9日晚，成都市公安与宗教事务部门对秋雨圣约教会采取统一行动：牧师王怡与约100名会众在多个聚会点被带走，两周内被抓者达约160人。秋雨圣约是成都最有影响的未登记（家庭）教会，拒绝加入官方三自体系——按2018年2月施行的新《宗教事务条例》，它的全部活动都属“非法”。王怡在被捕前曾发起《牧者联署：为基督信仰的声明》，400多名家庭教会牧师联署，公开拒绝新规对教会的规制——这被普遍视为当局下决心动手的直接背景。

2019年12月3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指向教会印制书籍）判处王怡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教会长老覃德富此前以非法经营罪获刑4年。王怡至今在狱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其列为良心犯）。成都案的执行者是地方公安与宗教部门，王作安不在现场；但案件的法律前提——新条例把未登记教会整体非法化——出自他的系统，案件的处理方式（以颠覆与非法经营罪名处理一间教会的牧师）也正是其主管系统多年来对家庭教会定性的延续。档案记录链条，不虚构指令。

来源：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王怡个案页；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王怡个案记录；ChinaAid秋雨圣约教会专题。

七、新疆问题上的官方口径与宗教白皮书

王作安主管的系统还是对新疆宗教管控进行官方叙事的主要出口。2018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这是继1997年之后第二部宗教白皮书，出台时间正值新疆再教育营大规模扩建、白皮书由宗教事务系统参与起草（此点为制度常识层面的归属，本档案注：未见起草名单的公开文件）。白皮书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新疆的措施是反恐与去极端化需要。王作安本人在任内多次公开表态，强调宗教不得受外国势力支配、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并为“中国化”辩护称其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把这一节与陈全国条目并读，链条是完整的：新疆的营地与宗教管控由地方党委执行，其对外合法性叙事——“依法管理宗教”“去极端化”“宗教中国化”——的概念与文本，大半出自王作安主管的中央宗教系统。他不是新疆政策的决策者，但他是这套语言的作者之一。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2018年4月）；新华社关于王作安历次宗教工作表态的报道。

八、卸任与现状

2022年6月，王作安卸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职务，官方表述为退休；崔茂虎接任局长（崔本人于2023年3月被调查，是后话，与王作安无关）。王作安退任后极少公开露面，没有担任全国人大、政协的公开职务的报道，也未见被调查的通报。他近13年的局长任期，是1949年以来国家宗教事务局（及其前身）负责人中最长的任期之一。他留下的制度遗产——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各宗教的中国化五年规划、宗教团体联席会议机制——在他离任后全部继续运转，2023年新任局长陈瑞峰、2025年段毅君接任后亦未改变方向。

来源：中文维基百科“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条目；中国经济网2022年6月报道。

九、责任分析与各方说法

责任形态：王作安是四人中唯一一个“设计者”型的责任人。胡春华、李纪恒、布小林是在地方执行既定方针的一把手，政策的文本不在他们手里；王作安不同——“中国化”的法规文本、五年规划、执法框架，都是他主管的系统拿出来的。一个家庭教会牧师在成都被判9年，一个阿訇在宁夏看着清真寺圆顶被拆，追溯上去，链条的顶端都有他签批过的制度。他对新疆的责任是叙事与概念层面的，对浙江运动的责任是默许与背书层面的，对秋雨案的责任是立法与定性层面的——三种形态，本档案分别标注，不混为一谈。

中国官方：中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化”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自愿进程；修订条例是为了维护宗教领域秩序与国家安全；西方指控是干涉内政。

国际社会：美国国务院历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记录了五年规划、条例执法与各地整改的具体做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王怡等列为良心犯；多家人权组织指出，“中国化”的实质是把宗教改造为党的附属。

宗教界的声音：400多名家庭教会牧师2018年的联署声明说得最直接：教会只服从基督的元首权柄，不能接受以行政登记换取信仰内容审查的安排。这份声明的主要发起人，此刻仍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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