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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1930–2013）

陈希同从北京基层干部做起，当了十年北京市市长，是1989年首都的行政首长：4月24日，他代表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会作的那份汇报，把学生抗议第一次在最高决策层说成有组织的动乱；5月20日，戒严命令以他的市长名义公布；6月30日，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念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把官方定调钉死。镇压后他于1992年升进政治局，1995年却因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引发的腐败案倒台，1998年被判刑16年，罪名只有贪污与玩忽职守。2012年，他在香港出版的谈话里自称只是执行者、说自己从未去过邓小平家，并对流血表示遗憾——这份晚年自述与同期档案多有出入，本站逐项并列、不替他裁断。2013年6月2日，他在北京病逝，离六四二十四周年只差两天。

出生

1930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8月29日被开除党籍）；2013年6月2日因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履历要点

北京基层干部出身，历任派出所副所长、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工厂车间党支部书记、昌平县委书记；1979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82年当选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4月至1993年初任北京市市长，1988年4月兼任国务委员；1992年10月当选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12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至1995年倒台

北京任期与责任

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任北京市市长、国务委员，是首都地方行政首长。1989年4月24日，他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代表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会作汇报，把学生抗议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动乱，这一汇报直接影响了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定调；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以他作为市长的名义签署公布（戒严决定本身由国务院作出）；1989年6月30日，他受国务院委托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成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官方定调文本的宣读者与署名人

标志性事件

1989年4月24日汇报与4·26社论定调链条；1989年5月20日以市长名义签署戒严相关命令；19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平暴报告，把抗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责任归于赵紫阳与境外势力，并称伤员约六千人；镇压后于1992年升任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95年因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引发的案件倒台，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刑的政治局委员；2012年在香港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中自称在1989年只是执行者与傀儡、称自己从未去过邓小平家、并对六四流血表示遗憾——此为其本人晚年自述，与多项同期记录存在出入，本档案按争议口径并列呈现（详见正文第十三节）

制裁

无公开制裁记录。截至本档案核查时，未在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政府公开发布的正式制裁名单中查到以其个人为对象的列名。他于2013年已经去世，1989年之后亦未见任何外国政府以六四责任为由对其个人作出制裁决定（详见正文第十四节）

现状

已故。2013年6月2日在北京病逝，官方新华社发布简短消息。其保外就医的年份，公开来源存在2004年与2006年两种说法，本档案并列记录、不作单一认定（详见正文第十二节）。官方对其1989年责任从未有任何追究或重新评价；其1998年判刑的罪名只有贪污与玩忽职守，与1989年的政策责任无关

一、安岳出身与北大中文系：一个基层干部的起点

陈希同1930年6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他18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这三行履历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他和后来许多同级官员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军队出身，不是留苏背景，也没有显赫的家庭来历。他进入权力系统的入口，是新政权刚刚接管北京时最基层的那一层——街道、派出所、工厂车间。

北京建政初期，他先后做过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十二派出所副所长、人事与文书岗位的干部。1952年他调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1953年起给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秘书。刘仁是彭真主政北京时期的重要副手，这段秘书经历是陈希同早年最重要的一笔政治资本，也给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文革中他正是因为这段旧市委的秘书经历被下放劳动，一度被安排去扫厕所。公开传记对这段经历的记述口径大体一致，但细节多来自履历类工具书，本档案按工具书记载引用。

在当秘书之前和之后，他还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七车间当过约十年党支部书记，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连串运动。1963年他转到昌平，做县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理解陈希同，要先理解这条履历的形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北京的行政系统，从最底下的一格一格往上爬，爬了三十多年。这种人对组织的忠诚不是抽象的，他的前途、住房、子女，全部系在这套系统上。1989年春天，当这套系统要求首都的市长站出来定调、签字、作报告时，他做的事情，和他前三十九年做的事情在逻辑上是同一件：执行。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中英文条目（出生、北大中文系、1949年12月入党、基层履历、刘仁秘书经历）；Wolfgang Bartke《Who's Wh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履历工具书口径）。

二、从昌平到市政府：1971年复出与1979年的转折

1971年，陈希同在昌平一线复出，先后任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直至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9年8月，他以昌平县委书记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重要的一课》，公开站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一边。这篇文章的时间点很关键：邓小平复出后正在推动思想解放，一个县委书记在党报上及时表态，等于向新的权力中心递交了政治上的投名状。多部传记类材料都把这次表态列为他仕途转折的起点，认为他较早支持邓小平，是他1979年回到北京市委系统的直接原因。

