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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泉（1944–）

王乐泉是主政新疆时间最长的中共官员：1994年代理自治区党委书记，1995年正式接任，一坐就是十五年多，直到2010年4月被免职，人称“新疆王”。他的治疆纲领只有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这十五年里，迫害的对象始终是维吾尔等突厥语穆斯林：1997年伊宁“二·五”事件中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枪，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全疆断网约十个月、大抓捕与死刑判决接踵而至。2009年9月，连汉族抗议者都走上街头高喊要他下台。2010年他转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成为周永康的副手，2012年退休。

出生

1944年12月21日，山东寿光；1966年加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仕途

山东省副省长（1989–1991）→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1991）→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2）→代理党委书记（1994年9月24日）→党委书记兼兵团第一政委（1995年9月–2010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2002–2012）→中央政法委副书记（2010年4月–2012年11月）→中国法学会会长（2013年11月–2019年3月）→退休

标志性事件

1997年伊宁（古勒加）“二·五”事件及镇压，安全部队向维吾尔抗议者开枪、事后大规模抓捕判刑；2008年北京奥运前全疆“严打”与清剿；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处置（官方称197人死亡），其后全疆断网约十个月、大规模抓捕与至少26人被判死刑；2009年9月“针刺”恐慌中汉族群众游行要求其下台

主要责任

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纲，在新疆建立并长期运行以维吾尔等突厥语穆斯林为主要对象的严打、清查与高压维稳体制；对伊宁“二·五”镇压、“七·五”后断网、抓捕、速审速决与死刑判决负自治区最高领导责任

制裁

无外国制裁。经核查美国财政部OFAC涉疆制裁名单（2020年7月9日、2021年3月22日两批）、欧盟、英国、加拿大涉疆名单，均无王乐泉；他从未被任何外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

现状

2012年卸任政治局委员后退出一线，2013–2019年任中国法学会会长，此后退休，近年极少公开露面

一、从寿光到乌鲁木齐：十五年任期的起点

王乐泉1944年12月21日出生在山东寿光，1966年入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在家乡的公社、县委一级一级往上走：公社副社长、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后来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聊城地委书记，1989年2月升任山东省副省长，时年44岁。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一代干部履历：没有大学学历（后来的学历是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靠的是组织系统内部的逐级提拔。

1991年4月，王乐泉调往新疆，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1992年升任党委副书记。1994年9月24日，任书记已十年的宋汉良因健康原因休养，王乐泉代理自治区党委书记；1995年9月正式接任，同时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这一任，就是十五年半——超过了中共省级干部任期规定通常的两届上限。2006年，自治区党委换届，他破例第三次连任书记，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央出于“新疆特殊”作出的例外安排。2002年十六大上他进入中央政治局，2007年十七大连任，成为罕有的以边疆自治区书记身份连任两届的政治局委员。“新疆王”这个称呼，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自封，是任期、级别与个人风格三样加在一起的结果。

他到新疆的1990年代，正是苏联解体、中亚剧变之后的几年。北京对新疆的判断从此定型：这片占国土六分之一、与八国接壤的土地，最大风险是“分裂”。王乐泉的任务不是发展经济的细账，而是守土。他本人对此毫不掩饰，后来反复讲的一句话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新疆的第一任务。”这句话后来被刻进新疆各级机关的墙上，也成了此后二十多年新疆一切政策的总开关。

来源：维基百科“王乐泉”条目（中英文版，含任职时间线与破例连任记载）；新华社历次人事任免通稿。

二、“稳定压倒一切”：王乐泉的治疆框架

理解王乐泉，要先理解他治下新疆体制的三个支柱。第一是“严打”的常态化。1996年，全国性“严打”在新疆有专门部署，针对所谓“暴力恐怖团伙”的清剿从运动式变成常年式；1997年伊宁事件之后，清剿力度再上台阶。第二是把宗教活动整体纳入治安管理：清真寺、宗教人士、乃至维吾尔人传统的麦西热甫（meshrep）民间聚会，都被当作“非法宗教活动”的潜在温床来管。伊宁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之一，就是当局取缔麦西热甫聚会、关闭维吾尔足球队和宗教学校——也就是说，被镇压的不是武装组织，而是维吾尔穆斯林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第三是人口与干部结构：大规模引入内地干部与移民、兵团扩张、在维吾尔聚居的南疆增派汉族干部，维吾尔人在自己家乡的政治与经济空间被持续压缩。