1979年11月（一说12月），他当选北京市副市长。1981年进入北京市委常委序列，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83年4月，他接替焦若愚出任北京市市长（中文维基百科记市长任期自1983年3月24日至1993年2月5日，英文维基百科记为1983年4月至1993年1月，起止月份各有出入，本档案以“1983年至1993年初”为准）。1988年4月，他兼任国务委员，进入国务院领导层。1987年起他还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与市委书记李锡铭搭档主政首都。

市长十年，他管的是一个正在急速膨胀的首都：亚运会筹备、城市建设、外资引进、国庆四十周年庆典筹备，都在他任内。他多次率友好代表团出访。这个时期的公开报道里，他是一个能干、强势的地方行政长官形象。学生运动中抗议者指控他生活奢华、纵容腐败，他1989年5月与学生见面时曾当场说“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并提出可以公开自己和李锡铭的财产——这段记录见于多家同期报道与研究著作，本档案照实记录，但同时注明：那次见面没有达成任何实质协议，财产公开也从未真正发生。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中英文条目（1979年署名文章、副市长、市长与国务委员任期，两版起止月份有出入）；1989年5月对话记录见同期研究著作转述（Ogden等编著、柴玲回忆录等，均为二手转述口径）。

三、1989年4月：那份把学生运动说成“动乱”的汇报

1989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高校学生以悼念为起点走上街头，诉求很快扩展到新闻自由、官员财产公开与反腐败。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当天，有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长跪请愿，要求接见总理李鹏，未获回应。陈希同事后把这次请愿未成归咎于基层官员给了学生错误预期。4月23日，他召集北京多所高校校长开会，批评校方消极，要求各校摸清抗议情况；同日，他与李锡铭说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讨论学生抗议。

1989年4月24日，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陈希同与李锡铭代表北京市委作正式汇报。据赵紫阳回忆录一系的记述（这一记述被多部学术著作引用），两人在汇报中把学生抗议描绘成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强调抗议在全国多地同时发生、参加者已包括中学生和工人、声势正在扩大，并特别突出抗议中针对邓小平本人的言辞。会后李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表态说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运动。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制造的动乱”——这就是后来所说的4·26社论。社论的措辞主要源于邓小平对李鹏汇报的反应，而李鹏汇报的源头之一，正是北京市委4月24日的这份汇报。

这一节是陈希同1989年责任链条的第一环，也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环。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提出，陈希同在4月24日汇报中夸大了最初抗议的危险程度，这种夸大启动了最终通向镇压的多米诺链条。学界给出的可能动机包括：身为首都行政长官，他担心抗议在自己辖区内持续下去会被追责，于是先把危险说足，推动常委会立即强硬处置；也有研究者（Ogden等）指出，包括陈希同在内的第二代强硬派与党内元老保持一致的强硬姿态，本身带有在赵紫阳一系出局后谋求晋升的计算。这些是学者的分析与推论，不是会议记录原文，本档案按“学术分析”口径引用，不写成已证事实。但汇报本身、汇报的定性方向、以及它与4·26社论之间的因果链条，有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流传文本与多部学术著作交叉支撑，可以作为档案事实记录：1989年把学生抗议第一次在最高决策层面上说成“有组织动乱”的正式汇报，署名的一方是北京市委，站在台前汇报的人里，有市长陈希同。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所引赵紫阳《改革历程》（Prisoner of the State）记述（4月23日、24日会议与汇报内容）；傅高义关于4月24日汇报夸大危险的分析（经维基百科转引学术讨论）；Ogden等关于强硬派动机的分析（学者推论口径）。

四、五月上旬：在常委会上与赵紫阳公开对立

4·26社论发表后，抗议不退反进。4月27日，学生多次冲破警方拦截进入天安门广场。4月30日，陈希同与李锡铭出面接见的是官方认可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联合会，而不是广场上抗议学生自己的组织——这种“只和官方组织对话”的安排，此后成为当局处理危机的固定手法。北京市政府随后宣布更严格的游行限制，抗议者根本不予理会；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里把这些限制形容为一纸空文。

5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据赵紫阳回忆录记述，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发言，指责常委会“背叛”——大意是中央口径不统一、后退，让北京市的工作无法执行。5月4日，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发表了语气缓和的讲话，主张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5月8日，陈希同在会上指责赵紫阳这篇讲话背叛了常委会的立场。赵紫阳讲话是否事先经邓小平或常委会同意，后来成为争论焦点：《天安门文件》一系的材料显示，赵在5月1日扩大常委会上曾传阅讲话稿，陈希同本人也在与会者之列；而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的报告却指控赵未经批准擅自发表。同一件事，1989年的陈希同用它给赵紫阳定罪，材料留下的却是更复杂的传阅记录。这正是为什么本档案坚持：1989年6月30日报告里的每一句指控，都要当作一方之词来读，不能当作中立记录。

5月13日，为迎接戈尔巴乔夫访华的中苏峰会，欢迎仪式无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生开始在广场绝食抗议。赵紫阳指派陈希同、李锡铭等人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广场与学生见面。见面中学生指控陈希同生活奢侈，他回应“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并提出可以公开财产以自证清白。没有任何协议达成。5月18日，学生代表与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面，陈希同在会上强调的是抗议给北京市交通与生产造成的麻烦。这句话被多家同期报道记录下来，它很能说明他此刻的站位：在他眼里，广场上的人首先是首都行政的麻烦，其次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麻烦”这个说法，在一周之内就会被“反革命暴乱”取代。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4月30日接见、5月1日与5月8日发言、5月13日广场见面、5月18日会面，均引赵紫阳回忆录与同期报道）；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关于《天安门文件》与赵紫阳讲话稿传阅记录的分析。

五、戒严：他签了什么，没签什么

职务事实层：1989年5月19日晚，李鹏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首都部分地区将实行戒严。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戒严正式生效；同日，禁止游行、罢工等内容的北京市相关命令，以市长陈希同签署的形式公布。戒严的决定本身出自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层级，不是一个市长能作出的决定；但戒严在北京落地执行的行政面孔，就是市长。命令公布后，更多市民走上街头支援学生，堵住进城通道，部队一时无法执行清场。这是公开史实，各方记述一致。

他人记述层：据李鹏未刊日记《关键时刻》1989年5月18日的记述，在决定下一步行动的会议上，陈希同被指定负责执行戒严令，并有一名军方将领协助。这份日记从未正式出版，其流传文本的真实性在学界有讨论，本档案按“李鹏日记流传文本的记述”引用，标注其未刊性质。与此相关，六四研究者吴仁华等根据戒严部队官兵的回忆材料指出，部队开枪均是在接到命令之后，戒严部队内部文件中多次出现奉命开火的记载——这些材料指向的是军队指挥链，不是陈希同个人，本档案不把军队开火命令归到他个人名下：没有任何公开档案证明陈希同下达过开枪命令，本档案明确记录这一点。

本人自述层：陈希同在《陈希同亲述》中称，他对自己“负责镇压六月三日至四日行动”的说法感到困惑，称自己此前毫不知情，直到2010年李鹏日记流出才第一次听说。该书序言作者吴国光认为，以那几天的混乱程度，他未被事先告知自己在清场中的角色，并非完全不可信。这一辩护是否成立，学界并无定论；但有一点不因自述而改变：戒严在北京市的行政命令上有他的签名，戒严期间北京市政府系统的配合、戒严之后的抓捕与通缉在市一级的执行，都发生在他作为市长的任内。档案的责任认定到这一层为止：他是戒严在首都的行政执行首长与公开代言人；他是否在军队清场的指挥链里、是否事先知情，无公开档案可证，本人晚年否认，本档案两说并记。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5月20日以其名义签署的戒严相关命令，引同期公布文本；李鹏《关键时刻》5月18日记述，未刊日记口径）；吴仁华等关于戒严部队奉命开火的研究（China Change 2018年刊载的问答整理，指向军队指挥链）；《陈希同亲述》（2012年）本人否认口径与吴国光序言。

六、6月1日至2日：最有争议的两天

6月1日儿童节，新华社报道陈希同在一个有两万名儿童参加的庆祝活动上讲话，告诉孩子们不要为抗议担心，说他们很快就能重新进入天安门广场。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因为说这话的四十八小时之后，广场是以清场的方式“重新开放”的。他当时是否已经知道清场决定，无公开记录，本档案不作推断，只记录时间顺序本身。