2001年“9·11”之后，北京把新疆问题接入全球“反恐”话语，王乐泉的严打随之获得新的名义：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所谓“三股势力”。此后，维吾尔人的宗教实践、文化表达乃至出国旅行，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被重新定义为安全威胁。2002年，美国与联合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北京更以此为据，把范围宽泛得多的维吾尔异议一并装进“恐怖主义”的筐里。人权组织当时就指出：在王乐泉治下，“分裂”与“恐怖”的定义宽到可以涵盖和平表达宗教与文化认同的人。

这套框架的后果，是新疆社会在2009年之前已经积累了极深的族群对立：维吾尔人眼中的歧视性就业、宗教限制、语言教育边缘化，与汉族居民眼中的“优惠政策”怨气，同时发酵。王乐泉的体制能压住场面，却从未处理产生对立的任何一条根源。2009年夏天，这个盖子被掀开了。

来源：国际特赦组织关于伊宁事件与新疆人权的历年报告；人权观察关于新疆“严打”与宗教管控的报告；维基百科“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条目。

三、1997年伊宁“二·五”事件与镇压

背景：伊宁，维吾尔语称古勒加（Ghulja），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维吾尔文化重镇。1995–1996年，当局在伊犁地区收紧宗教与社会管控，取缔麦西热甫聚会——这种集歌舞、说笑、调解纠纷于一体的维吾尔传统民间聚会，被官方认定为滋生“非法宗教活动”的场合；同时关闭维吾尔青年足球联赛与宗教学校，维吾尔青年失业问题也日益严重。1997年2月初，斋月期间，当局抓捕了一批维吾尔宗教人士（流亡组织称有30名宗教界人士被处决的消息在城中流传；这一说法未获独立证实，本档案标注为未独立核实）。

经过：1997年2月5日，伊宁维吾尔青年上街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宗教人士、恢复麦西热甫。游行起初和平，安全部队随后以警棍、高压水枪、电棍驱散，并向人群开枪。次日更大规模的抗议再遭镇压。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称，安全部队向和平抗议者开火，数十人被打死打伤；随后的大搜捕持续数日，数以千计的人被抓，许多人失踪，有人在不公正审判后被处决。据流亡维吾尔组织与亲历者记述，有被判死刑者在行刑前被押上敞篷卡车游街，送葬人群靠近时士兵再次开枪——这一细节来自亲历者向国际特赦组织提供的证词，本档案按单一来源证词呈现。

数字争议：官方媒体称事件死亡9人；维基百科英文条目汇总的官方口径为10人死亡（含一名警察）、198人受伤；流亡组织与异议来源称死亡人数约167人乃至200人，逮捕1,600人以上，另有来源称逮捕近4,000人、约200人被判死刑。各方口径差距极大，且中国官方从未允许独立调查，本档案并列如下，不取单一数字。

后果：“二·五”事件是王乐泉任内第一场大规模流血镇压，也是此后新疆治理的分水岭：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发生公共汽车爆炸案（官方归咎于分裂组织），造成9人死亡；当局随即处决了一批被指涉案的维吾尔人。此后十多年，新疆再未出现成规模的公开抗议——不是矛盾消失，而是公开表达的通道被彻底堵死。国际特赦组织后来把伊宁与2009年乌鲁木齐并列评论：两次都是和平抗议起头、安全部队使用致命武力、随后大规模拘押与不公正审判，而两次都没有任何一名安全部队成员被追责。

来源：国际特赦组织2011年伊宁事件14周年声明及2007年热比娅·卡德尔证词报告；自由亚洲电台相关报道；维基百科“伊宁事件”（Ghulja incident）条目。

四、2008年：奥运安保名义下的严打升级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了王乐泉一次把严打推向全疆的机会。奥运前数月，新疆以“奥运安保”为名展开大规模清查：突袭搜查维吾尔家庭、旅馆与宗教场所，收缴护照，限制维吾尔人跨地区流动，许多维吾尔人在奥运期间被要求离开乌鲁木齐或内地城市。官方公布的数字称，2008年上半年新疆“打掉”多个所谓暴力恐怖团伙、抓获数十人。当局还高调宣布挫败针对奥运的袭击图谋，但从未公布可供核验的证据。

2008年8月4日，奥运开幕前四天，喀什发生袭击边防公安事件：两名袭击者驾车冲撞正在出操的武警边防官兵并投掷爆炸物，官方称16名官兵死亡、16人受伤。这是多年来新疆安全部队单次伤亡最重的事件。王乐泉当局的回应是全疆进一步收紧：喀什全城戒严式清查，南疆各地增派武警，清真寺与宗教活动再遭整肃。8月间库车等地又发生爆炸袭击，官方称多名袭击者被击毙。