6月2日，多部记述称陈希同与李锡铭一同到邓小平住处汇报，把抗议描绘成一场旨在颠覆中国发展进程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这个“6月2日到邓家汇报”的情节，在关于六四决策的叙述中流传极广，是“陈希同、李锡铭最后推动邓小平下决心清场”这一说法的主要支点之一。但陈希同本人在《陈希同亲述》中明确否认：他称自己从未去过邓小平的家。两种说法至今没有任何一方拿出可公开核查的同期文件。本档案的处理是：把“6月2日汇报说”标注为多部二手记述的共同说法，把“从未去过邓家”标注为本人晚年否认，两者并列，不判定真伪。需要同时记下的是，无论6月2日那场汇报是否发生、由谁汇报，1989年4月24日北京市委那份把运动定性为有组织动乱的汇报是真实存在、且有回忆录与学术研究交叉支撑的——陈希同的1989年责任，不建立在6月2日这一个争议情节上。

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并执行清场，在西长安街、西单、木樨地、复兴门一带向阻拦的市民开枪，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死亡人数至今没有确切数字：官方口径约三百人（包括士兵）；1989年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称初步统计约三百人死亡、其中北京高校学生23人；6月19日李锡铭向政治局报告的政府确认数字是241人死亡，其中平民218人、学生36人、解放军士兵10人、武警13人，另有约七千人受伤；西方外交与情报来源的估计从七百余人到数千人不等；2017年解密的英国外交电文引述的消息源数字更高，学界对其可靠性有争议。本档案并列这些口径，不采单一数字。陈希同在2012年谈话中否认天安门广场死了数千人的说法，称之为胡说，同时强调也有解放军士兵被打死、烧死——前半句与官方口径一致，后半句也是事实的一部分，本档案都记录在案。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与“六四事件”英文条目（6月1日儿童节讲话、6月2日汇报说、各方死亡数字口径，包括袁木6月6日发布会、李锡铭6月19日政治局报告数字）；《陈希同亲述》关于从未去过邓家的否认（本人自述口径）。

七、清场之后：6月5日的表态与缺席的面孔

清场之后，陈希同是第一批就事件发表官方表态的中共高官之一，时间在6月5日前后。但他的表态没有出现在电视上：表态以文本形式发布，本人没有露面。当年在北京的BBC记者James Miles后来评论说，他没有亲自出面为这份表态站台，本身就是党在镇压之后政治上尚不确定的信号。这是一个记者的观察，本档案按观察口径引用。它倒是点出了一个贯穿陈希同1989年角色的特征：他是这套官方叙事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与宣读者，却几乎从不在镜头前为叙事站台——文件上有他的名字，报告由他来念，面孔却退在后面。

6月5日之后的北京进入抓捕、通缉与清查阶段。北京市一级的通缉、单位清查、媒体整肃，都在他市长任内执行。此后数年，他治下的北京市政府在公开场合始终维持戒严与清场的官方说法，他本人直到1990年3月7日才重新邀请外国新闻机构参加他的记者会。这些都是职务时间线上的事实。就个人层面而言，他在清场后最初几周具体做了什么、签了什么，公开档案极为稀薄，本档案记为：除6月30日报告外，其1989年6月个人活动的逐日记录无公开档案可查。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6月5日表态、未在电视露面、James Miles评论、1990年3月7日记者会，均引BBC与同期报道）。

八、6月30日报告：一份定调文本是怎样署上他名字的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兼北京市市长身份，受国务院委托，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是中共对1989年事件的第一份、也是此后数十年从未更改的官方定调文本。按该书后来结集出版的英文版《Report on Checking the Turmoil and Quell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ebellion》的说明，这份报告就是要在人大常委会上，把官方对事件性质、过程与责任的说法一次性钉死。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把从4月中旬到6月初的抗议整体定性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制造的、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发展成反革命暴乱”，目的是推翻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指控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严重错误，要对动乱的形成与发展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指控陈子明研究所办的《经济学周报》为赵紫阳保驾、图谋推翻邓小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该报在镇压后被关闭；指控香港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为抗议者提供武器与资金，指控刘晓波与纽约的异见人士勾连；称戒严部队在多次警告、伤亡惨重、忍无可忍之下被迫奉命先鸣枪警告、再还击自卫；称受伤人数约六千人。整份报告的重心，与其说是官方认定的“黑手”陈子明、王军涛，不如说是赵紫阳与境外势力——它同时是一份给事件定性的文件，和一份给党内斗争盖棺的文件。