这一年还有一个后来被反复提及的细节：2008年3月西藏拉萨事件之后，北京对边疆地区的维稳考核全面加码，王乐泉治下的新疆被当作“没有出事”的样板。但所谓没出事，是靠奥运前把整个维吾尔社会当作潜在嫌疑人群体来筛查换来的。人权组织指出，这种以族群为单位的预防性压制，正是2009年爆发的深层原因之一：当一整个民族都被当作威胁对待时，一次外地发生的族群冲突就足以点燃全城。

来源：路透社、美联社关于2008年喀什袭击与奥运前新疆清查的报道；人权观察2008–2009年新疆人权报告；维基百科相关事件条目。

五、2009年“七·五”事件：从抗议到族群流血

导火索：2009年6月26日凌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汉族工人围攻维吾尔工人的事件，官方称2名维吾尔工人死亡、118人受伤。维吾尔工人是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人员。事件视频在网上传播，而官方迟迟没有给出令维吾尔社会信服的调查与处理。7月5日下午，乌鲁木齐维吾尔大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在人民广场一带集会，要求彻查韶关事件。抗议起初和平；傍晚，抗议人群与阻拦的武警发生冲突，事态失控，当晚演变为针对汉族平民的打砸抢烧与杀戮，全城多处起火。官方事后承认，警察在处置中开枪打死12名“暴徒”。

王乐泉与当局的处置：事发当晚，乌鲁木齐实行宵禁与交通管制，大批武警、特警进城。7月6日，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发表电视讲话，把事件定性为境外“三股势力”煽动的“预谋、有计划”的暴力犯罪，称“在新疆，没有稳定什么都谈不上”。7月7日，王乐泉本人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处置措施、呼吁民族团结。同日，数千名汉族居民手持棍棒、刀具上街“复仇”，向维吾尔聚居区进发，与武警对峙并发生针对维吾尔人的袭击；官方与目击者都证实，7日的汉族游行队伍一度失控。胡锦涛为此提前结束在意大利的八国峰会行程回国，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派赴新疆“指导维稳”。

伤亡数字：中国官方最终公布死亡197人、受伤1,721人；官方同时公布197名死者中156人为“无辜群众”，其民族构成是：汉族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另有41名死者官方未公布构成细节）。维吾尔流亡组织称维吾尔死亡人数远高于官方数字，但同样无法独立核验。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的调查记录了目击者关于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实弹射击的证词，并指出官方数字无法解释维吾尔社区大量失踪者的去向。本档案采用官方197人的数字作为下限并注明其构成，同时记录各方异议。

“七·五”是1949年以来新疆最严重的族群流血事件，也是王乐泉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用了十五年宣称新疆“稳定”，结果首府在一夜之间失控。更致命的是事后处置的方式——当局没有做任何公开、独立的事件调查，而是把全部责任归于境外势力，并立即启动了一场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清剿。

来源：新华社“七·五”事件伤亡通稿；国际特赦组织2010年“七·五”一周年调查；人权观察《我们连找都不敢找》（2009年10月，记录43起强迫失踪个案）；路透社2009年7月系列报道；维基百科“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条目。

六、断网十个月、大抓捕与死刑判决

“七·五”之后第二天，7月6日起，新疆全区互联网被切断，国际长途与手机短信也随之中断。这一断，就是约十个月：直到2010年5月14日，自治区政府才宣布全面恢复互联网服务，理由是“根据自治区稳定形势”。其间两千多万人的对外通讯基本回到传真与口信时代，做外贸的商户要派人去邻省收邮件，科研人员与外界断联。这是现代通讯史上罕见的以整个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长时间断网，而决定与执行都发生在王乐泉任内（恢复时他已免职，由继任者宣布）。断网的目的，官方说得明白：防止“煽动”。实际效果是同时封死了受害者家属寻找失踪亲人的渠道，以及外界了解清剿实况的渠道。

清剿的规模：事发后最初两天，官方即宣布抓获1,400余人；维基百科汇总的数字为逮捕1,500人以上、400余人被起诉。人权观察2009年10月的报告逐案记录了至少43名维吾尔男子（包括十几岁的男孩）在乌鲁木齐被武警整车带走后下落不明的个案，家属四处打听得到的回答只有沉默——报告的标题就取自一位家属的话：“我们连找都不敢找。”审判从2009年10月开始加速：多起案件一天审结，被告人律师选择受限，政治局层级曾有“依法从重从快”的定调。到2010年2月，公开报道的死刑判决已至少26人，其中包括至少一名汉族与一名维吾尔族女性；2009年11月，首批9名被判死刑者被执行，官方公布其中8人为维吾尔族、1人为汉族。