报告在中国研究中被引用了三十多年。法律学者Robin Munro 1991年关于审判“黑手”的研究，开篇就引这份报告里的话：“要彻底胜利，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强化人民民主专政，不遗余力地搜出反革命暴乱分子……”——这段话出自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的报告，它为之后1990年底至1991年初对数十名运动领袖的审判（判刑二年到十三年不等）提供了政治定调。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对《天安门文件》的分析也指出，陈希同在报告中指控赵紫阳5月4日亚行讲话未经邓小平与党批准；而文件材料显示赵至少在5月1日扩大常委会上传阅过讲话稿，陈希同本人就在与会者之列。指控与材料之间的这道裂缝，是读这份报告时必须带着的警觉。

那么，这份报告是陈希同写的吗？他本人在《陈希同亲述》中称，自己从未参与报告的起草过程，只是被选定来宣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说法得到李鹏日记流传文本的旁证：据其6月18日记述，李鹏与江泽民在常委会会议上选定由陈希同宣读报告，而陈希同并未参加起草会议。两份互相敌对的记述在这一点上意外一致。本档案据此记录：报告很可能不是他起草的，但由他宣读、由他署名、由他的声音成为官方文本——在中国政治的文书传统里，宣读者就是责任人之一。他晚年可以说自己只是念稿的人，但1989年6月30日坐在人大常委会主席台上把“反革命暴乱”四个字念给全世界听的，确实是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这一条，不因起草者另有其人而改变。

来源：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报告英文版（New Star Publishers, 1989）出版说明与报告文本；Robin Munro, “Rough Justice in Beijing”, UCLA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1991（引报告原文与1991年审判）；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天安门文件》分析（赵紫阳讲话稿传阅与报告指控的出入）；《陈希同亲述》与李鹏日记6月18日记述（起草与宣读分工，两说互证口径）。

九、镇压之后的升迁：1992年，市委书记与政治局委员

镇压之后最初两年，陈希同的位置并不稳固。政治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分析认为，陈希同一度是接替赵紫阳的人选之一，但邓小平认为他在天安门事件中公开的强硬面孔太过扎眼，不适合接任总书记；相比之下，江泽民在上海以动员工人清除路障的方式平息抗议，赢得了元老的赏识。这段是学者的政治分析，本档案按分析口径引用。

但他的忠诚最终还是换来了晋升。李锡铭因对邓小平经济改革路线持保留态度而失宠后，陈希同于1991年（一说1992年，见下）被选为接替人选的说法见于学术记述；正式任命的时间线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12月（英文维基百科记为1992年10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接替李锡铭。中文与英文公开履历在市委书记就任月份上相差两个月，本档案以“1992年底”表述，并在此注明出入。此时他同时握有北京市党、政最高职务与政治局席位，是地方大员中分量最重的一个，被时论称为“北京帮”的核心。他与新任总书记江泽民之间的紧张，从这时起就是公开的秘密：《纽约时报》1995年5月关于中国权力斗争的报道，正是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同期记录。

值得存档的是这个升迁的逻辑：1989年站得最靠前、把话说得最绝的人，没有因为镇压受到任何内部追究，反而在三年后进入政治局。中共对六四责任的内部处理从来只有一种方向——追究的永远是动摇者与失败者，而不是执行镇压的人。陈希同后来倒台，也不是因为1989年。这一点是理解下一节的前提。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中英文条目（傅士卓分析、1992年政治局委员与市委书记任命，两版月份出入）；《纽约时报》1995年5月10日关于中国权力斗争的报道。

十、王宝森自杀与1995年倒台：从来不是因为1989年

1995年4月4日，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在怀柔郊外开枪自杀，时值中纪委调查人员即将与他谈话之前。王宝森是陈希同的长期亲信，任副市长兼北京市财政局长。此前，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败露，调查发现王宝森曾把北京市政府的1200万美元公款投进这家公司；另有指控称他与陈希同动用数百万美元公款修建供自己使用的豪华别墅。金额细节在不同来源中出入较大，本档案只记有两家以上来源共同支撑的部分：王宝森自杀、死因与对他公款问题的调查直接相关。

王宝森死后22天（一说23天），1995年4月27日，陈希同以对王宝森的问题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一说辞去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建议依法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继续审查。他由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撤职查办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儿子陈小同（公开报道多作“陈小同”）也因受贿被判刑12年（据英文维基百科条目；其子姓名在不同来源中有“陈晓同”等不同写法，本档案按维基百科英文版转写并注明）。

关于这场倒台的原因，观察者与学界的共识多于分歧：这是一场权力斗争的结果。江泽民1989年后从上海进京，总书记位置起初并不稳固，陈希同的“北京帮”被普遍视为对江权威的挑战；邓小平健康恶化之际，江先下手为强。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当年的报道与此后多部研究都持这一分析框架。2006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份后来经维基解密公开的电文也记录说，北京多名消息人士认为陈希同案的指控带有政治化色彩。本档案的立场写明：权力斗争说，是有同期报道与外交电文支撑的主流分析；腐败指控本身有法院判决文本，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一个官员可以既确实收了钱，又恰恰因为权力斗争才被查办。档案要记的是，陈希同被清算的账目里，从头到尾没有1989年那一笔。

来源：维基百科“王宝森”条目（1995年4月4日自杀、无锡新兴公司1200万美元、死后22天陈希同辞职、北京帮与上海帮框架）；维基百科“陈希同”中文条目（1995年9月28日五中全会决定）；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使馆电文06BEIJING20360（2006年9月，北京消息人士认为指控政治化，电文口径）。

十一、开除党籍与1998年判刑：贪污十三年，玩忽职守三年

1997年8月29日，经中纪委审查，陈希同被开除党籍。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陈希同犯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据日文维基百科转引的判决要点：法院认定他在1991年至1994年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收受企业所送价值55.5万元人民币的贵重物品，并动用3521万元公款违规修建豪华别墅；另有英文分析（Probe International刊载的评论）称，其贪污部分在案卷中体现为任职期间收受22件总价值十余万元的礼品（手表、钢笔、相机等，主要来自香港商界联系），玩忽职守部分则源于两栋豪华别墅的超标修建与运营开支。不同来源对金额的转述出入明显——从十余万元礼品到3521万元别墅公款，再到个别海外传闻中大得多的数字——本档案只并列记录有出处的口径，并明确提示：坊间流传的巨额数字（如所谓22亿美元）无可靠来源支撑，不予采信。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腐败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个被判刑的政治局委员，在当时的刑期排序里，他的16年一度是同类案件的标尺。判决之后，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他的儿子被判12年。小说家陈放以此案为原型写的小说《天怒》1996年（一说1997年）出版后大卖，随后被当局以泄密为由查禁，盗版反而流传更广——这本书的存在本身，说明此案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冲击程度。

本节最后必须把话说回档案的主题上：1998年的判决书里，罪名是贪污与玩忽职守，数额是几十万元的礼品与几千万元的别墅。1989年6月30日那份由他署名的报告、1989年5月20日以他名义公布的戒严命令、1989年4月24日那份定调汇报，没有一项进入任何一份司法文书。这不是疏漏，这是制度的一贯做法：镇压的执行者若倒台，倒的只能是钱的问题，因为一旦追究政策责任，追究的链条就会向上延伸到作出决策的整个最高层。陈希同的16年，买断的正是这条链条。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中文条目（1997年8月29日开除党籍、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院判刑16年）；日文维基百科“陳希同”条目转引判决要点（55.5万元物品、3521万元公款别墅）；Probe International 2004年评论（22件礼品口径，评论来源）；维基百科英文条目（其子判刑12年、《天怒》出版与查禁）。

十二、保外就医是哪一年：2004与2006之争

陈希同离开秦城监狱的时间，公开来源存在两个互相冲突的年份，本档案不回避，直接并列。第一种说法是2004年：英文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称他于2004年以健康原因为由离开秦城监狱（假释／保外）；法新社2012年5月关于《陈希同亲述》的报道同样称他于2004年获得保外就医。第二种说法是2006年：多部落马官员年表（China's Fallen Mighty系列）称他服刑八年后于2006年获保外就医；日文维基百科称2006年7月香港报纸报道他因癌症治疗获保释；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使馆电文（2006年9月25日）也记录，北京多名消息人士当时证实，陈希同已因医疗原因获假释，在北京家中居住、有人看守。

两种说法的可能调和方式是：2004年先离开秦城监狱转入某种监外或医院羁押状态，2006年才正式办理保外就医并回家居住——但这只是推测，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公开可查。本档案的认定是：他确定在2006年9月之前已经离开监狱、在北京家中或医院度过晚年（有使馆电文这一同期外交记录支撑）；他正式获保外就医手续的准确年份，2004与2006两说并存，记为未核。2009年12月，《羊城晚报》曾报道他身患晚期癌症、在医院治疗。此后他深居简出，直到2012年那本书出版。