这一整套处置——断网、整区清剿、失踪、速审、死刑——构成了2017年再教育营体系的直接前身：先把整个族群当作清剿对象，再用信息封锁让清剿不可见。王乐泉不是这套模式的旁观者，他是自治区党委书记，每一项重大处置决定都要经过他这一关。

来源：美联社2010年5月14日新疆恢复互联网报道；人权观察《我们连找都不敢找》（2009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关于“七·五”后审判程序的声明；维基百科“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条目（逮捕、起诉与死刑数字汇总）。

七、针刺恐慌、“王乐泉下台”与2010年免职

清剿没有换来安宁。2009年8月中旬起，乌鲁木齐接连传出有人被注射器针头扎伤的消息，恐慌迅速蔓延。官方称截至9月初，共有476人报告被针扎，其中89人有明显针刺痕迹；警方抓获了数名嫌疑人，但拿不出证据证明存在有组织的“针刺恐怖”行动。恐慌的真正燃料是“七·五”之后族群信任已经归零：汉族居民不相信政府能保护他们，维吾尔人则在清剿中噤若寒蝉。

9月3日，数千名以汉族为主的市民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聚集到自治区政府门前，抗议治安失控，高喊“王乐泉下台”，有人甚至喊出更激烈的口号。在中共治下，群众公开高喊在任政治局委员下台，极为罕见。据官方数字，9月3日的抗议中有5人死亡、14人受伤。9月4日，当局撤换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与自治区公安厅长柳耀华——被普遍解读为保王乐泉的“弃车”之举。但街头喊出的名字已经收不回去了：王乐泉同时失去了维吾尔人与汉族居民两边的信任，这是任何维稳技术都补不回来的。

2009年11月起，中央先后派出宣传、经济、民族宗教与政权建设三批调研组赴疆。2010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王乐泉不再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转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张春贤接任。据当时报道，消息传出后乌鲁木齐多处有人燃放鞭炮“庆祝”。官方从未说明这次调整与“七·五”的关系，但时间线本身已经足够清楚：一个以“稳定”立身的书记，在首府流血、断网十月、两族居民先后上街之后离开新疆，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职位（书记是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给他留足体面的安排，而不是升迁。

来源：路透社、美联社2009年9月乌鲁木齐抗议与人事撤换报道；半岛电视台相关报道；新华社关于针刺案件与人事调整的通稿；维基百科“王乐泉”条目。

八、政法委副书记、退休与责任分析

2010年4月到2012年11月，王乐泉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是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副手，分管的正是他经营多年的那套政法维稳系统。十八大后他卸任政治局委员。2013年11月至2019年3月，他任中国法学会第七届会长——一个由退休政法高官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此后彻底退休，近年极少公开活动。

制裁核查：本档案逐一核对了美国财政部OFAC两批涉疆制裁（2020年7月9日制裁陈全国、朱海仑、王明山、霍留军；2021年3月22日制裁王君正、陈明国）、欧盟2021年3月22日名单、英国与加拿大相应名单，王乐泉均不在其中。换句话说，主政新疆最久、任内发生伊宁与乌鲁木齐两场流血镇压的王乐泉，从未受到任何外国制裁。这一空白本身值得记录：国际制裁的射程集中在2017年营地体系的当政者身上，而营地之前的十五年打压，至今没有任何当事高官为此付出国际代价。

责任分析：王乐泉的责任有三层。第一层是路线：他确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疆总纲，把维吾尔等突厥语穆斯林的宗教与社会生活整体安全化，这条路线被后任完整继承并不断加码。第二层是具体事件：伊宁“二·五”的开枪与大抓捕、“七·五”后的断网、清剿、速审与死刑，都发生在他的直接任期内，按“一把手负责”的体制逻辑，他无可推卸。第三层是后果：他留下的是一个族群信任彻底破产的新疆——2009年9月连一向被视为体制基本盘的汉族居民都上街喊他下台，这在中共边疆治理史上没有先例。后来的营地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地基——族群整体嫌疑化、信息封锁、法外清剿——在王乐泉的十五年里已经全部打好。

各方说法：中国官方对王乐泉的评价始终是正面的：称其为新疆“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离开新疆时官方通稿并无贬词。维吾尔流亡组织与海外维吾尔社群则称他为镇压维吾尔人的“屠夫”式人物，要求追究其反人类罪责任。汉族居民中的一部分不满则来自相反方向：认为他“治疆不力”、对汉人保护不够。三种评价互相矛盾，但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他的十五年没有给新疆任何一方带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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