来源：维基百科“陈希同”英文条目与法新社2012年5月29日报道（2004年说）；China's Fallen Mighty年表、日文维基百科（2006年说）；美国使馆电文06BEIJING20360，2006年9月25日（已保外、在家居住，电文口径）；《羊城晚报》2009年12月报道（晚期癌症住院，经日文维基百科转引）。

十三、《陈希同亲述》：2012年的自辩，应当怎样读

2012年6月，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陈希同亲述：一位高级领导人的自述》（英文报道作Conversations with Chen Xitong），作者姚建复是新华社退休记者，书稿基于2011年1月至2012年4月间对陈希同的八次访谈，学者吴国光作序。法新社、《卫报》、《南华早报》在出版前数日（2012年5月29日前后）相继报道，标题几乎一致：前北京市长对天安门镇压表示“遗憾”。书的出版时间选在六四纪念日之前数日，这一安排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书中陈希同的核心说法有五条。第一，他说对1989年6月4日的事件感到“遗憾”（sorry），称“如果处理得当，六月四日事件中本不该死任何人”，又说“我无能为力，非常遗憾”，并表示相信1989年这段历史的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第二，他否认自己是推动动武、向邓小平夸大抗议以争取动武授权的强硬派关键人物，称自己从未去过邓小平家（见正文第六节）。第三，他称主要是李锡铭向他传递了关于学生抗议的错误信息——把4月定调的责任相当一部分推给了已于更早去世、无从对质的李锡铭。第四，他称1989年6月30日报告不是他起草的，他只是被选定宣读（这一点与李鹏日记的记述互证，见正文第八节）。第五，关于戒严执行，他称对自己被指定负责戒严执行的说法毫不知情，直到2010年李鹏日记流出才听说（见正文第五节）。对自己的腐败案，他称那是“文革以来、或者说1989年以来涉及高级领导人的最大冤案”，是荒谬的错判。

但这本书不能只读成一份忏悔录。同期报道同时记录了他没有改变的部分：有报道称他自述始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反对动乱是他当时的基本态度，至今未变；他否认天安门广场死了数千人的说法，称之为胡说；他反复强调也有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被烧死。换句话说，他遗憾的是“死了人”这个结果，他推卸的是“我下的令、我作的主”这个责任，他保留的是“那是一场动乱、必须反对”这个定性。这三层必须分开：遗憾是真实的情感记录，推卸是与同期档案有出入的自辩，定性保留则说明，他至死没有否定1989年那套官方叙事的根基——而那套叙事的定调文本，恰恰是他1989年6月30日亲口念出来的那一份。

本档案对这本书的总体处理原则是：它是一份当事人的晚年自述，是史料，但不是裁决。它与档案冲突时（如6月2日是否去过邓家），两说并列；它与敌对来源互证时（如报告的起草与宣读分工），可以采信为较强的旁证；它提供的情感信息（“遗憾”二字）照实记录，但不把它放大为忏悔或道歉——他从未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从未要求为六四平反，也从未否定“平暴”的定性。一个镇压的署名者晚年说了一句“本不该死人”，档案应当记下这句话，也应当记下这句话的全部边界。

来源：法新社2012年5月29日报道（遗憾表述、八次访谈、姚建复、《陈希同亲述》出版安排）；《卫报》2012年5月29日Tania Branigan报道（“镇压是一场悲剧”）；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关于该书的整理（从未去过邓家、李锡铭误导说、未参与起草、吴国光序言、否认数千人死亡说、坚定共产主义者表述）；新华社退休记者姚建复访谈成书信息（经法新社报道）。

十四、制裁核查：无公开制裁记录

按本站人物档案的统一项目，本节核查陈希同是否被外国政府正式制裁。核查结论：无公开制裁记录。截至本档案核查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公开名单、欧盟与英国公开制裁名单、加拿大依据其马格尼茨基法公布的列名中，均未查到以陈希同个人为对象的正式制裁决定。他于2013年去世，此后也不再存在对其个人新增制裁的程序空间。

需要与此区分的是另一类事实：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美国与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曾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等对国家的制裁措施，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至今名义上仍在；但那是针对国家的措施，不是对陈希同个人的列名制裁。海外司法追究方面，与部分六四相关人物在海外被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不同，本档案未查到陈希同个人在外国法院被起诉并进入程序的可核查主流报道，记为无公开记录。以1989年镇压责任追究其个人的司法程序，在任何国家都从未发生过；以腐败责任追究的，只有1998年中国法院的那一份判决。

来源：美国OFAC、欧盟、英国、加拿大政府公开制裁名单核查（截至2026年10月，未见其个人列名）；1989年后美欧对华武器禁运为公开史实（对国家措施，非个人制裁）。

十五、死亡与身后：2013年6月2日，离六四二十四周年只差两天

2013年6月2日，陈希同因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有英文名单误记为84岁，以出生1930年6月10日、逝世2013年6月2日计算为82岁，本档案以82岁为准）。新华社发布了简短的去世消息。《纽约时报》2013年6月5日刊发讣闻（Chris Buckley撰写），标题直陈其身份：“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的北京市长陈希同逝世，享年82岁”；BBC中文网2013年6月6日以“六四事件关键人物：陈希同”为题作了专题回顾。他去世的日子，离六四二十四周年只差两天；若按其16年刑期从1998年判决起算，他的刑期原本也只剩不到两个月就要届满。

他死后，官方对他的评价没有任何松动：没有追悼规格上的恢复名誉，没有对1989年角色的任何重评，党籍也没有恢复——他是以一个被开除党籍的贪污犯的身份离开的。而在官方叙事之外，他的名字留在了两个地方：一是1989年6月30日那份报告的文本，至今仍是官方六四叙事的源头文件，报告的每一句定性都还在官方话语里活着；二是他2012年留下的那句“本不该死任何人”。这两个遗产互相矛盾，而矛盾本身就是他一生的注脚：他亲手念出了把抗议者定性为暴徒的文本，又在二十三年后说那场流血本可以避免。档案不替他调和这两句话，档案只负责把两句话都钉在纸上，并注明各自的日期：1989年6月30日，与2012年。

来源：新华社2013年去世消息（经维基百科转引）；《纽约时报》2013年6月5日讣闻（Chris Buckley）；BBC中文网2013年6月6日专题；维基百科“陈希同”条目（2013年6月2日因癌症逝世、终年82岁）。

十六、本站评议：署名者的责任，不因“只是念稿”而消失

把陈希同的一生压缩成档案语言，是这样的：一个从派出所副所长做起的北京基层干部，靠三十九年的组织忠诚爬上市长的位置；在1989年春天的五十天里，他向上汇报时把学生的抗议说成有组织的动乱，向社会公布时在戒严命令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向全国宣读时把一场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清场说成“平息反革命暴乱”；三年后他进入政治局，六年后以贪污犯的身份倒台，二十二年后他在病床上说，本不该死人。

本站的评议只扣着本案事实说三点。第一，他的责任是“署名者与执行者”的责任，不是“最高决策者”的责任：决定动武的是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所在的最高层，没有任何档案证明开枪命令出自陈希同；把最高层的账算到他头上，是替真正的决策者开脱。但反过来，他晚年把自己说成毫不知情的傀儡，同样与档案不符——4月24日的汇报有他的名字，5月20日的命令有他的签名，6月30日的报告是他的声音。一个人在文件上签了三次字，不能在二十三年后说自己只是路过。第二，这套体制对他的全部处理，恰好示范了它处理镇压责任的方式：1989年的事迹让他升进政治局，1995年的钱让他进了秦城。被审判的从来不是镇压，而是站错队与伸错手；被判刑的陈希同，罪名里没有一个字与广场上的死者有关。第三，他的那句“遗憾”值得记录，也只值得按它的原样记录：它不是道歉，不是平反要求，甚至没有伴随对“暴乱”定性的任何松动。一个人可以同时是镇压文本的宣读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腐败判决的被告人和晚年的一句遗憾——档案的职责是让他以这全部面目留下来，而不是替后人把他简化成任何单一的一种。

陈希同死了，报告还活着。1989年6月30日那份文本定下的说法——动乱、暴乱、境外势力、戒严部队被迫自卫——至今仍是官方对六四的全部解释框架，仍在教科书、纪念馆与外交场合被原样复述。记录陈希同，就是记录这套说法是怎样被一个人念出来、又随这个人的倒台与死亡被体制本身悄悄撇清关系的：体制可以把宣读报告的人打成贪污犯，却从不打算收回他念过的那份报告。这正是本站把他列入人物档案的原因。

来源：本节为本站基于正文所引档案事实的评议；事实部分分别见正文第三节（4月24日汇报）、第五节（戒严命令签署）、第八节（6月30日报告）、第十一节（1998年判决罪名）、第十三节（2012年自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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